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读文学史，对陶渊明、孟浩然一流的隐士很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寄情山水是假的，是逃避现实，饿了吃生菜，渴了喝山泉，是懦夫行为。“干嘛不出来
与黑暗势力作斗争呢？”我常常这样想。但随着马齿徒长，忧患日深，始觉得那时的想法真是轻狂。不说别的，山中年复一年的寂寞你能受得了吗？即使是假的，你
也假个三年五年看看。尤其是看到近几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每年以百万计，觉得就算是“逃避现实”也不容易。“隐”的实质是不合作，而报考公务员说到底，不就
是争取一个“同流合污”的权力吗？二者究竟谁高谁低呢？
你当然可以说，这些隐士不勇敢，即使做到最好，也不过是“洁身自好”而已。可“洁身自好”容易吗？试想一下，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能洁身自好，这社会 不就自动变好了吗？用得着斗士吗？正因为大多数人不过是想“同流合污”而不得，所以隐士的品格才显得如此卓异。在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它对大一统的 权力结构虽不能造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但它的离心作用是明显的，因而历来的统治者对隐士都采取一种打压的态度。
(图片来自网络)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姜太公吕望东封于齐。齐国的海上有两个隐士叫狂矞、华士，兄弟二人立誓说：“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
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姜太公听说后，立即派官吏将他们抓来，“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听到这桩命案
很吃惊，马上给姜太公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质问道：“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回答说：“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
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
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狂矞、华士不想做叛臣。他们并没有在东海上打造战船袭扰边境，也没有向对岸喊话，攻击“分封制”，更没有占据小岛自立新政 权。他们只是想摆脱现有的权力格局，做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海上逸民。也就是说他们无意招谁惹谁，只是想关起门来过日子。他们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不 臣天子，不友诸侯”，还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都更类似于今天的理论家说的“消极自由”，但即使是这“消极自由”也足以令统治者震怒了。在他们看 来，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战，必须杀之而后快。
这里牵涉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即，国家和社会是干什么的？它是为谁而建立的？一般说来，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是为人——每一个具体的人——而建立 的。个人建立它们的目的，不外乎增进他们的福利，保障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上它们在建立后，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破坏国民的幸福，侵犯个人的自由和权 利。那么，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厘定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权力边界，就成了历代思想家探索的问题。其中约翰·密尔提出的“不害人”原则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他认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而在凡属个人领域，只要他的行为没有伤害到他之外的任何人，国家或社会就无权干预。不论 它打着“解放”、“自由”，还是“上帝”的旗号。
现在我们看狂矞和华士的隐居生活。它的确与众不同，但它并没有伤害到谁。他们既没有胁迫其他人一起耕作，一起饮水，更没有阻止岛上其他青年考公务 员。“昆弟二人者立议”只是自愿基础上的“横向联合”，没有强迫的意思。因为我们既承认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我们就得承认每个人在无害于他人的前 提下与别人联合的自由。说到底，兄弟二人捍卫的只是一种“独处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与其说是对抗的，不如说是退让的。简单 地讲，这是一种可以按照自以为对的方式活着的权利；一种不被袭扰、控制和任意指使的权利。
姜太公如果认为这兄弟俩德才兼备，纳入公务员系统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可以通过协商、劝解，甚至哀求、诱惑的方式征得他们的同意，比如，答应给他 们高工资、大房子、靓妹妹，但最后的决定权只能在他们自己。除非你能证明他们优游林下是假的，背地里尽干些损人利己的龌龊事。但没有，姜太公拿出的尽是些 对他统治不利的“歪理性”：说人家不加入公务员系统，就会使他没有大臣可用；不屑与达官贵人为伍，就会使他没有官吏可派活；尤其是自耕而食、自凿而饮，就 会使他要树立一个好榜样，惩罚一个“黑五类”失去了对象。最后干脆赤裸裸地说：都像你们这样，我给谁当君主去？因为经济的独立使得这二人可以不依赖国家而 自得其乐。比如，他们可以不吃姜太公研制的食品，不喝齐国国企生产的矿泉水，不为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而暮夜送金。国家垄断的荣誉和地位在他们看来一文不 值。而正是这种完全个人主义的态度激怒了姜子牙。他以“不治”和“不忠”的罪名将他们抓来，最后在营丘处死。
姜太公坏吗？当然坏，尤其是这事发生在一个白头垂钓的前隐者身上，确实令人震惊。但我仍然要说，享国杀贤、唯我独尊是专制主义者的共同思维。朱元璋 就曾颁布《大诰三编》，里面明确讲：“寰宇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可以看作是姜的正宗传人了吧？但无论是姜，还是他 的传人，与后来的极权主义者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如果把他们也划在极权主义者的行列里，只能说他们是朴素的极权主义者，或者叫极权主义的测试版。你看姜太 公再残忍，狂矞、华士也有田而耕，有井而饮。如果他一到齐国，就把齐国的土地收归国有，河流山川交给“人民公社”，他们还怎么能“无求于人”？你不要“上 名”，不仰君禄？可以，但人民不答应。他们从对岸驾驶小船，执旗打伞来到你的岛上“斗私批修”，你怎么办？这才是成熟的极权主义者，或者叫极权主义的终结 版。它的目的就是要完全摧毁个人生活，对所有人实行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控制。这样，社会就变成了一块巨大而透明的有机玻璃，背后闪现着国家警察和道德民兵 的伟岸身影.
