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一直在香港，以旁观者的身份亲历香港的事件，也一直在思考些问题。尽管去过几次现场，我没在班群里主动发任何照片和相关言论，因为我知道会产生争
论。之所以不得不回应一些说法，因为我不希望班群的氛围像外面那样充斥对港人的轻薄和嘲弄，听信新闻联播那样指责和泼污，弥漫着宗主国的傲慢和沙文主义的
强硬。我们应该支持的是正义和公理。
香港的争端实源于对自治的不同解释。所谓自治，是一个严谨的法学概念，简单说就是一个行政区域的居民，完全独立地选举自己的管理者，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 人员，而不受任何外力的约束。自治理念，已经被当前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并从政府建设延伸至各个领域，班级，学校，社区，社会机构等等。在香港特首选举问题 上，人大的解释爱国爱党以及对提名程序的设定完全干涉了选举的普遍性和自主性，必然引起香港各界的反对。
对于内地长期的政治实践，上海市市长由上面派一个河南人来做，广东省长派一个四川人来做，仅仅通过人大走一走程序，大家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但对香港人，这 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涉及自主还是被主的问题，在法理上无法说通的。一旦大家把法理可以随便抛弃，那必然走向法治的反面。
有人说，中央对香港拥有主权，选出中央认可的特首很正常。这里大家混淆了主权的概念。主权属于国际法的概念，是政府间才使用的词汇。你绝对不能说一国政府 对自己国民拥有主权，难道国民是你的私有财产么？ 只有奴隶主才可以这么说。政府拥有的仅仅是治权。而对香港来说，在回归时明确了中央政府享有主权，香港地方拥有治权的界定。所以中央政府干涉香港选举细节 属于越权行为，不是行使主权。主权仅仅应该是形式上的，外交，军事国防，任命某些官员，颁布某些法律，类似内阁制下虚位的总统职能。
有人说，占中影响交通和社会秩序，所以是不应该的。在正常法治条件下的秩序当然是应该维护的，但秩序涉及的公共安全法是次位的。选举法是社会的法治基础， 涉及政制问题，也涉及到人权的保障，在国内叫做根本大法。当相当数量的居民认为基本法受到威胁和肆意侵犯时，立法权优先于秩序。我看到的是占中人士尽力做 到最低限度影响市民生活，尽量维护社会秩序。
有人说，占中人士并不代表所有香港人，有很多人同样反对占中。事实是，他们不需要代表所有人，他们能代表自己就可以了。社会诉求必然是多面的，在一个法治 的社会，政治诉求应该在议会解决，但香港的特殊性在于，这样的问题无法在立法会解决，他们讨论的对象在北京，而沟通渠道已经被堵死。
流行的说法是香港由于经济地位下降，底层社会不满才在闹事，这完全与事实不符。支持抗争者，多数是中产阶层，大学教授，律师，诉求的核心就是民主和选举， 商人恰恰很少参与。经济利益当然是重要的，但如果没有法治的保障，利益随时可以被剥夺。很多内地人认为大陆给了香港那么多好处，香港人该知足了。这涉及香 港自身的认可和自信，难道是在喂猪么？一个社会的经济必须依托于自身的活力，不可能仰仗别人的施舍。更何况，慷大陆之慨接济香港本身合法性存疑。
国人说，民主是个渐进的过程，不应该要求一步到位，这同样是曲解。现在香港面对的是对民主原则的侵犯而不是渐进问题。一旦法理原则被抛弃，谁能说侵犯者不 会步步为营，而威胁到整个体系? 如果选举权不能得到认真对待，那之后的质询权和弹劾权又怎么落实？ 很多人说，民主不是万能的，我知道不是万能的，但它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法律手段，避免社会的割裂。我们不能生活在专制的阴霾下。台湾 人愿意回到蒋时代么？大陆人愿意回到毛时代么？
内地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大家都获得了实惠，我们很多人都实现了自己的财富创造，但这不是专制制度带来的福利，恰恰是松绑带来的。自78年中美建 交，国内改革开放，中国被国际自由社会所接纳，国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经济才爆发性增长，中国人才过上了不愁吃穿的日子。没有开 放之初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政府信贷和直接投资，中国的发展是无源之水。但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确定的，前30年发展已经造成了各种矛盾在今天发酵，底层的 抗争处处发生，中国社会并不是那么稳定，经济的困难也堆在面前，随时可能爆发深度危机。
