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从开始不久就被西方媒体称作umbrella revolution，中文的名字好几个：雨伞革命，伞花革命，花伞革命，遮打革命，雨遮革命，缩骨遮革命，不管“伞”字如何翻新，“革命”是跑不掉的。
但“革命”二字恰恰是学生领袖和运动发起人最不愿意听到的。他们希望被称作“运动”或“抗议”，不想被贴上“革命”的标签。革命太可怕了，颠覆国家 政权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香港人只想要香港的普选，只想把香港已经有的民主制度推向一个新水平。至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这个目标太高了，太远了，太难了。雨 伞革命解决不了，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香港人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付出了不知多少努力。远的不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如果没有香港的支持，面貌一定大不相同。无论是物质、金钱，还 是运动经验、信息传播、媒体报道，还是屠杀之后的黄雀行动以及每年的六四烛光纪念晚会。此后，从支联会到维权律师关注组、良心之友，一次一次的游行示威， 捐款捐物、新闻发布会、国际救援行动，高智晟、陈光诚、胡佳、刘晓波、艾未未、许志永、赵连海、曹顺利、李旺阳，没有港人对中国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支 持，中国民间社会根本无法达到今天的水平。退一万步说，如果香港算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争取香港民主本身，就是争取中国民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但“革命”二字实在不能不引起香港人的担心。香港和中共专制政权相比，从经济、资源、军事实力、国际地位等等主要方面，都不在一个重量级。温文尔 雅、守规矩的香港，面对的是一个出尔反尔，一个悍然使用坦克碾轧学生市民的政权。国际媒体虽然对这次抗争不惜笔墨，但真正愿意放弃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而得 罪中国的国家几乎没有。美国一个颇受欢迎的脱口秀主持人“扣扣熊”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道：“你（北京）可以碾碎这次行运动，也可以把权利还给香港人，全世 界都在看着，做决定时要小心——但不管做出什么选择，美国都会继续和你们做生意。”相当幽默，也是实情。中共专横如此，各国政府功利短视如此。
黄之锋在集会上说要争取香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真普选”，“我们希望可以创造一个在共产主义控制下国家里实现普选的政治改革奇迹”，这实在是无 奈之举。以大红大紫的黄之锋的思想水平和斗争经验，他不可能认识不到中共一党制下不可能有香港的真普选。人们心里清楚，自下而上的、以大规模占领方式来要 求改变既有的关于行政首长（和立法代表）的政治安排，只能是革命。但是香港的抗争者，实在无力改变中共根本政治制度，从而一劳永逸、踏踏实实地享受香港民 主。这并非跪着造反，而只是出于运动继续发展的话语策略。
中共不但不会允许香港民主，而且根据历史档案的研究表明，从50年代开始，毛周就以武力相威胁，使英国无法在香港推行民主。对于后来的中英谈判，有人指责英国背叛了香港，虽然不无道理，是事实要复杂得多。但中共仅控制香港饮水一项，就使英国缺少足够的筹码。
极权的本质是要控制一切，极权专制之下，不会允许自由制度的存在。让香港人有真正的普选，就是允许专制堤坝出现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将会导致专制的崩 溃。香港若失去控制，中共把香港作为转移财产和洗钱基地的犯罪行为就会暴露在阳光之下。香港若有真正民主，必将辐射全国，必将激励其他地方的大规模抗争， 必将继续发挥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桥头堡和根据地的作用。因此这场运动所反映的，是两种根本制度的冲突。或者说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必然蕴含这场危机。
香港和大陆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如果不从1997年五星红旗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升起的那一天开始算的话，最晚也要从今年“831决定”开始。中共要 把香港变成北京或重庆一样的大陆城市，已是司马昭之心。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次运动，无论你如何称呼它，早已被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中南海贴上了“颠覆”、 “分裂”和“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标签。党的香港喉舌报就写道，“‘雨伞革命’企图夺取政权，不过是非法政变的代名词。”并称“美国的政治代理人”黎智英 “低估了中央政府雷霆万钧遏止颜色革命的威力。”不想被称作革命的革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革命老手那里，当然是革命。
