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本文初稿于2007年7月2日，定稿于2008年5月13日——编者注）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此刻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一己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就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哪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 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 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 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 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 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佛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历经 几波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 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 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但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开支带来的压力等。政府最关心的， 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 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漠视。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別事件， 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多聘几个社工，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 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 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林婕用她宝贵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处境。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人们其实並不了解，又或不愿意了解， 林婕为什么要死。香港这样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没法承受置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这和东方之珠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 差。于是，林婕的死，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而万万千千的新移民，早已安安分分完成改造。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二十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 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城市的怨恨？为什么一宗接着一宗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 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谁去付这些代价。
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了解的。要解决任何问题，了解是第一步。要了解，就必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道出他们的心 声。以下所述，是我的移民史。我的经历，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不多也不少，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当然，我们活在同一城市， 个人如何分殊，总有时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便跟着流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不是因为富有。事实上，我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两家被划为 地主，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是新中国家庭成分最差的阶级，饱受政治之害。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正在读中学一年级， 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一般同学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出发那 天，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也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车站拥挤凌乱，我们执手相看泪眼，初尝人生别离苦。
我能够来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 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苦苦劝他。临返国内前一刻，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叹 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再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 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选择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在一 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1000元，减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 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 苦，受到怎样的对待，也是值得的，甚至应该的，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因此没有资格抱 怨。诚然，选择来的人，必有来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许多好处，更是毋庸多言。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对于新移民失去 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选择是否值得，每个人有不同判断。但财富多寡，和一个人是否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并不总是划 上等号。我们习惯以金钱作为判断生活是否美好的标准，却忽略了其它价值的重要性，是对生命的一种曲解。
事实上，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 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并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他们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感，自觉处于社会边缘，而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 处，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第一代移民的名字，往往叫“牺牲”。
经过二十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虽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寂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 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 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 去，可曾后悔移民来香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严格说来，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本身并非一个实体，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人们得到什么失 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与社会无关。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对于那 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对香港的认识，全部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教 我们着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却要九点才完。因此，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 文具，蓄势待发。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立即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园，跨上自行车，在街上横冲直撞，直奔家里。沿途停着叶振棠的主题曲“昏睡百年，国 人已渐醒”，待赶到家，刚好正式开始。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薄，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 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 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卡式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大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其喜欢小说传奇神话，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 义》、《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读完。那时找书不易，什么书都读。我第一次读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梁 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再放不下，结果不眠不休，两天内将书啃 完。我至今仍记得，读后步上天台，眼前晕眩，心中无尽怅惘失落，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在脑中挥之不去，只想尽情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 岭。我的近视，也因此加深，但当时镇上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升中试的成绩。
