薄熙来案件从8月济南庭审至9月22日宣判这一过程，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薄熙来的庭辩，都集中于薄是否贪污腐败，刻意回避了薄案的真正缘由，即薄案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中南海极力要抹去薄案政治斗争与权力斗争的色彩，自有其难以言表的苦衷。
*苦果之一：利益分裂与党内政治竞争*
中共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元化政治，权力传承也是上一代党魁们协商后指定（但却宣称是“人民选出来”的）。薄熙来为中共所不容的 就是他高调挑战了这一党内游戏规则。更麻烦的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并非被党视若寇仇的自由知识分子与异议人士，而是党内政治势力，以及与党有千丝万缕关系、 由党大力扶持，专门对付民主自由人士的新老左派。让党尤其不开心的是，西方社会也有人对薄十分称许，不少人意犹未尽，希望薄熙来还有可能复出。
对于党内高层的挺薄势力，即陈元、刘源、张海阳等一干太子党成员，习近平采取了恩威并施、打击与给出路并用的方式，或是从原来的岗位被调走，比如曾 贷数百亿巨款支持“重庆模式”的陈元，已从炙手可热的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位置上调离；或是在原岗位上等候退休“荣养”，如刘源、张海阳。陈、刘还分别赐予 了一个全国政协的职务以示安抚。
上述这些人支持薄，其实各有利益盘算，比如刘源一直惦记着恢复其父亲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即使在薄未系狱之时，也有风险考量。今年8月31日 《纽约时报》在“薄熙来称依照中央命令处理王立军”一文透露的细节颇值玩味：“王立军被送到北京后，令计划负责的中央办公厅秘密地命令首都的一家部队医院 对王立军进行精神病检查。……该医院确认王立军患有间歇性精神问题。如果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可能会让人们质疑王立军关于谋杀的说辞，还有他提出的其他指 控”，因此，薄熙来请求监督这座北京医院的刘源将军帮助泄露检查结果，但却遭到了拒绝，使薄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薄熙来的重刑可能对这些人有威慑作用，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党内自家人的争权之意。令习恼火的是另外两种评判，其一是薄熙来富有政治才能，党出于自 身前途考虑，应该任用有才能的政治人物，其二是薄熙来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比如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凯瑞·布朗（Kerry Brown），就对薄熙来的殒落充满了惋惜之情，认为“中共丧失了一个当今最有才能的政治人物”，薄“是他这一代人当中仅有的既拥有显赫权力，又真正接触 人民、和人民直接对话的人”，“他的遗产不会轻易消失，有关他权力沉浮的质疑也不会消失。薄熙来最后的告别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 或许多年以后会因此后悔不已。”
这位教授对薄熙来“真正接触人民、和人民直接对话”的看法大概是缘于薄在重庆曾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并获得一定成功。但这位布朗教授完全忘记了中国是中 共统治下的新极权政治，这种政治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的逆淘汰机制与权力更替的不确定性，两者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劣胜优汰，领袖人物一代不如一代，这既是 苏共经验，也是中共与北韩的经验。布朗教授认可的薄熙来的个人魅力与才能，正好成为薄在政治竞争中的招祸之由。
共产党政治不允许政治竞争，认为竞争的存在就意味着党的分裂，不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高层接班人也只能由最高层“集体商定”，谁要主动争取则是无视 党的组织纪律，藐视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因此，党中央无法公开解释：为什么薄熙来这么多年能够“特立独行”不受干预，为什么薄的“重庆模式”曾红透一时，吸 引党内高官蜂拥捧场。如果中共想解释这些，只会加剧党内分裂，导致更大的政治麻烦，所以还是祭出反腐法宝比较省事。
*苦果之二：薄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符合中共意识形态*
薄熙来在其争取“入常”的政治竞争中，除了获得部分“太子党”成员的隐形支持之外，他还努力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唱红”与“分蛋糕”，前者是用左派 那套自称代表底层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压榨的话语系统加以包装，后者是动用薄熙来运用关系网络借来的巨额资金，如从国家开发银行借来巨额贷款，改善重庆的公 共服务与民生，比如建立交巡警平台、改善治安、为底层提供廉租房，进行福利补贴等。“打黑”打击的是民营企业主，虽然其中有不少是被冤枉的，但在被贫富悬 殊撕裂的中国社会，大多数民众对这些有“原罪”的企业家并不同情。
