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晚节目单公布的时候，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宋祖英、谭晶再次缺席。如果说2014年宋、谭的缺席可能是偶然，而宋、谭两人连续两年缺席春晚，意味着没有宋祖英和谭晶的春晚，已经是“新常态“。
回溯央视春晚的历史，最早的两位红得发紫的超级政治歌手，分别是以《在希望的田野上》出道的彭丽媛，和以《十五的月亮》出道的董文华。1990年， 宋祖英以一首《小背篓》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大炙手可热的政治歌手之一。1999年，中共举行建政50周年庆典，十一在天安门广场上 的晚会，宋祖英演唱了《收获》，彭丽媛演唱《中国新世纪》，这一场演出基本标志着她们的“双峰并峙“状态基本确立，2000年央视春晚，董文华的一首《长 江长》成为绝唱，此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她减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彭丽媛、宋祖英在女性民歌手中的地位更趋巩固。
2007年之后，彭丽媛除最高领导人亲自出席观看的历年的“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和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庆祝晚会之外，不再在国内参加公开演出。中国政治歌的“彭宋“双峰时代暂告段落，2012年11月后，彭丽媛彻底不再参加公开演出，”彭宋“时代唯余”宋“一人。
回顾彭宋在国内政治歌手风头正劲的年代，不仅她们在最高规格的国家晚会（即“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2014年停办，其功能被央视春晚和中央军委慰 问老干部文艺演出分流）上演唱政治性最强的歌曲，而且在央视春晚上，她们唱的歌也往往是最红最正的。尤其是在彭丽媛成为中央委员、浙江省委书记夫人之后， 她历年在央视春晚上唱的歌政治性都极强，2003年的《世纪春雨》、2004年的《江山》、2005年的《梦圆》、2007年的《报答》都是如此。如果认 真观看央视春晚的人，就知道，像《江山》、《报答》这样的歌曲，彭丽媛在前台唱，背后的大屏幕上都会出现四代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的画面。
在彭宋绝对主导女性政治歌演唱届的时代，也有一些能够在缝隙中寻找机会的民歌手，譬如1999年春晚上以98抗洪歌曲《为了谁》而为人熟知的祖海， 曾连续在2002年到2004年赢得一首完整歌曲的独唱机会，其中还包括《我家在中国》这种超级大政治歌。须知，春晚的歌曲大多是多人合唱或者歌曲联唱 （一首歌不能唱完，只唱一段及副歌，通常时长在一分半到两分钟）等形态，能够占据四五分钟的时间独唱一首歌，除了港台明星以外，在彼时对内地歌手是非常难 得的殊荣，能够保证每年都有这样机会的只有彭、宋。祖海之外，张也、汤灿等也曾一度得到过类似的机会，但都不能保持多届。
2003年谭晶第一次在央视春晚上独唱了关于军嫂的歌曲《妻子》，此后她几经跌宕，最终在2011年前后获得了和宋祖英一样的央视春晚稳定独唱机会，并且负责演唱一些政治性较强的歌，如2011年的《旗帜更鲜艳》。在这段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宋祖英、谭晶两大高峰。
宋祖英、谭晶连续两年缺席央视春晚，结合她们两人的特殊背景甚至籍贯，很难不引起外界的猜想甚至过度解读，虽然她们两人年龄有十岁左右的差距，但总体来看她们不可能再以以往那样的频度抛头露面了，中国的政治歌歌手江湖事实上重新洗牌。
政治歌的尴尬
中共十八大之后，高层雷厉风行，以往大量的晚会节目，被砍到了零头。甚至于传统的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文化部、公安部春晚都被取消。各个企业、地方的晚会也大幅度压缩，以往的晚会歌手们，日子大不如前。
由于特殊国情的原因，中国大陆大体上把声乐分为三种主要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美声唱法。美声自不必说，通俗唱法也为人好理解，唯独“民族唱法 “，意涵相当模糊，事实上，作为”民族唱法“并未见得有多少本民族音乐成分，倒是大量吸收借鉴了西洋演唱技术，事实上，”民族唱法“歌曲基本只有两种功 能，其一是烘托各种”欢乐气氛“，譬如说张也的《万事如意》、祖海的《好运来》之类，还有一类，也是民族唱法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就是讴歌执政党和国家，也 就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歌”。
近年来，纯政治歌基本没有听众。绝大多数的政治歌手很难在市场上生存，编制大都在军方或国有歌舞院团，而赚钱也主要靠参加各种晚会。十八大后，除了 像雷佳这样极个别的受彭丽媛特殊青睐的政治歌手以外（参见智谷趋势文章《彭丽媛的继承者》），绝大多数政治歌手的曝光率都陡然降低。