接着下来，我发觉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但不知何故，连载几个月后就停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 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瘾，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学，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镇上某处有武侠小说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绍。 我大喜，央求这位同学做我的介绍人。出租屋有点神秘，屋内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着。那个时代不 如今天开放，出租港台图书还有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一本连环图才两分钱，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但那真一 片新天地。为了省钱，我必须每天看完一本。我于是在最短时间学会繁体字，也学会逃课，甚至学会一边骑车一边看小说。在别人专心上课时，我却偷偷跑到学校后 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着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借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与郭靖、黄蓉、杨 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除了功夫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爱憎分明的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 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我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的阅读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和 情感。说来有点好笑，我在逃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90年代全面市场经济的时 代仍未到来，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 是使人欢愉。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却能深深出动人们的情感。邓丽君的中国小调，《大地恩情》的乡土情怀，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张明敏的《我的中国 心》，着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尽管如此，我对香港并没多大向往。父亲去了香港以后，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开始有了电风扇，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我间 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但记忆中，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香港仿佛是个遥远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
四
抵达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当年的鸭寮街，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旧摊档满地，叫卖声盈耳。我和妈妈紧紧跟着父亲，拖着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抬头上望，只能隐隐见到天空的一抹蓝。
我们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个单位的板间房。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唐楼”，房子只有三十多平方米，却住了三户人家，大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厕所。板间房再 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我住上层，算是个阁楼。阁楼没有窗，晦暗局促，人不能站直，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随时会压下来。
初来的一年，日子难过。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最近重读，发觉1985年7月7日写下这样的感受：“离回家还有358天。今天简直快要疯了，真想偷 渡回故乡去。这几天简直度日如年。”然后是7月8日：“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要我死也愿意。”这样的情绪，整本日记随处可见。那时打长途电话又贵又不 方便，只能和故乡的朋友通信。生活最大的寄托，是写信和等信。邮差每天派信两次，分别是早上十时和下午四时。我每天起来，脸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 楼下看信箱。如果有信，自然满心欢喜。没信，便难掩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另一次派信。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
新移民最难适应的，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包括我们的语言、传统、价值、社区网络人际关 系，以至日常的生活习惯等。只有在这样的系统里，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动的意义，并肯定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我们 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一切皆显得理所当然。只有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人才会深刻感受到无家的失落。很多 新移民初到香港，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断裂。没有邻居，没有社群，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他人的理解和同情，只能捱和忍。
来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表面上，语言、读书、生活各方面，虽有困难。慢慢也能应付。但在内心，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 是香港人。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回到家中，脑里只有昔日的回忆；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我会为中国队打气；每次返回家乡，我 才有着地的感觉。时过境迁，我已很难用语言描述“这个地方不属于我”的孤独。未到香港前，我是全班最活泼好动的。银民后，我彻底变成另一个人：自卑、孤 僻、不合群、极度忧郁。伴随这种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
读到中学四年级，我的迷惘更甚。为求出路，我开始找老师讨论人生的意义，跟同学去基督教会听福音，甚至胡乱找些佛学书来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 放学后，夕阳斜照，我站在弥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岛，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匆匆的人群，我突然觉得完全无力再行下去。我软弱地斜靠在栏杆上，看着红灯转 绿灯，绿灯转红灯，人动也不动，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我身边的新移民同学，好像完全没有我的烦恼，所以我当时认定自己不正常，所有问题都处在自己身 上。
苦闷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在深水埗游荡。深水埗是穷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楼又残又旧，街道也乱糟糟的。那时南昌街中间仍是店铺林立(后来拆了， 变成现在的休憩公园)，石硖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刚亮时将东西放在地上摆卖，故有此名)仍在，黄金商场周围还有无数的流动熟食小贩，再加上福华街、福荣街、 长沙湾道的时装批发店，北河街菜市场和鸭寮街的旧物和电器摊档，令深水埗成了个无所不包的大市集。在这里，你会见到蛇王在街头当众用口咬断蛇头，随即挑出 蛇胆，给客人和着酒一口喝下去；会见到柜台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当铺；当然还有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色情杂志。
我最喜欢的，还是到鸭寮街淘书。鸭寮街并没书店，“收买佬”只是将收回来的书和其它杂物，随意堆在一起。要挑书，便要不怕脏，而且需有耐性。我在那 里淘到最多的，是小说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册马克思的《资本论》，唐君毅的《哲学概论》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等。后来读大学时，我甚至在那里用十元买 到最近逝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贫穷。我家的居住环境，还不算最恶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笼屋”的人，几十人挤在一个单位，每人只有一个铁笼般 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笼屋大火，导致六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人们才知道香港仍有那么多人居住在那样的非人环境。张之亮当年拍摄的《笼 民》，便是以此为题材。深水埗也有许多老无所养的独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满街角的小公园，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发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转一圈，什 么口音都听得到。我父母后来搬了两次家，却始终没离开过这区，而我每次回家，依然那么喜欢在深水埗闹市散步。
五
1985年9月，我入读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学。父亲为我读书的事，四处奔走，却一直苦无头绪。本来有私校肯收我，但学费太贵，最后只好选择这所自 己同乡会办的学校。严格来说，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学。学校在一幢工厂大厦二楼，楼下是售卖五金钢铁的店铺，噪音不绝于耳。学校除了几个课室，没有任何设 施。课程只办到中三，中四以后学生便要另选他校。
学校离家不远，步行15分钟便到。第一天上学，我发觉全班五十多人，有七成是像我这样刚到的新移民，以广东和福建最多，但也有更远的。大家一开口， 便发觉人人乡音不同，十分有趣。从一开始，我便喜欢这班同学。我们背景相同，谁也不会瞧不起谁，而且来到新环境，大家都需要新朋友，所以很快就混得很熟。 平时下课后，我们会联群结队去“斗波”，往游戏中心“打机”，到桌球室找乐，周末甚至试过一起去大角咀丽华戏院享受三级片早场的刺激。我们有心读书，却不 知从何学起。学习环境实在太差，学生程度又参差不齐，老师难以施教。我们渴望融入香港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我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父母教育水平 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继夜工作，根本无暇理会我们。我们好像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自生自灭。
开学不久，我们便一起去工厂做兼职。事缘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制衣厂专门负责穿裤绳(俗称裤头带)的工序，方法是用铁针将尼龙绳由短裤一端贯穿到另一 端。由于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学遂叫我们下课后去帮忙。工资按件计，一条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时大约可赚到八元。工作本身极单调，但几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厂 可听收音机，不算特别苦闷。
我后来在工厂认识了一位负责牛仔裤包装的判头阿卓。由于他给的工资较高，而且工作较多，于是我和一位外号叫“大只广”的朋友便过去跟他。阿卓和好几 间制衣厂有协议，哪里要人便去哪里，因此我们有时在大角咀，有时在长沙湾和葵涌。包装是整个成衣生产流程最后一道工序，相当复杂，包括贴商标，折叠，入胶 袋，开箱封箱，以及用胶带机将箱扎好。由于出口订单有时间性，厂方往往要我们一两天内完成大量包装，非常消耗体力，而且有时要加班到很晚，不是易做的工 作。
大只广是恩平人，比我大两岁，人有点侠气也有点流氓气，好抱不平，喜饮酒抽烟，平时三句有两句是粗口，上课常常和老师抬杠，是我们这群同学的领袖。 我和他性格不同，却很投契。他的数学很好，英文却差，半年不到，已对读书失去兴趣。有次我们在葵兴下班，已是晚上十一点，天下着小雨，我俩不知为什么抬起 杠来，谁也不让谁，结果决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们没有伞，却不畏雨，一边健行一边笑谈彼此的梦想，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点，吓坏了在家久等的父 母。我不记得大家说过什么了，但当晚那份对未来的豪情，却一直长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领到回乡证后，便和大只广联袂返回故乡，再会合我的几位同学， 一起坐火车去桂林旅游。我们在漓江畅泳，在桂林街头放肆高歌追逐，在阳朔回味刘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只广读完中三后，辍学回家帮父亲做些中药转口的小生意，中间赚过一些钱，并请我们一班同学去鲤鱼门尝过海鲜。后来听说他生意不景，又迷于赌博，以 致欠下巨债而要避走大陆。再后来，便没了音讯。我们的老板阿卓，好几年后听说他原来是个偷渡客，遭警方发现，坐完牢后也被遣返国内。我们工作过的制衣厂， 也要搬到国内要么倒闭，大厦则被推倒重建为几十层高的豪宅。至于我那群新移民同学，绝大部份读完中三或中五后便出来工作，最多是到发型屋做学徒。就我所 知，能读上大学的，不足数人。而我读完二年级后，就透过考试转到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
