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叫共和国的国家，就是共和国的体制，更不要自以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人民真的能够得到主人的地位，当国家被一部分人控制之后，如果没有独
立的宪法法律制约，军队没有国家化，媒体没有自由，这一部分人（统治集团）就当然地成为国家机器的控制者与专制者，当抗议与对话都无效的时候，国家灾难或
人民的灾难，就会不期而至。
作为一位八九六四民运的全程亲历者，我想说，因为八九民运没有实现有效的对话，所以才引发国家灾难，对话固然有学生方面或技术方面的一些缺憾因素，但政府 没有真诚对话，政府把对话视同散布谎言的新闻发布会、甚至当成愚弄学生、激怒市民的方式，才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但激化矛盾与造成更大的政局动荡对谁有好 处？当然对强硬者有好处，为他们动用武力寻找借口，使最高决策者被裹协，成为一个利益或政治共同体，对和平民众大开杀戒。
八九北京民主运动对话为什么失败？
因为对话应该是平等真诚的，但政府当局既无平等意识，又无真诚态度；
对话是通过各种提出主张或建议，使广场上无限的政治问题，通过有限的会议室、有限的代表，找到分歧点，达成妥协，或通过时间，或通过达成方案，各退一步，民运人士退出广场，当局则要有公开承诺，答应民运代表们合理的政治诉求。
学生们示威游行，政治诉求非常宽泛，包括要求中共公开胡耀邦下台真相，或给耀邦平反；反腐败、反官僚；要求民主自由；新闻自由；高校学生自治；等等，政府不可能直接回应这些宽泛的政治诉求，那么，如何让学生运动收场？
通过吴仁华收集的资料（参见吴仁华《六四事件实录》）我们可以看到八九民运相关“对话”的整个过程：
1989年4月24日：北大200多名教师联名贴出《教师紧急呼吁》，提出：“鉴于目前形势，我们紧急呼吁坚持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原则，与学生对话。中国政法大学贴出署名“部分党员教授、副教授”的《给党中央的信》，“要避免压服，需要民主协商对话。”
1989年4月26日上午9时，北高联在政法大学教学楼前的露天广场举行中外记者会，会场挂着“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的大标语。两千多名学生， 上百名中外记者与会。北高联主席周勇军代表北高联发言，提出三项要求：一、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二、要求公安部部长王芳就 四.二0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三、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因新华社对四.二二事件进行歪曲报导公开道歉。
我们看出北大与政法大学老师的理性倡导，没有老师愿意学生们持续上街参与运动，但老师同时希望看到政府的善意回应，以促使政府有所改变，中国近百年政治运 动中，政治对话第一次成为重要的话题，并成为关系到整个运动进程的核心问题，老师群体倡导对话之后二天，我们即看到学生运动团体代表的新闻发布会，显然可 以看到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力，以及和平理性地要求对话的愿望。
两天后的4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全国青联成立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代表官方有所回应，他说：民主建设、廉政建设不是 靠上街游行、喊口号所能实现的。作为中国青年的组织，全国青联应当发挥青年精英的作用，深入学生，积极对话，反映他们的正当要求。
阎明复代表官方，不愿意学生们持续示威游行，同时，对学生对话要求有善意的回应，即，希望全国青联开展与运动学生对话。
我们同时看到，这一天，官方却还发出了另一种强硬的声音：《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题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文章，说：“中国 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背离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袁木与人民日报显然混淆因果，造成不稳定的因 素是统治者的腐败，是腐败与不民主自由造成了学潮，而非学生不想上课，造成学潮。但迫于形势，当天下午，李鹏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认 为，应该抓住时机，与学生进行对话。
悲剧并不是因为对话，而是李鹏任命的袁木主导了这次对话，这次与学生对话最终被做成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还有，对话应该与广场学生代表或相关组织代表，但袁 木却让官方认可的各高校学生会代表参加，即便这样，回答学生的问题也是官话套话谎话连篇，认为大多数官员是好的，认为中国有新闻自由，认为学生应该回到校 园以学习为主，等等。
