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救火的美国消防队
2011年12月，美国田纳西州一户居民在拨打911火警电话的时候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因为您没有缴纳消防年费，消防队不会拯救您的房子”。按照 过去20年的惯例，田纳西州南富尔顿市向此地居民征收每年每户75美元的消防费，只有缴费居民才能得到灭火服务。在此次事件中，当火灾可能殃及邻居的时 候，消防队立刻出动灭火，保卫了那些缴纳过消防费的住房。但即便最初报警家庭提出立刻支付消防费的建议，消防队依然拒绝提供消防服务，坐视他们的房子在大 火中化为灰烬。
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一个兼顾公益事业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职业，消防队员一直是美国各种文艺作品中典型正面形象的来源，好莱坞有数十部电影以消防队员为 正面主角。911事件之后牺牲巨大的救援工作更是把美国消防行业的社会地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但在这次“见火不救”事件中，这个传统的“英雄行业”声誉 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甚至消防员协会都不得不出面谴责富尔顿市消防队的行为，以挽回一部分公共形象。
不过，在一片谴责声中，并非不存在支持消防队的行为的声音。辩护者指出，此次火灾区域并非富尔顿市消防队的传统负责区域，只是因为本地没有组建消防 队，居民才需要付费给富尔顿市消防队，购买消防服务。如果允许不缴费的家庭得到灭火服务，势必会鼓励不缴费行为的泛滥，进而影响消防队的经费，导致正常缴费的家庭无法得到足够的消防力量。当地有居民宣称：“这个世界充满了白吃白喝的人和忘恩负义的人，他们无权寻求消防队员的帮助”。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一个 新闻主持人甚至公开说“若想制止某些人“蹭吃蹭喝”的行为，就要有更多这样的事情（见火不救）发生”。
类似的争论也爆发于中国的网络和平面媒体。大部分网民从生活常识出发，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拒绝救火，但也有少数新闻评论对这种行为高声赞美：“这 种一板一眼的做法，同样也意味着公共服务部门对纳税人负责，对“衣食父母”所授予自己的权力负责，知道市民是主人，自己只不过是“差人”，这种意识的根深 蒂固，有助于规范公共服务部门的权力和义务，角色与职责，避免对权力的滥用，和对纳税人税款的任意靡费，从个案上看有诸多不近情理之处，但从大局看，其实 是利多于弊的……这种“办案收钱”的做法虽然“吃相难看”，却可以促使市民养成珍惜公共资源的良好习惯……对于“画地为牢”的是非见仁见智，其弊端和教训 也应得到充分总结，但北美公共服务部门对责、权、利的清晰认识，和对纳税人、税款及纳税人所赋予权力的负责态度，却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
在中国和美国，争论双方的理论阵营都比较相似。持无条件救火观念的人觉得消防队的行为违反了社会伦理，也导致了社会财产的损失。消防队的辩护者则从 社会服务的成本着眼，指出消防队不能及时得到财务支持是更大的社会损失。既然保险公司不可能在出车祸的前夕再出售汽车保险，就不能指望消防队也为没有提前 缴费的客户救火。双方各执一词，貌似在逻辑上都没有明显漏洞。因此，对这个问题做出判断必须从更深入的制度比较层面来考虑。
二、 援助逃票者的中国救援队
2010年12月，十几名上海复旦大学生自行组团去黄山旅游。为了逃票进山，旅游团私自进入未开发的旅游区域，深夜在险峻的山路上迷路被困，被迫拨 打110求援。当地警方连夜派出搜救队伍，在付出一名警官牺牲的代价后救出了旅游团。除了少许罚款外，并未向旅游团收取额外的服务费用。
这起事件同样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大学生旅游团不是黄山地区的居民，没有向当地税务机关缴纳过一分钱的税款，甚至没有向当地政府拥有的旅游产业缴纳门 票费用，自行选择了一条险峻的山路通行。比起田纳西州的火灾事主，当地警方更有理由拒绝为他们提供代价巨大的公共服务。然而，当地警方明确表示，救人是警 察的责任。虽然旅游团有违规行为，但警察决不能见死不救，再有类似事件，警察还会出动救人。
这起事件并非个例。自从“驴友”文化在中国年轻人中开始流行，几乎每个月都可以看到当地警方救助受困旅行者的新闻。黄山事件只是因为牺牲的警官和逃 票行为才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对于中国地方警方来说，旅行者的不理智行为，以及外地人的身份都不构成拒绝救助的理由。“有警必出”是高于收费问题的行事准 则。
