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自1990年代以来，我已多次来台湾交流，但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从没有静心坐下来好好欣赏，用心体会。这一次因机缘巧合要在台湾停留一个学期，从而让我有机会对台湾社会有一个近距离观察，也有了诸多不一样的感悟。
这一次比较巧的是，我连着在台湾过了三个节日：中秋、“十一”和“双十”。
中秋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台湾依然如此。我虽然没有机会深入台湾社会底层体会民众怎样过中秋，究竟与大陆民众的中秋节庆有哪些不同，但我感觉台湾 人没有像我们大陆那样给中秋节赋予更多意义，比如长假，比如旅游。或许是因为两岸发展的差距，台湾显得更安静，大陆稍嫌有点闹。
紧接着是“十一”。毫无疑问，对于大陆来说，“十一”是意义重大的政治节日，天安门的升旗仪式，广场的致敬仪式，铺天盖地花的海洋，以及调整过来的 长假，所有旅游景点普遍爆满，所有交通工具全负荷运行依然无法满足需求，大约都是“十一”的标志，既是大陆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成长的结果，似乎也是动力之 一。
表面上看，“十一”与台湾没有多大关系，至少我个人在过去是这样认识的。其实，仔细想想，这个节日与台湾密切相关，生死攸关，因而在对待“十一”及 其相关联问题上，就出现非常不一样的两套话语：我们叫“建国”，他们说“建政”；我们说“解放”，他们说“沦陷”；我们说“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他们说 “政府撤退至台湾”。进而，20世纪下半期我们大陆流行的政治话语，在台湾几近全部被颠覆。这种情形说不上尴尬或谁对谁错，这就是历史，就是各说各话。只 是随着全球化，随着两岸交流日多，知识界、政治家应该有一种“知识自觉”，不应听任这样的知识分裂在人们潜意识中继续，应该设法寻找一个比较中立，也就是 在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大家都能接受的表达。
知识撕裂是最大的分裂，再过若干年，两岸能够共同使用的话语、词句会越来越少。我们将官员“私人使用”的车子叫做“公车”，而台湾将大陆意义上的 “公交车”叫做“公车”；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叫“地铁”，他们叫“捷运”；我们叫“盒饭”，他们叫“便当”。我不是强调这样的差异体现了怎样的理 念，也不是说这样的差异怎样不利于两岸交流，而是从中国文化纯洁性、统一性考虑，我们都必须尽量地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让中国语言文字更纯洁，更优 美。
大陆的长假刚刚结束，台湾就迎来了“双十节”。在我们原先的概念中，“双十”就是台湾的盛大节日，就应像我们大陆那样举国同庆，全岛狂欢，应该调整 出一个长假，应该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载歌载舞。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在凯达格兰大道有政治人物的致敬仪式，还有一场与执政当局针锋相对的“呛马运动”，抗议 马英九执政不力，经济下降，还有最近发生的“马王之争”、“宪政危机”。如果从CCTV报道看，整个台湾乱得不行，不仅如莫言说的乱在议会，而且就在街 头，就在最具政治象征的广场上。
其实，我在这里一点都感觉不到。电视上，我们看到凯达格兰大道乱哄哄，但台湾朋友告诉我，那只是一个政治家的舞台，是政治家操控的活动，不仅与民众无关，而且连知识人，甚至连台湾的“大V”并不是都感兴趣。
我们经常愿意说大陆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已经利益多元化，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当多元的新社会形态。用这样的视角观察台湾，台湾不是一个多元化的问题，而是台湾已经重建了一个“职业分途，各尽其责”的社会架构。
“职业分途”，表明在台湾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政治的事情不到大选，不到发生重大的、不可收拾的突发事件、“颠覆性错误”，常规性的事情不再吸 引人们的眼球，礼仪性的活动不管上升到什么级别，都不可能上各报头条。这是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规范，并不表明台湾人不爱国，不参政，对政治不关心。
梁漱溟1920年代分析中国社会现状与历史时就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国家，中国人以伦理认同为“共同的底线”，“三 纲五常”是没有办法反过来说的生活准则。但是，中国人总会守住自己的职业本分，在朝为官，在营从军，在地为民，各自守住自己的职业伦理，并不会越界干预， 代为处理别人的事务。“职业分途，各尽其责”，是中国社会达成和谐的基本原则。