现在回过头看，便觉得当时香港政府对待新移民的方式，大有改善之处。例如我们来港后，人生路不熟，却从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如何找学校，于是只好四出向 同乡打听，像盲头苍蝇般乱撞。记忆所及，除了一家叫“国际社会服务社”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些基本英文课程，政府并没有为新移民提供任何协助。我们就读的学 校，也从没试过为新移民学生提供什么特別辅导。我当时以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现在才意识到，有多少新移民学童，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中，失去多少机会和承 受多大的挫折。只要政府在他们最有需要的时候，给他们多一点扶持和多一点关怀，他们的路就易行得多。
六
1987年转校后，我的生活起了变化。最大的不同，是我终于可以读到一所有完整校舍的正规中学。另一个不同，是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是本地出生的﹐我的 乡音间或会成为同学的笑资。那谈不上是歧视，但却时时提醒我和别人的差异。我很快便意识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学，其实活在两个世界。例如我从不看卡通片，也 不喜欢漫画，更不热衷电子游戏。但这三样东西，却是香港男生的至爱。我一直去到大学，最熟络的朋友，都是新移民。其他朋友也有类似经历。我一直不明所以， 近年才体会到，虽然我们都努力将自己改造成香港人，但很多深层的文化底色，是难以抹走的。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我的情感结构，感受生活和观照世界的方式， 和我的童年生活分不开。
我在何文田官中那一届，大概有一成是新移民。这些同学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们早来几年，很多从小学读起，因此较易适应香港的生活，也有较强的自信 心。他们很多喜欢看课外书，关心政治时事。中四那年，我和几位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定期讨论时事，并自资手写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长有点担心，派了一位老师在我们开会时前来辅导，刊物内容亦须老师过目。我当年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很多人弃香港而 移民他国是不应该的，结果被劝导不要发表。
我在何官的生活，大抵是愉快的，尤其何官附近是九龙中央图书馆，那真是书的天堂，满足了我如饥似渴阅读课外书的欲望。我自小沉迷阅读，但我从没想 过，公共图书馆可以有那么多书供我免费借阅。那几年，我读了无数文学作品。我将金庸、梁羽生、古龙读完，又将琼瑶、严沁、琦君、司马中原等一大堆台湾作家 读完，接著读沈从文、鲁迅、周作人，然后读柏杨、刘宾雁、殷海光等。我也学会了“打书钉”。那时除了日校，我晚上也去长沙湾元洲街一所夜中学学英文。夜中 学的学生，大部份是成年的新移民，我是全班最小。学校附近有家小书店，每星期总我有一晚，偷偷逃课去那里看小说，差不多到下课时间就坐车回家，家人从来不 知。那时读课外书，没功利心，没其他目的，就是单纯的享受。阅读带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我从来不会觉得生活乏味沉闷。只要有书在手，趣味便生。这一点与我有 最大共鸣的，一定是我后来的中大老师沈宣仁先生。
那时的何官，有很多敬业乐业的好老师，对学生循循善诱，学习环境很不错。香港的中学是填鸭式教育，考试强调死记硬背。
尽管如此，我还是享受上学，也从学习中得到乐趣。我想这多少和何官是一所中文中学有关，课本和授课都用母语。没有语言的障碍，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吸收 知识，更自由地展开讨论，从而更好地培养我们的知性能力和学术兴趣。这是我的读书经验，也是我现在的教学经验。我相信，在其他条件相同下，用母语去教与 学，对学生成长是最有利的。
但在80年代的香港，做一个中文中学的学生所受到的歧视，远远大于做一个大陆新移民。那时全香港只有极少数挂正招牌的中文中学，其中部份是所谓的 “左派中学”。中文中学不仅是少数，而且是低人一等的少数。中中学生只可以报考高等程度会考，亦只有中文大学愿意承认这个考试。换言之，无论我们成绩多 好，除了中大，其他院校的大门都不为我们而开──仅仅因为我们用中文学习。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大大限制了中中学生的出路，更深深挫折了我们的自尊。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每次步出校门，见到邻校英文中学的同学，那份又羡又妒又自卑的心情。我真的觉得中中学生被社会遗弃了，而我有太多的不解。我不 解为什么我们用中文读书，就要受到整个制度的歧视，连最基本的机会也不给我们；我更不解既然丘成桐、崔琦、徐立之这些顶尖学者都是中文中学培养出来的，为 什么政府和社会不相信用中文也可以读好书。当时的我不知道，重英轻中是殖民地统治的一贯政策。而我眼见的现实是，无数学生在这个制度中受到极其不公的对 待，然后被牺牲，却没有人为他们发过声。
七
1988年夏天，我和国内一位同学，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欢中国历史，加上受武侠小说影响，对中国名山大川早已向往。旅费是兼职赚回来 的，不用父母操心。我们去天安门看了升旗礼，瞻仰了毛泽东的遗体，还登上了长城。玩完北京，我们再坐火车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这个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车 上见到极目无际的华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开衣裳吹着风，看着夕阳在天边被地平线徐徐吞噬，“随身听”播着齐秦的《狼》，感觉大地苍茫，美不可言。
三个星期后，当我从杭州坐火车回到广州，对中国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游览名胜古迹，我更近距离观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长途的硬 座火车旅程中，我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了解国内人生活的艰辛。在旅途上，当别人问我从那里来时，我总说广东，却不愿说自己是香港人。这有安全的考虑， 但我心底的确希望像他们一样，都是中国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让我有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我喜欢那种感觉，但对别人对自己来说，香港却好像在四海 之外。
1989年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岭。之前，我没想过要在香港落地生根，总想着终有一天会回去。那几年，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例如刘宾雁的《第二种忠 诚》、戴厚英的《人啊，人！》、《自由备忘录》等，对1949年后的历史多了一些认识，但对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我仍记得，1988年国内有一套纪录 片叫《河殇》，中央电视台拍摄，探讨的便是中国应往何处去，引起海内外很大争论。教协办了一次播映会，一次过播完六集。我一个人去看了。当看完最后一集 《蔚蓝色》，步出教协时，我心内激动，深信中国只要继续改革开放，一定可以告别传统，并与象征西方的蔚蓝色文明融合，振兴中华。1989年后，我有种强烈 的无家可归的失落。政治的残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难以消褪的伤痕。回去已无可能，也无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没有 选择的选择。要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价值观，好好做个香港人。
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种转变的后果。但中五会考过后，在对于报读大学什么学系一事上，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试炼。我一直的志愿是中文系，因为这是我最 喜欢，也读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时已试过投稿报纸的文艺版，也参加过一些征文比赛。我特别崇拜刘宾雁，希望将来也能做个报告文学家。可是家里及老师却主张我 报读最热门的工商管理，理由当然是日后的前途考虑。如果我坚持，家里大抵也会尊重我的意愿。但我自己也犹豫了。我当时的成绩，是学校最好的几个，担心的不 是录取与否的问题。
我的困扰，在于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如果我选读商科，即意味着我日后会在商界工作，以赚钱为人生最高目标， 并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和历史，当然更不会有时间写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欢工商管理，很崇拜那些亿万富豪，问题倒不大，毕竟人生总要有所取舍。但由小至大的读 书熏陶，教我并不向往那种生活。金庸笔下的大侠，中国历史中的英雄，五四时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赏的人物。
我被这个问题深深折磨，以至寝食难安。我请教过不同老师，所有老师都说，理想是当不得饭吃的，人最终要回到现实。然后我又发觉，过去几年校内成绩最 好的同学，都进了商学院。他们告诉我，如果我选读了自己喜欢却不热门的学科，很可能会后悔，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毕业后没什么好选择，最后还是要在市场 上和人竞争。他们好像很有道理，于是我这样说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为家，便应努力做个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当然是像李嘉诚那样能赚很多钱的人。 要赚很多钱，便须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别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这种竞争力，理应从大学做起。我被自己说服，最后亦如愿入读 中文大学商学院。
这次抉择，对我是一种挫折，也是一种解脱。我好像放弃了一些很珍惜的东西，作了某种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后再不用为这些问题困扰，可以安心好好 努力做个有成就的香港人。事情不是如此顺利。入了中大以后，我才发觉自己根本不适合读商学院，每天上课都是负担。这和性情志趣有关，也和大学生活有关。我 进大学不久，就加入《中大学生报》，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关心校政也关心香港和中国的未来，游行示威成了常事。那种生活和商学院的氛围，自是格格不入。而我 在一年级时选修了哲学系陈特先生的课，对我启发很大，开始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学问题。结果在大学头两年，我又一次面对人生何去何从的挣扎，不断追问 自己活着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那种纠缠，极其累人，不足为外人道。最后，在大学三年级，我立志转系，读我喜欢的哲学。转系那天﹐陈特先生面试我﹐问我会 不会后悔，我说不会。但当时我也不知道在香港读哲学，到底有什么出路。
八
如果我的挣扎，只是个人问题，那倒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却非如此。在我认识的朋友中，考试成绩最好的一批，几乎都选择了商学院，理由也差不多。这种情 况在今天的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容我武断点说，香港的大学生，很少是为兴趣和梦想而读书的。大部分像我一样，在未开始寻梦之前，已被现实压弯了腰，少年 老成，放弃实现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机会，顺从于社会设下的框框，走着一条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们同意英国哲学家密尔的观察，人类并不是机器模塑出来的一式一 样的东西，而是各有个性的独立生命，并在快乐的来源、对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对人们所起的作用上有着巨大差异，那么便很难不同意他的结论：“除非在生 活方式上有相应的多元性存在，他们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属于他们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的本性所能达到的境界。”
到底是什么力量，令这个城市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青心灵，即使曾经有过挣扎，最后也不得不妥协，放弃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而这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健康的吗？