有意思的是，中共倒行逆施的举措，对参与革命运动的动员效果，超过了香港政坛任何一位活动家或民主派领袖。2003年的企图在香港设立文字狱的23 条，导致50万人上街。今年“610”白皮书，导致民间公投有接近80万人参加（占中三子曾担心投票人数达不到十万），随后的七一游行又有51万人上街。 “831”人大常委会决定，导致922大罢课，而千呼万唤的占领中环，终于提前启动并且迅速扩大成占领香港旺角、尖沙咀、湾仔、铜锣湾的伞花革命，最多时 候有20万人参加公民抗命，小小的香港在公民抗争的历史上一再书写奇迹。在运动形势低迷，抗争者受伤、劳顿、失望并出现分歧，坚守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林 郑突然取消预定中的对话，又立刻导致10万人走上街头。难道是玩“无间道”？中央和港府一再刺激、危机越来越紧迫的情况下，连明里暗里内斗不断的泛民各政 党也逐渐放下分歧、形成同仇敌忾之气。
香港不经意间成为阿拉伯之春之后世界民主化风暴的中心，万众瞩目。香港人不单是为香港争民主，在客观上也是在为中国争民主。对于本土意识逐渐增强、 希望去中国化的香港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吊诡的事实。出于政治、文化、历史等等因素，香港人的自我认同处于一个动态的、相当复杂的状态；香港人尤其是年轻 人，对中国（不仅仅是中共）的认同度已经越来越低。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没有中国的民主，就没有香港的民主。中国大陆的觉醒者和行动者一直没 有放弃争取民主的努力，他们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去往监狱的路上，在严酷的环境下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现在，香港人承担了不可承受的革命之重，香港人为越 来越不认同的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来争取民主，而那些人民中的大部分并没有觉醒，并对占领香港街头的斗士们冷嘲热讽、谩骂攻击，而这也许是这场运动的心灵深 处最让人纠结、让人感叹的地方。
但“革命”二字恰恰是学生领袖和运动发起人最不愿意听到的。他们希望被称作“运动”或“抗议”，不想被贴上“革命”的标签。革命太可怕了，颠覆国家 政权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香港人只想要香港的普选，只想把香港已经有的民主制度推向一个新水平。至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这个目标太高了，太远了，太难了。雨 伞革命解决不了，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香港人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付出了不知多少努力。远的不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如果没有香港的支持，面貌一定大不相同。无论是物质、金钱，还 是运动经验、信息传播、媒体报道，还是屠杀之后的黄雀行动以及每年的六四烛光纪念晚会。此后，从支联会到维权律师关注组、良心之友，一次一次的游行示威， 捐款捐物、新闻发布会、国际救援行动，高智晟、陈光诚、胡佳、刘晓波、艾未未、许志永、赵连海、曹顺利、李旺阳，没有港人对中国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支 持，中国民间社会根本无法达到今天的水平。退一万步说，如果香港算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争取香港民主本身，就是争取中国民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但“革命”二字实在不能不引起香港人的担心。香港和中共专制政权相比，从经济、资源、军事实力、国际地位等等主要方面，都不在一个重量级。温文尔 雅、守规矩的香港，面对的是一个出尔反尔，一个悍然使用坦克碾轧学生市民的政权。国际媒体虽然对这次抗争不惜笔墨，但真正愿意放弃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而得 罪中国的国家几乎没有。美国一个颇受欢迎的脱口秀主持人“扣扣熊”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道：“你（北京）可以碾碎这次行运动，也可以把权利还给香港人，全世 界都在看着，做决定时要小心——但不管做出什么选择，美国都会继续和你们做生意。”相当幽默，也是实情。中共专横如此，各国政府功利短视如此。