2014年央视春晚，歌舞节目备受吐槽，其中原因之一在于，这一年春晚没有宋祖英、谭晶这样的歌手，但其政治化的程度之高，竟仍到了令人作呕的地 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春晚中最政治化的一首歌是零点报时前姚贝娜的《天耀中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由非军方的、通俗唱法的歌手来演唱这样的歌 曲。
除了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由于其技巧繁复、声调极高，同样也被作为政治歌的一种选择。在以往的春晚中，由美声歌手来唱最政治化的歌曲，也有过，但是由通俗歌手来做这样的演绎，2014年是第一次。
总体来看，政治歌的盘子，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大致3:1。而观察2015年的春晚节目单，最可怕的几首歌《强军战歌》、《把心交给你》、《时代的勇 气》和《共筑中国梦》，这几首歌中有三首是纯美声或有美声成分的。所以说，近年来不仅传统政治歌手正受到冲击，政治歌本身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民族唱法主 要服务于政治歌，政治歌主要是民族唱法的旧有格局正在松动。
这种松动，显然首先源于传统政治歌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在胡时代的后期，每年“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上演唱的政治歌， 都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入耳的程度。不少的政治歌，基本上是直接将中央文件打几行回车而成，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民主政治大发展，鲜红旗帜，指引航向，坚持科 学发展观。先进性，永不变，执政能力更全面，全民族，跟着党，同心协力勇向前”“你用创新理论，把我们心灵武装，你用科学发展，引道路更加宽广，你用共同 理想，绘和谐家园蓝图，你用中国特色，写社会主义华章”等，根本不可能被传唱，也完全无法引发普罗大众的共鸣。
中共十八大后，政治歌的市场急剧萎缩，尤其是传统政治歌和政治歌手遭遇寒冬，有多方面原因。反腐是其中一个因素，由于政治歌手和相关院团和军方（尤 其是长期由徐才厚分管的总政）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军队反腐的当下，成为容易被波及的重灾区。如果说，反腐是影响政治歌手的权力因素，那么影响政治歌手的另 一个因素则是意识形态。新一届领导层显然不满足旧有的自说自话的，传播效果很差的政治文宣，而是不断尝试新的政治文宣手段，目的是要力求收到政治宣传的效 果。传统的政治歌盘子，到胡时代末期实际上成了一帮人写一些“混吃等死”的歌，最高领导人是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的，只要花钱做宣传，就要做到点子上。
中国政治歌演进简史
中国政治歌的演进历史，几乎和中共政治的代际更替保持高度同步。
毛泽东时代，政治歌的主轴是个人崇拜，毛时代的政治歌从旋律到歌词都朗朗上口，譬如《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等，至今仍是许多上年纪的人的所谓“青春记忆”。
邓小平时代，政治歌从个人崇拜转向对抽象的祖国山川风物的讴歌。这些政治歌当然也涉及到讨论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但总体来说除了个别歌曲（如《党啊， 亲爱的妈妈》）外，这些歌曲以“爱国”为主轴，涉及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意涵的部分并不多，譬如《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都是这种情 况。此外，歌颂山川风物人民的歌曲，也是一种形态，其中的典型如《长江之歌》《大海啊母亲》，以及彭丽媛的代表作《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爱你塞北的 雪》、《父老乡亲》等，都是这种类型。
当然，由于当时距离中越战争很近，许多涉军歌曲也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如《十五的月亮》。
1989年以后，政治歌的作者们可能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理想的幻灭。九十年代，中国几乎再没有出现过像《我爱你中国》这样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浓厚但 又有号召力的政治歌。《爱我中华》等歌曲，虽然创作理念承继八十年代，但实际上从艺术性和传唱度来看，并不能达到八十年代最高峰期的水平。