类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灭火是消防队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一旦发生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战士必须立即赶赴火场，迅速组织力量排除险情，救助遇险人员，扑灭火灾，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物损失。
三 、西方：纳税人才是人
中美的公共服务机关在类似情况下采取了不同的行事方式，不仅是一个行事习惯的原因，制度性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国家机构的起源和法理基础。
当代西方国家体系的起源在南欧和波罗的海商业城邦，这些城邦由少数大商人垄断政治权力，在工商业税中取得维持国家运行的财政基础，同时也为商业行为 提供保护与便利。接下来，商人政权/税收的组织方式从南欧转移到西北欧的荷兰和英国，帮助荷兰和英国确立了早期的全球霸权。在大航海时代和全球化的震荡 中，法、德、美等国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最后这套体系激发出工业革命，用工业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从这个脉络来看，现代西方国家的起源是商团，公共服 务应该被视为商业行为。
商业行为必须有费用的交割才能生效。对于公共服务而言，这个“费用”就是税收。所以西方体系的支持者津津乐道于“纳税人”的称呼。认为这个称呼体现 了西方体系的“社会契约精神”。不过，契约不会为缺乏付款能力的客户服务，在欧美统治世界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国家对无力纳税的大多数平民完全持无视态 度。
比如美国就曾以“不纳税”的理由把印第安原住民排除到国家体系之外，任意剥夺。英国在1832年改革之后，依然规定只有每年付得起10英磅租金或是 有50英镑土地收入的人才有投票权（19世纪早期的英镑可以折算为8克的金币）。这直接导致了95%的人口被排除到了选民行列之外。直到20世纪世界大战 时代，为了动员底层人口当兵，西方才开始逐渐推行普选权。穷人用生命“纳税”，才得到了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待遇。从欧洲到日本，兵役在多种语言里的称呼就 是“血税”。
四、中国：基于“国民身份”的公共服务
中国的国家机构起源是另一种模式。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联系是一个不言自明，不证自立的关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国家把个人纳入自己的管理体系，不需要个人的同意。在现代人看来，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似乎有些粗暴，没有给个人以选择空间。但反过来说，这也说明 个人可以无条件的向国家力量寻求支持，国家机器因此带有了几分家庭式的温情。
即便进入了现代社会，从近年的案例来看，中国政府依然不认为公共服务一定要受限于“纳税人”的身份。2007年，一名出生于印度“阿鲁纳恰尔邦” （中国藏南地区）的印度官员到中国访问，申请签证。被告知：“作为中国公民，你不需要签证就可以直接入境”。虽然这位藏南居民应该从未到任何中国税务机关 报税，但中国政府依然认为他享有中国居民应有的便利。
中国基于“国民身份”来提供公共服务。那么反过来说，明确放弃中国身份的人即便纳税，也不一定能享用到中国公民享有的服务。比如说中国不承认双重国 籍，任何参加别国入籍仪式的移民在法理上已经放弃了中国国籍。但许多移民为了出入境便利，甚至为了继续享有中国居民的医疗、置业、出入境等服务，私自保留 中国护照和户口本、身份证。基于管理成本和人道主义的考虑，中国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默许这种行为的存在。
几个月前，埃及出现社会动荡，中国政府立刻紧急组织了撤侨航班，允许任何拥有中国护照（包括港台居民）的人免费登机。许多保留了中国护照的人也试图 浑水摸鱼，继续享有大国国民的安全福利，借这个机会离开混乱的埃及逃命。但中国官员联系了埃及出入境官员，逐一检查出入境记录，凡是持外国护照进入埃及的 人员都被当场撕碎了中国护照，留待中国公民登机之后才可以付费使用剩余舱位。这些被当场撕碎护照的华人中，不乏长期在中国居住、经营产业的纳税者，但在紧 急情况下，中国政府基于自己的逻辑，不会让他们挤占合法国民的逃生机会。
五、中西制度竞争