要在香港行一条不那么主流的路，同时又能肯定自己，极为艰难。香港表面上多元，但住得久了，就会发觉它的底层有个相当单一强势的价值观。过去几十 年，香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繁华先进的资本主义大都会，亦使整个社会接受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崇尚市场竞争，拥抱个人消费主义，以追求效率、发展和无 止境的财富增长作为个人事业成功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在市场中，决定一个人成败得失和社会地位的，是他的经济竞争力。因此，在一个高扬“小政府大市场” 的社会，每个人由一出生开始，便被训练成为市场竞争者。竞争的内在逻辑，是优胜劣汰。市场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对手的关系，是工具性的利益关系， 而不是任何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个体。竞争中的失败者，没有尊严可言，更没资格说应得什么，有的最多只是胜利者给予的有限度 的施舍同情。
香港是这样纯粹的一个经济城市，人人以此为傲。君不见，回归十年一片歌功颂德中，经济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卖点？！要令这个神话延续，社会便须更有效 地培养出更多更纯粹的经济人，并透过各种方式，强化这种价值观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真理。但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却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压 制了。
严格而言，香港仍说不上是个现代政治城市，因为现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而政治权利的正 当性，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离香港十分遥远。而在“小政府大市场”的指导原则下，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致数以十万计公民活于贫 穷线之下的事实，也得不到社会正视。社会公义好像从来不是香港社会的议题。
香港也算不上是个文化城市，因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和审美标准，并承认文化活动有其自足的 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但在过去两年种种有关历史保育和文化发展的讨论中，我们却看到，整个社会是如何的缺乏历史底蕴和文化想象。香港非常 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们却不知道，一种相应的属于这个城市，属于每个公民的丰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该是何种模样。我们很懂得将所有事物折算为金钱，因此 海景有价，树木有价，历史建筑有价，土地有价。但我们并没想过，那些无声无息地流失的，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历史情感记忆，同样值得这个城市好好珍惜。问题并 不在于如何平衡取舍，而在于很多价值根本未曾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连取舍也谈不上。我们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价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谈的三种城市性格，是有内在张力的。要使香港成为伟大的政治或文化城市，我们便必须寻找其他价值资源，开拓视野，丰富我们对美好人生和公正社 会的想象，而不是永远只从单向度的经济人的观点看待世间万事。但就我观察，这套市场至上的价值观，近年变本加厉，不断被强化神化，并以各种方式渗透复制到 生活其他领域，牢牢支配社会发展。
明乎此，香港很多看来荒诞之事，才变得易于理解。以母语教育为例。我们应知道，母语教育对学生的心智成长、创造力、人格培养，以至对所属传统文化的 认同等，有利而无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学和大学，却一直被视为次等语言。为什么呢？因为据说母语教育会使学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问题不在 于学生无法有效学习知识或接触英语文化，而在于影响学生的谋生能力，从而能影响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对学生来说，语言是、也仅仅是谋生的工具；对社会来说， 学生是、也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至于外语教学会否影响学生的心智成长，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碍他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以至限制他们成为积极 关心社会的公民，却完全在议程之外。
又例如香港的民主发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据说是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福利社会，而福利社会则有碍经济发展云云。亦因此故， 面对愈来愈严重的贫富悬殊，大家也认为只要不破坏社会安定就没问题。至于那些处于弱势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是否得到政府同样的关顾尊重，以至 香港的财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却从来不曾引起什么讨论。
无疑，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现这种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经验中，体会最深感触最大的，却是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 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深远，以致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各个层面的价值规范，使得我们难有空间和资源，去想象这个城市和个人生活是否有其 它更好的可能。要做一个成功的香港人，首先就要将自己打造成纯粹的经济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并不系于一个人的语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于你 是否真心诚意接受这样一套价值观。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并不只是纯粹的经济人。除了残酷竞争和市场价值，人还有其它需要。人还需要爱，需要家庭和友谊，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别人的 尊重，需要活得有意义，需要政治参与和文化滋润，还需要自由和公正。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条件，但却往往和单向度的经济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简 单。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只视所有人为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们便无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谊和爱，因为友谊和爱包含了承诺和牺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场无止境的竞 争，我们将难以接受对其他公民有什么到的责任；如果我们视自身只为孤零零的个体，我们便难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与人之间处于极度不平等的境况，弱势 者将无从肯定自身的价值尊严。
即使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纯粹的经济人，在生命的不同时刻──尤其面对抉择时──内心一样会烽烟四起，承受难以言状的痛苦，一样 会对这个城市有某种生活在他乡的疏离。你爱这个城市，却又觉得并不真正属于自己，因为主宰这个城市的根本价值和你格格不入。个体如此卑微，既改变不了城市 分毫，却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无力和撕裂。你最后往往别无选择，只有屈服，向这个城市屈服。
那么多年来，我目睹父母亲一辈，在没有任何选择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价值，将自己变成彻底的经济动物，努力抚养我们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辈的新移民朋 友，由于欠缺这个社会要求的竞争力，又不能从政府中得到适当支持，被迫过早进入劳动市场，成为社会的低层劳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对社会有 关怀的朋友，大学毕业后虽然多番坚持，最后还是不得不弃守曾经坚持的信念。在繁荣安定纸醉金迷的背后，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个个独立生命为这幅图像付出 的代价。当然，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代价，不愿意承认这些代价，甚至讴歌这些代价。
九
由此可见，新移民面对的许多问题，並非只限于新移民。新移民家庭特別多悲剧，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处境艰难，遂无力承受种种压迫。而问题的根源，说到底，实在和香港人如何看待自身有关：
我们怎样看待彼此的关系？我们是活在同一社群，共同参与公平的社会合作，还是在市场中参与一场弱肉强食的零和游戏？在种种将人的社会身份划分切割，继而产生形形色色宰制的制度中，我们能否在差异背后，看到香港人同时是自由平等的公民，理应受到政府平等的尊重和关顾？
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属于我们的城市？我们希望它只是一个有效率却冷漠，繁荣却贫富悬殊，表面多元内里却贫乏单一的暂居地，抑或一个重视公义追求民主，鼓励多元容忍异见，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共同体？
最后，我们怎样看待自己？人是什么？什么构成人的尊严和幸福的生活？什么价值值得我们捍卫和追求？
在思考香港的未来时，我们离不开这些问题。当然，改变总是困难的。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不要说整个社会，即使在个人层面，也是吃力无比。但我并不过 度悲观。在百万人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里，在其后年年数万人出席的烛光晚会里，在2003年五十万人的七一大游行里，在一波接一波的社会运动里，在很多朋友 于每天平凡细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坚持某些价值里，我看到力量。我相信，当公民社会愈趋成熟，累积的文化资源愈加丰厚，并对主流制度和价值有更多 反思批判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可能变得更好。
当我以这种角度，这份心态去理解自身和关心香港的时候，我的新移民史遂告一段落。我是以一个香港公民的身份，关心这个属于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无论站得多么边缘。
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将香港当作自己的家。那实在是极其缓慢的过程。转折点，或许是我后来离开香港，到英国留学了好一段时间。当伦敦成了异乡， 香港便成为故乡了。大约是2002年的夏天，我从英国回来。我再次拖着行李在深水埗行走，看着熟悉的店舖，听着熟悉的乡音，终于觉得自己回家了。这一段 路，我足足走了十七年。
十
林婕死去的时候，才十八岁。她在遗书中，说：“我很累，这五年来我憎恨香港，讨厌香港这个地方，我还是缅怀过去十三年在乡间的岁月，那乡土的日 子。”林婕选择离开的时候，已来香港五年，并由最初的乡村小学转读一所一级中学，品学兼优，全班考试名列前茅，家里也住进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过， 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会是如何模样。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林婕会如此憎恨天堂一样的香港，为什么会觉得做一个香港人那么累，以至如此决绝地一死以求解脱。这种不解的背后，也许正正隐 藏了无数新移民说不出的辛酸故事。说不出，并不在于香港没有说的自由，而在于有那样的平台，没有那样的聆听者，甚至更在于新移民难以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 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并好好地面对这个城市。
香港每天有150个大陆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们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来.
