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5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大军开进，终于占领了梦寐以求的那不勒斯王国。这个伸入地中海心脏的王国长期以来都是阿拉伯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贸易窗口，半个多世纪以来又通过与伊比利亚半岛的商业日渐富庶，成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当然炙手可热。而6年前刚刚成立的新兴帝国西班牙也对这片进入大陆的门户要地垂青已久，于是一连串激烈的外交和军事争夺拉开了序幕——然而，我们的故事却发生在这场争夺的幕后。
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Naples），是西班牙势力东进的下一个目标。
得胜的法国人刚刚回国，部队中就爆发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恐怖瘟疫，患者身体表面从头到膝突发凶险的脓包，不久崩破溃烂，脸上的肉片片剥落，几个月之内就会死亡，景象惨不忍睹。这种恶症并没有在法国驻足多久，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并跨越地中海向东方传播开去，只用了3年，它就传到了恒河的入海口，印度港市加尔各答；大约1505年，亦即大明弘治十八年，又借道东南亚从岭南进入中国，到1520年，整个欧亚大陆连同周围岛屿凡有人处无一幸免。从各种称呼就能看出来这种病的传播路线：法国人叫它“那不勒斯病”，德国人和波兰人叫它“法国病”，俄罗斯人叫它“波兰病”，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叫它“基督徒病”，印度人叫他“葡萄牙病”，中国人叫他“广东疮”，日本人叫他“中国疮”——而到了1530年，它获得了今天通用的拉丁语名字“Syphilis”，汉语则最终以病状叫它“梅毒”。
相互栽赃般的混乱的称呼除了标记梅毒的传播路径，也暗示着人们并不知道这种恐怖的怪病究竟源自哪里——历史上人们对梅毒的起源也做过许多猜测，其中受支持最多的假说有两种，一种是欧洲本土的疾病在当时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了梅毒；另一种是世界其它的角落的疾病传到了那不勒斯这个地中海商业中心，在新环境下发生了爆发。直到2011年，人类体质学和流行病学家比对诸多考古遗骸后，才将我们需要的答案指向了后者：就是当年那个新成立的西班牙从美洲大陆引进了这位瘟神。
事情还得从初次爆发的3年前，也就是1492年讲起。这年1月，西班牙王国攻陷了摩尔人的最后一座王城格拉纳达，终于从异教徒手中彻底夺回了伊比利亚半岛，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的800年大业。同年夏天，那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船长终于说服了两位国王（当时的西班牙刚刚通过政治联姻合并而成，王后伊莎贝拉同时是半壁江山的女王），在8月份杨帆远航，在茫茫大海上向着西方驶去，两个月后在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屿，今天的巴哈马登陆。
疾病的进化之路
1495年在那不勒斯的爆发是梅毒的最早文献记录，那是一种病状猛烈且快速致死的瘟疫，这让刚刚从黑死病的狂飙收割中缓过劲来的欧洲人恐慌不已。
上面这幅图是已知最早的关于梅毒的艺术作品，德国文艺复兴领军者丢勒1496年的彩色版画作品，《身患法国病的人》。从形式上来看，这是一幅典型的占星术绘画——头顶是黄道十二宫的天球，1484是行星位置，并非创作年代；天蝎座上有一颗亮星，表示这种疾病是星座不利；患者是德国长枪雇佣兵的打扮，当时的梅毒尚在军中流行，病人的症状也恰是梅毒刚出现时的烈性症状，从头到脚生满脓包；另外两面文章标明了发生的地点，德国（当时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纽伦堡——仅仅过去一年，这种疾病就已经扩散到了中欧，可见其传染性之高，也从侧面反映了军队内部混乱的性行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立安一世在1495年感慨，这种前所未有的疾病一定是上帝对渎神行为的天谴。