以商业精神组织公共服务和基于身份提供公共服务的差别，或者说中美政府运行模式的区别，可以总结为一个通俗的标准——要不要事事签了合同再做？要不要事事按合同来？
对于个人而言，依据任何逻辑来待人接物都是个人自由。认同“亲兄弟明算账”的精明人和行事豁达，不拘小节的厚道人都是社会的常态。不过，对于公共机构而言，以何种运行模式为主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运行效率，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竞争力。
在农业社会，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千年不变，除了少数游牧民外，绝大多数人口都必须参与稳定、简单的农业经济来养活自己。所以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反复签 订契约，只要根据农业社会的通例，进行简单的交换，接受简单的公共服务，就可以保持生存，保持社会的稳定性。这就是农业社会不需要反复谈判，不需要复杂的 “社会契约”。或者说，传统的文化结构、农业国家的稳定结构本身就是一份“长期有效”的“社会契约”。
历史进入近代，海运沟通了全球，上百的新经济部门打破了农业经济的垄断地位。以千万计算的移民在各个大洲之间穿梭，开发了一个个国家甚至整块大陆。整个人类社会都必须用新的生活模式来替代稳定的传统社会。
为了建立新的生活模式，商业精神和频繁签订的社会契约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跟上工业时代的步伐，既解决了新型社会模式的构建问题，也解 决了公共服务的成本问题。西欧和日本就是典型的成功例子。而那些坚持传统社会模式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则被时代甩下，从举足轻重的大国变成了落后国家。
对于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人口来自世界各地，带着各自的传统和生活习惯。数千万移民要在一片荒原上用几代人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社会，如果不用 无数的契约和谈判来建立新秩序，就只有一个结局——内战。从这个角度说，内战以来的美国以纯粹的商业模式立国，以税收和社会契约来提供公共服务的确有其道 理。在这个迫切的压力下，美国变成了最适应新的工业时代的国家，进而成为称霸地球一个世纪的工业霸主。
六 、世界新趋势下莫忽视中国制度优势
如果只看从古代社会到美国称霸的这段历史，“以身份决定公共服务”和“以商业契约决定公共服务”两种模式的对比已经有了明确的结果，后者在20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里全面胜出，变化的工业社会压倒了不变的传统社会。
不过，历史并没有停在西方模式称霸世界的那一刻。现代工商业社会压倒农业社会之后，继续向复杂化发展。工业门类越来越多，公共服务的种类也随之指数 化增加。19世纪工业城市的居民在市政会议上最多是讨论一下防火和治安问题。现代工业城市的居民要想正常生活，起码有宽广的道路、干净的供水、便捷的排水 和排污、可靠的电力供应、覆盖全面的电讯网络，安全的地铁和公共汽车……没有上百个公共服务部门的配合，如此复杂的社会一天都运转不下去。要是考虑到个人 和家庭的发展，还必须有环保、教育、防灾、邮政等部门的服务。就像农业社会的人类无法想象工业社会一样。工业社会早期的人类也无法设想21世纪的城市生 活。
如此之多的公共服务种类，远远超出了个人理性能理解的范围。个人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上百个公共服务部门逐一签订“契约”。而考虑到公 共服务的规模效益，公共服务部门也不可能逐一地和每个人签订“服务协议”，让每个人“定制”公共服务。因为即便一半的城市人口没有向警察局或环保局下订 单，治安也必须得到维护，环境也必须得到监测——公共服务部门往往做不到，也不能做到只为一部分人服务。在这种新形势下，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契约体系必须进 行足够的简化，才能把运行成本降低到普通人能够接受的范围。
具体而言，这种“简化”工作就是由政府统筹公共服务，不再以个别收税的方式来为大部分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而是统一集中社会剩余资源，默认所有人都 “定制”了全套的公共服务，如社会保险和消防、治安服务。表面上这侵犯了个人和公共服务机构谈判的博弈自由，但为了在不违反基本伦理的前提下，为社会提供 最大限度的福利。这是发达工业社会必然的发展方向。