我移民香港，22年了。（本文初稿于2007年7月2日，定稿于2008年5月13日——编者注）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此刻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一己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就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哪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 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 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 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 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 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佛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历经 几波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 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 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但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开支带来的压力等。政府最关心的， 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 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漠视。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別事件， 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多聘几个社工，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 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 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林婕用她宝贵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处境。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人们其实並不了解，又或不愿意了解， 林婕为什么要死。香港这样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没法承受置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这和东方之珠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 差。于是，林婕的死，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而万万千千的新移民，早已安安分分完成改造。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二十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 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城市的怨恨？为什么一宗接着一宗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 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谁去付这些代价。
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了解的。要解决任何问题，了解是第一步。要了解，就必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道出他们的心 声。以下所述，是我的移民史。我的经历，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不多也不少，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当然，我们活在同一城市， 个人如何分殊，总有时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便跟着流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不是因为富有。事实上，我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两家被划为 地主，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是新中国家庭成分最差的阶级，饱受政治之害。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正在读中学一年级， 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一般同学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出发那 天，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也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车站拥挤凌乱，我们执手相看泪眼，初尝人生别离苦。
我能够来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 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苦苦劝他。临返国内前一刻，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叹 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再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 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选择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在一 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1000元，减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 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 苦，受到怎样的对待，也是值得的，甚至应该的，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因此没有资格抱 怨。诚然，选择来的人，必有来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许多好处，更是毋庸多言。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对于新移民失去 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选择是否值得，每个人有不同判断。但财富多寡，和一个人是否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并不总是划 上等号。我们习惯以金钱作为判断生活是否美好的标准，却忽略了其它价值的重要性，是对生命的一种曲解。
事实上，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 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并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他们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感，自觉处于社会边缘，而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 处，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第一代移民的名字，往往叫“牺牲”。
经过二十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虽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寂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 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 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 去，可曾后悔移民来香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严格说来，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本身并非一个实体，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人们得到什么失 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与社会无关。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对于那 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对香港的认识，全部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教 我们着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却要九点才完。因此，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 文具，蓄势待发。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立即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园，跨上自行车，在街上横冲直撞，直奔家里。沿途停着叶振棠的主题曲“昏睡百年，国 人已渐醒”，待赶到家，刚好正式开始。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薄，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 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 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卡式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大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其喜欢小说传奇神话，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 义》、《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读完。那时找书不易，什么书都读。我第一次读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梁 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再放不下，结果不眠不休，两天内将书啃 完。我至今仍记得，读后步上天台，眼前晕眩，心中无尽怅惘失落，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在脑中挥之不去，只想尽情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 岭。我的近视，也因此加深，但当时镇上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升中试的成绩。
