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官方舆论的新说辞
最近国内的一个流行词就是“新常态”。这个词首先由国际经济、金融界提出，用来探讨世界经济在○八年危机后的走向：能否再次回摆，恢复到危机前的状 况，重新找回经济增长的势头；是否就此进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增长和消费模式、新的阶段，等等。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官方所使用的含义与此类似，但有特指，指中 国就此脱离以往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一个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时期。习近平自今夏以来几次在讲话中提及此种说法，此后官方媒体和一些学界使用此种说法日 多。
在官方的正式说法及接近官方的一些学者的讨论中，新常态不仅包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也包括，“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 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内容。像以往谈论任何问题时惯 用的表述一样，在谈及这种新常态蕴含的危机因素的同时，更多地强调这是某种机遇，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政府管理的转型。
不能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但事实上，出现这种趋势和结局只是事情演变的一种可能，而就此不断出现各种经济疲软，持续下行，危机不断，结构未得调 整，增长却乏力的局面也绝不可排除，且现在看来还有很大的可能。最近央行突然降息，一反官方五次三番地强调稳定货币供给的宣示，从一个侧面给了这种有关经 济新常态的官方说辞严重一击。
弄不好就要出大危机的常态
二○○九年为遏制危机蔓延，中国官方曾出台饮鸠止渴式的四万亿重振计划，尽管取得一些效果，但结构失调、产业升级等深层问题却因此更加严重，积重难 返，因此这两年批评检讨声不断。官方也汲取教训，坚称绝不冒然干预市场，随意增加货币供应量，即使是在去夏发生严重的“钱荒”、老板跑路、跳楼新闻不绝于 耳之时央行也拒不出手相救，虽然损失不小，但却增加了人们对中央稳定货币政策的某种信任。
现在却突然降息，表明这种政策面临不得已的困局。市场融资发生严重困难，尤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房地产业面临严冬，须扩大贷款，维持局面，否 则即使今年勉强达到预期的增长百分之七点五，明年开局却将面临更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到年底或许搞不好会跌至百分之六以下，造成连锁反应，酿成社会政治危 机。因此，改变扭曲的经济结构，慢慢刺破房地产这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等战略目标，现在也暂时顾不上了，先稳住格局再说，哪怕是再来个小规模的饮鸠止 渴也在所不惜。由此我们可看出，官方所说的经济新常态并不像他们所称的那么稳定，过度平和；而是一种危机四伏，时时需要小心以待，弄不好就要出大危机的常 态。
在笔者看来，这种危机常态，因中国的特殊政情和历史影响，决不会仅限经济领域，也将是整个中国社会与政治的一种新常态。自八九“六四”镇压以来，中 共应对合法性危机的最主要的做法就是依靠经济发展，一切以经济为优先，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与政治高度重合。靠经济的发展，维系了社会的暂时稳定。但 近年来，尤其是○八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及奥运效果褪减后，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急剧增大，长期积压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进入爆发期。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 分化和各种代议制，政治合法性弱化，使得这种经济危机下的社会不满直接传导成某种政治压力。官方一方面依靠维稳体制压制社会的愤怒，另一方面继续指望经济 增长来扩大资源量，平抑和冲淡社会的不满。随经济下行，经济高峰增长期的过去，资源机会的减少；但同时，官员却因有维稳体制的伴护，对民间巧取豪夺，腐败 越演越烈，病入膏肓。如此一减一加，社会总体能分得的资源相对更少，社会不满日增。
等待新的突破性的转折出现