黄之锋在集会上说要争取香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真普选”，“我们希望可以创造一个在共产主义控制下国家里实现普选的政治改革奇迹”，这实在是无 奈之举。以大红大紫的黄之锋的思想水平和斗争经验，他不可能认识不到中共一党制下不可能有香港的真普选。人们心里清楚，自下而上的、以大规模占领方式来要 求改变既有的关于行政首长（和立法代表）的政治安排，只能是革命。但是香港的抗争者，实在无力改变中共根本政治制度，从而一劳永逸、踏踏实实地享受香港民 主。这并非跪着造反，而只是出于运动继续发展的话语策略。
中共不但不会允许香港民主，而且根据历史档案的研究表明，从50年代开始，毛周就以武力相威胁，使英国无法在香港推行民主。对于后来的中英谈判，有人指责英国背叛了香港，虽然不无道理，是事实要复杂得多。但中共仅控制香港饮水一项，就使英国缺少足够的筹码。
极权的本质是要控制一切，极权专制之下，不会允许自由制度的存在。让香港人有真正的普选，就是允许专制堤坝出现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将会导致专制的崩 溃。香港若失去控制，中共把香港作为转移财产和洗钱基地的犯罪行为就会暴露在阳光之下。香港若有真正民主，必将辐射全国，必将激励其他地方的大规模抗争， 必将继续发挥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桥头堡和根据地的作用。因此这场运动所反映的，是两种根本制度的冲突。或者说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必然蕴含这场危机。
香港和大陆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如果不从1997年五星红旗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升起的那一天开始算的话，最晚也要从今年“831决定”开始。中共要 把香港变成北京或重庆一样的大陆城市，已是司马昭之心。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次运动，无论你如何称呼它，早已被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中南海贴上了“颠覆”、 “分裂”和“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标签。党的香港喉舌报就写道，“‘雨伞革命’企图夺取政权，不过是非法政变的代名词。”并称“美国的政治代理人”黎智英 “低估了中央政府雷霆万钧遏止颜色革命的威力。”不想被称作革命的革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革命老手那里，当然是革命。
有意思的是，中共倒行逆施的举措，对参与革命运动的动员效果，超过了香港政坛任何一位活动家或民主派领袖。2003年的企图在香港设立文字狱的23 条，导致50万人上街。今年“610”白皮书，导致民间公投有接近80万人参加（占中三子曾担心投票人数达不到十万），随后的七一游行又有51万人上街。 “831”人大常委会决定，导致922大罢课，而千呼万唤的占领中环，终于提前启动并且迅速扩大成占领香港旺角、尖沙咀、湾仔、铜锣湾的伞花革命，最多时 候有20万人参加公民抗命，小小的香港在公民抗争的历史上一再书写奇迹。在运动形势低迷，抗争者受伤、劳顿、失望并出现分歧，坚守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林 郑突然取消预定中的对话，又立刻导致10万人走上街头。难道是玩“无间道”？中央和港府一再刺激、危机越来越紧迫的情况下，连明里暗里内斗不断的泛民各政 党也逐渐放下分歧、形成同仇敌忾之气。
香港不经意间成为阿拉伯之春之后世界民主化风暴的中心，万众瞩目。香港人不单是为香港争民主，在客观上也是在为中国争民主。对于本土意识逐渐增强、 希望去中国化的香港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吊诡的事实。出于政治、文化、历史等等因素，香港人的自我认同处于一个动态的、相当复杂的状态；香港人尤其是年轻 人，对中国（不仅仅是中共）的认同度已经越来越低。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没有中国的民主，就没有香港的民主。中国大陆的觉醒者和行动者一直没 有放弃争取民主的努力，他们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去往监狱的路上，在严酷的环境下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现在，香港人承担了不可承受的革命之重，香港人为越 来越不认同的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来争取民主，而那些人民中的大部分并没有觉醒，并对占领香港街头的斗士们冷嘲热讽、谩骂攻击，而这也许是这场运动的心灵深 处最让人纠结、让人感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