接着下来，我发觉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但不知何故，连载几个月后就停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 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瘾，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学，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镇上某处有武侠小说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绍。 我大喜，央求这位同学做我的介绍人。出租屋有点神秘，屋内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着。那个时代不 如今天开放，出租港台图书还有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一本连环图才两分钱，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但那真一 片新天地。为了省钱，我必须每天看完一本。我于是在最短时间学会繁体字，也学会逃课，甚至学会一边骑车一边看小说。在别人专心上课时，我却偷偷跑到学校后 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着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借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与郭靖、黄蓉、杨 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除了功夫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爱憎分明的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 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我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的阅读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和 情感。说来有点好笑，我在逃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90年代全面市场经济的时 代仍未到来，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 是使人欢愉。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却能深深出动人们的情感。邓丽君的中国小调，《大地恩情》的乡土情怀，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张明敏的《我的中国 心》，着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尽管如此，我对香港并没多大向往。父亲去了香港以后，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开始有了电风扇，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我间 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但记忆中，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香港仿佛是个遥远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
四
抵达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当年的鸭寮街，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旧摊档满地，叫卖声盈耳。我和妈妈紧紧跟着父亲，拖着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抬头上望，只能隐隐见到天空的一抹蓝。
我们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个单位的板间房。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唐楼”，房子只有三十多平方米，却住了三户人家，大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厕所。板间房再 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我住上层，算是个阁楼。阁楼没有窗，晦暗局促，人不能站直，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随时会压下来。
初来的一年，日子难过。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最近重读，发觉1985年7月7日写下这样的感受：“离回家还有358天。今天简直快要疯了，真想偷 渡回故乡去。这几天简直度日如年。”然后是7月8日：“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要我死也愿意。”这样的情绪，整本日记随处可见。那时打长途电话又贵又不 方便，只能和故乡的朋友通信。生活最大的寄托，是写信和等信。邮差每天派信两次，分别是早上十时和下午四时。我每天起来，脸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 楼下看信箱。如果有信，自然满心欢喜。没信，便难掩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另一次派信。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
新移民最难适应的，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包括我们的语言、传统、价值、社区网络人际关 系，以至日常的生活习惯等。只有在这样的系统里，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动的意义，并肯定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我们 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一切皆显得理所当然。只有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人才会深刻感受到无家的失落。很多 新移民初到香港，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断裂。没有邻居，没有社群，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他人的理解和同情，只能捱和忍。
来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表面上，语言、读书、生活各方面，虽有困难。慢慢也能应付。但在内心，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 是香港人。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回到家中，脑里只有昔日的回忆；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我会为中国队打气；每次返回家乡，我 才有着地的感觉。时过境迁，我已很难用语言描述“这个地方不属于我”的孤独。未到香港前，我是全班最活泼好动的。银民后，我彻底变成另一个人：自卑、孤 僻、不合群、极度忧郁。伴随这种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
读到中学四年级，我的迷惘更甚。为求出路，我开始找老师讨论人生的意义，跟同学去基督教会听福音，甚至胡乱找些佛学书来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 放学后，夕阳斜照，我站在弥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岛，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匆匆的人群，我突然觉得完全无力再行下去。我软弱地斜靠在栏杆上，看着红灯转 绿灯，绿灯转红灯，人动也不动，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我身边的新移民同学，好像完全没有我的烦恼，所以我当时认定自己不正常，所有问题都处在自己身 上。
苦闷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在深水埗游荡。深水埗是穷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楼又残又旧，街道也乱糟糟的。那时南昌街中间仍是店铺林立(后来拆了， 变成现在的休憩公园)，石硖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刚亮时将东西放在地上摆卖，故有此名)仍在，黄金商场周围还有无数的流动熟食小贩，再加上福华街、福荣街、 长沙湾道的时装批发店，北河街菜市场和鸭寮街的旧物和电器摊档，令深水埗成了个无所不包的大市集。在这里，你会见到蛇王在街头当众用口咬断蛇头，随即挑出 蛇胆，给客人和着酒一口喝下去；会见到柜台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当铺；当然还有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色情杂志。
我最喜欢的，还是到鸭寮街淘书。鸭寮街并没书店，“收买佬”只是将收回来的书和其它杂物，随意堆在一起。要挑书，便要不怕脏，而且需有耐性。我在那 里淘到最多的，是小说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册马克思的《资本论》，唐君毅的《哲学概论》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等。后来读大学时，我甚至在那里用十元买 到最近逝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贫穷。我家的居住环境，还不算最恶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笼屋”的人，几十人挤在一个单位，每人只有一个铁笼般 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笼屋大火，导致六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人们才知道香港仍有那么多人居住在那样的非人环境。张之亮当年拍摄的《笼 民》，便是以此为题材。深水埗也有许多老无所养的独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满街角的小公园，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发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转一圈，什 么口音都听得到。我父母后来搬了两次家，却始终没离开过这区，而我每次回家，依然那么喜欢在深水埗闹市散步。
五
1985年9月，我入读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学。父亲为我读书的事，四处奔走，却一直苦无头绪。本来有私校肯收我，但学费太贵，最后只好选择这所自 己同乡会办的学校。严格来说，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学。学校在一幢工厂大厦二楼，楼下是售卖五金钢铁的店铺，噪音不绝于耳。学校除了几个课室，没有任何设 施。课程只办到中三，中四以后学生便要另选他校。
学校离家不远，步行15分钟便到。第一天上学，我发觉全班五十多人，有七成是像我这样刚到的新移民，以广东和福建最多，但也有更远的。大家一开口， 便发觉人人乡音不同，十分有趣。从一开始，我便喜欢这班同学。我们背景相同，谁也不会瞧不起谁，而且来到新环境，大家都需要新朋友，所以很快就混得很熟。 平时下课后，我们会联群结队去“斗波”，往游戏中心“打机”，到桌球室找乐，周末甚至试过一起去大角咀丽华戏院享受三级片早场的刺激。我们有心读书，却不 知从何学起。学习环境实在太差，学生程度又参差不齐，老师难以施教。我们渴望融入香港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我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父母教育水平 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继夜工作，根本无暇理会我们。我们好像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自生自灭。
开学不久，我们便一起去工厂做兼职。事缘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制衣厂专门负责穿裤绳(俗称裤头带)的工序，方法是用铁针将尼龙绳由短裤一端贯穿到另一 端。由于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学遂叫我们下课后去帮忙。工资按件计，一条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时大约可赚到八元。工作本身极单调，但几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厂 可听收音机，不算特别苦闷。
我后来在工厂认识了一位负责牛仔裤包装的判头阿卓。由于他给的工资较高，而且工作较多，于是我和一位外号叫“大只广”的朋友便过去跟他。阿卓和好几 间制衣厂有协议，哪里要人便去哪里，因此我们有时在大角咀，有时在长沙湾和葵涌。包装是整个成衣生产流程最后一道工序，相当复杂，包括贴商标，折叠，入胶 袋，开箱封箱，以及用胶带机将箱扎好。由于出口订单有时间性，厂方往往要我们一两天内完成大量包装，非常消耗体力，而且有时要加班到很晚，不是易做的工 作。
大只广是恩平人，比我大两岁，人有点侠气也有点流氓气，好抱不平，喜饮酒抽烟，平时三句有两句是粗口，上课常常和老师抬杠，是我们这群同学的领袖。 我和他性格不同，却很投契。他的数学很好，英文却差，半年不到，已对读书失去兴趣。有次我们在葵兴下班，已是晚上十一点，天下着小雨，我俩不知为什么抬起 杠来，谁也不让谁，结果决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们没有伞，却不畏雨，一边健行一边笑谈彼此的梦想，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点，吓坏了在家久等的父 母。我不记得大家说过什么了，但当晚那份对未来的豪情，却一直长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领到回乡证后，便和大只广联袂返回故乡，再会合我的几位同学， 一起坐火车去桂林旅游。我们在漓江畅泳，在桂林街头放肆高歌追逐，在阳朔回味刘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只广读完中三后，辍学回家帮父亲做些中药转口的小生意，中间赚过一些钱，并请我们一班同学去鲤鱼门尝过海鲜。后来听说他生意不景，又迷于赌博，以 致欠下巨债而要避走大陆。再后来，便没了音讯。我们的老板阿卓，好几年后听说他原来是个偷渡客，遭警方发现，坐完牢后也被遣返国内。我们工作过的制衣厂， 也要搬到国内要么倒闭，大厦则被推倒重建为几十层高的豪宅。至于我那群新移民同学，绝大部份读完中三或中五后便出来工作，最多是到发型屋做学徒。就我所 知，能读上大学的，不足数人。而我读完二年级后，就透过考试转到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
