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私德的角度去考虑明末文官集团和阉党是偏颇和片面的。一个人的私德好坏不代表他的执政理念。当执政者坐在那个位子上，他已不是简单的个人的概念，而应该更多的看成是利益集团的代表。
所以如果从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可以让我们对明末的历史看的跟透彻。
在封建王朝，平民是鱼肉，是蛋糕，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底层，是封建王朝的基石。而文官集团有管理权，皇帝有所有权。
在正常的稳固的王朝，文官和皇帝的权利是互相制约的。
理论上来说，平民的所有利益都属于皇帝的，而这部分收益用于维持王朝的正常运行。
文官集团在行使管理权的时候，如果没有约束就会自觉不自觉的挖皇帝的墙角，把部分从平民那里捞取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当挖的越来越厉害，墙角挖塌了，于是王朝倒掉了
阉党也是文官集团，阉党这个称号是东林强加到和他们敌对的文官集团头上去的，个人以为叫做齐楚浙反东林同盟更确切些。九千岁并不是绝对的领导，顶多 算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合作者。因为他只是掌握着内廷，而明朝的内外廷是相互制衡的，一般来说，外廷的内阁有议政权，但是却没有决策权，内廷的司礼监则相反。
只有同时控制了内阁的票拟和司礼监代批的批红，才能说是大权在握，比如张居正和冯保的合作。天启初年，东林则是依靠和王安的合作控制了朝政，后期东林在内廷的合作者是没有开门曹化淳。
所以从本质上说，东林阉党是一丘之貉，并不存在什么九千岁比东林更贴近老百姓之类的东东，两者的差别只是在于能力和眼光，比如崇祯3年到10年执政的是浙 党温体仁，在这八年时间里，鞑子入寇三次，被挡住两次，还有一次打到北京附近，流寇也被重创，高迎祥被活捉。崇祯十年末，东林联合曹化淳把他整倒，流寇复 生，第二年鞑子横扫山东。。。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是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点在税收】，国家财政收入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税为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 开始形成，实际上，东林党是一个以反对征收工商业税为目标团结起来的集团。张居正一死，东林党就废除了张居正改革的税制。但万历心知肚明，继续向遭受长期 天灾的北方征收农业税，不但国库仍旧不够用，农民也无法忍受，于是他想方设法向江南工商业阶层征税，开辟了许多新的税种。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 税，只接受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不肯对天灾不断的省份加 税，反要赈济这些难民，这是万历最大的“罪行“，万历因此被很多人骂做要钱不要脸，为了捞钱不顾祖制，如为了收海税全面开放海禁，如为了收绸缎税允许民间 穿黄色衣服等等。万历还派出监税太监去监督各地的征税情况，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这当然是残酷剥削民众的”恶政“，因为负责征税的官员没有什么油水可捞 了。因为派太监强力监督，万历总是能收齐税，也总是被道德君子骂为昏君。在几十年天灾之下，万历朝不但有着万历三大征的武功，国内灾民居然还没有大的失 控，国家财政居然还实现了盈余——万历驾崩时内库还有近八百万两银子。从这些表现看起来，说万历是昏君纯属造谣诽谤——然而现在的历史书上，普遍的说法是 明朝的衰落是自万历而始，甚至明亡于万历朝