差不多一百年前，胡适也有类似说法。他认为一个常态社会一定不是政治的，而是生活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是立足于本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跨界的活 动，比如全民的爱国活动，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往往是政治家失职，不负责任。政治家将原本属于自己的事情推给了社会，让社会，尤其是让那 些心智还不成熟的学生替他们负责，为他们背书。胡适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家自甘堕落的象征。
由此反观台湾校园，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一幅具有政治色彩的口号、标语，遇到过几次学生政治性游行，并不是政治，而是反对“核电”，坚持让台湾远离核的威胁。
没有了校园政治，减少了教育资源的浪费，这里的高校没有政治辅导员，没有班主任，没有团的组织，更没有党的组织，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会自治。这是 新教育传入中国后，中国教育家一直期待的事情，国民党当年在大陆没有做到，想不到的是，今天台湾校园单纯到了只是一个教育机关。老师、学生，员工，大家都 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职业分途，各尽其责”。
由此，我在想一个很久以来思考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最稳定？
通过对台湾最近几个节日的观察，我的感悟是，让政治圈子越小社会越稳定。换言之，一个理想的社会不是人人都像政治家，而是政治家一定要像政治家，学 生一定要像学生，老师一定要像老师。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权利用公共话语谈论政治，无所忌讳地谈论政治，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政治圈之外的人，甚至那些“公共知 识分子”也无心讨论政治，政治日趋专业化，政治的水准也就在专业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当政治泛化，人人貌似都在谈论政治，人人都像政治家的时候，政治就很 难专业化，政治很可能成为政治野心家绑架民众，鼓动民粹主义的工具。
我的观察当然还是蜻蜓点水，更不会说台湾的政治就是现代政治的典范。我赞成台湾一些政治学者的判断与看法：非常珍惜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成就，但不会以台湾政治民主化已有成就自豪满足，不思进取。
台湾政治的问题也很多，相信台湾政治家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定能寻找到更好的方案，建构现代社会优质政治秩序.
自1990年代以来，我已多次来台湾交流，但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从没有静心坐下来好好欣赏，用心体会。这一次因机缘巧合要在台湾停留一个学期，从而让我有机会对台湾社会有一个近距离观察，也有了诸多不一样的感悟。
这一次比较巧的是，我连着在台湾过了三个节日：中秋、“十一”和“双十”。
中秋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台湾依然如此。我虽然没有机会深入台湾社会底层体会民众怎样过中秋，究竟与大陆民众的中秋节庆有哪些不同，但我感觉台湾 人没有像我们大陆那样给中秋节赋予更多意义，比如长假，比如旅游。或许是因为两岸发展的差距，台湾显得更安静，大陆稍嫌有点闹。
紧接着是“十一”。毫无疑问，对于大陆来说，“十一”是意义重大的政治节日，天安门的升旗仪式，广场的致敬仪式，铺天盖地花的海洋，以及调整过来的 长假，所有旅游景点普遍爆满，所有交通工具全负荷运行依然无法满足需求，大约都是“十一”的标志，既是大陆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成长的结果，似乎也是动力之 一。
表面上看，“十一”与台湾没有多大关系，至少我个人在过去是这样认识的。其实，仔细想想，这个节日与台湾密切相关，生死攸关，因而在对待“十一”及 其相关联问题上，就出现非常不一样的两套话语：我们叫“建国”，他们说“建政”；我们说“解放”，他们说“沦陷”；我们说“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他们说 “政府撤退至台湾”。进而，20世纪下半期我们大陆流行的政治话语，在台湾几近全部被颠覆。这种情形说不上尴尬或谁对谁错，这就是历史，就是各说各话。只 是随着全球化，随着两岸交流日多，知识界、政治家应该有一种“知识自觉”，不应听任这样的知识分裂在人们潜意识中继续，应该设法寻找一个比较中立，也就是 在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大家都能接受的表达。
知识撕裂是最大的分裂，再过若干年，两岸能够共同使用的话语、词句会越来越少。我们将官员“私人使用”的车子叫做“公车”，而台湾将大陆意义上的 “公交车”叫做“公车”；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叫“地铁”，他们叫“捷运”；我们叫“盒饭”，他们叫“便当”。我不是强调这样的差异体现了怎样的理 念，也不是说这样的差异怎样不利于两岸交流，而是从中国文化纯洁性、统一性考虑，我们都必须尽量地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让中国语言文字更纯洁，更优 美。
