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让人无法接受的消息：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于10月12日对该区金华镇上铺村空山坝7.2万平方米“违法建筑”实施拆除，在参加“拆违行动”的2671人中，有837人是当地大学生。
这件事只是中国青年正在被培养成利益动物的一个例证。
*青年学生的“利益动物化”趋势*
先简述这条已隐然成形的低端维稳链条。据《新京报》报道，这一链条通过四层转包形成：拆迁活的发包方是政府，第一承包者是当地的保安公司，保安公司 再将维稳任务批发给第二承包者，即一些被称为“师兄”的年长大学生。师兄出面组织在校大学生参与拆违，半天的薪酬是80元。据说，学生参与“拆违”已成为 贵阳大规模拆违活动常规，这支“学生军”5个月参加了6次拆违。
值得一提的是，与众多当信息员、五毛的大学生一样，这些学生参加拆迁并没有任何良心负担，记者在采访时得知，没能参加的学生因为没有机会挣钱而感到气愤。
这条消息见报之后，国内网友深感气愤。有网友嘲讽说，“由所谓的‘爱国愤青’到‘参与者’，只须区区几十元。这就是贵州大学生的节操。”“北京师范 大学团委”发表微博说，贵州大学生参与拆违，本该在学校读书治学的年轻人被无辜牵扯进社会漩涡中，学校、老师对学生的保护从何谈起？
看了这话之后我只能苦笑。“北京师范大学团委”对学校现在如何培养学生应该知根知底。活跃在各大学校园里的“红马甲”（即校园五毛党）、充当告密者 的信息员，不就是通过各学校团委、学生工作办公室招聘的么？网络这个舆论阵地难道不是社会旋涡？与拆迁学生军相同的是都得出卖灵魂与良知，不同的只是工 种：红马甲、信息员干的是“文活”，隐身在暗处；“拆迁学生军“干的是“湿活”，得公开出场。
官方在学生中招聘红马甲与信息员，就是用利益诱导，将青年驯化成放弃良知、唯利是图的利益动物。这些人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量产生的左翼 青年不是同类，因为那些左翼青年不少出身于中产之家甚至富裕之家，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痛恨当时的黑暗政治，绝对不象今天这批五毛左派愤青这样，在利益 驱动之下亲身参与制造黑暗。
*共产运动与恐怖主义的特点：善于动员青少年*
青年人从来就是社会变革的主力。一种文明的存续及发展，全在于这个国家如何教育青年。正常的国家都会将教育青年视为对国家未来的重要投资。进入近现代以来，励志改变社会的人群更是以青年为主。中国这条脉络从“五四运动”一直延续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
但是，青少年在其社会化过程中（16岁以前），其思想价值观还未定形，可塑性强，也因此非常容易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求诸历史，我们会发现，动员青 年甚至儿童参加政治运动，是极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基本特点。希特勒将德国青年塑造成信奉纳粹主义的“国家青年”；苏共创立共青团组织，将青年培养成苏共所 需要的革命后备军。中共不仅向苏共摹仿共青团这一形式动员组织青年，还将革命动员延伸至少年儿童。许多利用儿童团与敌人作斗争的故事，如“王二小放羊”被 编成歌曲传唱，许多杜撰的儿童英雄还被拍成电影，如小兵张嘎、潘冬子之类。凡属被毛泽东思想照耀的东南亚邻国莫不照搬这种宣传模式，20世纪60年代，华 人组成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在其势力范围内，就从幼儿园开始教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教跳“忠字舞”。阿富汗的塔利班/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吸收儿童与青少年参加基地组织，利 用青少年的无知与盲从，从事各种血腥的恐怖活动。
从上述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出青年运动的种种不足甚至反社会倾向，一些运动的参加者臻于成熟之后，也会认真反思当年的不足。但上述运动均没有以赤裸裸 的追求金钱为号召。希特勒的“国家青年”是以纳粹主义为理想，欧洲的1968运动以反越战为主诉，错将他们不了解的“红色文革”当理想，但都诉诸一种意识 形态。塔利班组织对青少年的暴力恐怖教育，也是以“真主”之名。纯粹以物质利益为诱饵，这是中国现阶段独有的现象。
*左派愤青、五毛与底层无业青年的奇特交集*
中国的左派愤青、五毛大多来自于底层无业青年。在与权力（当局）的关系上，左派愤青与五毛都属于心理依附型；在与资本的关系上，两者都对外国资本、 民营资本恨之入骨，认为国家垄断经济理所当然，这两点都是当局所需要的。还有一部分底层青年则走到了另一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机会稀缺，社会上升通道 狭窄的中国社会，革命就意味着人生的机会，至于什么类型的革命才有利于中国的将来，他们考虑得较少。这批人将成为未来中国革命的潜在响应者。更多的底层青 年则处于挣扎求活的浑噩状态。