袁木主导的“对话”内容公开后，引起强烈反弹，据吴仁华提供的相关资料记录，下午，北高联常委王丹、主席吾尔开希等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中外记者会，王丹、 吾尔开希宣布对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不予承认。王丹说：“很遗憾，这不是对话，倒更像是一次记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袁 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大学生普遍不满，全国有上海、天津、武汉、兰州、长春、沈阳、杭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23个大中城市的学生上街或 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等人的在“对话”会上的讲话。北京高校新出现的大字报集中谴责4月29日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北京农业大学贴出署名“校自 治会”的大字报，抨击对话“是一种愚弄、欺骗全国人民的行为”，强烈要求在平等、公开的情形下对话，学生代表必须代表广大同学意见。
袁木主导的对话，没有和解，因为没有对话的空间，没有对话的诚意，没有在学生们关注的关键点上进行实质性的交流与沟通，并致力于达成共识，袁木只有官话搪 塞，不仅没有化解学潮危机，反而激发出更大的抗议潮，北高联一些负责人在各高校加紧活动，提出：5月4日前，由各校学生民主选举的学生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和 国家领导人对话，政府若不同意，将举行更大规模游行。
现在我们要反思的是，政府中的一些人，譬如李鹏与袁木，是不是希望通过激怒学生，引发巨大学潮，以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目的？学潮越激烈、规模越庞大，越容易出问题，李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与邓小平的政治同盟，从而迫使赵紫阳出局。
这次香港雨伞抗命运动，学生与政府对话破裂，背后又有怎样的问题与背景，值得观察与深思。
我曾写过相关文章，指出中共的政治还停留在落后原始的1.0版本，就是单面政治，只强调自己的政治意志，而不顾普众的意志与感受，一切都喜欢自上而下地传达贯彻落实，而难以有自下而上的反馈与调节，特别是双向互动交流的2.0版本政治，在中共极权体制中难以实现。
1989年的“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中央以为一篇社论给学潮以“动乱”的定性，就可以打压学生运动，结果引发四二七大游行，袁木四二九所谓的对话，只是他个人的新闻发布会，结果引发五四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有没有真正的政治对话，意味着国家有没有真正的政治文明，只要洞开政治对话的窗口，国家就有了政治文明的希望，但这扇窗，当时最高中共当局没有及时打开。
中共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的开明派，如果他们的政治意愿与方式得到实现，八九就不会酿成国家灾难，国家灾难是李鹏袁木这些专制保守派造成的，而赵紫阳 对内没有与邓小平等进行有效的对话沟通，也有一定的责任，当年的资料显示，邓小平当时是有一定的变数的，但最终与专制保守派绑在一起，也等于把自己绑在了 历史的耻辱柱上。
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赵紫阳主导的党中央则要求不同的部门与学生对话，4月29日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在北京市委二楼会议室与北 京市属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该对话会由官方一手操控，受到北高联的杯葛。没有诚意、不能解决学生们面临的政治疑虑性的对话，只是徒有对象形式，实 则是一种搪塞。
相比之下，体制内的开明派的政治对话，就显得更积极与表现出某种善意：
5月9日下午，《中国青年报》郭家宽、李大同把有1013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请愿书的1013名签名者分别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等30多家首都新闻单位。
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1、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被停职；2、新闻单位无法对最近发生的学潮做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在 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违反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的原则；3、袁木4月29日同首都大学生对话时关于“我国新闻是自由的，报社实 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记者递交请愿书时，得到首都近千名学生聚集现场声援支持。
面对记者的对话请求，中共中央开明派的反应可谓比较快速，5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前往中国青年报社，就这次学潮的报道和新闻改革等问题与该报记者、编辑对话。参加对话会的官方代表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书记李源潮等。
体制内的开明派与媒体人对话，显得比政府与学生对话简单而有效率，对话围绕设置的主题进行，包括媒体应该自由报道学生民主运动、上海对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 的不公正处理、以及如何看待学生民主运动等，胡启立没有设置对话限制，对记者的回应也是积极的：胡启立最后总结说：今天来不虚行，不仅是对话，今后在有些 问题如新闻法等问题，都应当按法律程序办。加速新闻改革，是我们的共识，新闻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的认识也不够，我承担责任。通过这次事件，要进 行深刻的反思。