再说万历死后，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天启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但天启朝内忧外患，小冰河期带来的严重自然灾 害也没有丝毫好转，北方大量饥民食不果腹需要赈济，辽东战事越发吃紧，国库却被东林党搞得越来越空虚。怎么办？当然，东林党人是不会征收工商税的，东林君 子们早在天启朝就提出了后来遗臭万年的馊主意：对北方各省的农民加征辽税！幸好，朱由校不是朱由检，他理智地拒绝了东林党的建议，如果按照东林君子们的意 见去加征农业税，等不到崇祯年明朝就亡了。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阉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尤其是曾经掌握内阁实权的政治派别，评价他们不能光看 他们的私人品德，而要看他们的施政主张以及他们执政时所实施的政策带来的客观效果。阉党执政时期，【重新向江南地区征收工商税】，还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让 大明朝的国库重新充盈起来，与东林党执政后的财政紧张，税收亏空大相径庭——东林党收的税从来就没有收齐过。仅以茶税这一项收入为例，阉党执政时期，浙江 一年光茶税就入账20万两白银，大大填补了国家亏空；而东林党执政时期，出现的最夸张的纪录是浙江一年茶税只收到可怜的12两……至于这么严重的偷税漏税 是不是因为东林党人在浙江有大量的产业，这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东林党对北方农民收税时很凶狠，对南方工商阶层收税时则很温柔，而阉党则是反过来的，对南 方工商阶层收税极其凶狠，但对北方，至少受灾省份他们不单不收税还进行赈济。这就是天启朝两大党派在施政纲领上的主要分歧。
终天启一朝，党争虽然不断，但两股势力客观上互相监督，互相制衡，而没有出现任何一党专擅政务的局面。天启遗命表示他在朝中最信任两个人，一个是魏 忠贤，阉党首脑，一个是孙承宗，东林领袖——一直到死，天启心中的信任天平都没有丝毫倾斜，更谈不上什么“太阿倒持”。而魏公公主要的”恶政“，除了害死 几个东林党以外，还是那一套：派太监监察税收，使得文官无法截流中央的财政——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魏忠贤派出矿监税使到民间四处盘剥，搜刮民财以中饱他 九千岁自己的私囊。奇怪的是，太监四处横征暴敛，却没有如崇祯朝那样激起北方大规模的民变，只是造成江南商业由于”商课太重“而发生一定程度的衰落……至 于说魏忠贤导致“东厂探子遍天下”，要知道东厂的情报人员是谁的耳目？如果你回答只是魏忠贤的耳目就错了，除了木匠活，天启另一大爱好就是听东厂的报告， 特别是军情方面的。天启对战争看得很重，可以说无论天启朝的经济政策还是政治政策，其实都是围绕着战争在打转的。无论是恢复工商税还是亲自从跳出来压制东 林党强行统一朝廷意见，都和天启集中全力打赢战争的决心有关。而事实上，后金的战略活动空间也确实在天启朝被压缩，蚕食得越来越小。【天启五年东江军即开 始小范围收复失土】，辽东战局从防守转成反攻之势，如果天启多活几年，说不定就真能消灭后金集团，最起码也能用粮食封锁饿他们个半死不活。
凡是历史读物，如果是取材满清统治者编写的明史，一般都有如下特征： 1）美化东林党。因为东林党人在明亡后大批卖身当汉奸。并在后来成了写明史的主力。但是写来写出，除了三大案，看不出东林党干了什么。而且三大案的基本性 质就是干涉皇家事务，也没什么光彩的。 2）把明亡的责任归结为万历。因为当年万历对东林党的前身不好，而且万历开矿税相当于从把持矿区的东林党前身口袋里掏钱。东林党人主要攻击万历不上朝。但 这不上朝的万历，在小冰河时期那么久的情况下，能保障救灾，没有出现大批流民，还能打赢万历三大征。虽有萨尔浒之败，但万历起用的熊廷弼立刻扳回局面，转 入反攻。反倒是万历死后到天启掌权这段“众正盈朝”期间，替换熊廷弼的东林党重臣袁应泰和王化贞，把辽东局势彻底断送。 3）丑化天启是“木匠天子”。因为天启重锤打击东林党。但是这爱打木匠活的天启，却延长了大明的生命。天启亲政后，还是小冰河时期，天启照样能保障救灾， 没有出现大批流民。通过“铸币案”打击了东林党蛀虫后还改善了财政。在西南最终平定奢安之乱。在辽东，由于东林党打造和把持的关宁军野战一败再败连辽河都 过不去，转而扶持由太监直接监军的东江军。毛文龙陈继盛在得到天启后勤支持后发起大规模反攻，一度收复辽南.