在三者当中，左派愤青的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他们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意识形态教育。他们有意忽视真实历史，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毛时代没有腐败、人人 平等的红色神话，认为自己在追求公平与正义。但他们的公平概念不是西方社会那种基于机会均等的平等正义观，而是结果均等的小农平等观。左派愤青（包括新左 与毛左）的思想特点，我在《帮闲时代：新左派对权力的曲意逢迎 – 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之回顾（二）》、《诅咒市场经济错在哪里？》等多篇文章中都谈过，此处不赘。但这三者之间的身份转换非常容易，只需要有 利益吸引，他们就甘愿被利益驱使，不独贵阳参加拆迁的这些“学生军”，五毛如此，一些政治反对者在遭受当局强大压力与利益诱惑之下，也是如此。
上述三类人产生的社会大背景相同，即中国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几乎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经济就处于无就业增长状态，知识型劳动力严重过剩。出身农 村与城市底层平民之家的青年，幸运一点能够低薪就业，不幸运一点的则一职难求。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希特勒当年能够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将德国青年驯化成了 充满法西斯主义精神的“国家青年”，让战争与种族灭绝成为滋养“国家青年”的意识形态营养土；目前中共政府意识形态处于衰微状态，无法成功地为自己驯养出 “国家青年”，也没法用外部战争与种族灭绝作为意识形态营养土，所以只能以利益作为凝聚手段。当社会无业青年越来越多的时候，政府提供的利益即使稀薄，也 能短期内聚合为其服务的人群，大量五毛存在即是一例。
一个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培养本国青年，就会获得怎样的未来。中国政府让青年一代成为无原则生存的利益动物 – 只要能够活下去，告密、当特务、线人、五毛，什么都愿意干，那么，中共的“凝聚力“，即暴力与谎言支撑的维稳体制，就只能依靠金钱支撑，一旦财源枯竭，中 共将丧失这所谓“凝聚力”，唯利是图的乌合之众不仅将加入为中共送葬的队伍，还会葬送中国的未来.
这件事只是中国青年正在被培养成利益动物的一个例证。
*青年学生的“利益动物化”趋势*
先简述这条已隐然成形的低端维稳链条。据《新京报》报道，这一链条通过四层转包形成：拆迁活的发包方是政府，第一承包者是当地的保安公司，保安公司 再将维稳任务批发给第二承包者，即一些被称为“师兄”的年长大学生。师兄出面组织在校大学生参与拆违，半天的薪酬是80元。据说，学生参与“拆违”已成为 贵阳大规模拆违活动常规，这支“学生军”5个月参加了6次拆违。
值得一提的是，与众多当信息员、五毛的大学生一样，这些学生参加拆迁并没有任何良心负担，记者在采访时得知，没能参加的学生因为没有机会挣钱而感到气愤。
这条消息见报之后，国内网友深感气愤。有网友嘲讽说，“由所谓的‘爱国愤青’到‘参与者’，只须区区几十元。这就是贵州大学生的节操。”“北京师范 大学团委”发表微博说，贵州大学生参与拆违，本该在学校读书治学的年轻人被无辜牵扯进社会漩涡中，学校、老师对学生的保护从何谈起？
看了这话之后我只能苦笑。“北京师范大学团委”对学校现在如何培养学生应该知根知底。活跃在各大学校园里的“红马甲”（即校园五毛党）、充当告密者 的信息员，不就是通过各学校团委、学生工作办公室招聘的么？网络这个舆论阵地难道不是社会旋涡？与拆迁学生军相同的是都得出卖灵魂与良知，不同的只是工 种：红马甲、信息员干的是“文活”，隐身在暗处；“拆迁学生军“干的是“湿活”，得公开出场。
官方在学生中招聘红马甲与信息员，就是用利益诱导，将青年驯化成放弃良知、唯利是图的利益动物。这些人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量产生的左翼 青年不是同类，因为那些左翼青年不少出身于中产之家甚至富裕之家，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痛恨当时的黑暗政治，绝对不象今天这批五毛左派愤青这样，在利益 驱动之下亲身参与制造黑暗。
*共产运动与恐怖主义的特点：善于动员青少年*
青年人从来就是社会变革的主力。一种文明的存续及发展，全在于这个国家如何教育青年。正常的国家都会将教育青年视为对国家未来的重要投资。进入近现代以来，励志改变社会的人群更是以青年为主。中国这条脉络从“五四运动”一直延续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