可以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挑起的乃是中国改革30余年以来不断积累的深层矛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鸿沟不断扩大。这种 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社会底层将毛时代的“均贫”不断理想化，镀上了一层厚厚的“社会平等”色彩。他们当中不少人相信薄熙来是能够为他们谋福利的领袖。这些 经济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如下岗工人等并无自组织能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只是无数个零的汇合，但一旦找到他们的那个“1”，即领袖人物，因其人数众多，蕴含 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觑。
这一点让中共极其尴尬，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当年起家时号称“穷人党”，以“剥夺剥夺者”为号召，发动底层革命。中共改革以来的现实与当初 建政时的许诺完全相悖，中共对此假作不见，教育宣传仍然沿袭旧的意识形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完全占据据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是利用社会底层这些 “穷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政治竞争增添筹码。
有政治眼光的清醒者当然都明白薄熙来只是因为政治需要，才采取这种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的做法。他的“打黑”变成“黑打”，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坚决主张 用毛泽东的专制高压手段维护中共现存统治的专制者。问题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实行的其实只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 路线”：严格控制思想言论，反对民主宪政、打压资本（习还包括外国资本），唯一不同的是，习没有花力气改善公共服务系统，用福利安抚社会底层。习没有这样 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与薄处于不同的位置：薄位在督抚，用的是朝廷的银子，比如国家开发银行那无硬性偿债责任的巨额贷款；习位在“主君”，朝廷的银子用得太 多，拉下的亏空是自己的。
薄熙来的个人命运已经尘埃落定，但薄案留下的这两颗政治苦果犹在，它会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悄悄成长，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再次卡住中共的喉咙（底层 的平均主义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瓶颈）。这一次中共硬生生地将这两颗苦果吞了下去，下次中共是否还有同样的幸运？只有天知道。
中南海极力要抹去薄案政治斗争与权力斗争的色彩，自有其难以言表的苦衷。
*苦果之一：利益分裂与党内政治竞争*
中共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元化政治，权力传承也是上一代党魁们协商后指定（但却宣称是“人民选出来”的）。薄熙来为中共所不容的 就是他高调挑战了这一党内游戏规则。更麻烦的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并非被党视若寇仇的自由知识分子与异议人士，而是党内政治势力，以及与党有千丝万缕关系、 由党大力扶持，专门对付民主自由人士的新老左派。让党尤其不开心的是，西方社会也有人对薄十分称许，不少人意犹未尽，希望薄熙来还有可能复出。
对于党内高层的挺薄势力，即陈元、刘源、张海阳等一干太子党成员，习近平采取了恩威并施、打击与给出路并用的方式，或是从原来的岗位被调走，比如曾 贷数百亿巨款支持“重庆模式”的陈元，已从炙手可热的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位置上调离；或是在原岗位上等候退休“荣养”，如刘源、张海阳。陈、刘还分别赐予 了一个全国政协的职务以示安抚。
上述这些人支持薄，其实各有利益盘算，比如刘源一直惦记着恢复其父亲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即使在薄未系狱之时，也有风险考量。今年8月31日 《纽约时报》在“薄熙来称依照中央命令处理王立军”一文透露的细节颇值玩味：“王立军被送到北京后，令计划负责的中央办公厅秘密地命令首都的一家部队医院 对王立军进行精神病检查。……该医院确认王立军患有间歇性精神问题。如果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可能会让人们质疑王立军关于谋杀的说辞，还有他提出的其他指 控”，因此，薄熙来请求监督这座北京医院的刘源将军帮助泄露检查结果，但却遭到了拒绝，使薄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薄熙来的重刑可能对这些人有威慑作用，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党内自家人的争权之意。令习恼火的是另外两种评判，其一是薄熙来富有政治才能，党出于自 身前途考虑，应该任用有才能的政治人物，其二是薄熙来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比如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凯瑞·布朗（Kerry Brown），就对薄熙来的殒落充满了惋惜之情，认为“中共丧失了一个当今最有才能的政治人物”，薄“是他这一代人当中仅有的既拥有显赫权力，又真正接触 人民、和人民直接对话的人”，“他的遗产不会轻易消失，有关他权力沉浮的质疑也不会消失。薄熙来最后的告别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 或许多年以后会因此后悔不已。”