社会的发展自有其惯性，即便出现了新的趋势，大国也不可能出现迅速的转向。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工业社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商业模式的 国家组织。所以，虽然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工业社会后期，虽然大趋势是公共服务再次从“向税收负责”转为“向身份负责”。但在美国浓厚的自由资本主义传统下， 美国许多公共服务机构依然习惯于用市场模式，用契约模式来运行，为此付出伦理和经济的巨大代价在所不惜。这就是美国消防队会坐视火灾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 经济在冷战后期开始相对衰落，逐步进入危机的深层原因。
中国在工业时代早期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之后经历了长期的追赶历程，终于在21世纪初期完成了工业化，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因此，中国 在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同时，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赶超阶段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美国人那种以自由资本主义来解决大 多数问题的思考习惯。换句话说，中国“跨越”了适合“向税收负责”来建立公共服务的阶段。
在这个独特的历史阶段，中国必须对眼下的经济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清醒的判断。不能因为西方曾领先中国一个多世纪，就盲目照搬20世纪欧美的社会 制度，甚至照搬在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影响社会效率的制度。捡起别人正在丢弃的垃圾，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殷鉴不远，90年代医疗、教育等服务项目盲目市 场化、私有化改革的惨痛教训和野蛮后果必须得到足够重视。中国完全可以把传统和后工业时代的趋势结合，保持以“身份”为主导的公共服务提供标准。这才是当 下更符合效率原则的选择.
2011年12月，美国田纳西州一户居民在拨打911火警电话的时候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因为您没有缴纳消防年费，消防队不会拯救您的房子”。按照 过去20年的惯例，田纳西州南富尔顿市向此地居民征收每年每户75美元的消防费，只有缴费居民才能得到灭火服务。在此次事件中，当火灾可能殃及邻居的时 候，消防队立刻出动灭火，保卫了那些缴纳过消防费的住房。但即便最初报警家庭提出立刻支付消防费的建议，消防队依然拒绝提供消防服务，坐视他们的房子在大 火中化为灰烬。
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一个兼顾公益事业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职业，消防队员一直是美国各种文艺作品中典型正面形象的来源，好莱坞有数十部电影以消防队员为 正面主角。911事件之后牺牲巨大的救援工作更是把美国消防行业的社会地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但在这次“见火不救”事件中，这个传统的“英雄行业”声誉 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甚至消防员协会都不得不出面谴责富尔顿市消防队的行为，以挽回一部分公共形象。
不过，在一片谴责声中，并非不存在支持消防队的行为的声音。辩护者指出，此次火灾区域并非富尔顿市消防队的传统负责区域，只是因为本地没有组建消防 队，居民才需要付费给富尔顿市消防队，购买消防服务。如果允许不缴费的家庭得到灭火服务，势必会鼓励不缴费行为的泛滥，进而影响消防队的经费，导致正常缴费的家庭无法得到足够的消防力量。当地有居民宣称：“这个世界充满了白吃白喝的人和忘恩负义的人，他们无权寻求消防队员的帮助”。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一个 新闻主持人甚至公开说“若想制止某些人“蹭吃蹭喝”的行为，就要有更多这样的事情（见火不救）发生”。
