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作家桑宜川教授的三篇文章很有意思，是写他寻找三块墓碑的故事。第一块墓碑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在四川江津。按中国习俗，人死后只能立
一次碑，但陈独秀的就不同了，他的墓碑原本不起眼，可1949年后成了政治晴雨表：藏起来、砸乱了，然后又风风光光立起来。当然，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
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与早期的最高领导人并不知道身后的事。我们知道。
他原本是北大的一名教授，正如他所说“除却文章无嗜好”，我想，他如果安心一直写文章，恐怕还真能成为一代思想启蒙大家，可他偏偏喜欢折腾。那年头 他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喜欢嫖娼，还老不安心教书与文化启蒙，要闹革命，终于成立了共产党。他是中共连任最多届的总书记。后来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其他的所谓“反党分子”、“汉奸”“叛徒”等罪名后来都被中共平反了）被共产党批判，回到四川江津，1942年死在那里。还是国民政府拨款帮助下葬的。
陈独秀晚年对自己发起的运动有了一些很深刻的反思，在考察了西方民主后他说，“任何专制独裁，都是领袖个人的独裁，没有阶级的独裁，只有个人的独 裁。”他离开中共队伍后，董必武和周恩来曾经在1938年邀请他去延安，他却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可靠的人了……”他两个儿子都惨死在 蒋介石国民党手里，但抗战期间，他为了不影响蒋介石抗日，停止了对蒋的批评。
陈独秀任党的总书记时就两袖清风，下野回到四川江津就更是捉襟见肘。不过对于忙于反思与著书的他来说，恐怕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凄苦”吧。更何况，他后半生是由一位年龄相差30岁，对他体贴入微、不离不弃的潘兰珍女士相伴走过的。
陈独秀的墓碑毕竟又竖起来了，相比而言，另一位虽没当过总书记却是中共一大主席并一度执掌红军最高权力的早期领导人张国焘的墓碑就很难找了。桑宜川 教授历经艰难，终于找到了。地点是加拿大多伦多东北方向的松山墓园。之所以难找，是因为“张公国焘”的墓碑被刻意掩藏了起来，为的就是不要让外人来打搅 吧。
张国焘是1979年底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去世的。之后几十年有关他和他后人就再没什么消息了，但在中国大陆却流传着当时多伦多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已经中风的82岁老人行动不便，晚上睡觉时毛毯掉在地上，他被活活冻死的故事……
加拿大的福利那么好，老人院不可能没有暖气，何况任何加拿大的媒体与记录都没有说到这个事，张的家人也不露面几十年了，当时并没有人在场，咋就描述得活灵活现？估计是中国人对“叛徒”的痛恨，编出了“贫病交加、悲惨离世”的结局。
我常常看到后人描写一些重要历史人物之死时使用“贫病交加”、“晚景凄凉”、“生无所恋”之类的词句，这也许部分符合事实，但更多的只是我们后人加 上去的，尤其是对死者生前的心情描写，几乎都是想当然的揣摩。对于一个将死之人，“贫困”一定造成“凄凉”吗？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对没有宗教信仰， 相信“人死如灯灭”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死之前凄凄惨惨而生无所恋，难道不是最好的结局？相比那些死亡之前还躺在荣华富贵之中，紧握权力依依不舍的人，哪 个更不舍？哪个更痛苦？哪个更“凄凉”？
张国焘是陈独秀介绍给毛泽东认识的，当时意气风发的富家公子、学运领袖张国焘估计有些看不起湖南来的农民，毛泽东曾说“张国焘看不起我这个土包 子”，据说就此结下了梁子，也注定了张国焘的命运。许世友曾经说过：“党内除了主席，谁都不是张国焘的对手”，可见张国焘也是个人物，只不过，既生瑜，何 生亮啊。但不管怎么说，张国焘“投敌”的事实中共不会原谅的。就让他继续躺在多伦多墓园里吧。
虽说下次去四川江津时也许会去看望陈独秀，也不排除下次去多伦多时请桑教授带我去张国焘墓地走走，但我最想去拜祭的那块墓碑却在香港。记得我已经给 内地来的公务员与大学教师两次讲过北大教授蔡元培的事，可我竟然不知道蔡元培的墓地就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蔡先生开始客居九 龙，闭门谢客。1940年3月10日，为蔡元培先生举殡那天，全港学校和商店下半旗，相送人群过万。
但之后却对大陆人来说是渐渐无声无息了，香港一些教育人士和机构都还定期举行一些小规模纪念活动，但墓地几无人问津。1977年台湾诗人余光中专程 前往香港拜祭蔡元培，却找不到他的墓碑。几经周折才在杂草丛中寻获，余光中先生因此作诗感叹：“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 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两千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