胡启立为什么能在11号与媒体记者对话，因为5月10号上午，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全国学潮情况，并就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设等 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一、政治局成员按现有分工与各口子负责人一道与各条战线群众进行对话和座谈，倾听群众呼声。二、将这次政治局会议中讨论涉及需要 全国人大立法或需要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列入下次常委会议予以审议。三、关于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政治局要再开会进行专题 讨论并定出具体措施。等。
但另一个中央的“对话”与协作也在悄悄进行，5月11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自己的政治盟友杨尚昆，询问军队的政治动向，开始为动用军队戒严而谋划。李鹏也与 强硬派王震私下接触，这说明，邓小平的中央，已被李鹏所挟持（也可以说与李鹏形成狼狈合作关系），正行进在另一条道上，而这条邪恶之道，才最终决定了八九 民运的命运及中国的政治进程。
由于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5月15日访华，所以以开明派阎明复主导的与学生对话得以启动，阎明复在对话之前召开了一次与学生领袖及十二名着名知识分子的会 议，阎对学生爱国运动的肯定，及对政府的责任、对学生的期待，都是诚恳的，受到学生代表的肯定，着名知识分子也愿意到广场协调学生，在中央接待戈尔巴乔夫 的国事活动时，让出广场。
5月14日由阎明复主导的与学生对话团的对话，最终依然是失败的，表面上看，有学生对话团本身的一些原因，譬如对话团与前线绝食学生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对 话团成员之间也没有形成最有效的对话协作，但根本问题仍然在当局，阎明复无法说服李鹏集团否定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这意味着，学生即便退出广 场，后面还会受到政府严惩。这次对话过程中，着名知识分子群体戴晴、李泽厚、于浩成、严家其、刘再复、温元凯等十二位均出面，到广场协调学生撤离广场，但 没有效果。
学生与当局最后一次“对话”是李鹏与吾尔开希的那次吵架，当局如果没有真正的让步，学生们不可能离开广场，除非通过暴力镇压。而此时的李鹏完全胸有成竹， 与其说是在说话，不如说在对学生进行威胁与恫吓，因为赵紫阳已经出局，军队已做好了戒严与镇压的准备，李鹏需要的正是激化矛盾，为当局镇压找到更理想的借 口。
当年的广场学生要求对话，需要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否定四二六社论对学潮的“动乱”定性，不过是要求党和政府反腐败，不过是希望对话能够直播，还有就是宪法 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权的落实。广场学生们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应得的权利，而邓小平李鹏集团，则不惜以屠城的方式，制造国难。
没有政治对话，没有政治妥协，必酿国家灾难。六四被镇压25年来，我们可以看见，中国政治文明没有一点进步，但国家不幸邓家幸，国家不幸李家幸，国家不幸江家幸，国家不幸权贵幸，这些红色权贵家族们在血色专制中实现了先富，国家道德与政治生态却在沉没。
现在我们看到，香港的学生与当局对话被当局取消，学生们与香港当局的对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如同学生们当年与阎明复的对话是没有意义的一样，香港民众与学 生代表的真正对话对象，应该是中共最高权力机关，要么与全国政协进行对话，要么与中共总书记进行直接对话，我们看到，香港学生致信习近平，要求惩处梁振英 的贪腐问题，香港的问题香港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要求与中共最高当局对话，让他们倾听香港学生与市民代表的声音，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对话与政治协商，来解决香 港面临的政治难题。
如果香港当局真的如媒体放风所言，要在20号之前完成强力清场，后果难以设想，一是如果动用警力甚至军力来清场，更多的香港市民对其反包围，政府如何处 置？如果过盛了暴力清场，激起更多的学生与市民后续地参与政治抗争，香港将无宁日，将成为对抗政府的主战场，学生与市民一日得不到真普选权，一日不会停止 抗争。
当年中共没有妥协，造成国难，现在中共如果有妥协精神，国家政治文明就能前进一步，即，香港人民得到真正的民主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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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叫共和国的国家，就是共和国的体制，更不要自以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人民真的能够得到主人的地位，当国家被一部分人控制之后，如果没有 独立的宪法法律制约，军队没有国家化，媒体没有自由，这一部分人（统治集团）就当然地成为国家机器的控制者与专制者，当抗议与对话都无效的时候，国家灾难 或人民的灾难，就会不期而至’-精辟啊，说的正是今日之‘中华共匪共和国’
