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五四学生领袖，傅斯年是绕不开的，他，罗家伦，段锡朋并称“五四三架马车”。傅斯年后来成为学界领袖，有关他的介绍和材料很多。他和罗家伦在北大创办的《新潮》杂志，与教授们的“新青年”杂志一起，为培育新式青年，唤醒国民，为五四和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打下重要的基础。傅斯年本人在五四那天，高举大旗，被誉为“五四运动总指挥”。不过第二天，他开会时被人打了一拳后，随即宣布退出运动领导圈（开会打架看来渊源很早），运动中的有些东西已在背离他的初衷了。
认同自由，开明，公平的傅斯年，崇尚的是有序的自由，希望由社会的自然演变和和平推动来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是武力与暴动。因此他只好作了政府的诤友。以他“急进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大炮”的性格，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傅大炮”的火力还真打落过中国两个最显赫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在他作为国民党的座上宾时，他也是谨守“道尊于势”的原则，是国民党体制内坚决的“异议人士”。他与蒋介石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蒋为保孔，曾请傅吃饭，席间的谈话有如下一段：
“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说得出这样豪气的话，他自然不会接受政府的高官厚禄，远远保持在野的姿态，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此推动社会的变革。他对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对于在朝的态度则是：“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当然，他所谓自己是“自由社会主义者”，认同的是罗斯福新政中的“四大自由”概念，是要走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路线。二战后，英国工党通过议会选举，击败当时因领导对德战争胜利而声望甚隆的保守党，此一消息不独对中国的自由派人士而且对整个知识界鼓舞甚大，他们都希望中国走这条路，开国民大会，由人民的选票决定掌权人。当然国大是如期开了，可接踵而至的内战炮火击灭了他们的热情和希望。
因此社会主义的倾向，有人说傅斯年有些“左倾”。不过，对中共他有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共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虽有这样的看法，他并不拒绝与中共的接触。这就有他满怀希望的战后延安之行，虽然此行更坚定了他对“早识当年路本歧”的认识。
1945年他被国民参政会推为第三势力的五人代表出访延安，受到隆重接待。毛泽东也对他当年景仰的五四先驱非常热情，专门和傅斯年单独谈了一宿。傅先生的延安之行见到好些老友，访问了好些地方。可他的观感与他人不同。据老友罗家伦回忆：“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秉存如此不同的理念，在中国国共政权易手时，他的选择是以北大校长的身份退避台湾，被毛泽东点名列入三个学界战犯之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炮火不停。在他同省参议员郭国基争论教育事宜后，突发脑溢血而去世。当议长李万居用浓浓的江浙口音宣布：傅先生弃世了时，在场记者误听为：傅先生气死了，以他的大炮性格这有可能，这消息差点在台大引发大风波。之后台大用最高的仪式，修建了他的纪念陵园：傅园，让他享受了学界的殊荣。
炮尽的浓烟退去，是一片青绿的草地，希腊风格，高大廊柱的陵园，孟真先生就长眠在这间巨大的墓室中，看护着在他“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校训下读书的青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2014.htm
认同自由，开明，公平的傅斯年，崇尚的是有序的自由，希望由社会的自然演变和和平推动来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是武力与暴动。因此他只好作了政府的诤友。以他“急进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大炮”的性格，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傅大炮”的火力还真打落过中国两个最显赫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在他作为国民党的座上宾时，他也是谨守“道尊于势”的原则，是国民党体制内坚决的“异议人士”。他与蒋介石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蒋为保孔，曾请傅吃饭，席间的谈话有如下一段：
“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说得出这样豪气的话，他自然不会接受政府的高官厚禄，远远保持在野的姿态，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此推动社会的变革。他对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对于在朝的态度则是：“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当然，他所谓自己是“自由社会主义者”，认同的是罗斯福新政中的“四大自由”概念，是要走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路线。二战后，英国工党通过议会选举，击败当时因领导对德战争胜利而声望甚隆的保守党，此一消息不独对中国的自由派人士而且对整个知识界鼓舞甚大，他们都希望中国走这条路，开国民大会，由人民的选票决定掌权人。当然国大是如期开了，可接踵而至的内战炮火击灭了他们的热情和希望。
因此社会主义的倾向，有人说傅斯年有些“左倾”。不过，对中共他有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共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虽有这样的看法，他并不拒绝与中共的接触。这就有他满怀希望的战后延安之行，虽然此行更坚定了他对“早识当年路本歧”的认识。
1945年他被国民参政会推为第三势力的五人代表出访延安，受到隆重接待。毛泽东也对他当年景仰的五四先驱非常热情，专门和傅斯年单独谈了一宿。傅先生的延安之行见到好些老友，访问了好些地方。可他的观感与他人不同。据老友罗家伦回忆：“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秉存如此不同的理念，在中国国共政权易手时，他的选择是以北大校长的身份退避台湾，被毛泽东点名列入三个学界战犯之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炮火不停。在他同省参议员郭国基争论教育事宜后，突发脑溢血而去世。当议长李万居用浓浓的江浙口音宣布：傅先生弃世了时，在场记者误听为：傅先生气死了，以他的大炮性格这有可能，这消息差点在台大引发大风波。之后台大用最高的仪式，修建了他的纪念陵园：傅园，让他享受了学界的殊荣。
炮尽的浓烟退去，是一片青绿的草地，希腊风格，高大廊柱的陵园，孟真先生就长眠在这间巨大的墓室中，看护着在他“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校训下读书的青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20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