但是，青少年在其社会化过程中（16岁以前），其思想价值观还未定形，可塑性强，也因此非常容易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求诸历史，我们会发现，动员青 年甚至儿童参加政治运动，是极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基本特点。希特勒将德国青年塑造成信奉纳粹主义的“国家青年”；苏共创立共青团组织，将青年培养成苏共所 需要的革命后备军。中共不仅向苏共摹仿共青团这一形式动员组织青年，还将革命动员延伸至少年儿童。许多利用儿童团与敌人作斗争的故事，如“王二小放羊”被 编成歌曲传唱，许多杜撰的儿童英雄还被拍成电影，如小兵张嘎、潘冬子之类。凡属被毛泽东思想照耀的东南亚邻国莫不照搬这种宣传模式，20世纪60年代，华 人组成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在其势力范围内，就从幼儿园开始教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教跳“忠字舞”。阿富汗的塔利班/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吸收儿童与青少年参加基地组织，利 用青少年的无知与盲从，从事各种血腥的恐怖活动。
从上述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出青年运动的种种不足甚至反社会倾向，一些运动的参加者臻于成熟之后，也会认真反思当年的不足。但上述运动均没有以赤裸裸 的追求金钱为号召。希特勒的“国家青年”是以纳粹主义为理想，欧洲的1968运动以反越战为主诉，错将他们不了解的“红色文革”当理想，但都诉诸一种意识 形态。塔利班组织对青少年的暴力恐怖教育，也是以“真主”之名。纯粹以物质利益为诱饵，这是中国现阶段独有的现象。
*左派愤青、五毛与底层无业青年的奇特交集*
中国的左派愤青、五毛大多来自于底层无业青年。在与权力（当局）的关系上，左派愤青与五毛都属于心理依附型；在与资本的关系上，两者都对外国资本、 民营资本恨之入骨，认为国家垄断经济理所当然，这两点都是当局所需要的。还有一部分底层青年则走到了另一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机会稀缺，社会上升通道 狭窄的中国社会，革命就意味着人生的机会，至于什么类型的革命才有利于中国的将来，他们考虑得较少。这批人将成为未来中国革命的潜在响应者。更多的底层青 年则处于挣扎求活的浑噩状态。
在三者当中，左派愤青的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他们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意识形态教育。他们有意忽视真实历史，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毛时代没有腐败、人人 平等的红色神话，认为自己在追求公平与正义。但他们的公平概念不是西方社会那种基于机会均等的平等正义观，而是结果均等的小农平等观。左派愤青（包括新左 与毛左）的思想特点，我在《帮闲时代：新左派对权力的曲意逢迎 – 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之回顾（二）》、《诅咒市场经济错在哪里？》等多篇文章中都谈过，此处不赘。但这三者之间的身份转换非常容易，只需要有 利益吸引，他们就甘愿被利益驱使，不独贵阳参加拆迁的这些“学生军”，五毛如此，一些政治反对者在遭受当局强大压力与利益诱惑之下，也是如此。
上述三类人产生的社会大背景相同，即中国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几乎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经济就处于无就业增长状态，知识型劳动力严重过剩。出身农 村与城市底层平民之家的青年，幸运一点能够低薪就业，不幸运一点的则一职难求。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希特勒当年能够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将德国青年驯化成了 充满法西斯主义精神的“国家青年”，让战争与种族灭绝成为滋养“国家青年”的意识形态营养土；目前中共政府意识形态处于衰微状态，无法成功地为自己驯养出 “国家青年”，也没法用外部战争与种族灭绝作为意识形态营养土，所以只能以利益作为凝聚手段。当社会无业青年越来越多的时候，政府提供的利益即使稀薄，也 能短期内聚合为其服务的人群，大量五毛存在即是一例。
一个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培养本国青年，就会获得怎样的未来。中国政府让青年一代成为无原则生存的利益动物 – 只要能够活下去，告密、当特务、线人、五毛，什么都愿意干，那么，中共的“凝聚力“，即暴力与谎言支撑的维稳体制，就只能依靠金钱支撑，一旦财源枯竭，中 共将丧失这所谓“凝聚力”，唯利是图的乌合之众不仅将加入为中共送葬的队伍，还会葬送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