作为一位八九六四民运的全程亲历者，我想说，因为八九民运没有实现有效的对话，所以才引发国家灾难，对话固然有学生方面或技术方面的一些缺憾因素，但政府 没有真诚对话，政府把对话视同散布谎言的新闻发布会、甚至当成愚弄学生、激怒市民的方式，才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但激化矛盾与造成更大的政局动荡对谁有好 处？当然对强硬者有好处，为他们动用武力寻找借口，使最高决策者被裹协，成为一个利益或政治共同体，对和平民众大开杀戒。
八九北京民主运动对话为什么失败？
因为对话应该是平等真诚的，但政府当局既无平等意识，又无真诚态度；
对话是通过各种提出主张或建议，使广场上无限的政治问题，通过有限的会议室、有限的代表，找到分歧点，达成妥协，或通过时间，或通过达成方案，各退一步，民运人士退出广场，当局则要有公开承诺，答应民运代表们合理的政治诉求。
学生们示威游行，政治诉求非常宽泛，包括要求中共公开胡耀邦下台真相，或给耀邦平反；反腐败、反官僚；要求民主自由；新闻自由；高校学生自治；等等，政府不可能直接回应这些宽泛的政治诉求，那么，如何让学生运动收场？
通过吴仁华收集的资料（参见吴仁华《六四事件实录》）我们可以看到八九民运相关“对话”的整个过程：
1989年4月24日：北大200多名教师联名贴出《教师紧急呼吁》，提出：“鉴于目前形势，我们紧急呼吁坚持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原则，与学生对话。中国政法大学贴出署名“部分党员教授、副教授”的《给党中央的信》，“要避免压服，需要民主协商对话。”
1989年4月26日上午9时，北高联在政法大学教学楼前的露天广场举行中外记者会，会场挂着“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的大标语。两千多名学生， 上百名中外记者与会。北高联主席周勇军代表北高联发言，提出三项要求：一、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二、要求公安部部长王芳就 四.二0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三、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因新华社对四.二二事件进行歪曲报导公开道歉。
我们看出北大与政法大学老师的理性倡导，没有老师愿意学生们持续上街参与运动，但老师同时希望看到政府的善意回应，以促使政府有所改变，中国近百年政治运 动中，政治对话第一次成为重要的话题，并成为关系到整个运动进程的核心问题，老师群体倡导对话之后二天，我们即看到学生运动团体代表的新闻发布会，显然可 以看到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力，以及和平理性地要求对话的愿望。
两天后的4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全国青联成立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代表官方有所回应，他说：民主建设、廉政建设不是 靠上街游行、喊口号所能实现的。作为中国青年的组织，全国青联应当发挥青年精英的作用，深入学生，积极对话，反映他们的正当要求。
阎明复代表官方，不愿意学生们持续示威游行，同时，对学生对话要求有善意的回应，即，希望全国青联开展与运动学生对话。
我们同时看到，这一天，官方却还发出了另一种强硬的声音：《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题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文章，说：“中国 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背离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袁木与人民日报显然混淆因果，造成不稳定的因 素是统治者的腐败，是腐败与不民主自由造成了学潮，而非学生不想上课，造成学潮。但迫于形势，当天下午，李鹏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认 为，应该抓住时机，与学生进行对话。
悲剧并不是因为对话，而是李鹏任命的袁木主导了这次对话，这次与学生对话最终被做成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还有，对话应该与广场学生代表或相关组织代表，但袁 木却让官方认可的各高校学生会代表参加，即便这样，回答学生的问题也是官话套话谎话连篇，认为大多数官员是好的，认为中国有新闻自由，认为学生应该回到校 园以学习为主，等等。
袁木主导的“对话”内容公开后，引起强烈反弹，据吴仁华提供的相关资料记录，下午，北高联常委王丹、主席吾尔开希等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中外记者会，王丹、 吾尔开希宣布对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不予承认。王丹说：“很遗憾，这不是对话，倒更像是一次记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袁 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大学生普遍不满，全国有上海、天津、武汉、兰州、长春、沈阳、杭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23个大中城市的学生上街或 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等人的在“对话”会上的讲话。北京高校新出现的大字报集中谴责4月29日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北京农业大学贴出署名“校自 治会”的大字报，抨击对话“是一种愚弄、欺骗全国人民的行为”，强烈要求在平等、公开的情形下对话，学生代表必须代表广大同学意见。