类似的争论也爆发于中国的网络和平面媒体。大部分网民从生活常识出发，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拒绝救火，但也有少数新闻评论对这种行为高声赞美：“这 种一板一眼的做法，同样也意味着公共服务部门对纳税人负责，对“衣食父母”所授予自己的权力负责，知道市民是主人，自己只不过是“差人”，这种意识的根深 蒂固，有助于规范公共服务部门的权力和义务，角色与职责，避免对权力的滥用，和对纳税人税款的任意靡费，从个案上看有诸多不近情理之处，但从大局看，其实 是利多于弊的……这种“办案收钱”的做法虽然“吃相难看”，却可以促使市民养成珍惜公共资源的良好习惯……对于“画地为牢”的是非见仁见智，其弊端和教训 也应得到充分总结，但北美公共服务部门对责、权、利的清晰认识，和对纳税人、税款及纳税人所赋予权力的负责态度，却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
在中国和美国，争论双方的理论阵营都比较相似。持无条件救火观念的人觉得消防队的行为违反了社会伦理，也导致了社会财产的损失。消防队的辩护者则从 社会服务的成本着眼，指出消防队不能及时得到财务支持是更大的社会损失。既然保险公司不可能在出车祸的前夕再出售汽车保险，就不能指望消防队也为没有提前 缴费的客户救火。双方各执一词，貌似在逻辑上都没有明显漏洞。因此，对这个问题做出判断必须从更深入的制度比较层面来考虑。
二、 援助逃票者的中国救援队
2010年12月，十几名上海复旦大学生自行组团去黄山旅游。为了逃票进山，旅游团私自进入未开发的旅游区域，深夜在险峻的山路上迷路被困，被迫拨 打110求援。当地警方连夜派出搜救队伍，在付出一名警官牺牲的代价后救出了旅游团。除了少许罚款外，并未向旅游团收取额外的服务费用。
这起事件同样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大学生旅游团不是黄山地区的居民，没有向当地税务机关缴纳过一分钱的税款，甚至没有向当地政府拥有的旅游产业缴纳门 票费用，自行选择了一条险峻的山路通行。比起田纳西州的火灾事主，当地警方更有理由拒绝为他们提供代价巨大的公共服务。然而，当地警方明确表示，救人是警 察的责任。虽然旅游团有违规行为，但警察决不能见死不救，再有类似事件，警察还会出动救人。
这起事件并非个例。自从“驴友”文化在中国年轻人中开始流行，几乎每个月都可以看到当地警方救助受困旅行者的新闻。黄山事件只是因为牺牲的警官和逃 票行为才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对于中国地方警方来说，旅行者的不理智行为，以及外地人的身份都不构成拒绝救助的理由。“有警必出”是高于收费问题的行事准 则。
类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灭火是消防队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一旦发生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战士必须立即赶赴火场，迅速组织力量排除险情，救助遇险人员，扑灭火灾，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物损失。
三 、西方：纳税人才是人
中美的公共服务机关在类似情况下采取了不同的行事方式，不仅是一个行事习惯的原因，制度性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国家机构的起源和法理基础。
当代西方国家体系的起源在南欧和波罗的海商业城邦，这些城邦由少数大商人垄断政治权力，在工商业税中取得维持国家运行的财政基础，同时也为商业行为 提供保护与便利。接下来，商人政权/税收的组织方式从南欧转移到西北欧的荷兰和英国，帮助荷兰和英国确立了早期的全球霸权。在大航海时代和全球化的震荡 中，法、德、美等国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最后这套体系激发出工业革命，用工业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从这个脉络来看，现代西方国家的起源是商团，公共服 务应该被视为商业行为。
商业行为必须有费用的交割才能生效。对于公共服务而言，这个“费用”就是税收。所以西方体系的支持者津津乐道于“纳税人”的称呼。认为这个称呼体现 了西方体系的“社会契约精神”。不过，契约不会为缺乏付款能力的客户服务，在欧美统治世界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国家对无力纳税的大多数平民完全持无视态 度。
比如美国就曾以“不纳税”的理由把印第安原住民排除到国家体系之外，任意剥夺。英国在1832年改革之后，依然规定只有每年付得起10英磅租金或是 有50英镑土地收入的人才有投票权（19世纪早期的英镑可以折算为8克的金币）。这直接导致了95%的人口被排除到了选民行列之外。直到20世纪世界大战 时代，为了动员底层人口当兵，西方才开始逐渐推行普选权。穷人用生命“纳税”，才得到了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待遇。从欧洲到日本，兵役在多种语言里的称呼就 是“血税”。