然而就像贾德·戴蒙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描述的那样，国境不能阻挡瘟疫，疾病也不能逃过进化。只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流传，到1546年，梅毒就演变出了一种阴险毒辣缓缓发作的三期发病，到如今与结核、麻风并尊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
初次性接触感染后的3天到3个月是一期梅毒，接触部位出现底部坚硬、边缘清晰，不痛不痒但愈合缓慢的大溃疡，称为“硬下疳”，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自愈；
再经过4到10个星期发展为二期梅毒，症状多样，但通常是会在躯干和四肢出现对称而不瘙痒的粉红色皮疹，随后演变成斑丘疹乃至溃疡，其中有一类独有的斑疹，中央愈合而周围扩散，形成片片梅花状，故中文称“梅毒”，而口腔和咽喉黏膜上也会形成泛白的疣状病灶，接触传染性极强。患者还会伴随发烧、喉咙痛、虚弱、消瘦、脱发及头痛等全身症状——全部症状会在两个月之内消失，然后进入3到15年，最长可代46年的漫长潜伏期。
潜伏期过后就是毁灭性的三期梅毒，有三种类型：梅毒瘤性梅毒患者全身的皮肤和脏器都会出现大小不一的树胶样肿瘤，骨骼也会受到侵染变得像朽木一样疏松多孔，以至于严重毁容形如丧尸，患者往往失去鼻子；神经性梅毒患者出现梅毒性脑膜炎，癫痫、瘫痪、痴呆接踵而至；心血管梅毒则会侵染主动脉，造成主动脉炎、动脉瘤、动脉瓣关闭不全，直至心力衰竭而死亡。
对于流行病学和更普遍的生物进化来说，这样的性状变化对传染病非常有利：迅速致命的传染病会在短时间内损失大量宿主，失去了传播的机会，到头来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而潜伏期长或者症状温和的传染病才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传播给下一个宿主，做到阴魂不散生生不息——“数罟不入洿池”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古往今来那些成功流行不绝如缕的传染病无不遵守的规则。而梅毒更胜一筹的是，那些在病程中多次出现的皮肤溃疡和粘膜扁平疣都没有痛感，这在保证宿主存活的基础上又不影响宿主继续发生性接触，大幅提高了传染率。
值得一提的是，梅毒的性传播身份让它在发病缓慢之外获得了另外的庇护，即人们除了性交大都不愿暴露患病部位，甚至羞于启齿，这让疾病更加隐蔽；而淫乱与性病这一对组合还在17世纪引发了这样一种观点：得梅毒的人都是活该遭报应，根本就不该给他们治疗，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这种观点尤其流行——就像前面提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立安一世的观点那样。这些人类行为事实上增强了梅毒对社会生活的适应，以至于到18世纪，梅毒是如此泛滥，任何症状都会被怀疑是梅毒——包括孩子生病.
疯狂与天才的疾病
在缺乏疾病控制的中世纪晚期社会里，传染性很强的梅毒很快蔓延。当人们意识到梅毒是性传播疾病后，这仿佛是对文艺复兴以来反禁欲主义的一次讽刺，人们重新在性的问题上变得保守。
比如疯狂娶妻又疯狂杀死她们的英王亨利八世，就曾试图关闭妓院阻挡梅毒的蔓延，但更加讽刺的是，亨利八世死前的种种症状就像极了一个梅毒患者，虽然也有历史学家争辩说那是糖尿病和脑外伤。
命运类似的帝王将相还有很多。16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他的8个老婆3个出家5个死于非命，往往都是婚后不久便被他玩死——这种不受控制的反复癫狂，被认为是梅毒侵犯神经中枢的表现之一。1580年，他连自己的长子也一杖打死，4年后自己也中风丧命。