袁木主导的对话，没有和解，因为没有对话的空间，没有对话的诚意，没有在学生们关注的关键点上进行实质性的交流与沟通，并致力于达成共识，袁木只有官话搪 塞，不仅没有化解学潮危机，反而激发出更大的抗议潮，北高联一些负责人在各高校加紧活动，提出：5月4日前，由各校学生民主选举的学生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和 国家领导人对话，政府若不同意，将举行更大规模游行。
现在我们要反思的是，政府中的一些人，譬如李鹏与袁木，是不是希望通过激怒学生，引发巨大学潮，以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目的？学潮越激烈、规模越庞大，越容易出问题，李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与邓小平的政治同盟，从而迫使赵紫阳出局。
这次香港雨伞抗命运动，学生与政府对话破裂，背后又有怎样的问题与背景，值得观察与深思。
我曾写过相关文章，指出中共的政治还停留在落后原始的1.0版本，就是单面政治，只强调自己的政治意志，而不顾普众的意志与感受，一切都喜欢自上而下地传达贯彻落实，而难以有自下而上的反馈与调节，特别是双向互动交流的2.0版本政治，在中共极权体制中难以实现。
1989年的“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中央以为一篇社论给学潮以“动乱”的定性，就可以打压学生运动，结果引发四二七大游行，袁木四二九所谓的对话，只是他个人的新闻发布会，结果引发五四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有没有真正的政治对话，意味着国家有没有真正的政治文明，只要洞开政治对话的窗口，国家就有了政治文明的希望，但这扇窗，当时最高中共当局没有及时打开。
中共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的开明派，如果他们的政治意愿与方式得到实现，八九就不会酿成国家灾难，国家灾难是李鹏袁木这些专制保守派造成的，而赵紫阳 对内没有与邓小平等进行有效的对话沟通，也有一定的责任，当年的资料显示，邓小平当时是有一定的变数的，但最终与专制保守派绑在一起，也等于把自己绑在了 历史的耻辱柱上。
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赵紫阳主导的党中央则要求不同的部门与学生对话，4月29日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在北京市委二楼会议室与北 京市属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该对话会由官方一手操控，受到北高联的杯葛。没有诚意、不能解决学生们面临的政治疑虑性的对话，只是徒有对象形式，实 则是一种搪塞。
相比之下，体制内的开明派的政治对话，就显得更积极与表现出某种善意：
5月9日下午，《中国青年报》郭家宽、李大同把有1013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请愿书的1013名签名者分别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等30多家首都新闻单位。
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1、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被停职；2、新闻单位无法对最近发生的学潮做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在 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违反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的原则；3、袁木4月29日同首都大学生对话时关于“我国新闻是自由的，报社实 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记者递交请愿书时，得到首都近千名学生聚集现场声援支持。
面对记者的对话请求，中共中央开明派的反应可谓比较快速，5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前往中国青年报社，就这次学潮的报道和新闻改革等问题与该报记者、编辑对话。参加对话会的官方代表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书记李源潮等。
体制内的开明派与媒体人对话，显得比政府与学生对话简单而有效率，对话围绕设置的主题进行，包括媒体应该自由报道学生民主运动、上海对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 的不公正处理、以及如何看待学生民主运动等，胡启立没有设置对话限制，对记者的回应也是积极的：胡启立最后总结说：今天来不虚行，不仅是对话，今后在有些 问题如新闻法等问题，都应当按法律程序办。加速新闻改革，是我们的共识，新闻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的认识也不够，我承担责任。通过这次事件，要进 行深刻的反思。