from http://www.inxian.com/20131105/46848
你当然可以说，这些隐士不勇敢，即使做到最好，也不过是“洁身自好”而已。可“洁身自好”容易吗？试想一下，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能洁身自好，这社会 不就自动变好了吗？用得着斗士吗？正因为大多数人不过是想“同流合污”而不得，所以隐士的品格才显得如此卓异。在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它对大一统的 权力结构虽不能造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但它的离心作用是明显的，因而历来的统治者对隐士都采取一种打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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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狂矞、华士不想做叛臣。他们并没有在东海上打造战船袭扰边境，也没有向对岸喊话，攻击“分封制”，更没有占据小岛自立新政 权。他们只是想摆脱现有的权力格局，做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海上逸民。也就是说他们无意招谁惹谁，只是想关起门来过日子。他们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不 臣天子，不友诸侯”，还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都更类似于今天的理论家说的“消极自由”，但即使是这“消极自由”也足以令统治者震怒了。在他们看 来，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战，必须杀之而后快。
这里牵涉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即，国家和社会是干什么的？它是为谁而建立的？一般说来，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是为人——每一个具体的人——而建立 的。个人建立它们的目的，不外乎增进他们的福利，保障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上它们在建立后，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破坏国民的幸福，侵犯个人的自由和权 利。那么，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厘定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权力边界，就成了历代思想家探索的问题。其中约翰·密尔提出的“不害人”原则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他认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而在凡属个人领域，只要他的行为没有伤害到他之外的任何人，国家或社会就无权干预。不论 它打着“解放”、“自由”，还是“上帝”的旗号。
现在我们看狂矞和华士的隐居生活。它的确与众不同，但它并没有伤害到谁。他们既没有胁迫其他人一起耕作，一起饮水，更没有阻止岛上其他青年考公务 员。“昆弟二人者立议”只是自愿基础上的“横向联合”，没有强迫的意思。因为我们既承认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我们就得承认每个人在无害于他人的前 提下与别人联合的自由。说到底，兄弟二人捍卫的只是一种“独处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与其说是对抗的，不如说是退让的。简单 地讲，这是一种可以按照自以为对的方式活着的权利；一种不被袭扰、控制和任意指使的权利。
姜太公如果认为这兄弟俩德才兼备，纳入公务员系统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可以通过协商、劝解，甚至哀求、诱惑的方式征得他们的同意，比如，答应给他 们高工资、大房子、靓妹妹，但最后的决定权只能在他们自己。除非你能证明他们优游林下是假的，背地里尽干些损人利己的龌龊事。但没有，姜太公拿出的尽是些 对他统治不利的“歪理性”：说人家不加入公务员系统，就会使他没有大臣可用；不屑与达官贵人为伍，就会使他没有官吏可派活；尤其是自耕而食、自凿而饮，就 会使他要树立一个好榜样，惩罚一个“黑五类”失去了对象。最后干脆赤裸裸地说：都像你们这样，我给谁当君主去？因为经济的独立使得这二人可以不依赖国家而 自得其乐。比如，他们可以不吃姜太公研制的食品，不喝齐国国企生产的矿泉水，不为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而暮夜送金。国家垄断的荣誉和地位在他们看来一文不 值。而正是这种完全个人主义的态度激怒了姜子牙。他以“不治”和“不忠”的罪名将他们抓来，最后在营丘处死。
姜太公坏吗？当然坏，尤其是这事发生在一个白头垂钓的前隐者身上，确实令人震惊。但我仍然要说，享国杀贤、唯我独尊是专制主义者的共同思维。朱元璋 就曾颁布《大诰三编》，里面明确讲：“寰宇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可以看作是姜的正宗传人了吧？但无论是姜，还是他 的传人，与后来的极权主义者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如果把他们也划在极权主义者的行列里，只能说他们是朴素的极权主义者，或者叫极权主义的测试版。你看姜太 公再残忍，狂矞、华士也有田而耕，有井而饮。如果他一到齐国，就把齐国的土地收归国有，河流山川交给“人民公社”，他们还怎么能“无求于人”？你不要“上 名”，不仰君禄？可以，但人民不答应。他们从对岸驾驶小船，执旗打伞来到你的岛上“斗私批修”，你怎么办？这才是成熟的极权主义者，或者叫极权主义的终结 版。它的目的就是要完全摧毁个人生活，对所有人实行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控制。这样，社会就变成了一块巨大而透明的有机玻璃，背后闪现着国家警察和道德民兵 的伟岸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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