这位教授对薄熙来“真正接触人民、和人民直接对话”的看法大概是缘于薄在重庆曾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并获得一定成功。但这位布朗教授完全忘记了中国是中 共统治下的新极权政治，这种政治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的逆淘汰机制与权力更替的不确定性，两者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劣胜优汰，领袖人物一代不如一代，这既是 苏共经验，也是中共与北韩的经验。布朗教授认可的薄熙来的个人魅力与才能，正好成为薄在政治竞争中的招祸之由。
共产党政治不允许政治竞争，认为竞争的存在就意味着党的分裂，不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高层接班人也只能由最高层“集体商定”，谁要主动争取则是无视 党的组织纪律，藐视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因此，党中央无法公开解释：为什么薄熙来这么多年能够“特立独行”不受干预，为什么薄的“重庆模式”曾红透一时，吸 引党内高官蜂拥捧场。如果中共想解释这些，只会加剧党内分裂，导致更大的政治麻烦，所以还是祭出反腐法宝比较省事。
*苦果之二：薄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符合中共意识形态*
薄熙来在其争取“入常”的政治竞争中，除了获得部分“太子党”成员的隐形支持之外，他还努力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唱红”与“分蛋糕”，前者是用左派 那套自称代表底层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压榨的话语系统加以包装，后者是动用薄熙来运用关系网络借来的巨额资金，如从国家开发银行借来巨额贷款，改善重庆的公 共服务与民生，比如建立交巡警平台、改善治安、为底层提供廉租房，进行福利补贴等。“打黑”打击的是民营企业主，虽然其中有不少是被冤枉的，但在被贫富悬 殊撕裂的中国社会，大多数民众对这些有“原罪”的企业家并不同情。
可以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挑起的乃是中国改革30余年以来不断积累的深层矛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鸿沟不断扩大。这种 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社会底层将毛时代的“均贫”不断理想化，镀上了一层厚厚的“社会平等”色彩。他们当中不少人相信薄熙来是能够为他们谋福利的领袖。这些 经济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如下岗工人等并无自组织能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只是无数个零的汇合，但一旦找到他们的那个“1”，即领袖人物，因其人数众多，蕴含 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觑。
这一点让中共极其尴尬，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当年起家时号称“穷人党”，以“剥夺剥夺者”为号召，发动底层革命。中共改革以来的现实与当初 建政时的许诺完全相悖，中共对此假作不见，教育宣传仍然沿袭旧的意识形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完全占据据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是利用社会底层这些 “穷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政治竞争增添筹码。
有政治眼光的清醒者当然都明白薄熙来只是因为政治需要，才采取这种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的做法。他的“打黑”变成“黑打”，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坚决主张 用毛泽东的专制高压手段维护中共现存统治的专制者。问题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实行的其实只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 路线”：严格控制思想言论，反对民主宪政、打压资本（习还包括外国资本），唯一不同的是，习没有花力气改善公共服务系统，用福利安抚社会底层。习没有这样 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与薄处于不同的位置：薄位在督抚，用的是朝廷的银子，比如国家开发银行那无硬性偿债责任的巨额贷款；习位在“主君”，朝廷的银子用得太 多，拉下的亏空是自己的。
薄熙来的个人命运已经尘埃落定，但薄案留下的这两颗政治苦果犹在，它会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悄悄成长，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再次卡住中共的喉咙（底层 的平均主义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瓶颈）。这一次中共硬生生地将这两颗苦果吞了下去，下次中共是否还有同样的幸运？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