大陆的长假刚刚结束，台湾就迎来了“双十节”。在我们原先的概念中，“双十”就是台湾的盛大节日，就应像我们大陆那样举国同庆，全岛狂欢，应该调整 出一个长假，应该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载歌载舞。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在凯达格兰大道有政治人物的致敬仪式，还有一场与执政当局针锋相对的“呛马运动”，抗议 马英九执政不力，经济下降，还有最近发生的“马王之争”、“宪政危机”。如果从CCTV报道看，整个台湾乱得不行，不仅如莫言说的乱在议会，而且就在街 头，就在最具政治象征的广场上。
其实，我在这里一点都感觉不到。电视上，我们看到凯达格兰大道乱哄哄，但台湾朋友告诉我，那只是一个政治家的舞台，是政治家操控的活动，不仅与民众无关，而且连知识人，甚至连台湾的“大V”并不是都感兴趣。
我们经常愿意说大陆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已经利益多元化，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当多元的新社会形态。用这样的视角观察台湾，台湾不是一个多元化的问题，而是台湾已经重建了一个“职业分途，各尽其责”的社会架构。
“职业分途”，表明在台湾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政治的事情不到大选，不到发生重大的、不可收拾的突发事件、“颠覆性错误”，常规性的事情不再吸 引人们的眼球，礼仪性的活动不管上升到什么级别，都不可能上各报头条。这是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规范，并不表明台湾人不爱国，不参政，对政治不关心。
梁漱溟1920年代分析中国社会现状与历史时就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国家，中国人以伦理认同为“共同的底线”，“三 纲五常”是没有办法反过来说的生活准则。但是，中国人总会守住自己的职业本分，在朝为官，在营从军，在地为民，各自守住自己的职业伦理，并不会越界干预， 代为处理别人的事务。“职业分途，各尽其责”，是中国社会达成和谐的基本原则。
差不多一百年前，胡适也有类似说法。他认为一个常态社会一定不是政治的，而是生活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是立足于本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跨界的活 动，比如全民的爱国活动，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往往是政治家失职，不负责任。政治家将原本属于自己的事情推给了社会，让社会，尤其是让那 些心智还不成熟的学生替他们负责，为他们背书。胡适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家自甘堕落的象征。
由此反观台湾校园，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一幅具有政治色彩的口号、标语，遇到过几次学生政治性游行，并不是政治，而是反对“核电”，坚持让台湾远离核的威胁。
没有了校园政治，减少了教育资源的浪费，这里的高校没有政治辅导员，没有班主任，没有团的组织，更没有党的组织，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会自治。这是 新教育传入中国后，中国教育家一直期待的事情，国民党当年在大陆没有做到，想不到的是，今天台湾校园单纯到了只是一个教育机关。老师、学生，员工，大家都 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职业分途，各尽其责”。
由此，我在想一个很久以来思考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最稳定？
通过对台湾最近几个节日的观察，我的感悟是，让政治圈子越小社会越稳定。换言之，一个理想的社会不是人人都像政治家，而是政治家一定要像政治家，学 生一定要像学生，老师一定要像老师。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权利用公共话语谈论政治，无所忌讳地谈论政治，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政治圈之外的人，甚至那些“公共知 识分子”也无心讨论政治，政治日趋专业化，政治的水准也就在专业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当政治泛化，人人貌似都在谈论政治，人人都像政治家的时候，政治就很 难专业化，政治很可能成为政治野心家绑架民众，鼓动民粹主义的工具。
我的观察当然还是蜻蜓点水，更不会说台湾的政治就是现代政治的典范。我赞成台湾一些政治学者的判断与看法：非常珍惜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成就，但不会以台湾政治民主化已有成就自豪满足，不思进取。
台湾政治的问题也很多，相信台湾政治家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定能寻找到更好的方案，建构现代社会优质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