胡启立为什么能在11号与媒体记者对话，因为5月10号上午，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全国学潮情况，并就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设等 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一、政治局成员按现有分工与各口子负责人一道与各条战线群众进行对话和座谈，倾听群众呼声。二、将这次政治局会议中讨论涉及需要 全国人大立法或需要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列入下次常委会议予以审议。三、关于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政治局要再开会进行专题 讨论并定出具体措施。等。
但另一个中央的“对话”与协作也在悄悄进行，5月11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自己的政治盟友杨尚昆，询问军队的政治动向，开始为动用军队戒严而谋划。李鹏也与 强硬派王震私下接触，这说明，邓小平的中央，已被李鹏所挟持（也可以说与李鹏形成狼狈合作关系），正行进在另一条道上，而这条邪恶之道，才最终决定了八九 民运的命运及中国的政治进程。
由于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5月15日访华，所以以开明派阎明复主导的与学生对话得以启动，阎明复在对话之前召开了一次与学生领袖及十二名着名知识分子的会 议，阎对学生爱国运动的肯定，及对政府的责任、对学生的期待，都是诚恳的，受到学生代表的肯定，着名知识分子也愿意到广场协调学生，在中央接待戈尔巴乔夫 的国事活动时，让出广场。
5月14日由阎明复主导的与学生对话团的对话，最终依然是失败的，表面上看，有学生对话团本身的一些原因，譬如对话团与前线绝食学生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对 话团成员之间也没有形成最有效的对话协作，但根本问题仍然在当局，阎明复无法说服李鹏集团否定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这意味着，学生即便退出广 场，后面还会受到政府严惩。这次对话过程中，着名知识分子群体戴晴、李泽厚、于浩成、严家其、刘再复、温元凯等十二位均出面，到广场协调学生撤离广场，但 没有效果。
学生与当局最后一次“对话”是李鹏与吾尔开希的那次吵架，当局如果没有真正的让步，学生们不可能离开广场，除非通过暴力镇压。而此时的李鹏完全胸有成竹， 与其说是在说话，不如说在对学生进行威胁与恫吓，因为赵紫阳已经出局，军队已做好了戒严与镇压的准备，李鹏需要的正是激化矛盾，为当局镇压找到更理想的借 口。
当年的广场学生要求对话，需要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否定四二六社论对学潮的“动乱”定性，不过是要求党和政府反腐败，不过是希望对话能够直播，还有就是宪法 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权的落实。广场学生们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应得的权利，而邓小平李鹏集团，则不惜以屠城的方式，制造国难。
没有政治对话，没有政治妥协，必酿国家灾难。六四被镇压25年来，我们可以看见，中国政治文明没有一点进步，但国家不幸邓家幸，国家不幸李家幸，国家不幸江家幸，国家不幸权贵幸，这些红色权贵家族们在血色专制中实现了先富，国家道德与政治生态却在沉没。
现在我们看到，香港的学生与当局对话被当局取消，学生们与香港当局的对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如同学生们当年与阎明复的对话是没有意义的一样，香港民众与学 生代表的真正对话对象，应该是中共最高权力机关，要么与全国政协进行对话，要么与中共总书记进行直接对话，我们看到，香港学生致信习近平，要求惩处梁振英 的贪腐问题，香港的问题香港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要求与中共最高当局对话，让他们倾听香港学生与市民代表的声音，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对话与政治协商，来解决香 港面临的政治难题。
如果香港当局真的如媒体放风所言，要在20号之前完成强力清场，后果难以设想，一是如果动用警力甚至军力来清场，更多的香港市民对其反包围，政府如何处 置？如果过盛了暴力清场，激起更多的学生与市民后续地参与政治抗争，香港将无宁日，将成为对抗政府的主战场，学生与市民一日得不到真普选权，一日不会停止 抗争。
当年中共没有妥协，造成国难，现在中共如果有妥协精神，国家政治文明就能前进一步，即，香港人民得到真正的民主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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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叫共和国的国家，就是共和国的体制，更不要自以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人民真的能够得到主人的地位，当国家被一部分人控制之后，如果没有 独立的宪法法律制约，军队没有国家化，媒体没有自由，这一部分人（统治集团）就当然地成为国家机器的控制者与专制者，当抗议与对话都无效的时候，国家灾难 或人民的灾难，就会不期而至’-精辟啊，说的正是今日之‘中华共匪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