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中反对“保卫苏联”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产物。依照《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合同》(1896年)、《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 合同章程》(1898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还明确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1897年7月动工，1901年11月竣工，与 俄国境内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曾发表声明，废除沙俄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 受任何报酬”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但是，这个曾激起陈独秀等无数中国人感激苏俄政府，因而促使 他们由向往西方民主主义向苏维埃“一边倒”的表示，列宁、斯大林都没有落实。以致后来出版的《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竟将“归还中东铁路……”这段文 字删除了。
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是反动的，若把中东铁路交还给中国，不利于中国革命。所以，不交还中东铁路，反倒成为革命行 动。这对于已经归属于共产国际(实为苏联)领导的中共及其领导人陈独秀等人来说，也不能说一个“不”字，只得吞下这个苦果。对于北洋政府来说，“弱国无外 交”，也无力交涉促其履行宣言。
于是，1924年5月，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时，按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共管”。1924年3月，苏联曾组织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任主 席，成员有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据托洛茨基说，该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的同意下，做出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第二时 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至为帝国主义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府之手。”(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 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316页。)
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蒋介石转向亲美反苏反共，在国内制造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和商业 机构。这些领事馆和机构，在大革命中支持乃至操纵中共的活动(主要是大力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完全为当时的“战友”蒋介石国民党所掌握，苏联政府不得不接 受这个“惩罚”。但是，1929年5月，蒋介石又指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派军警包围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进行非法搜查和劫掠；然后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 线布防，做出武装进攻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于7月17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 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的供职人员，并保留《中苏协定》中一切权利。
蒋介石的反苏行动升级到这个程度，目的何在？讨好美、英、日等反苏国家，以得到它们的援助，是不言而喻的；但还有一个更隐蔽的目的，即为了削弱 异己的张学良东北军势力，以便进一步控制东北。因为，以当时的国力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苏联开战的，让东北军与苏军打仗，无疑是以卵击石。果然，双方接触了几 下，东北军伤亡惨重，张学良不得不求和。
在中东路事件的过程中，苏联借共产国际这个工具做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由于受共产国际领导，又与 国民党政府敌对，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机关报上发表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 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目前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 争》《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罗绮园)等。《红旗》第31、 33、34、49号。蒋介石制造这个事件，打着“保卫民族利益”的旗子，中共在以上文件和文章中，则对这个关系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问题，采取 了简单化的策略，提出了“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甚至说：“反对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在行动上，还强行组织群众 游行罢工，甚至号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329页。)
这种完全脱离群众的做法，得不到群众响应，从而使党员就进一步暴露，造成更大的损失。
中共所以如此，除了积极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实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的党中央，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 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却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然后才能执行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务”，即“准 备以国内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红旗》第34号，1927年7月27日。这种 认识和情绪，反映了党中央对革命低潮形势的不耐烦，希望这次危机引起世界大战，早日促使革命高潮形势的到来。
陈独秀对于党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这种策略颇不以为然。他终于打破一年多来的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 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矛头紧紧指向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因为，不管是对苏联的战争，还是苏联退让后帝国主义各国间为争夺东北的战 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民族利益的 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面对复杂的情况下，陈独秀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直率地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 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 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红旗》第37号，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中共中央通告》第42号中有一段话说：“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 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陈独秀讥笑这种宣传，认为它会使同志们很自然地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 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他建议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第42号通告。
如此尖锐地批评党中央(实际批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在当时除了陈独秀没有第二人。陈独秀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是十分宝贵的，在当时各方精神都十分亢奋的形势下，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但是，8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复信中，却认为陈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反过来 指责陈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 益”。(《红旗》第37号，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工人无祖国”口号的教条主义的曲解。
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一篇长文，猛烈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攻击陈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是“机会主义”。他历 数陈的意见有七大错误后，认为陈独秀“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 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陈独秀上述信中揶揄的正是这种混乱思想：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尽快到来”。
而且，王明在文章中还刻意寻找所谓“陈独秀错误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躲在“民族利益”和旗帜之下，牺牲工农群众的“阶 级利益”；“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党的领导中心；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 然反抗”；放弃“革命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等等。
这是王明第一次直接攻击陈独秀。此后，他对陈就咬住不放，直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他奉莫斯科之命，诬陷陈是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津贴的“汉奸”。
陈独秀当然不能接受党中央及王明等的批评。他于8月11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并指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宣传方法，在战 略上有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 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 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他又辩驳说：7月28日我那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 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 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陈独秀意识到问题的背后存在原则和路线的分歧。所以，他也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粹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红旗》第39号，1929年8月20日。)
这样，本来是一个具体问题上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就很快严重升级和大大激化了，以致成为陈独秀很快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东路问题上，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也是持“保卫苏联”的立场。事件一发生，1924年主持签订中苏共管中东铁路的《中苏 协定》的托洛茨基，这时也把国际主义精神抛弃了，亲自指示苏联、中国及各国托派组织：“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 派》，《中国革命问题》，第313页。并在8月4日的文章中，引证他在1927年8月1日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演说：“我们反对派对保 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特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 线”。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318页。于是，“反对斯大林，保护苏维埃”，就成为他们的著名口号。托氏在文章中，还批判 了德、法等国托派中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托洛茨基：《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克思主 义》，《中国革命问题》，第319页。)
这个事件58年之后，即1987年7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研讨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拨乱反 正、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其中之一是：需要论证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成就与失误，特别强调了中国学者近来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价变得更客观，所述的一个突出事 例即中东路事件，说中国学者指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苏共历史问题》(俄文 版)1987年第10期。而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学者”，而是半个多世纪前，当“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一提出就进行批评的陈独秀。
在中东路问题上，陈独秀能同时超越中共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进行独立思考，真是鸡群鹤立。
(摘自《陈独秀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