除了帝王，还有数不清的天才艺术家罹患梅毒。美国精神病学者和作家，德博拉·海登在他的作品《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中写道：“贝多芬谱写《欢乐颂》时，正因为梅毒末期引起心理亢奋；美国总统林肯于1835年左右因为嫖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王尔德的《格雷的画像》说的就是自己被性病折磨的痛苦……这些历史上的天才、狂人，本来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却共同遭受一种疾病的罪与罚——他们都是梅毒患者。”此外，哲学家如尼采、叔本华，文学和剧作家如莫泊桑、波特莱尔、福楼拜，画家如马奈、梵高，音乐家如舒伯特、舒曼……甚至瞎子阿炳，都在著名梅毒患者的列表里。
梅毒有时候也是一种政治手段，例如人们常常渲染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敌对人物的梅毒史，而无论真实与否，这都将对敌人的声誉造成强烈的中伤——不过希特勒确实恨透了梅毒，以至于花了13页笔墨在自传《我的奋斗》中阐述在德国根除梅毒的重要性。
梅毒除了影响人们的现世生活，在艺术作品中亦同样有所体现——在19世纪，戏剧、文学乃至美术作品中流行塑造一种“蛇蝎美人”（Femme fatale），即神秘性感而又冷酷阴险的美丽女人，常常用爱情将男主角引向毁灭，就加入了梅毒的女人的抽象提炼，常常体现为女巫、妓女、女吸血鬼等等，最著名的比如瓦格纳笔下的昆德拉（Kundry）、圣桑笔下的黛莉拉（Delilah），以及最著名的比才笔下的的卡门（Carmen）。
此图是20世纪初《卡门》的歌剧海报。卡门这个女性角色有着歌剧史上最著名的独白：“爱情不过是一件普通的东西有什么可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谁要是爱上了我，谁就自己找晦气；我要是爱上了谁，他就死在我手里。”
而这样的角色在战后被好莱坞电影所继承，“用爱情毁灭男主角的美人”直至今日都是电影中屡见不鲜的典型角色——比如2010年电影《盗梦空间里》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男主角，盗梦大师多姆·科布就有一个潜伏在他梦中深处的亡妻（玛丽昂·歌迪亚饰）阴魂不散没完没了地出来坏事。
早期的治疗尝试
梅毒若不经治疗，死亡率可达58%，在艾滋病出现以前一直是最可怕最难缠的性传播疾病。随着该病日渐流行，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也迫在眉睫，没想到这一找就是400多年。
在梅毒最早出现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德里加多（Francisco Delicado）的西班牙神父兼梅毒患者宣称的梅毒可以被俞创木分泌的树胶治愈，包括蒺藜目蒺藜科俞创木属6个物种，尤其是其中的药用俞创木（Guaiacum officinale）——而这些美丽的植物恰恰分布在哥伦布当年抵达南美时踏上的土地，巴哈马等中美洲的热带丛林中。神圣愈创木如今还是巴哈马的国花。
虽然很多欧洲人都期盼得到俞创木治好梅毒，然而俞创木生长缓慢且效果并不出众——欧洲人并未找到更好的草药治疗，中国的《本草纲目》虽然记载了梅毒流行情况，同样也没能找到治疗方案。但中国人和欧洲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一种炼金术的常用药物：水银和砒霜。他们配合高温蒸汽浴，用水银清洗梅毒患者溃烂的伤口，并且取一定量的水银制剂让患者口服——效果真的有，病痛确实得到了缓解，然而这无非是引虎驱狼，即便没有死在梅毒上，也要死在水银对神经系统的毒害上，到头来唯一落实的好处就是生前千疮百孔的肉体在死后不易腐烂，因为水银有很强的防腐效用。19世纪人们发现碘化钾也有不错的治疗效果，然而副作用并不比水银少多少，碘中毒同样能毁掉全身代谢。
另外，除了缓解病痛，梅毒造成的大面积毁容也不可小觑。多数梅毒患者经过数年的潜伏期后，终将发展为梅毒瘤性梅毒，如前所述，这意味着头面部也会出现许多大小不一的树胶样肿瘤，之后又会形成骨骼塌陷而导致面部边形，这些外形变化让“天谴”的效果一目了然，也让患者遭到社会抛弃——为了多少挽回尊严，早期的外科整形手术就这样得到了发展。