醒来的人却拒绝了蔡元培。据说有人多次提议应该把蔡先生的墓迁回北京大学，但听说北京大学不愿意。好在像蔡先生这样的人，墓在哪里并不重要，甚至也 不需要那块墓碑。他的学术成就也许有限，但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无人能及，他的为人——当学生受到当局迫害时，他竟然先后十次要求辞职以对抗政府，更是少 有人及。桑教授感叹，孙中山与蔡元培是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唯一都认同的两位人物。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点毛泽东没说错。
我想，只要北大还在被人折腾，中国的教育还存在问题，校长和教授们还匍匐在权力的脚下，“蔡元培”三个字就会被中国人不停地提起，这样的“墓碑”比秦始皇的陵寝与巨大的纪念堂更能深入人心与不朽吧。
世事多变，前途未卜，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确切会发生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的死亡。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而大多数人生命的意义是死后才彰显出来的。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给了我深的痛苦，也赋予了我强大的力量，将伴随我走过人间路。
回首走过的路，弯弯曲曲惨不忍赌。日前日本影星高仓健去世，我才想起，他曾经是我少年时的偶像，他扮演的酷酷的警察杜丘多少影响我弃笔从戎，穿上警 服。后来周润发那些亦警亦匪的形象，也曾经是我效仿追逐的对象。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发现，形象会改变甚至能塑造，生命也会终结，唯独思想，才能 让一个男人挺立不倒。大概35岁后，我才逐步从权力场与灯红酒绿中醒过来，开始追寻蔡元培、陈独秀这样的榜样。
从形象到思想，从肉体到精神之后，人生的思路与道路都豁然开朗了。不再怨天尤人，不会嫌贫爱富、追逐名利，更不会干丧天害理的事了。就连生在清清贫 贫的家庭，也能让我感激父母，感激他们没有给我留下巨大的遗产，而是赋予我靠自己的努力哪怕赚一分钱都能感觉到快乐的能力，感谢他们无权无势而给了我靠自 己奋斗取得哪怕微小一点成绩时的乐趣……
三块墓碑，不一样的人生，一样的感叹。人的一生，无论多么辉煌多么凄凉，最后都会变成这样一块墓碑。墓碑上的墓志铭不是刻上去的，而是你用一生写出来的。
杨恒均 2014年11月 19 香港
他原本是北大的一名教授，正如他所说“除却文章无嗜好”，我想，他如果安心一直写文章，恐怕还真能成为一代思想启蒙大家，可他偏偏喜欢折腾。那年头 他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喜欢嫖娼，还老不安心教书与文化启蒙，要闹革命，终于成立了共产党。他是中共连任最多届的总书记。后来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其他的所谓“反党分子”、“汉奸”“叛徒”等罪名后来都被中共平反了）被共产党批判，回到四川江津，1942年死在那里。还是国民政府拨款帮助下葬的。
陈独秀晚年对自己发起的运动有了一些很深刻的反思，在考察了西方民主后他说，“任何专制独裁，都是领袖个人的独裁，没有阶级的独裁，只有个人的独 裁。”他离开中共队伍后，董必武和周恩来曾经在1938年邀请他去延安，他却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可靠的人了……”他两个儿子都惨死在 蒋介石国民党手里，但抗战期间，他为了不影响蒋介石抗日，停止了对蒋的批评。
陈独秀任党的总书记时就两袖清风，下野回到四川江津就更是捉襟见肘。不过对于忙于反思与著书的他来说，恐怕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凄苦”吧。更何况，他后半生是由一位年龄相差30岁，对他体贴入微、不离不弃的潘兰珍女士相伴走过的。
陈独秀的墓碑毕竟又竖起来了，相比而言，另一位虽没当过总书记却是中共一大主席并一度执掌红军最高权力的早期领导人张国焘的墓碑就很难找了。桑宜川 教授历经艰难，终于找到了。地点是加拿大多伦多东北方向的松山墓园。之所以难找，是因为“张公国焘”的墓碑被刻意掩藏了起来，为的就是不要让外人来打搅 吧。
张国焘是1979年底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去世的。之后几十年有关他和他后人就再没什么消息了，但在中国大陆却流传着当时多伦多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已经中风的82岁老人行动不便，晚上睡觉时毛毯掉在地上，他被活活冻死的故事……