有人认为威权政治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文化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靠中央一个政策推行 全国，只能是南辕北辙，而且社会成本巨大。我赞同联邦制的形式，从大一统过渡到地方自治基础上的联合。前几年说，政策不出中南海，我倒觉得，很多政策就不 该出自中南海。很多华人羡慕今天新加坡社会，但过去的成功并不能说明其制度优越，经济的发展除了制度，也需要时势的机遇。将来新加坡也面临民主化的困境， 因为政权不可能永远在李氏家族继承，这没有合法性基础。
中国政府虽然也声称将走向民主法治，但却看不到实质性改进。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处处公权力肆虐，新闻垄断和网络封锁，底层居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更可怕的是 无处讲理。今天盛行的反腐并没有纳入法治的轨道，高官落马往往是派系之争，电视台竟然成了未判先宣的主场。官员、媒体人、商人人人自危，多名校友也因此获 罪，将体制之谬归因于个人操守，这样的社会能有什么希望？一旦中招，一切财富都化为过眼烟云。
香港的抗争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香港，这是中华民族是否有机会走向民主社会的实践，对中国内地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即使中央政府也不能否认中国需要走向民主之路；但怎么走，大家都需要探索。成，中国幸；败，中国败。
就我个人的判断，香港的抗争成功几率很小，因为对方太过强大。但不能因此就不抗争，发出声音让全中国听到，全世界听到，本身就是成功。这才是所谓的渐进过程。
我们大多数都是商人，而且都是事业有成，拖家带口，身系企业的荣兴，我们不可能参与政治之中。但在忙于经营的同时，我们仍需要有基本的是非认知，赚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们可以不发声，可以选择沉默，但我们应该尊重个体的权利，没理由为强权欢呼张目，对弱者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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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此就不抗争，发出声音让全中国听到，全世界听到，本身就是成功。这才是所谓的渐进过程”-确实说到点子上了！
香港的争端实源于对自治的不同解释。所谓自治，是一个严谨的法学概念，简单说就是一个行政区域的居民，完全独立地选举自己的管理者，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 人员，而不受任何外力的约束。自治理念，已经被当前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并从政府建设延伸至各个领域，班级，学校，社区，社会机构等等。在香港特首选举问题 上，人大的解释爱国爱党以及对提名程序的设定完全干涉了选举的普遍性和自主性，必然引起香港各界的反对。
对于内地长期的政治实践，上海市市长由上面派一个河南人来做，广东省长派一个四川人来做，仅仅通过人大走一走程序，大家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但对香港人，这 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涉及自主还是被主的问题，在法理上无法说通的。一旦大家把法理可以随便抛弃，那必然走向法治的反面。
有人说，中央对香港拥有主权，选出中央认可的特首很正常。这里大家混淆了主权的概念。主权属于国际法的概念，是政府间才使用的词汇。你绝对不能说一国政府 对自己国民拥有主权，难道国民是你的私有财产么？ 只有奴隶主才可以这么说。政府拥有的仅仅是治权。而对香港来说，在回归时明确了中央政府享有主权，香港地方拥有治权的界定。所以中央政府干涉香港选举细节 属于越权行为，不是行使主权。主权仅仅应该是形式上的，外交，军事国防，任命某些官员，颁布某些法律，类似内阁制下虚位的总统职能。
有人说，占中影响交通和社会秩序，所以是不应该的。在正常法治条件下的秩序当然是应该维护的，但秩序涉及的公共安全法是次位的。选举法是社会的法治基础， 涉及政制问题，也涉及到人权的保障，在国内叫做根本大法。当相当数量的居民认为基本法受到威胁和肆意侵犯时，立法权优先于秩序。我看到的是占中人士尽力做 到最低限度影响市民生活，尽量维护社会秩序。
有人说，占中人士并不代表所有香港人，有很多人同样反对占中。事实是，他们不需要代表所有人，他们能代表自己就可以了。社会诉求必然是多面的，在一个法治 的社会，政治诉求应该在议会解决，但香港的特殊性在于，这样的问题无法在立法会解决，他们讨论的对象在北京，而沟通渠道已经被堵死。