所以如果从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可以让我们对明末的历史看的跟透彻。
在封建王朝，平民是鱼肉，是蛋糕，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底层，是封建王朝的基石。而文官集团有管理权，皇帝有所有权。
在正常的稳固的王朝，文官和皇帝的权利是互相制约的。
理论上来说，平民的所有利益都属于皇帝的，而这部分收益用于维持王朝的正常运行。
文官集团在行使管理权的时候，如果没有约束就会自觉不自觉的挖皇帝的墙角，把部分从平民那里捞取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当挖的越来越厉害，墙角挖塌了，于是王朝倒掉了
阉党也是文官集团，阉党这个称号是东林强加到和他们敌对的文官集团头上去的，个人以为叫做齐楚浙反东林同盟更确切些。九千岁并不是绝对的领导，顶多 算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合作者。因为他只是掌握着内廷，而明朝的内外廷是相互制衡的，一般来说，外廷的内阁有议政权，但是却没有决策权，内廷的司礼监则相反。
只有同时控制了内阁的票拟和司礼监代批的批红，才能说是大权在握，比如张居正和冯保的合作。天启初年，东林则是依靠和王安的合作控制了朝政，后期东林在内廷的合作者是没有开门曹化淳。
所以从本质上说，东林阉党是一丘之貉，并不存在什么九千岁比东林更贴近老百姓之类的东东，两者的差别只是在于能力和眼光，比如崇祯3年到10年执政的是浙 党温体仁，在这八年时间里，鞑子入寇三次，被挡住两次，还有一次打到北京附近，流寇也被重创，高迎祥被活捉。崇祯十年末，东林联合曹化淳把他整倒，流寇复 生，第二年鞑子横扫山东。。。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是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点在税收】，国家财政收入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税为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 开始形成，实际上，东林党是一个以反对征收工商业税为目标团结起来的集团。张居正一死，东林党就废除了张居正改革的税制。但万历心知肚明，继续向遭受长期 天灾的北方征收农业税，不但国库仍旧不够用，农民也无法忍受，于是他想方设法向江南工商业阶层征税，开辟了许多新的税种。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 税，只接受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不肯对天灾不断的省份加 税，反要赈济这些难民，这是万历最大的“罪行“，万历因此被很多人骂做要钱不要脸，为了捞钱不顾祖制，如为了收海税全面开放海禁，如为了收绸缎税允许民间 穿黄色衣服等等。万历还派出监税太监去监督各地的征税情况，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这当然是残酷剥削民众的”恶政“，因为负责征税的官员没有什么油水可捞 了。因为派太监强力监督，万历总是能收齐税，也总是被道德君子骂为昏君。在几十年天灾之下，万历朝不但有着万历三大征的武功，国内灾民居然还没有大的失 控，国家财政居然还实现了盈余——万历驾崩时内库还有近八百万两银子。从这些表现看起来，说万历是昏君纯属造谣诽谤——然而现在的历史书上，普遍的说法是 明朝的衰落是自万历而始，甚至明亡于万历朝
