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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1 April 2014

无耻的好人



      常说“乱世出英雄”,《三国》就是明证。里面有多少英雄?数是数不清的。单是蜀汉一朝,就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这“五虎上将”,姜维好像也算一个。诸葛亮算不算?当然要算,不然于理不通。二十几岁出茅庐,羽扇纶巾定天下大势,运筹帷幄,处变不惊,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还不算英雄?不过照曹操的意思,当时够得上大英雄的只有两个,一是刘备,一是他自己,“惟使君与操尔”。曹操的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与我们百姓讲的不全是一回事。
 
      蜀营中还有一位魏延,立过不少战功,却没有谁把他当英雄。原因是他脑后有块反骨,靠不住。这块“反骨”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诸葛亮看出来了,要杀他,为刘备所保。正是用人之际,杀降将不利于广纳人材。诸葛亮虽然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看人却不一定准。譬如马谡,他就没看准。刘备曾说马谡不堪大用,他不信,偏教他守街亭,结果丢了。魏延杀了昏庸的太守投了过来,使长沙得以和平解放,还救了老将黄忠,功劳是很大的。诸葛亮以貌取人,指他有反骨,实在是一种偏见。魏延终其一生,只反过两次,第二次是诸葛死后。他急报军情时脚步太重,煽灭了油灯,于是怪他坏了丞相的祈禳之法,也就是说,诸葛亮之死是他给害的。那诸葛亮是何等人物,连皇上都称他为相父;把如此罪名扣到魏延头上,岂不是明摆着逼他造反?所谓“祈禳之法”,本不过是装神弄鬼的伎俩,没做成也就算了,竟还要逼反一位久经沙场、功劳卓著的大将。蜀汉虽说是以“人和”得与占尽天时地利的魏、吴成鼎立之势,其实用人一直甚不公平,喜欢任人惟亲。而魏延既死,蜀中再无大将,只等着垮台了。
    
    
      三国是人才流通的时代,大家都反来反去的,只看谁对我有知遇之恩。用现代语言说,叫跳槽。诸葛亮以忠心耿耿著称于世,是因为他进了一家好公司,遇着一个好老板,也就是曹操评定的大英雄刘备。但即如刘备本人,也反过就不止一次。今天投袁绍,明天投曹操,后天投刘表,甚至还投过吕布。可见单指魏延长了反骨是不公正的,有本事你指着刘备的后脑勺这样说试试。像诸葛亮这样不长反骨的人,倾旷世之才,最后也不过辅佐了一位扶不起的阿斗,结局未见得就怎么美妙。

    
      说到反,吕布的反名最大,要超过魏延。先是杀了义父丁原,后又杀了义父董卓,故人讥为“三姓家奴”。然而细究起来,杀丁原固然不义,杀董卓却是反戈一击有功。董卓枭雄,除了吕布无人能杀。吕布本领高强,力能敌刘、关、张三英,民间才有“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说法,夸他的英武盖世无双。而且他不是个好战分子,有本事没本事一定要打个出人头地什么的,这样的政治野心他没有。虽说成不了气候,对于饱受战火涂炭的百姓来说,总比穷兵黩武、动不动就兴师北伐或御驾南征要好得多。
      三国不算是太坏的时代,因为各国都是英主长期执政。及至龙种一个个孵成了跳蚤,天下归晋,反而世风日下,致于五胡乱华,才真正到了黑暗时代。隋唐以后,五代十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各地军阀割据,山头林立,一想不通就自称皇帝,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个人上来杀一批人,颁布一个政令;那个人上来又杀一批人,又颁布一个政令。没完没了,百姓可就遭殃了。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英雄?实在想不起来,好像是没有。至少没有让人记得住的大英雄。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没有产生英雄的时代。只产生了很多皇帝,当然还有皇后及其亲戚。从朱全忠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凡五十三年,正规的皇帝出了十几个。再加上那十个小朝廷的皇帝们,大大小小共有五十几个。

    
      有一个叫冯道的人,一生经历过五个政权。这本来没什么,五代么,就应该是这样。问题是他在这五个朝代里都当大官,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后唐庄宗时官拜副部长(户部侍郎,充翰林大学士),明宗时复拜中央副秘书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后唐亡,石敬瑭入洛阳,改国号为晋,仍拜冯道为首相,封鲁国公,少帝时封太尉封燕国公。契丹灭后晋,冯道又臣事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北走,刘知远入洛阳建立后汉,拜冯道为太师。郭威篡汉,改国号为周,复拜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冯道病殁于周世宗时,享年七十三岁。如果他等几年再死,等到赵宋政权建立,依例他还能做成一朝大官,那就是六朝元老了。

    
      冯道一生,历五朝事十一主,这在推崇忠诚不贰传统观念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太过分了,是为非常的耻辱。宋人欧阳修作《新五代史》,曾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也就是说,国家之亡,就亡在冯道这样无耻的大臣身上。欧阳修还举了一篇五代时的小说中的故事,作为反例:一位李姓妇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于是带着儿子捧着丈夫的骨灰返乡。过开封住店,店老板见她形迹可疑不让住,而李妇偏不肯走,争执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妇觉得“被淫”,深以不能守节为耻,就当街将自己的那只手臂剁了下来。欧阳修叹曰:“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已把丑话说在前面,后人也就不好反驳了。久而久之,
冯道竟成为历史上反复无常、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一类小人的代表。照欧阳修的意思,冯道应该向李妇学习,国家一改变颜色,就得自己把自己给砍了;至少也该坚不出仕,这才无愧于先朝皇上的厚恩。欧阳修的节妇观与义士观,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风气的时代,同时也是汉民族由极盛走向衰弱的开始。宋亡时,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的入侵,志士仁人迭出,节节抵抗,直至最后一位忠臣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跳入大海。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