四、中国：基于“国民身份”的公共服务
中国的国家机构起源是另一种模式。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联系是一个不言自明，不证自立的关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国家把个人纳入自己的管理体系，不需要个人的同意。在现代人看来，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似乎有些粗暴，没有给个人以选择空间。但反过来说，这也说明 个人可以无条件的向国家力量寻求支持，国家机器因此带有了几分家庭式的温情。
即便进入了现代社会，从近年的案例来看，中国政府依然不认为公共服务一定要受限于“纳税人”的身份。2007年，一名出生于印度“阿鲁纳恰尔邦” （中国藏南地区）的印度官员到中国访问，申请签证。被告知：“作为中国公民，你不需要签证就可以直接入境”。虽然这位藏南居民应该从未到任何中国税务机关 报税，但中国政府依然认为他享有中国居民应有的便利。
中国基于“国民身份”来提供公共服务。那么反过来说，明确放弃中国身份的人即便纳税，也不一定能享用到中国公民享有的服务。比如说中国不承认双重国 籍，任何参加别国入籍仪式的移民在法理上已经放弃了中国国籍。但许多移民为了出入境便利，甚至为了继续享有中国居民的医疗、置业、出入境等服务，私自保留 中国护照和户口本、身份证。基于管理成本和人道主义的考虑，中国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默许这种行为的存在。
几个月前，埃及出现社会动荡，中国政府立刻紧急组织了撤侨航班，允许任何拥有中国护照（包括港台居民）的人免费登机。许多保留了中国护照的人也试图 浑水摸鱼，继续享有大国国民的安全福利，借这个机会离开混乱的埃及逃命。但中国官员联系了埃及出入境官员，逐一检查出入境记录，凡是持外国护照进入埃及的 人员都被当场撕碎了中国护照，留待中国公民登机之后才可以付费使用剩余舱位。这些被当场撕碎护照的华人中，不乏长期在中国居住、经营产业的纳税者，但在紧 急情况下，中国政府基于自己的逻辑，不会让他们挤占合法国民的逃生机会。
五、中西制度竞争
以商业精神组织公共服务和基于身份提供公共服务的差别，或者说中美政府运行模式的区别，可以总结为一个通俗的标准——要不要事事签了合同再做？要不要事事按合同来？
对于个人而言，依据任何逻辑来待人接物都是个人自由。认同“亲兄弟明算账”的精明人和行事豁达，不拘小节的厚道人都是社会的常态。不过，对于公共机构而言，以何种运行模式为主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运行效率，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竞争力。
在农业社会，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千年不变，除了少数游牧民外，绝大多数人口都必须参与稳定、简单的农业经济来养活自己。所以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反复签 订契约，只要根据农业社会的通例，进行简单的交换，接受简单的公共服务，就可以保持生存，保持社会的稳定性。这就是农业社会不需要反复谈判，不需要复杂的 “社会契约”。或者说，传统的文化结构、农业国家的稳定结构本身就是一份“长期有效”的“社会契约”。
历史进入近代，海运沟通了全球，上百的新经济部门打破了农业经济的垄断地位。以千万计算的移民在各个大洲之间穿梭，开发了一个个国家甚至整块大陆。整个人类社会都必须用新的生活模式来替代稳定的传统社会。
为了建立新的生活模式，商业精神和频繁签订的社会契约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跟上工业时代的步伐，既解决了新型社会模式的构建问题，也解 决了公共服务的成本问题。西欧和日本就是典型的成功例子。而那些坚持传统社会模式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则被时代甩下，从举足轻重的大国变成了落后国家。
对于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人口来自世界各地，带着各自的传统和生活习惯。数千万移民要在一片荒原上用几代人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社会，如果不用 无数的契约和谈判来建立新秩序，就只有一个结局——内战。从这个角度说，内战以来的美国以纯粹的商业模式立国，以税收和社会契约来提供公共服务的确有其道 理。在这个迫切的压力下，美国变成了最适应新的工业时代的国家，进而成为称霸地球一个世纪的工业霸主。