为应对这种局面，中共一方面是靠打虎反腐来试图重建一些合法性，另一方面，试图靠释放改革红利来继续维系增长，安抚民心。但这两种方法却都因面临一 些体制和现实的瓶颈而无法一时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尚且不说经济结构调整本身就需要较长的周期，就三中全会推出全面经改的一年多的实践来看，迄今并未见起到 挽救经济颓势，适当调整结构的功效。此外，强力反腐对官员们造成的压力的效果也在递减，官员观望，不作为，经济增长缺乏某种推动力。中产阶级这一享受到过 去一段增长期好处的阶层也因房价下跌，环境，教育，资讯受限等日益不满。中共因担心权力受到威胁，加大新闻和资讯的控制，延续维稳体制，继续打压维权运 动，大肆抓人封号，甚至启动毛时代、文革期的一些说法做法来应对。这些都不仅没有缓和危机，反过来破灭了社会的期望，强化了危机与不满。
此外，作为中共政权支柱之一的军队因高层腐败案的陆续曝光，以及势必因此造成的系统清洗，也引发其内部许多外人难以窥见但可以想象到的波动不安，甚 至酝酿某种险恶的杀机。因北京愚蠢蛮横、不兑现港人治港民主化进程的承诺，香港占中运动爆发，从此这东方之珠进入动荡不定、前途不明的状态。台湾因“九合 一”选举国民党大败引发的种种政治后果，注定为两岸关系投下新的变数。外交上，尽管携中国这些年积累的经济实力，值西方尤其是欧洲面临危机期，中国的外交 试图有所作为，摆脱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矛盾僵局，占据主动；虽取得某些表面上的进展，但事实上外交上面临的结构性的深层危机因素都在，没有丝毫得到缓 解，且在未来某种程度上还可能加深。朝鲜问题也随时可能面临突发性的变化，引发东北亚乃至对华关系上的诸种难测的后果。……
总的看来，从经济、社会到政治军事外交，中国全面进入一种危机不断，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要么因具有真正力度、方向正确的改革出台得到某种程度的缓 解；要么继续恶化下去，形成并发症最终诱发更大的全面性的危机。由于官方的拒斥，在中国各种社会利益协调和意见表达机制一直缺失，无法有效应对这种危机 “新常态”。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一段，中共会使用其惯用的陈旧的思想一统，压制和打压维权和异议人士的做法来应对。但从长远看，这却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且 只能加剧危机的做法。中国的社会也会对其以各种方式进行顽强的抵抗，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在这种压制和抗争中重组，得到一种新的突破性的转折出现。
----------------
“共匪最终撑不下去而垮台“-这是终极的”新常态“。
最近国内的一个流行词就是“新常态”。这个词首先由国际经济、金融界提出，用来探讨世界经济在○八年危机后的走向：能否再次回摆，恢复到危机前的状 况，重新找回经济增长的势头；是否就此进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增长和消费模式、新的阶段，等等。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官方所使用的含义与此类似，但有特指，指中 国就此脱离以往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一个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时期。习近平自今夏以来几次在讲话中提及此种说法，此后官方媒体和一些学界使用此种说法日 多。
在官方的正式说法及接近官方的一些学者的讨论中，新常态不仅包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也包括，“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 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内容。像以往谈论任何问题时惯 用的表述一样，在谈及这种新常态蕴含的危机因素的同时，更多地强调这是某种机遇，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政府管理的转型。
不能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但事实上，出现这种趋势和结局只是事情演变的一种可能，而就此不断出现各种经济疲软，持续下行，危机不断，结构未得调 整，增长却乏力的局面也绝不可排除，且现在看来还有很大的可能。最近央行突然降息，一反官方五次三番地强调稳定货币供给的宣示，从一个侧面给了这种有关经 济新常态的官方说辞严重一击。
弄不好就要出大危机的常态
二○○九年为遏制危机蔓延，中国官方曾出台饮鸠止渴式的四万亿重振计划，尽管取得一些效果，但结构失调、产业升级等深层问题却因此更加严重，积重难 返，因此这两年批评检讨声不断。官方也汲取教训，坚称绝不冒然干预市场，随意增加货币供应量，即使是在去夏发生严重的“钱荒”、老板跑路、跳楼新闻不绝于 耳之时央行也拒不出手相救，虽然损失不小，但却增加了人们对中央稳定货币政策的某种信任。