       文天祥的忠勇,甚至受到敌人的敬重。元廷对他颇为优待,丞相孛罗亲自劝他,许以高官厚禄。而文至死不降,在狱中作《正气歌》,关押三年被杀。

      然而一个民族,只有文天祥这样的英雄,显然也是不够的。大家都成了文天祥,大家都去跳海,这个民族就要从世界上消失了。蒙古侵略军的残暴,较之日本鬼子和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南京大屠杀杀了三十万,举世震惊;而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全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蒙哥命旭烈兀讨伐木剌夷,务将木剌夷斩尽杀绝。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即今天的伊朗)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蒙古人奉行的几乎是种族灭绝政策,那时又没有联合国宪章及海牙国际法庭,没有任何威慑力量予以制约,尽可无法无天。
    
      幸好当时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字晋卿。单从他的取名来看,就晓得将有“楚才晋用”的故事发生。他出任宰相,以博学与品格影响了成吉思汗,使之渐渐接受了一些汉文化,不那样动不动就屠城了。另一个干脆是汉人,从事道士工作,名丘处机,人称丘神仙。丘神仙的特点是装神弄鬼,经常给成吉思汗讲道,劝讽他少事杀戮:“要征服天下,在乎不嗜杀人。”成吉思汗叫左右记录下来:“神仙劝我的话,都要依从,不可忘记!”因而稍敛蒙古人的犷悍之气,使中原百姓免遭许多屠戮。其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又深受另一位汉人宰相姚枢的影响,同时还延揽和重用了如窦默、许衡、刘秉忠、王文统、张文谦等一大批著名汉儒。国难当头,正是这些直接为侵略者政府服务的汉奸们,使中国本土不至于像那些一个个被征服的西方国家一样,受到灭绝种族式的浩劫。

    
      蒙古人彻底改变其好战嗜杀的民性,是经历元代以后。中国本土的蒙古人,包括它的帝王将相,几乎全部汉化,连蒙语都不说了。中国被强大的武力所征服,而蒙古民族则被中国的文化所征服。就长远的历史来看,当然是后一种征服更具有力量,也更具有意义。这是誓死不降的文天祥当初所没有料到的。同样的故事,这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先,有鲜卑族拓拔氏的北魏,有契丹人耶律氏的辽朝,有女真人完颜氏的金朝。其后,又有关外女真人后裔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

    说到辽朝,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冯道。冯道曾事臣辽太宗耶律德光,按中国人历来的说法,也就是当了汉奸。辽灭后晋,冯道来朝,耶律德光问:“你怎么也来了?”冯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问:“你是什么老头?”冯答:“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如此装痴卖傻,逗得耶律德光大乐,于是封为太傅,位列三公。

      冯道只是卖傻,而非真傻。在自贬以求全,求宠方面,他可以说是无耻。但问起国计民生的大事来,他可是一点也不傻。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答:“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一言,使契丹改变了夷灭中国人的初衷,救了无数无辜的百姓。

   我不能断定,冯道是为了拯救中原百姓才去当“汉奸”的。但冯道为政的贤明清正
,却是连鄙视其人格的欧阳修也不得不秉笔直书的。欧阳修不愧为大文章家,一是一二是二,分得清清楚楚。要是到了别人手里,除了指他脑后有反骨外,怕是再指不出什么来了。殊不知反骨也是一骨。

    
      冯道家世耕读,从幼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唯以吟讽为事。当官以后,为人刻苦自励,生活淡泊,曾住在茅庵中,与随从人员共用瓢勺碗盏,一个锅里吃饭。父死归乡丁忧,他亲自耕田砍柴,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样体察民情,所以深知民间疾苦。唐明宗问他治术,他说:“陛下以至德承天,当日甚一日以答天心!”又问农事,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接着背了一首唐诗给明宗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天下君,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听得眼睛一亮,说此诗甚好,叫身边的秘书录下来,经常念诵自省。
    
      对君王如此,对下面的人如何呢?一次,一个军士跑到衙门前指名辱骂冯道,冯道听了说:“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请进来,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时冯道第一次为官的后唐还没有亡,也就是说,他还从未当过贰臣、汉奸、叛徒,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当街辱骂的,那军士多半是无理取闹。冯道不恼,还请人家吃喝,尽欢而散,中国历史上恐怕难得再找到几个这样有风度的大官了。他的贤名,外国人也佩服和敬重。后晋时他出使契丹,契丹主准备亲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无亲迎宰相之理”,乃罢。天子为什么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国”的天子,郊迎“儿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两个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国人的自豪;冯道反来反去,却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幸。事实上,反来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冯道倒是以不变应万变。谁来做皇帝他都欢迎,都乐于为之办事,并以其德高望重给最高当局尽可能以善的影响,让民众休养生息使动荡混乱的社会尽可能维系一种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维系这个民族细若游丝的命脉。没有人说他是英雄,他手无缚鸡之力,无法镇压反叛的军阀或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只有等你们来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让你们喜欢他,尊重他,把权力交给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乱中求治。老实说,这个朝那个代,这个党那个派,对于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呢?就老百姓而言,让咱们过上安生的日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后人怎样评说,冯道自己是挺达观的。他有自己的忠孝观和人生态度,曾著书,述其历事五朝的经过,自命为“长乐老”:“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父为母,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冯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