这一时期，《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这两首带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歌曲，几乎是政治歌的两个最典型代表，这时候的政治歌，从题材上事实上开始 从毛时代的“领袖中心主义“，邓时代的”党国中心主义“，变成了更狭隘的”时代中心主义“，许多歌曲都大量出现“新时代”、“新世纪”等用词，”改革开放 “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大量出现（用香港大学钱钢的话说就是“浅红”词汇）。
此外，这一时期政治歌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把物质生活的改善直接写进去，典型的如宋祖英在1999年春晚上唱的《好日子》（赶上了盛世享太 平）、2001年春晚上唱的《越来越好》，这使得中国政治歌的格调进一步庸俗化。近年来，这种形态的歌曲仍然存在，很多甚至通过通俗歌曲形态出 现，2014年央视春晚上黄渤的《我的要求并不高》，其实是宋祖英《好日子》、《越来越好》等歌曲在新时代的变种。
同时，民族复兴，中国崛起等“意向”开始在政治歌中大量出现。最典型的是彭丽媛1999年在国庆五十周年晚会上的《中国新世纪》，这首歌的最高潮是“巍巍的泰山用日出告诉你，中华你注定要崛起啊，要崛起”。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通俗歌手也试图打破民歌在政治歌领域的统治性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从港台传入的一些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通俗歌曲的影响。 后来早逝的高枫的《大中国》、叶凡的《亲爱的中国我爱你》等，都是这类通俗歌曲。但这类通俗爱国歌曲一直并没有成大的气候，最近几年执着于干这件事的青年 创作人是徐子崴，而最热衷于演绎这种通俗爱国歌曲的演唱者则是“玖月奇迹”，但总体来看，他们的《中国范儿》、《大好河山》、《中国之最》等等，还远未达 到《大中国》的水平。
新世纪可以说是政治歌创作全面衰退，全面萧条的时代。唱政治歌的人还有，但是像样的政治歌越来越少。进入胡时代，政治歌完全是粗制滥造，出现了前文 所述的那种把中央文件直接换行当歌词的怪异现象。江时代的政治歌，还有一定的保鲜期，譬如彭丽媛1999年在十月一日晚唱的《中国新世纪》，到了2009 年还在国庆前的央视国庆晚会（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出席）上重新唱一遍，而她2009年国庆晚会上的《阳光路上》，显然是十八大后就只能彻底废掉了，现在到 任何场合唱“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引领方向”，那就是“涛声依旧”，不可能的事了。
关于出路的猜想
新一届领导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政治歌？这在当下中国是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因为第一夫人本身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艺术造诣也最高的政治歌手，她的想法和看法，必然占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近两年来，各类晚会大量停办，政治歌的演唱场合大大减少，通俗歌曲、美声歌曲大量补充到“政治歌”的盘子里，可能是过渡性的。通俗政治歌，如玖月奇 迹等人，就算再怎么有争议，听他们歌的歌迷还是客观存在，在缺少好的大政治歌的情况下，无异于是维持性的补充。而美声政治歌则是惯性的延续，因为这类政治 歌强调炫技成分，加之美声歌手大多除了唱政治歌还可以唱歌剧等（比如廖昌永），有商业化的自我生存路径，而相对较少像民歌手一样深陷各种复杂漩涡，不如也 索性先留着。
但从长期来看，通俗和美声政治歌的“补位“，恐怕是在为民族唱法政治歌的”迭代“做准备。未来如果高层能够形成新的政治歌的范式，或许经过本轮淘洗 之后的（尤其是听一些人话的）的民歌手，又可以占据舞台中央。在一些政治性晚会上，可以观察高层正在推什么样的歌，去年的亚信峰会，雷佳独唱《芦花》，去 年的APEC峰会，雷佳又独唱《板蓝花儿开》。这两首歌都是山川风物型歌曲，是承继当年《我爱你塞北的雪》等歌曲的创作思路。
对于最高领导人而言，他要恢复自己在方方面面的权威。他不能容忍长期形成的“礼崩乐坏“的局面，无论在权力结构上，还是意识形态上。要重新激发文宣体系的活力，让更多的政治歌为人们所接受，当然也是其中一个环节。
个人的预测，未来的政治歌要重新强化“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成分，而不再将歌曲中大量塞入”浅红“政治语汇，也就是要创作一批接近邓时代主流 的有传唱度的政治歌；第二，是要适度的突出个人色彩，和整个文宣体系在领导人宣传方式上的变化相一致；第三，则是要增强歌曲的艺术性，民歌既要是”政治歌 “，也要是”艺术歌“，历史文化、大地山河的元素要作为政治歌的重要面向，《我爱你塞北的雪》、《父老乡亲》式的歌曲，是这类歌曲的模板。