这是一张医学手册的版画，制作于16世纪，描述的是意大利外科医生Gasparo Tagliacozzi及其子发明的自体鼻子重建法，一般称为“意大利方式”（Italian Method）。即从自体组织上，通常是胳膊上，挖下一条皮肉来，一端仍然连在胳膊上，一端缝在鼻子上，保持这个姿势数月，待这条组织在鼻子上长牢，再将其与胳膊分离——这对没有消毒和抗排异反应的早期外科手术来说是极大的进步，那条切下来的半游离组织称为“自由皮瓣”（Free Flap），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是极其重要的外科移植方式，包括今天我们常看到有严重外伤患者失去了手，也会将其寄养在自己的腿上复原功能再行移植，也是这种方式的进化版本。
同时为了预防梅毒，早期的安全套也开始变得流行起来，通常是用羊肠和丝带做成的袜子似的东西，但总比没有强。
最终的征服
与梅毒不懈斗争的400年时间里，梅毒的病源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20世纪初，梅毒的历史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1905年，德国动物学家埃里克·霍夫曼和外科学家弗里兹·萧丁发现了梅毒的病原体：苍白密螺旋体的一个亚种“苍白球”，学名Treponema pallidum pallidum
而到了1910年，德国化学家保罗·埃尔利希与他的助手秦佐八郎在传统的砒霜治疗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有机砷制剂“砷凡纳明”，商品名“洒尔佛散”，成为了第一种梅毒特效药，也是人类第一种现代化学治疗药剂。1912年又改进发明了新砷凡纳明，梅毒终于有了适当的疗程，埃尔利希也因此得到了诺贝尔奖——1923年，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在临终前就被医生开出这种特效药配合传统的碘化钾来治病。根据他血管损害、瘫痪无力、恐惧小提琴声等症状来看，正好类似神经性梅毒的症状。
人们同时发现，苍白密螺旋体非常脆弱，高烧就能烧死它们——于是一种旁门左道的治疗手段出现了：故意让患者得上疟疾，然后用疟疾的持续高烧烧死梅毒，最后再用奎宁治疗疟疾。因有奇效，其发现者朱利叶斯·瓦格纳同样获得了诺贝尔奖。
后印象主义巨擘保罗·高更在天之灵得知此事恐怕会魂魄不宁了：1889年开始，保罗·高更搬到法国殖民地塔西提岛从事艺术创作。高更是如此热爱这片土地，以至于频繁地与塔西提原住民性交，终于染上了早期英国殖民者带来的“英国病”，饱受折磨4年后终于死在梅毒手上——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往塔西提岛之前，刚刚治好了自己的疟疾。
而到了1928年，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它不但在治疗外伤感染方面有奇效，而且对梅毒也有一击必杀的强大威力。1943年，人们发现早期梅毒只要用青霉素肌肉注射几针就好，晚期梅毒，哪怕是神经梅毒，也只需静脉输液就能治愈；而除了过敏患者以外，青霉素几乎没什么毒副作用。而且不仅梅毒，许许多多细菌造成的顽疾，也被青霉素一招毙命，人类医学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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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后的梅毒治疗招贴画《像创世一样古老的梅毒现在可以治疗了！》
待到二战结束，人类的硝烟散去，高产青霉菌菌株选育成功了，原本昂贵的青霉素价格直线下降，人类第一次开始了对梅毒的大清剿。凡是有能力生产青霉素，或者医疗机构能够提供青霉素的国家，梅毒发病率飞流直下。虽然因为性解放运动，梅毒有过反弹，但是人类的现代医学水平依旧保护着数不清的披头士和文青。
卷土重来
然而就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神经鞘一松懈，垂死的敌人就会反扑。就在人们踌躇满志以为梅毒再也不是困扰的时候，它却悄悄开始重新聚拢在每个人的周围。
前面反复提到过，梅毒这种性传播疾病能给患者外观造成非常明显的变化，给人打下“报应”的烙印。文艺复兴以后几百年来，就是在这样的阴霾下，人们始终不敢放纵自己的性欲，在性行为上延续着保守的态度。