现在却突然降息，表明这种政策面临不得已的困局。市场融资发生严重困难，尤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房地产业面临严冬，须扩大贷款，维持局面，否 则即使今年勉强达到预期的增长百分之七点五，明年开局却将面临更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到年底或许搞不好会跌至百分之六以下，造成连锁反应，酿成社会政治危 机。因此，改变扭曲的经济结构，慢慢刺破房地产这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等战略目标，现在也暂时顾不上了，先稳住格局再说，哪怕是再来个小规模的饮鸠止 渴也在所不惜。由此我们可看出，官方所说的经济新常态并不像他们所称的那么稳定，过度平和；而是一种危机四伏，时时需要小心以待，弄不好就要出大危机的常 态。
在笔者看来，这种危机常态，因中国的特殊政情和历史影响，决不会仅限经济领域，也将是整个中国社会与政治的一种新常态。自八九“六四”镇压以来，中 共应对合法性危机的最主要的做法就是依靠经济发展，一切以经济为优先，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与政治高度重合。靠经济的发展，维系了社会的暂时稳定。但 近年来，尤其是○八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及奥运效果褪减后，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急剧增大，长期积压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进入爆发期。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 分化和各种代议制，政治合法性弱化，使得这种经济危机下的社会不满直接传导成某种政治压力。官方一方面依靠维稳体制压制社会的愤怒，另一方面继续指望经济 增长来扩大资源量，平抑和冲淡社会的不满。随经济下行，经济高峰增长期的过去，资源机会的减少；但同时，官员却因有维稳体制的伴护，对民间巧取豪夺，腐败 越演越烈，病入膏肓。如此一减一加，社会总体能分得的资源相对更少，社会不满日增。
等待新的突破性的转折出现
为应对这种局面，中共一方面是靠打虎反腐来试图重建一些合法性，另一方面，试图靠释放改革红利来继续维系增长，安抚民心。但这两种方法却都因面临一 些体制和现实的瓶颈而无法一时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尚且不说经济结构调整本身就需要较长的周期，就三中全会推出全面经改的一年多的实践来看，迄今并未见起到 挽救经济颓势，适当调整结构的功效。此外，强力反腐对官员们造成的压力的效果也在递减，官员观望，不作为，经济增长缺乏某种推动力。中产阶级这一享受到过 去一段增长期好处的阶层也因房价下跌，环境，教育，资讯受限等日益不满。中共因担心权力受到威胁，加大新闻和资讯的控制，延续维稳体制，继续打压维权运 动，大肆抓人封号，甚至启动毛时代、文革期的一些说法做法来应对。这些都不仅没有缓和危机，反过来破灭了社会的期望，强化了危机与不满。
此外，作为中共政权支柱之一的军队因高层腐败案的陆续曝光，以及势必因此造成的系统清洗，也引发其内部许多外人难以窥见但可以想象到的波动不安，甚 至酝酿某种险恶的杀机。因北京愚蠢蛮横、不兑现港人治港民主化进程的承诺，香港占中运动爆发，从此这东方之珠进入动荡不定、前途不明的状态。台湾因“九合 一”选举国民党大败引发的种种政治后果，注定为两岸关系投下新的变数。外交上，尽管携中国这些年积累的经济实力，值西方尤其是欧洲面临危机期，中国的外交 试图有所作为，摆脱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矛盾僵局，占据主动；虽取得某些表面上的进展，但事实上外交上面临的结构性的深层危机因素都在，没有丝毫得到缓 解，且在未来某种程度上还可能加深。朝鲜问题也随时可能面临突发性的变化，引发东北亚乃至对华关系上的诸种难测的后果。……
总的看来，从经济、社会到政治军事外交，中国全面进入一种危机不断，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要么因具有真正力度、方向正确的改革出台得到某种程度的缓 解；要么继续恶化下去，形成并发症最终诱发更大的全面性的危机。由于官方的拒斥，在中国各种社会利益协调和意见表达机制一直缺失，无法有效应对这种危机 “新常态”。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一段，中共会使用其惯用的陈旧的思想一统，压制和打压维权和异议人士的做法来应对。但从长远看，这却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且 只能加剧危机的做法。中国的社会也会对其以各种方式进行顽强的抵抗，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在这种压制和抗争中重组，得到一种新的突破性的转折出现。
----------------
“共匪最终撑不下去而垮台“-这是终极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