民族唱法第一歌手的地位，雷佳可能会坐稳，她唱什么歌，会有风向意义。
回溯央视春晚的历史，最早的两位红得发紫的超级政治歌手，分别是以《在希望的田野上》出道的彭丽媛，和以《十五的月亮》出道的董文华。1990年， 宋祖英以一首《小背篓》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大炙手可热的政治歌手之一。1999年，中共举行建政50周年庆典，十一在天安门广场上 的晚会，宋祖英演唱了《收获》，彭丽媛演唱《中国新世纪》，这一场演出基本标志着她们的“双峰并峙“状态基本确立，2000年央视春晚，董文华的一首《长 江长》成为绝唱，此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她减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彭丽媛、宋祖英在女性民歌手中的地位更趋巩固。
2007年之后，彭丽媛除最高领导人亲自出席观看的历年的“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和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庆祝晚会之外，不再在国内参加公开演出。中国政治歌的“彭宋“双峰时代暂告段落，2012年11月后，彭丽媛彻底不再参加公开演出，”彭宋“时代唯余”宋“一人。
回顾彭宋在国内政治歌手风头正劲的年代，不仅她们在最高规格的国家晚会（即“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2014年停办，其功能被央视春晚和中央军委慰 问老干部文艺演出分流）上演唱政治性最强的歌曲，而且在央视春晚上，她们唱的歌也往往是最红最正的。尤其是在彭丽媛成为中央委员、浙江省委书记夫人之后， 她历年在央视春晚上唱的歌政治性都极强，2003年的《世纪春雨》、2004年的《江山》、2005年的《梦圆》、2007年的《报答》都是如此。如果认 真观看央视春晚的人，就知道，像《江山》、《报答》这样的歌曲，彭丽媛在前台唱，背后的大屏幕上都会出现四代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的画面。
在彭宋绝对主导女性政治歌演唱届的时代，也有一些能够在缝隙中寻找机会的民歌手，譬如1999年春晚上以98抗洪歌曲《为了谁》而为人熟知的祖海， 曾连续在2002年到2004年赢得一首完整歌曲的独唱机会，其中还包括《我家在中国》这种超级大政治歌。须知，春晚的歌曲大多是多人合唱或者歌曲联唱 （一首歌不能唱完，只唱一段及副歌，通常时长在一分半到两分钟）等形态，能够占据四五分钟的时间独唱一首歌，除了港台明星以外，在彼时对内地歌手是非常难 得的殊荣，能够保证每年都有这样机会的只有彭、宋。祖海之外，张也、汤灿等也曾一度得到过类似的机会，但都不能保持多届。
2003年谭晶第一次在央视春晚上独唱了关于军嫂的歌曲《妻子》，此后她几经跌宕，最终在2011年前后获得了和宋祖英一样的央视春晚稳定独唱机会，并且负责演唱一些政治性较强的歌，如2011年的《旗帜更鲜艳》。在这段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宋祖英、谭晶两大高峰。
宋祖英、谭晶连续两年缺席央视春晚，结合她们两人的特殊背景甚至籍贯，很难不引起外界的猜想甚至过度解读，虽然她们两人年龄有十岁左右的差距，但总体来看她们不可能再以以往那样的频度抛头露面了，中国的政治歌歌手江湖事实上重新洗牌。
政治歌的尴尬
中共十八大之后，高层雷厉风行，以往大量的晚会节目，被砍到了零头。甚至于传统的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文化部、公安部春晚都被取消。各个企业、地方的晚会也大幅度压缩，以往的晚会歌手们，日子大不如前。
由于特殊国情的原因，中国大陆大体上把声乐分为三种主要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美声唱法。美声自不必说，通俗唱法也为人好理解，唯独“民族唱法 “，意涵相当模糊，事实上，作为”民族唱法“并未见得有多少本民族音乐成分，倒是大量吸收借鉴了西洋演唱技术，事实上，”民族唱法“歌曲基本只有两种功 能，其一是烘托各种”欢乐气氛“，譬如说张也的《万事如意》、祖海的《好运来》之类，还有一类，也是民族唱法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就是讴歌执政党和国家，也 就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歌”。
近年来，纯政治歌基本没有听众。绝大多数的政治歌手很难在市场上生存，编制大都在军方或国有歌舞院团，而赚钱也主要靠参加各种晚会。十八大后，除了 像雷佳这样极个别的受彭丽媛特殊青睐的政治歌手以外（参见智谷趋势文章《彭丽媛的继承者》），绝大多数政治歌手的曝光率都陡然降低。