加拿大的福利那么好，老人院不可能没有暖气，何况任何加拿大的媒体与记录都没有说到这个事，张的家人也不露面几十年了，当时并没有人在场，咋就描述得活灵活现？估计是中国人对“叛徒”的痛恨，编出了“贫病交加、悲惨离世”的结局。
我常常看到后人描写一些重要历史人物之死时使用“贫病交加”、“晚景凄凉”、“生无所恋”之类的词句，这也许部分符合事实，但更多的只是我们后人加 上去的，尤其是对死者生前的心情描写，几乎都是想当然的揣摩。对于一个将死之人，“贫困”一定造成“凄凉”吗？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对没有宗教信仰， 相信“人死如灯灭”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死之前凄凄惨惨而生无所恋，难道不是最好的结局？相比那些死亡之前还躺在荣华富贵之中，紧握权力依依不舍的人，哪 个更不舍？哪个更痛苦？哪个更“凄凉”？
张国焘是陈独秀介绍给毛泽东认识的，当时意气风发的富家公子、学运领袖张国焘估计有些看不起湖南来的农民，毛泽东曾说“张国焘看不起我这个土包 子”，据说就此结下了梁子，也注定了张国焘的命运。许世友曾经说过：“党内除了主席，谁都不是张国焘的对手”，可见张国焘也是个人物，只不过，既生瑜，何 生亮啊。但不管怎么说，张国焘“投敌”的事实中共不会原谅的。就让他继续躺在多伦多墓园里吧。
虽说下次去四川江津时也许会去看望陈独秀，也不排除下次去多伦多时请桑教授带我去张国焘墓地走走，但我最想去拜祭的那块墓碑却在香港。记得我已经给 内地来的公务员与大学教师两次讲过北大教授蔡元培的事，可我竟然不知道蔡元培的墓地就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蔡先生开始客居九 龙，闭门谢客。1940年3月10日，为蔡元培先生举殡那天，全港学校和商店下半旗，相送人群过万。
但之后却对大陆人来说是渐渐无声无息了，香港一些教育人士和机构都还定期举行一些小规模纪念活动，但墓地几无人问津。1977年台湾诗人余光中专程 前往香港拜祭蔡元培，却找不到他的墓碑。几经周折才在杂草丛中寻获，余光中先生因此作诗感叹：“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 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两千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
醒来的人却拒绝了蔡元培。据说有人多次提议应该把蔡先生的墓迁回北京大学，但听说北京大学不愿意。好在像蔡先生这样的人，墓在哪里并不重要，甚至也 不需要那块墓碑。他的学术成就也许有限，但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无人能及，他的为人——当学生受到当局迫害时，他竟然先后十次要求辞职以对抗政府，更是少 有人及。桑教授感叹，孙中山与蔡元培是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唯一都认同的两位人物。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点毛泽东没说错。
我想，只要北大还在被人折腾，中国的教育还存在问题，校长和教授们还匍匐在权力的脚下，“蔡元培”三个字就会被中国人不停地提起，这样的“墓碑”比秦始皇的陵寝与巨大的纪念堂更能深入人心与不朽吧。
世事多变，前途未卜，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确切会发生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的死亡。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而大多数人生命的意义是死后才彰显出来的。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给了我深的痛苦，也赋予了我强大的力量，将伴随我走过人间路。
回首走过的路，弯弯曲曲惨不忍赌。日前日本影星高仓健去世，我才想起，他曾经是我少年时的偶像，他扮演的酷酷的警察杜丘多少影响我弃笔从戎，穿上警 服。后来周润发那些亦警亦匪的形象，也曾经是我效仿追逐的对象。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发现，形象会改变甚至能塑造，生命也会终结，唯独思想，才能 让一个男人挺立不倒。大概35岁后，我才逐步从权力场与灯红酒绿中醒过来，开始追寻蔡元培、陈独秀这样的榜样。
从形象到思想，从肉体到精神之后，人生的思路与道路都豁然开朗了。不再怨天尤人，不会嫌贫爱富、追逐名利，更不会干丧天害理的事了。就连生在清清贫 贫的家庭，也能让我感激父母，感激他们没有给我留下巨大的遗产，而是赋予我靠自己的努力哪怕赚一分钱都能感觉到快乐的能力，感谢他们无权无势而给了我靠自 己奋斗取得哪怕微小一点成绩时的乐趣……
三块墓碑，不一样的人生，一样的感叹。人的一生，无论多么辉煌多么凄凉，最后都会变成这样一块墓碑。墓碑上的墓志铭不是刻上去的，而是你用一生写出来的。
杨恒均 2014年11月 19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