现在回过头看，便觉得当时香港政府对待新移民的方式，大有改善之处。例如我们来港后，人生路不熟，却从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如何找学校，于是只好四出向 同乡打听，像盲头苍蝇般乱撞。记忆所及，除了一家叫“国际社会服务社”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些基本英文课程，政府并没有为新移民提供任何协助。我们就读的学 校，也从没试过为新移民学生提供什么特別辅导。我当时以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现在才意识到，有多少新移民学童，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中，失去多少机会和承 受多大的挫折。只要政府在他们最有需要的时候，给他们多一点扶持和多一点关怀，他们的路就易行得多。
六
1987年转校后，我的生活起了变化。最大的不同，是我终于可以读到一所有完整校舍的正规中学。另一个不同，是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是本地出生的﹐我的 乡音间或会成为同学的笑资。那谈不上是歧视，但却时时提醒我和别人的差异。我很快便意识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学，其实活在两个世界。例如我从不看卡通片，也 不喜欢漫画，更不热衷电子游戏。但这三样东西，却是香港男生的至爱。我一直去到大学，最熟络的朋友，都是新移民。其他朋友也有类似经历。我一直不明所以， 近年才体会到，虽然我们都努力将自己改造成香港人，但很多深层的文化底色，是难以抹走的。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我的情感结构，感受生活和观照世界的方式， 和我的童年生活分不开。
我在何文田官中那一届，大概有一成是新移民。这些同学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们早来几年，很多从小学读起，因此较易适应香港的生活，也有较强的自信 心。他们很多喜欢看课外书，关心政治时事。中四那年，我和几位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定期讨论时事，并自资手写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长有点担心，派了一位老师在我们开会时前来辅导，刊物内容亦须老师过目。我当年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很多人弃香港而 移民他国是不应该的，结果被劝导不要发表。
我在何官的生活，大抵是愉快的，尤其何官附近是九龙中央图书馆，那真是书的天堂，满足了我如饥似渴阅读课外书的欲望。我自小沉迷阅读，但我从没想 过，公共图书馆可以有那么多书供我免费借阅。那几年，我读了无数文学作品。我将金庸、梁羽生、古龙读完，又将琼瑶、严沁、琦君、司马中原等一大堆台湾作家 读完，接著读沈从文、鲁迅、周作人，然后读柏杨、刘宾雁、殷海光等。我也学会了“打书钉”。那时除了日校，我晚上也去长沙湾元洲街一所夜中学学英文。夜中 学的学生，大部份是成年的新移民，我是全班最小。学校附近有家小书店，每星期总我有一晚，偷偷逃课去那里看小说，差不多到下课时间就坐车回家，家人从来不 知。那时读课外书，没功利心，没其他目的，就是单纯的享受。阅读带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我从来不会觉得生活乏味沉闷。只要有书在手，趣味便生。这一点与我有 最大共鸣的，一定是我后来的中大老师沈宣仁先生。
那时的何官，有很多敬业乐业的好老师，对学生循循善诱，学习环境很不错。香港的中学是填鸭式教育，考试强调死记硬背。
尽管如此，我还是享受上学，也从学习中得到乐趣。我想这多少和何官是一所中文中学有关，课本和授课都用母语。没有语言的障碍，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吸收 知识，更自由地展开讨论，从而更好地培养我们的知性能力和学术兴趣。这是我的读书经验，也是我现在的教学经验。我相信，在其他条件相同下，用母语去教与 学，对学生成长是最有利的。
但在80年代的香港，做一个中文中学的学生所受到的歧视，远远大于做一个大陆新移民。那时全香港只有极少数挂正招牌的中文中学，其中部份是所谓的 “左派中学”。中文中学不仅是少数，而且是低人一等的少数。中中学生只可以报考高等程度会考，亦只有中文大学愿意承认这个考试。换言之，无论我们成绩多 好，除了中大，其他院校的大门都不为我们而开──仅仅因为我们用中文学习。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大大限制了中中学生的出路，更深深挫折了我们的自尊。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每次步出校门，见到邻校英文中学的同学，那份又羡又妒又自卑的心情。我真的觉得中中学生被社会遗弃了，而我有太多的不解。我不 解为什么我们用中文读书，就要受到整个制度的歧视，连最基本的机会也不给我们；我更不解既然丘成桐、崔琦、徐立之这些顶尖学者都是中文中学培养出来的，为 什么政府和社会不相信用中文也可以读好书。当时的我不知道，重英轻中是殖民地统治的一贯政策。而我眼见的现实是，无数学生在这个制度中受到极其不公的对 待，然后被牺牲，却没有人为他们发过声。
七
1988年夏天，我和国内一位同学，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欢中国历史，加上受武侠小说影响，对中国名山大川早已向往。旅费是兼职赚回来 的，不用父母操心。我们去天安门看了升旗礼，瞻仰了毛泽东的遗体，还登上了长城。玩完北京，我们再坐火车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这个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车 上见到极目无际的华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开衣裳吹着风，看着夕阳在天边被地平线徐徐吞噬，“随身听”播着齐秦的《狼》，感觉大地苍茫，美不可言。
三个星期后，当我从杭州坐火车回到广州，对中国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游览名胜古迹，我更近距离观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长途的硬 座火车旅程中，我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了解国内人生活的艰辛。在旅途上，当别人问我从那里来时，我总说广东，却不愿说自己是香港人。这有安全的考虑， 但我心底的确希望像他们一样，都是中国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让我有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我喜欢那种感觉，但对别人对自己来说，香港却好像在四海 之外。
1989年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岭。之前，我没想过要在香港落地生根，总想着终有一天会回去。那几年，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例如刘宾雁的《第二种忠 诚》、戴厚英的《人啊，人！》、《自由备忘录》等，对1949年后的历史多了一些认识，但对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我仍记得，1988年国内有一套纪录 片叫《河殇》，中央电视台拍摄，探讨的便是中国应往何处去，引起海内外很大争论。教协办了一次播映会，一次过播完六集。我一个人去看了。当看完最后一集 《蔚蓝色》，步出教协时，我心内激动，深信中国只要继续改革开放，一定可以告别传统，并与象征西方的蔚蓝色文明融合，振兴中华。1989年后，我有种强烈 的无家可归的失落。政治的残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难以消褪的伤痕。回去已无可能，也无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没有 选择的选择。要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价值观，好好做个香港人。
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种转变的后果。但中五会考过后，在对于报读大学什么学系一事上，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试炼。我一直的志愿是中文系，因为这是我最 喜欢，也读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时已试过投稿报纸的文艺版，也参加过一些征文比赛。我特别崇拜刘宾雁，希望将来也能做个报告文学家。可是家里及老师却主张我 报读最热门的工商管理，理由当然是日后的前途考虑。如果我坚持，家里大抵也会尊重我的意愿。但我自己也犹豫了。我当时的成绩，是学校最好的几个，担心的不 是录取与否的问题。
我的困扰，在于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如果我选读商科，即意味着我日后会在商界工作，以赚钱为人生最高目标， 并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和历史，当然更不会有时间写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欢工商管理，很崇拜那些亿万富豪，问题倒不大，毕竟人生总要有所取舍。但由小至大的读 书熏陶，教我并不向往那种生活。金庸笔下的大侠，中国历史中的英雄，五四时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赏的人物。
我被这个问题深深折磨，以至寝食难安。我请教过不同老师，所有老师都说，理想是当不得饭吃的，人最终要回到现实。然后我又发觉，过去几年校内成绩最 好的同学，都进了商学院。他们告诉我，如果我选读了自己喜欢却不热门的学科，很可能会后悔，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毕业后没什么好选择，最后还是要在市场 上和人竞争。他们好像很有道理，于是我这样说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为家，便应努力做个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当然是像李嘉诚那样能赚很多钱的人。 要赚很多钱，便须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别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这种竞争力，理应从大学做起。我被自己说服，最后亦如愿入读 中文大学商学院。
这次抉择，对我是一种挫折，也是一种解脱。我好像放弃了一些很珍惜的东西，作了某种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后再不用为这些问题困扰，可以安心好好 努力做个有成就的香港人。事情不是如此顺利。入了中大以后，我才发觉自己根本不适合读商学院，每天上课都是负担。这和性情志趣有关，也和大学生活有关。我 进大学不久，就加入《中大学生报》，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关心校政也关心香港和中国的未来，游行示威成了常事。那种生活和商学院的氛围，自是格格不入。而我 在一年级时选修了哲学系陈特先生的课，对我启发很大，开始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学问题。结果在大学头两年，我又一次面对人生何去何从的挣扎，不断追问 自己活着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那种纠缠，极其累人，不足为外人道。最后，在大学三年级，我立志转系，读我喜欢的哲学。转系那天﹐陈特先生面试我﹐问我会 不会后悔，我说不会。但当时我也不知道在香港读哲学，到底有什么出路。
八
如果我的挣扎，只是个人问题，那倒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却非如此。在我认识的朋友中，考试成绩最好的一批，几乎都选择了商学院，理由也差不多。这种情 况在今天的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容我武断点说，香港的大学生，很少是为兴趣和梦想而读书的。大部分像我一样，在未开始寻梦之前，已被现实压弯了腰，少年 老成，放弃实现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机会，顺从于社会设下的框框，走着一条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们同意英国哲学家密尔的观察，人类并不是机器模塑出来的一式一 样的东西，而是各有个性的独立生命，并在快乐的来源、对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对人们所起的作用上有着巨大差异，那么便很难不同意他的结论：“除非在生 活方式上有相应的多元性存在，他们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属于他们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的本性所能达到的境界。”
到底是什么力量，令这个城市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青心灵，即使曾经有过挣扎，最后也不得不妥协，放弃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而这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健康的吗？