再说万历死后，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天启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但天启朝内忧外患，小冰河期带来的严重自然灾 害也没有丝毫好转，北方大量饥民食不果腹需要赈济，辽东战事越发吃紧，国库却被东林党搞得越来越空虚。怎么办？当然，东林党人是不会征收工商税的，东林君 子们早在天启朝就提出了后来遗臭万年的馊主意：对北方各省的农民加征辽税！幸好，朱由校不是朱由检，他理智地拒绝了东林党的建议，如果按照东林君子们的意 见去加征农业税，等不到崇祯年明朝就亡了。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阉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尤其是曾经掌握内阁实权的政治派别，评价他们不能光看 他们的私人品德，而要看他们的施政主张以及他们执政时所实施的政策带来的客观效果。阉党执政时期，【重新向江南地区征收工商税】，还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让 大明朝的国库重新充盈起来，与东林党执政后的财政紧张，税收亏空大相径庭——东林党收的税从来就没有收齐过。仅以茶税这一项收入为例，阉党执政时期，浙江 一年光茶税就入账20万两白银，大大填补了国家亏空；而东林党执政时期，出现的最夸张的纪录是浙江一年茶税只收到可怜的12两……至于这么严重的偷税漏税 是不是因为东林党人在浙江有大量的产业，这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东林党对北方农民收税时很凶狠，对南方工商阶层收税时则很温柔，而阉党则是反过来的，对南 方工商阶层收税极其凶狠，但对北方，至少受灾省份他们不单不收税还进行赈济。这就是天启朝两大党派在施政纲领上的主要分歧。
终天启一朝，党争虽然不断，但两股势力客观上互相监督，互相制衡，而没有出现任何一党专擅政务的局面。天启遗命表示他在朝中最信任两个人，一个是魏 忠贤，阉党首脑，一个是孙承宗，东林领袖——一直到死，天启心中的信任天平都没有丝毫倾斜，更谈不上什么“太阿倒持”。而魏公公主要的”恶政“，除了害死 几个东林党以外，还是那一套：派太监监察税收，使得文官无法截流中央的财政——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魏忠贤派出矿监税使到民间四处盘剥，搜刮民财以中饱他 九千岁自己的私囊。奇怪的是，太监四处横征暴敛，却没有如崇祯朝那样激起北方大规模的民变，只是造成江南商业由于”商课太重“而发生一定程度的衰落……至 于说魏忠贤导致“东厂探子遍天下”，要知道东厂的情报人员是谁的耳目？如果你回答只是魏忠贤的耳目就错了，除了木匠活，天启另一大爱好就是听东厂的报告， 特别是军情方面的。天启对战争看得很重，可以说无论天启朝的经济政策还是政治政策，其实都是围绕着战争在打转的。无论是恢复工商税还是亲自从跳出来压制东 林党强行统一朝廷意见，都和天启集中全力打赢战争的决心有关。而事实上，后金的战略活动空间也确实在天启朝被压缩，蚕食得越来越小。【天启五年东江军即开 始小范围收复失土】，辽东战局从防守转成反攻之势，如果天启多活几年，说不定就真能消灭后金集团，最起码也能用粮食封锁饿他们个半死不活。
凡是历史读物，如果是取材满清统治者编写的明史，一般都有如下特征： 1）美化东林党。因为东林党人在明亡后大批卖身当汉奸。并在后来成了写明史的主力。但是写来写出，除了三大案，看不出东林党干了什么。而且三大案的基本性 质就是干涉皇家事务，也没什么光彩的。 2）把明亡的责任归结为万历。因为当年万历对东林党的前身不好，而且万历开矿税相当于从把持矿区的东林党前身口袋里掏钱。东林党人主要攻击万历不上朝。但 这不上朝的万历，在小冰河时期那么久的情况下，能保障救灾，没有出现大批流民，还能打赢万历三大征。虽有萨尔浒之败，但万历起用的熊廷弼立刻扳回局面，转 入反攻。反倒是万历死后到天启掌权这段“众正盈朝”期间，替换熊廷弼的东林党重臣袁应泰和王化贞，把辽东局势彻底断送。 3）丑化天启是“木匠天子”。因为天启重锤打击东林党。但是这爱打木匠活的天启，却延长了大明的生命。天启亲政后，还是小冰河时期，天启照样能保障救灾， 没有出现大批流民。通过“铸币案”打击了东林党蛀虫后还改善了财政。在西南最终平定奢安之乱。在辽东，由于东林党打造和把持的关宁军野战一败再败连辽河都 过不去，转而扶持由太监直接监军的东江军。毛文龙陈继盛在得到天启后勤支持后发起大规模反攻，一度收复辽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