2014年央视春晚，歌舞节目备受吐槽，其中原因之一在于，这一年春晚没有宋祖英、谭晶这样的歌手，但其政治化的程度之高，竟仍到了令人作呕的地 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春晚中最政治化的一首歌是零点报时前姚贝娜的《天耀中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由非军方的、通俗唱法的歌手来演唱这样的歌 曲。
除了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由于其技巧繁复、声调极高，同样也被作为政治歌的一种选择。在以往的春晚中，由美声歌手来唱最政治化的歌曲，也有过，但是由通俗歌手来做这样的演绎，2014年是第一次。
总体来看，政治歌的盘子，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大致3:1。而观察2015年的春晚节目单，最可怕的几首歌《强军战歌》、《把心交给你》、《时代的勇 气》和《共筑中国梦》，这几首歌中有三首是纯美声或有美声成分的。所以说，近年来不仅传统政治歌手正受到冲击，政治歌本身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民族唱法主 要服务于政治歌，政治歌主要是民族唱法的旧有格局正在松动。
这种松动，显然首先源于传统政治歌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在胡时代的后期，每年“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上演唱的政治歌， 都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入耳的程度。不少的政治歌，基本上是直接将中央文件打几行回车而成，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民主政治大发展，鲜红旗帜，指引航向，坚持科 学发展观。先进性，永不变，执政能力更全面，全民族，跟着党，同心协力勇向前”“你用创新理论，把我们心灵武装，你用科学发展，引道路更加宽广，你用共同 理想，绘和谐家园蓝图，你用中国特色，写社会主义华章”等，根本不可能被传唱，也完全无法引发普罗大众的共鸣。
中共十八大后，政治歌的市场急剧萎缩，尤其是传统政治歌和政治歌手遭遇寒冬，有多方面原因。反腐是其中一个因素，由于政治歌手和相关院团和军方（尤 其是长期由徐才厚分管的总政）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军队反腐的当下，成为容易被波及的重灾区。如果说，反腐是影响政治歌手的权力因素，那么影响政治歌手的另 一个因素则是意识形态。新一届领导层显然不满足旧有的自说自话的，传播效果很差的政治文宣，而是不断尝试新的政治文宣手段，目的是要力求收到政治宣传的效 果。传统的政治歌盘子，到胡时代末期实际上成了一帮人写一些“混吃等死”的歌，最高领导人是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的，只要花钱做宣传，就要做到点子上。
中国政治歌演进简史
中国政治歌的演进历史，几乎和中共政治的代际更替保持高度同步。
毛泽东时代，政治歌的主轴是个人崇拜，毛时代的政治歌从旋律到歌词都朗朗上口，譬如《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等，至今仍是许多上年纪的人的所谓“青春记忆”。
邓小平时代，政治歌从个人崇拜转向对抽象的祖国山川风物的讴歌。这些政治歌当然也涉及到讨论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但总体来说除了个别歌曲（如《党啊， 亲爱的妈妈》）外，这些歌曲以“爱国”为主轴，涉及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意涵的部分并不多，譬如《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都是这种情 况。此外，歌颂山川风物人民的歌曲，也是一种形态，其中的典型如《长江之歌》《大海啊母亲》，以及彭丽媛的代表作《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爱你塞北的 雪》、《父老乡亲》等，都是这种类型。
当然，由于当时距离中越战争很近，许多涉军歌曲也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如《十五的月亮》。
1989年以后，政治歌的作者们可能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理想的幻灭。九十年代，中国几乎再没有出现过像《我爱你中国》这样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浓厚但 又有号召力的政治歌。《爱我中华》等歌曲，虽然创作理念承继八十年代，但实际上从艺术性和传唱度来看，并不能达到八十年代最高峰期的水平。