六 、世界新趋势下莫忽视中国制度优势
如果只看从古代社会到美国称霸的这段历史，“以身份决定公共服务”和“以商业契约决定公共服务”两种模式的对比已经有了明确的结果，后者在20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里全面胜出，变化的工业社会压倒了不变的传统社会。
不过，历史并没有停在西方模式称霸世界的那一刻。现代工商业社会压倒农业社会之后，继续向复杂化发展。工业门类越来越多，公共服务的种类也随之指数 化增加。19世纪工业城市的居民在市政会议上最多是讨论一下防火和治安问题。现代工业城市的居民要想正常生活，起码有宽广的道路、干净的供水、便捷的排水 和排污、可靠的电力供应、覆盖全面的电讯网络，安全的地铁和公共汽车……没有上百个公共服务部门的配合，如此复杂的社会一天都运转不下去。要是考虑到个人 和家庭的发展，还必须有环保、教育、防灾、邮政等部门的服务。就像农业社会的人类无法想象工业社会一样。工业社会早期的人类也无法设想21世纪的城市生 活。
如此之多的公共服务种类，远远超出了个人理性能理解的范围。个人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上百个公共服务部门逐一签订“契约”。而考虑到公 共服务的规模效益，公共服务部门也不可能逐一地和每个人签订“服务协议”，让每个人“定制”公共服务。因为即便一半的城市人口没有向警察局或环保局下订 单，治安也必须得到维护，环境也必须得到监测——公共服务部门往往做不到，也不能做到只为一部分人服务。在这种新形势下，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契约体系必须进 行足够的简化，才能把运行成本降低到普通人能够接受的范围。
具体而言，这种“简化”工作就是由政府统筹公共服务，不再以个别收税的方式来为大部分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而是统一集中社会剩余资源，默认所有人都 “定制”了全套的公共服务，如社会保险和消防、治安服务。表面上这侵犯了个人和公共服务机构谈判的博弈自由，但为了在不违反基本伦理的前提下，为社会提供 最大限度的福利。这是发达工业社会必然的发展方向。
社会的发展自有其惯性，即便出现了新的趋势，大国也不可能出现迅速的转向。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工业社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商业模式的 国家组织。所以，虽然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工业社会后期，虽然大趋势是公共服务再次从“向税收负责”转为“向身份负责”。但在美国浓厚的自由资本主义传统下， 美国许多公共服务机构依然习惯于用市场模式，用契约模式来运行，为此付出伦理和经济的巨大代价在所不惜。这就是美国消防队会坐视火灾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 经济在冷战后期开始相对衰落，逐步进入危机的深层原因。
中国在工业时代早期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之后经历了长期的追赶历程，终于在21世纪初期完成了工业化，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因此，中国 在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同时，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赶超阶段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美国人那种以自由资本主义来解决大 多数问题的思考习惯。换句话说，中国“跨越”了适合“向税收负责”来建立公共服务的阶段。
在这个独特的历史阶段，中国必须对眼下的经济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清醒的判断。不能因为西方曾领先中国一个多世纪，就盲目照搬20世纪欧美的社会 制度，甚至照搬在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影响社会效率的制度。捡起别人正在丢弃的垃圾，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殷鉴不远，90年代医疗、教育等服务项目盲目市 场化、私有化改革的惨痛教训和野蛮后果必须得到足够重视。中国完全可以把传统和后工业时代的趋势结合，保持以“身份”为主导的公共服务提供标准。这才是当 下更符合效率原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