所以当梅毒的治疗变得简单高效，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之间，终于从美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性解放运动，并向世界各地发展开来——虽然避孕药、女权运动乃至反战主义都是这场运动更加明显的原因，例如“Make Love, Not War”这样明显反战的运动口号，但是如果不是根治梅毒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这场运动绝对不可能如此深远，乃至促成了后来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甚至青少年性解放运动。
反越战游行中的“Make Love, Not War”标语。
这场血脉喷张的社会运动在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背景下标记了整整一代人，在它抵制人类战争的同时，也让人类对梅毒的攻势缓和了下来——青年人之间的频繁性交为梅毒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过去大都通过卖淫扩散的梅毒如今在“正派人”之间得以流传。即便如此，由于梅毒已经可以有效治疗，对人体的损害不再那样严重，于是整体社会对梅毒的容忍度仍然在持续提高——因此到了上世纪末，西方各国的梅毒感染率开始再次攀升。
从1990年到2008年，一期梅毒和二期梅毒的新发病比例：黑线为男性感染率，灰线为女性感染率，淡蓝色长虚线为全体感染率，以上三者对应左坐标；蓝色短虚线为男女感染者比例，对应右坐标。
与此同时，是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进程，到90年代末，从沿海到内陆都在对外接触中都获得了新的财富、新的观念——还有新的病源。其中尤其是珠江流域，地下卖淫业日渐发达，梅毒在性工作者中的感染率不断上升，广东的珠江流域再次成为了梅毒重灾区。
而就全国来看，在1993年到1999年间，梅毒感染率年均增长8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共报告梅毒327433例，较2008年增长了17.09%，居全国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数的第三位。在报告系统比较完善的上海，梅毒已成为最经常被报告的传染病。
但梅毒本身还不是最可怕的，如前面说过，在艾滋病出现以前，梅毒一直是最可怕最难对付的性传播疾病，而艾滋病的爆发恰恰与梅毒可治愈之后的性解放运动密不可分，这种1981年问世的顽疾几乎与梅毒无缝衔接，人类过去畏惧梅毒时的心里阴影如今全权转交给了艾滋病，而二者更在传播与感染上达成了互利互助——梅毒患者早期出现的溃疡和粘膜破损让艾滋病的感染率提高2到5倍，二者协同感染的情形因此非常多见，在个别城市中心甚至达到30%-60%，男男同性传播也成为了二者协同感染的重要方式。
经过以梅毒为首的老一辈性传播疾病大力栽培，艾滋病重新让人类恢复了对性的禁忌，性解放运动到21世纪初就因此饱受批判，而逐渐淡出了主流。
而在我们为艾滋病协同感染担忧的同时，在医疗条件欠缺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梅毒仍然是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梅毒当前仍有每年过千万的新增感染病例，其中有超过90% 的案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70万到160万名孕妇，造成自然流产、死胎及先天性梅毒。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梅毒造成约20%的围产期死亡。
