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一位码字友人向笔者诉苦，说不愿意总写一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文章，甚至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没有市场，不想写的东西却又不得不写。可关键的问题是，不写，就没有收入。很多码字的人，就在这种矛盾中挣扎，感叹自己穷酸文人的境遇。
这就像一场博弈，大牌作家有一群编辑等着约稿，吊着编辑的胃口；而大牌编辑就命令一众写手改这改那。所以对于码字工而言，要想不被生计所困，只写自己爱 写的东西，就得想尽办法成为大牌作家。在成为大牌作家之前，总要先完成财富的积累。可是偏偏有很多文人不屑于谈钱，认为谈钱就世俗了，这实在是文人的千古 疑难之症！这就是因为他们搞不清自己的身份定位，即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很多写手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把作品不被人赏识归因于时代的末落和编辑的有眼无 珠。可是越是不好的时代越容易出现传世作家。而且编辑也没必要有眼无珠，因为编辑与作者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为了一份好稿，编辑甚至可以硬生生把作者从别 的编辑手里抢过来与自己签约。可是这些文人，还是不屑于与更懂市场的编辑群体合作，认为那是与浊世妥协，这就犯了文人清高病。在这方面，文人着实应该向演 员们学习。起码，演员们更容易放下身段，并清楚自己是几流演员。
对此，笔者劝过好几位朋友：“学学人家当演员的，出身一般的，不也为了生计拍过三级片吗？你们比人家幸福多了，起码不用露脸，还可以用笔名，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保密工作做得好，成名后，没人会知道你们过去那些文章。人家演员可就惨了，不但要露脸，啥都要露！”
此言一出，一友反驳：“这个类比太不恰当，我们怎么能和‘脱星’相比？再说，那些传黄贩黄的无良制片人都是有黑道背景的，知识分子做的产业怎么能一样？”
笔者淡定地说：“卖字和卖肉其实没什么两样，不必瞧不起那些‘脱星’。当年舒淇没成名前，为了走上演艺之路，不当‘脱星’能有钱、有人脉、有经验吗？又 不是谁都那么幸运像刘亦菲那样有个什么都包办还处处保护她的星妈兼经纪人。咱们写手这行，除了少数像郭敬明那种传奇人物，大多数都得踏踏实实写文章。先在 这圈子立住，有钱、有人脉、有名气，到时候形势就不一样了。说白了都是为更大的事业做眼下的牺牲。”
无论是“脱星”还是“五毛”，对 于真正热爱艺术创作的人来说，做自己不爱做的事总不是那么开心。演三级片和写“五毛”文章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出卖”。记得有那么几个成名后的 “脱星”上访谈节目，在被主持人问及当年为何演三级片时，便一脸往事不堪回首的表情，答道：“为了生存！”然后声音哽咽，轻轻擦几下眼泪。一句“为了生 存”道出成功路上的无奈。
其实，“五毛”们也正经历着与“脱星”一样的苦衷，但比“脱星”要更快地摆脱过去。躲在电脑背后，起个笔 名，不必也不想站到台前为自己发声，以免暴露了身份，让人知道自己正干或曾干过的勾当，只要把写“五毛文”当成单纯的财富积累，并且是为更高尚的事业做准 备，心就不会那么纠结。在这点上，写手们也不必像舒淇那样，数次掉眼泪诉说当年苦却总也摆脱不了骂名。
然而一旦被人知道当过“五 毛”，往往比“脱星”更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因为但凡能挤出几个字并发表的人，肚子里多少有点墨水，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之人。正因为这样，他们比那些靠拍三 级片起家的演员们更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卖”这个行为，“五毛”个人承担的责任要远大于“脱星”，不像“脱星”那样可以怪罪社会。