要在香港行一条不那么主流的路，同时又能肯定自己，极为艰难。香港表面上多元，但住得久了，就会发觉它的底层有个相当单一强势的价值观。过去几十 年，香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繁华先进的资本主义大都会，亦使整个社会接受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崇尚市场竞争，拥抱个人消费主义，以追求效率、发展和无 止境的财富增长作为个人事业成功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在市场中，决定一个人成败得失和社会地位的，是他的经济竞争力。因此，在一个高扬“小政府大市场” 的社会，每个人由一出生开始，便被训练成为市场竞争者。竞争的内在逻辑，是优胜劣汰。市场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对手的关系，是工具性的利益关系， 而不是任何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个体。竞争中的失败者，没有尊严可言，更没资格说应得什么，有的最多只是胜利者给予的有限度 的施舍同情。
香港是这样纯粹的一个经济城市，人人以此为傲。君不见，回归十年一片歌功颂德中，经济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卖点？！要令这个神话延续，社会便须更有效 地培养出更多更纯粹的经济人，并透过各种方式，强化这种价值观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真理。但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却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压 制了。
严格而言，香港仍说不上是个现代政治城市，因为现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而政治权利的正 当性，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离香港十分遥远。而在“小政府大市场”的指导原则下，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致数以十万计公民活于贫 穷线之下的事实，也得不到社会正视。社会公义好像从来不是香港社会的议题。
香港也算不上是个文化城市，因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和审美标准，并承认文化活动有其自足的 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但在过去两年种种有关历史保育和文化发展的讨论中，我们却看到，整个社会是如何的缺乏历史底蕴和文化想象。香港非常 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们却不知道，一种相应的属于这个城市，属于每个公民的丰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该是何种模样。我们很懂得将所有事物折算为金钱，因此 海景有价，树木有价，历史建筑有价，土地有价。但我们并没想过，那些无声无息地流失的，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历史情感记忆，同样值得这个城市好好珍惜。问题并 不在于如何平衡取舍，而在于很多价值根本未曾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连取舍也谈不上。我们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价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谈的三种城市性格，是有内在张力的。要使香港成为伟大的政治或文化城市，我们便必须寻找其他价值资源，开拓视野，丰富我们对美好人生和公正社 会的想象，而不是永远只从单向度的经济人的观点看待世间万事。但就我观察，这套市场至上的价值观，近年变本加厉，不断被强化神化，并以各种方式渗透复制到 生活其他领域，牢牢支配社会发展。
明乎此，香港很多看来荒诞之事，才变得易于理解。以母语教育为例。我们应知道，母语教育对学生的心智成长、创造力、人格培养，以至对所属传统文化的 认同等，有利而无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学和大学，却一直被视为次等语言。为什么呢？因为据说母语教育会使学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问题不在 于学生无法有效学习知识或接触英语文化，而在于影响学生的谋生能力，从而能影响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对学生来说，语言是、也仅仅是谋生的工具；对社会来说， 学生是、也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至于外语教学会否影响学生的心智成长，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碍他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以至限制他们成为积极 关心社会的公民，却完全在议程之外。
又例如香港的民主发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据说是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福利社会，而福利社会则有碍经济发展云云。亦因此故， 面对愈来愈严重的贫富悬殊，大家也认为只要不破坏社会安定就没问题。至于那些处于弱势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是否得到政府同样的关顾尊重，以至 香港的财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却从来不曾引起什么讨论。
无疑，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现这种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经验中，体会最深感触最大的，却是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 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深远，以致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各个层面的价值规范，使得我们难有空间和资源，去想象这个城市和个人生活是否有其 它更好的可能。要做一个成功的香港人，首先就要将自己打造成纯粹的经济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并不系于一个人的语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于你 是否真心诚意接受这样一套价值观。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并不只是纯粹的经济人。除了残酷竞争和市场价值，人还有其它需要。人还需要爱，需要家庭和友谊，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别人的 尊重，需要活得有意义，需要政治参与和文化滋润，还需要自由和公正。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条件，但却往往和单向度的经济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简 单。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只视所有人为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们便无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谊和爱，因为友谊和爱包含了承诺和牺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场无止境的竞 争，我们将难以接受对其他公民有什么到的责任；如果我们视自身只为孤零零的个体，我们便难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与人之间处于极度不平等的境况，弱势 者将无从肯定自身的价值尊严。
即使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纯粹的经济人，在生命的不同时刻──尤其面对抉择时──内心一样会烽烟四起，承受难以言状的痛苦，一样 会对这个城市有某种生活在他乡的疏离。你爱这个城市，却又觉得并不真正属于自己，因为主宰这个城市的根本价值和你格格不入。个体如此卑微，既改变不了城市 分毫，却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无力和撕裂。你最后往往别无选择，只有屈服，向这个城市屈服。
那么多年来，我目睹父母亲一辈，在没有任何选择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价值，将自己变成彻底的经济动物，努力抚养我们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辈的新移民朋 友，由于欠缺这个社会要求的竞争力，又不能从政府中得到适当支持，被迫过早进入劳动市场，成为社会的低层劳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对社会有 关怀的朋友，大学毕业后虽然多番坚持，最后还是不得不弃守曾经坚持的信念。在繁荣安定纸醉金迷的背后，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个个独立生命为这幅图像付出 的代价。当然，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代价，不愿意承认这些代价，甚至讴歌这些代价。
九
由此可见，新移民面对的许多问题，並非只限于新移民。新移民家庭特別多悲剧，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处境艰难，遂无力承受种种压迫。而问题的根源，说到底，实在和香港人如何看待自身有关：
我们怎样看待彼此的关系？我们是活在同一社群，共同参与公平的社会合作，还是在市场中参与一场弱肉强食的零和游戏？在种种将人的社会身份划分切割，继而产生形形色色宰制的制度中，我们能否在差异背后，看到香港人同时是自由平等的公民，理应受到政府平等的尊重和关顾？
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属于我们的城市？我们希望它只是一个有效率却冷漠，繁荣却贫富悬殊，表面多元内里却贫乏单一的暂居地，抑或一个重视公义追求民主，鼓励多元容忍异见，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共同体？
最后，我们怎样看待自己？人是什么？什么构成人的尊严和幸福的生活？什么价值值得我们捍卫和追求？
在思考香港的未来时，我们离不开这些问题。当然，改变总是困难的。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不要说整个社会，即使在个人层面，也是吃力无比。但我并不过 度悲观。在百万人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里，在其后年年数万人出席的烛光晚会里，在2003年五十万人的七一大游行里，在一波接一波的社会运动里，在很多朋友 于每天平凡细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坚持某些价值里，我看到力量。我相信，当公民社会愈趋成熟，累积的文化资源愈加丰厚，并对主流制度和价值有更多 反思批判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可能变得更好。
当我以这种角度，这份心态去理解自身和关心香港的时候，我的新移民史遂告一段落。我是以一个香港公民的身份，关心这个属于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无论站得多么边缘。
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将香港当作自己的家。那实在是极其缓慢的过程。转折点，或许是我后来离开香港，到英国留学了好一段时间。当伦敦成了异乡， 香港便成为故乡了。大约是2002年的夏天，我从英国回来。我再次拖着行李在深水埗行走，看着熟悉的店舖，听着熟悉的乡音，终于觉得自己回家了。这一段 路，我足足走了十七年。
十
林婕死去的时候，才十八岁。她在遗书中，说：“我很累，这五年来我憎恨香港，讨厌香港这个地方，我还是缅怀过去十三年在乡间的岁月，那乡土的日 子。”林婕选择离开的时候，已来香港五年，并由最初的乡村小学转读一所一级中学，品学兼优，全班考试名列前茅，家里也住进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过， 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会是如何模样。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林婕会如此憎恨天堂一样的香港，为什么会觉得做一个香港人那么累，以至如此决绝地一死以求解脱。这种不解的背后，也许正正隐 藏了无数新移民说不出的辛酸故事。说不出，并不在于香港没有说的自由，而在于有那样的平台，没有那样的聆听者，甚至更在于新移民难以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 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并好好地面对这个城市。
香港每天有150个大陆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们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