而除了医疗条件的缺失，生活习惯也常常造成梅毒的快速流行，例如在中亚和北亚如蒙古国，城市定居社会刚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建立起来，人们尚未形成农耕和城市文明那样严谨的性禁忌，在性活动上更加随意，因此虽然人口密度远较成熟的农业和城市文明为低，感染率却要高得多，以至于构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很显然，人类与梅毒的较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各种传染病每年都要夺去全世界至少10万条生命，梅毒只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斗争史中，人类的历史被传染病深刻地塑造着，而传染病也在人类的攻击下不断发生变化，这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原地奔跑的红桃皇后，人类不懈的努力并不会带来最终的胜利，但任何一刻的松懈都将带来可怕的失败——人类的文明就在这条钢丝上踟蹰而坚定地前进着。
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Naples），是西班牙势力东进的下一个目标。
得胜的法国人刚刚回国，部队中就爆发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恐怖瘟疫，患者身体表面从头到膝突发凶险的脓包，不久崩破溃烂，脸上的肉片片剥落，几个月之内就会死亡，景象惨不忍睹。这种恶症并没有在法国驻足多久，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并跨越地中海向东方传播开去，只用了3年，它就传到了恒河的入海口，印度港市加尔各答；大约1505年，亦即大明弘治十八年，又借道东南亚从岭南进入中国，到1520年，整个欧亚大陆连同周围岛屿凡有人处无一幸免。从各种称呼就能看出来这种病的传播路线：法国人叫它“那不勒斯病”，德国人和波兰人叫它“法国病”，俄罗斯人叫它“波兰病”，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叫它“基督徒病”，印度人叫他“葡萄牙病”，中国人叫他“广东疮”，日本人叫他“中国疮”——而到了1530年，它获得了今天通用的拉丁语名字“Syphilis”，汉语则最终以病状叫它“梅毒”。
相互栽赃般的混乱的称呼除了标记梅毒的传播路径，也暗示着人们并不知道这种恐怖的怪病究竟源自哪里——历史上人们对梅毒的起源也做过许多猜测，其中受支持最多的假说有两种，一种是欧洲本土的疾病在当时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了梅毒；另一种是世界其它的角落的疾病传到了那不勒斯这个地中海商业中心，在新环境下发生了爆发。直到2011年，人类体质学和流行病学家比对诸多考古遗骸后，才将我们需要的答案指向了后者：就是当年那个新成立的西班牙从美洲大陆引进了这位瘟神。
事情还得从初次爆发的3年前，也就是1492年讲起。这年1月，西班牙王国攻陷了摩尔人的最后一座王城格拉纳达，终于从异教徒手中彻底夺回了伊比利亚半岛，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的800年大业。同年夏天，那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船长终于说服了两位国王（当时的西班牙刚刚通过政治联姻合并而成，王后伊莎贝拉同时是半壁江山的女王），在8月份杨帆远航，在茫茫大海上向着西方驶去，两个月后在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屿，今天的巴哈马登陆。
疾病的进化之路
1495年在那不勒斯的爆发是梅毒的最早文献记录，那是一种病状猛烈且快速致死的瘟疫，这让刚刚从黑死病的狂飙收割中缓过劲来的欧洲人恐慌不已。
上面这幅图是已知最早的关于梅毒的艺术作品，德国文艺复兴领军者丢勒1496年的彩色版画作品，《身患法国病的人》。从形式上来看，这是一幅典型的占星术绘画——头顶是黄道十二宫的天球，1484是行星位置，并非创作年代；天蝎座上有一颗亮星，表示这种疾病是星座不利；患者是德国长枪雇佣兵的打扮，当时的梅毒尚在军中流行，病人的症状也恰是梅毒刚出现时的烈性症状，从头到脚生满脓包；另外两面文章标明了发生的地点，德国（当时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纽伦堡——仅仅过去一年，这种疾病就已经扩散到了中欧，可见其传染性之高，也从侧面反映了军队内部混乱的性行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立安一世在1495年感慨，这种前所未有的疾病一定是上帝对渎神行为的天谴。