这一时期，《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这两首带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歌曲，几乎是政治歌的两个最典型代表，这时候的政治歌，从题材上事实上开始 从毛时代的“领袖中心主义“，邓时代的”党国中心主义“，变成了更狭隘的”时代中心主义“，许多歌曲都大量出现“新时代”、“新世纪”等用词，”改革开放 “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大量出现（用香港大学钱钢的话说就是“浅红”词汇）。
此外，这一时期政治歌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把物质生活的改善直接写进去，典型的如宋祖英在1999年春晚上唱的《好日子》（赶上了盛世享太 平）、2001年春晚上唱的《越来越好》，这使得中国政治歌的格调进一步庸俗化。近年来，这种形态的歌曲仍然存在，很多甚至通过通俗歌曲形态出 现，2014年央视春晚上黄渤的《我的要求并不高》，其实是宋祖英《好日子》、《越来越好》等歌曲在新时代的变种。
同时，民族复兴，中国崛起等“意向”开始在政治歌中大量出现。最典型的是彭丽媛1999年在国庆五十周年晚会上的《中国新世纪》，这首歌的最高潮是“巍巍的泰山用日出告诉你，中华你注定要崛起啊，要崛起”。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通俗歌手也试图打破民歌在政治歌领域的统治性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从港台传入的一些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通俗歌曲的影响。 后来早逝的高枫的《大中国》、叶凡的《亲爱的中国我爱你》等，都是这类通俗歌曲。但这类通俗爱国歌曲一直并没有成大的气候，最近几年执着于干这件事的青年 创作人是徐子崴，而最热衷于演绎这种通俗爱国歌曲的演唱者则是“玖月奇迹”，但总体来看，他们的《中国范儿》、《大好河山》、《中国之最》等等，还远未达 到《大中国》的水平。
新世纪可以说是政治歌创作全面衰退，全面萧条的时代。唱政治歌的人还有，但是像样的政治歌越来越少。进入胡时代，政治歌完全是粗制滥造，出现了前文 所述的那种把中央文件直接换行当歌词的怪异现象。江时代的政治歌，还有一定的保鲜期，譬如彭丽媛1999年在十月一日晚唱的《中国新世纪》，到了2009 年还在国庆前的央视国庆晚会（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出席）上重新唱一遍，而她2009年国庆晚会上的《阳光路上》，显然是十八大后就只能彻底废掉了，现在到 任何场合唱“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引领方向”，那就是“涛声依旧”，不可能的事了。
关于出路的猜想
新一届领导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政治歌？这在当下中国是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因为第一夫人本身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艺术造诣也最高的政治歌手，她的想法和看法，必然占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近两年来，各类晚会大量停办，政治歌的演唱场合大大减少，通俗歌曲、美声歌曲大量补充到“政治歌”的盘子里，可能是过渡性的。通俗政治歌，如玖月奇 迹等人，就算再怎么有争议，听他们歌的歌迷还是客观存在，在缺少好的大政治歌的情况下，无异于是维持性的补充。而美声政治歌则是惯性的延续，因为这类政治 歌强调炫技成分，加之美声歌手大多除了唱政治歌还可以唱歌剧等（比如廖昌永），有商业化的自我生存路径，而相对较少像民歌手一样深陷各种复杂漩涡，不如也 索性先留着。
但从长期来看，通俗和美声政治歌的“补位“，恐怕是在为民族唱法政治歌的”迭代“做准备。未来如果高层能够形成新的政治歌的范式，或许经过本轮淘洗 之后的（尤其是听一些人话的）的民歌手，又可以占据舞台中央。在一些政治性晚会上，可以观察高层正在推什么样的歌，去年的亚信峰会，雷佳独唱《芦花》，去 年的APEC峰会，雷佳又独唱《板蓝花儿开》。这两首歌都是山川风物型歌曲，是承继当年《我爱你塞北的雪》等歌曲的创作思路。
对于最高领导人而言，他要恢复自己在方方面面的权威。他不能容忍长期形成的“礼崩乐坏“的局面，无论在权力结构上，还是意识形态上。要重新激发文宣体系的活力，让更多的政治歌为人们所接受，当然也是其中一个环节。
个人的预测，未来的政治歌要重新强化“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成分，而不再将歌曲中大量塞入”浅红“政治语汇，也就是要创作一批接近邓时代主流 的有传唱度的政治歌；第二，是要适度的突出个人色彩，和整个文宣体系在领导人宣传方式上的变化相一致；第三，则是要增强歌曲的艺术性，民歌既要是”政治歌 “，也要是”艺术歌“，历史文化、大地山河的元素要作为政治歌的重要面向，《我爱你塞北的雪》、《父老乡亲》式的歌曲，是这类歌曲的模板。
民族唱法第一歌手的地位，雷佳可能会坐稳，她唱什么歌，会有风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