流行的说法是香港由于经济地位下降，底层社会不满才在闹事，这完全与事实不符。支持抗争者，多数是中产阶层，大学教授，律师，诉求的核心就是民主和选举， 商人恰恰很少参与。经济利益当然是重要的，但如果没有法治的保障，利益随时可以被剥夺。很多内地人认为大陆给了香港那么多好处，香港人该知足了。这涉及香 港自身的认可和自信，难道是在喂猪么？一个社会的经济必须依托于自身的活力，不可能仰仗别人的施舍。更何况，慷大陆之慨接济香港本身合法性存疑。
国人说，民主是个渐进的过程，不应该要求一步到位，这同样是曲解。现在香港面对的是对民主原则的侵犯而不是渐进问题。一旦法理原则被抛弃，谁能说侵犯者不 会步步为营，而威胁到整个体系? 如果选举权不能得到认真对待，那之后的质询权和弹劾权又怎么落实？ 很多人说，民主不是万能的，我知道不是万能的，但它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法律手段，避免社会的割裂。我们不能生活在专制的阴霾下。台湾 人愿意回到蒋时代么？大陆人愿意回到毛时代么？
内地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大家都获得了实惠，我们很多人都实现了自己的财富创造，但这不是专制制度带来的福利，恰恰是松绑带来的。自78年中美建 交，国内改革开放，中国被国际自由社会所接纳，国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经济才爆发性增长，中国人才过上了不愁吃穿的日子。没有开 放之初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政府信贷和直接投资，中国的发展是无源之水。但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确定的，前30年发展已经造成了各种矛盾在今天发酵，底层的 抗争处处发生，中国社会并不是那么稳定，经济的困难也堆在面前，随时可能爆发深度危机。
有人认为威权政治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文化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靠中央一个政策推行 全国，只能是南辕北辙，而且社会成本巨大。我赞同联邦制的形式，从大一统过渡到地方自治基础上的联合。前几年说，政策不出中南海，我倒觉得，很多政策就不 该出自中南海。很多华人羡慕今天新加坡社会，但过去的成功并不能说明其制度优越，经济的发展除了制度，也需要时势的机遇。将来新加坡也面临民主化的困境， 因为政权不可能永远在李氏家族继承，这没有合法性基础。
中国政府虽然也声称将走向民主法治，但却看不到实质性改进。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处处公权力肆虐，新闻垄断和网络封锁，底层居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更可怕的是 无处讲理。今天盛行的反腐并没有纳入法治的轨道，高官落马往往是派系之争，电视台竟然成了未判先宣的主场。官员、媒体人、商人人人自危，多名校友也因此获 罪，将体制之谬归因于个人操守，这样的社会能有什么希望？一旦中招，一切财富都化为过眼烟云。
香港的抗争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香港，这是中华民族是否有机会走向民主社会的实践，对中国内地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即使中央政府也不能否认中国需要走向民主之路；但怎么走，大家都需要探索。成，中国幸；败，中国败。
就我个人的判断，香港的抗争成功几率很小，因为对方太过强大。但不能因此就不抗争，发出声音让全中国听到，全世界听到，本身就是成功。这才是所谓的渐进过程。
我们大多数都是商人，而且都是事业有成，拖家带口，身系企业的荣兴，我们不可能参与政治之中。但在忙于经营的同时，我们仍需要有基本的是非认知，赚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们可以不发声，可以选择沉默，但我们应该尊重个体的权利，没理由为强权欢呼张目，对弱者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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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此就不抗争，发出声音让全中国听到，全世界听到，本身就是成功。这才是所谓的渐进过程”-确实说到点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