然而就像贾德·戴蒙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描述的那样，国境不能阻挡瘟疫，疾病也不能逃过进化。只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流传，到1546年，梅毒就演变出了一种阴险毒辣缓缓发作的三期发病，到如今与结核、麻风并尊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
初次性接触感染后的3天到3个月是一期梅毒，接触部位出现底部坚硬、边缘清晰，不痛不痒但愈合缓慢的大溃疡，称为“硬下疳”，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自愈；
再经过4到10个星期发展为二期梅毒，症状多样，但通常是会在躯干和四肢出现对称而不瘙痒的粉红色皮疹，随后演变成斑丘疹乃至溃疡，其中有一类独有的斑疹，中央愈合而周围扩散，形成片片梅花状，故中文称“梅毒”，而口腔和咽喉黏膜上也会形成泛白的疣状病灶，接触传染性极强。患者还会伴随发烧、喉咙痛、虚弱、消瘦、脱发及头痛等全身症状——全部症状会在两个月之内消失，然后进入3到15年，最长可代46年的漫长潜伏期。
潜伏期过后就是毁灭性的三期梅毒，有三种类型：梅毒瘤性梅毒患者全身的皮肤和脏器都会出现大小不一的树胶样肿瘤，骨骼也会受到侵染变得像朽木一样疏松多孔，以至于严重毁容形如丧尸，患者往往失去鼻子；神经性梅毒患者出现梅毒性脑膜炎，癫痫、瘫痪、痴呆接踵而至；心血管梅毒则会侵染主动脉，造成主动脉炎、动脉瘤、动脉瓣关闭不全，直至心力衰竭而死亡。
对于流行病学和更普遍的生物进化来说，这样的性状变化对传染病非常有利：迅速致命的传染病会在短时间内损失大量宿主，失去了传播的机会，到头来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而潜伏期长或者症状温和的传染病才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传播给下一个宿主，做到阴魂不散生生不息——“数罟不入洿池”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古往今来那些成功流行不绝如缕的传染病无不遵守的规则。而梅毒更胜一筹的是，那些在病程中多次出现的皮肤溃疡和粘膜扁平疣都没有痛感，这在保证宿主存活的基础上又不影响宿主继续发生性接触，大幅提高了传染率。
值得一提的是，梅毒的性传播身份让它在发病缓慢之外获得了另外的庇护，即人们除了性交大都不愿暴露患病部位，甚至羞于启齿，这让疾病更加隐蔽；而淫乱与性病这一对组合还在17世纪引发了这样一种观点：得梅毒的人都是活该遭报应，根本就不该给他们治疗，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这种观点尤其流行——就像前面提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立安一世的观点那样。这些人类行为事实上增强了梅毒对社会生活的适应，以至于到18世纪，梅毒是如此泛滥，任何症状都会被怀疑是梅毒——包括孩子生病.
疯狂与天才的疾病
在缺乏疾病控制的中世纪晚期社会里，传染性很强的梅毒很快蔓延。当人们意识到梅毒是性传播疾病后，这仿佛是对文艺复兴以来反禁欲主义的一次讽刺，人们重新在性的问题上变得保守。
比如疯狂娶妻又疯狂杀死她们的英王亨利八世，就曾试图关闭妓院阻挡梅毒的蔓延，但更加讽刺的是，亨利八世死前的种种症状就像极了一个梅毒患者，虽然也有历史学家争辩说那是糖尿病和脑外伤。
命运类似的帝王将相还有很多。16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他的8个老婆3个出家5个死于非命，往往都是婚后不久便被他玩死——这种不受控制的反复癫狂，被认为是梅毒侵犯神经中枢的表现之一。1580年，他连自己的长子也一杖打死，4年后自己也中风丧命。
除了帝王，还有数不清的天才艺术家罹患梅毒。美国精神病学者和作家，德博拉·海登在他的作品《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中写道：“贝多芬谱写《欢乐颂》时，正因为梅毒末期引起心理亢奋；美国总统林肯于1835年左右因为嫖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王尔德的《格雷的画像》说的就是自己被性病折磨的痛苦……这些历史上的天才、狂人，本来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却共同遭受一种疾病的罪与罚——他们都是梅毒患者。”此外，哲学家如尼采、叔本华，文学和剧作家如莫泊桑、波特莱尔、福楼拜，画家如马奈、梵高，音乐家如舒伯特、舒曼……甚至瞎子阿炳，都在著名梅毒患者的列表里。