但是，“五毛”也不能不怪社会。因为人生来的禀赋是一定的，写手之所以能成为写手，还是与这行有缘分，而与其它行业没缘分所致。硬逼着他们从事别的行 业，怕也干不来，所以只能在这行走下去。可是，这个社会给初入行的写手们的回报并不多，并且有赢者通吃的现象。大作家可以买别墅、豪车，底层小写手只能按 字数、篇数计廉价，作品附加值基本没有。所以，处于金字塔底端的写手，只能是写手，而不能称得上作家。写手，就是拿人钱财，替人写字，用文字包装肚子里的 货，生产出的是产品。而作家干的活，那才叫真正的艺术创作。可是中国从古到今，很多文人分不清两者的区别，又因为多少读了点书，比演员们入行的门槛高，也 就容易被书里“不为五斗米折腰”之类的圣贤警句绑架。越是这样的文人，写“五毛”文章就越受心理折磨。
其实，每个热爱写字的人，都渴 望从写手蜕变成作家。这个方法就是出书。有人说，写手和作家的一个分水岭，就在于是否出书。于是，很多还没有成名的写手捧着“心血”来到编辑面前，期望可 以受到赏识，一举成名，从此摆脱当“五毛”的日子。并且，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的作品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这和那些“脱星”渴望一个好剧本，从此跻身一线演员 的行列的心理是一样的。可是蜕变是要靠运气的。很多“脱星”年老色衰，也只能演一些三流角色。很多写手也只能一辈子奋斗在码字一线，靠在体制内生产“五毛 文”与水文赚着并不多的生计。
不可否认，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高级“五毛”，他们内心被这个时代的犬儒主义影响，怀疑一切，也就不相信 一切，特别是对于中国政治不透明的当下。如此说来，他们写“五毛”文章也就没什么对错可言，只要不像胡锡进那样太过分，心里当然也不受折磨。于是他们靠着 政治投机，不但可以躲过政治风险，还能带来颇丰的收入。据江湖传言，某高级“五毛”写一篇文章可以收入上百万人民币！不过，要想成为真正的高级“五毛”， 没有正式的身份，不依附组织，很难单从草根一步步上位。这身份通常是大学教授、资深媒体人或政商界名人。这些人不缺钱，他们多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某种政治诉 求。或者，他们除了钱什么也不信了。
所以，那些非高级“五毛”又不认同“五毛”的穷写手才是灵魂上最痛苦的人。他们渴望将写字升华为 艺术，就像鄙视金钱渴望纯粹爱情的青年男女，可是回过头来却发现自己是被包养的。最可怕的是，“五毛”当久了，会从最初痛苦的分裂变为认同，这使他们比那 些只卖肉不卖灵魂的脱星们更容易安于现状，无法脱身，最后在平庸中死去，没有为这个世界留下任何自己思考过的证据。
清高又没有勇气超越，中国文人的悲剧，大概就在此吧。
这就像一场博弈，大牌作家有一群编辑等着约稿，吊着编辑的胃口；而大牌编辑就命令一众写手改这改那。所以对于码字工而言，要想不被生计所困，只写自己爱 写的东西，就得想尽办法成为大牌作家。在成为大牌作家之前，总要先完成财富的积累。可是偏偏有很多文人不屑于谈钱，认为谈钱就世俗了，这实在是文人的千古 疑难之症！这就是因为他们搞不清自己的身份定位，即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很多写手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把作品不被人赏识归因于时代的末落和编辑的有眼无 珠。可是越是不好的时代越容易出现传世作家。而且编辑也没必要有眼无珠，因为编辑与作者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为了一份好稿，编辑甚至可以硬生生把作者从别 的编辑手里抢过来与自己签约。可是这些文人，还是不屑于与更懂市场的编辑群体合作，认为那是与浊世妥协，这就犯了文人清高病。在这方面，文人着实应该向演 员们学习。起码，演员们更容易放下身段，并清楚自己是几流演员。
对此，笔者劝过好几位朋友：“学学人家当演员的，出身一般的，不也为了生计拍过三级片吗？你们比人家幸福多了，起码不用露脸，还可以用笔名，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保密工作做得好，成名后，没人会知道你们过去那些文章。人家演员可就惨了，不但要露脸，啥都要露！”
此言一出，一友反驳：“这个类比太不恰当，我们怎么能和‘脱星’相比？再说，那些传黄贩黄的无良制片人都是有黑道背景的，知识分子做的产业怎么能一样？”
笔者淡定地说：“卖字和卖肉其实没什么两样，不必瞧不起那些‘脱星’。当年舒淇没成名前，为了走上演艺之路，不当‘脱星’能有钱、有人脉、有经验吗？又 不是谁都那么幸运像刘亦菲那样有个什么都包办还处处保护她的星妈兼经纪人。咱们写手这行，除了少数像郭敬明那种传奇人物，大多数都得踏踏实实写文章。先在 这圈子立住，有钱、有人脉、有名气，到时候形势就不一样了。说白了都是为更大的事业做眼下的牺牲。”
无论是“脱星”还是“五毛”，对 于真正热爱艺术创作的人来说，做自己不爱做的事总不是那么开心。演三级片和写“五毛”文章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出卖”。记得有那么几个成名后的 “脱星”上访谈节目，在被主持人问及当年为何演三级片时，便一脸往事不堪回首的表情，答道：“为了生存！”然后声音哽咽，轻轻擦几下眼泪。一句“为了生 存”道出成功路上的无奈。
其实，“五毛”们也正经历着与“脱星”一样的苦衷，但比“脱星”要更快地摆脱过去。躲在电脑背后，起个笔 名，不必也不想站到台前为自己发声，以免暴露了身份，让人知道自己正干或曾干过的勾当，只要把写“五毛文”当成单纯的财富积累，并且是为更高尚的事业做准 备，心就不会那么纠结。在这点上，写手们也不必像舒淇那样，数次掉眼泪诉说当年苦却总也摆脱不了骂名。
然而一旦被人知道当过“五 毛”，往往比“脱星”更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因为但凡能挤出几个字并发表的人，肚子里多少有点墨水，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之人。正因为这样，他们比那些靠拍三 级片起家的演员们更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卖”这个行为，“五毛”个人承担的责任要远大于“脱星”，不像“脱星”那样可以怪罪社会。
但是，“五毛”也不能不怪社会。因为人生来的禀赋是一定的，写手之所以能成为写手，还是与这行有缘分，而与其它行业没缘分所致。硬逼着他们从事别的行 业，怕也干不来，所以只能在这行走下去。可是，这个社会给初入行的写手们的回报并不多，并且有赢者通吃的现象。大作家可以买别墅、豪车，底层小写手只能按 字数、篇数计廉价，作品附加值基本没有。所以，处于金字塔底端的写手，只能是写手，而不能称得上作家。写手，就是拿人钱财，替人写字，用文字包装肚子里的 货，生产出的是产品。而作家干的活，那才叫真正的艺术创作。可是中国从古到今，很多文人分不清两者的区别，又因为多少读了点书，比演员们入行的门槛高，也 就容易被书里“不为五斗米折腰”之类的圣贤警句绑架。越是这样的文人，写“五毛”文章就越受心理折磨。
其实，每个热爱写字的人，都渴 望从写手蜕变成作家。这个方法就是出书。有人说，写手和作家的一个分水岭，就在于是否出书。于是，很多还没有成名的写手捧着“心血”来到编辑面前，期望可 以受到赏识，一举成名，从此摆脱当“五毛”的日子。并且，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的作品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这和那些“脱星”渴望一个好剧本，从此跻身一线演员 的行列的心理是一样的。可是蜕变是要靠运气的。很多“脱星”年老色衰，也只能演一些三流角色。很多写手也只能一辈子奋斗在码字一线，靠在体制内生产“五毛 文”与水文赚着并不多的生计。
不可否认，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高级“五毛”，他们内心被这个时代的犬儒主义影响，怀疑一切，也就不相信 一切，特别是对于中国政治不透明的当下。如此说来，他们写“五毛”文章也就没什么对错可言，只要不像胡锡进那样太过分，心里当然也不受折磨。于是他们靠着 政治投机，不但可以躲过政治风险，还能带来颇丰的收入。据江湖传言，某高级“五毛”写一篇文章可以收入上百万人民币！不过，要想成为真正的高级“五毛”， 没有正式的身份，不依附组织，很难单从草根一步步上位。这身份通常是大学教授、资深媒体人或政商界名人。这些人不缺钱，他们多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某种政治诉 求。或者，他们除了钱什么也不信了。
所以，那些非高级“五毛”又不认同“五毛”的穷写手才是灵魂上最痛苦的人。他们渴望将写字升华为 艺术，就像鄙视金钱渴望纯粹爱情的青年男女，可是回过头来却发现自己是被包养的。最可怕的是，“五毛”当久了，会从最初痛苦的分裂变为认同，这使他们比那 些只卖肉不卖灵魂的脱星们更容易安于现状，无法脱身，最后在平庸中死去，没有为这个世界留下任何自己思考过的证据。
清高又没有勇气超越，中国文人的悲剧，大概就在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