梅毒有时候也是一种政治手段，例如人们常常渲染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敌对人物的梅毒史，而无论真实与否，这都将对敌人的声誉造成强烈的中伤——不过希特勒确实恨透了梅毒，以至于花了13页笔墨在自传《我的奋斗》中阐述在德国根除梅毒的重要性。
梅毒除了影响人们的现世生活，在艺术作品中亦同样有所体现——在19世纪，戏剧、文学乃至美术作品中流行塑造一种“蛇蝎美人”（Femme fatale），即神秘性感而又冷酷阴险的美丽女人，常常用爱情将男主角引向毁灭，就加入了梅毒的女人的抽象提炼，常常体现为女巫、妓女、女吸血鬼等等，最著名的比如瓦格纳笔下的昆德拉（Kundry）、圣桑笔下的黛莉拉（Delilah），以及最著名的比才笔下的的卡门（Carmen）。
此图是20世纪初《卡门》的歌剧海报。卡门这个女性角色有着歌剧史上最著名的独白：“爱情不过是一件普通的东西有什么可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谁要是爱上了我，谁就自己找晦气；我要是爱上了谁，他就死在我手里。”
而这样的角色在战后被好莱坞电影所继承，“用爱情毁灭男主角的美人”直至今日都是电影中屡见不鲜的典型角色——比如2010年电影《盗梦空间里》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男主角，盗梦大师多姆·科布就有一个潜伏在他梦中深处的亡妻（玛丽昂·歌迪亚饰）阴魂不散没完没了地出来坏事。
早期的治疗尝试
梅毒若不经治疗，死亡率可达58%，在艾滋病出现以前一直是最可怕最难缠的性传播疾病。随着该病日渐流行，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也迫在眉睫，没想到这一找就是400多年。
在梅毒最早出现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德里加多（Francisco Delicado）的西班牙神父兼梅毒患者宣称的梅毒可以被俞创木分泌的树胶治愈，包括蒺藜目蒺藜科俞创木属6个物种，尤其是其中的药用俞创木（Guaiacum officinale）——而这些美丽的植物恰恰分布在哥伦布当年抵达南美时踏上的土地，巴哈马等中美洲的热带丛林中。神圣愈创木如今还是巴哈马的国花。
虽然很多欧洲人都期盼得到俞创木治好梅毒，然而俞创木生长缓慢且效果并不出众——欧洲人并未找到更好的草药治疗，中国的《本草纲目》虽然记载了梅毒流行情况，同样也没能找到治疗方案。但中国人和欧洲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一种炼金术的常用药物：水银和砒霜。他们配合高温蒸汽浴，用水银清洗梅毒患者溃烂的伤口，并且取一定量的水银制剂让患者口服——效果真的有，病痛确实得到了缓解，然而这无非是引虎驱狼，即便没有死在梅毒上，也要死在水银对神经系统的毒害上，到头来唯一落实的好处就是生前千疮百孔的肉体在死后不易腐烂，因为水银有很强的防腐效用。19世纪人们发现碘化钾也有不错的治疗效果，然而副作用并不比水银少多少，碘中毒同样能毁掉全身代谢。
另外，除了缓解病痛，梅毒造成的大面积毁容也不可小觑。多数梅毒患者经过数年的潜伏期后，终将发展为梅毒瘤性梅毒，如前所述，这意味着头面部也会出现许多大小不一的树胶样肿瘤，之后又会形成骨骼塌陷而导致面部边形，这些外形变化让“天谴”的效果一目了然，也让患者遭到社会抛弃——为了多少挽回尊严，早期的外科整形手术就这样得到了发展。
这是一张医学手册的版画，制作于16世纪，描述的是意大利外科医生Gasparo Tagliacozzi及其子发明的自体鼻子重建法，一般称为“意大利方式”（Italian Method）。即从自体组织上，通常是胳膊上，挖下一条皮肉来，一端仍然连在胳膊上，一端缝在鼻子上，保持这个姿势数月，待这条组织在鼻子上长牢，再将其与胳膊分离——这对没有消毒和抗排异反应的早期外科手术来说是极大的进步，那条切下来的半游离组织称为“自由皮瓣”（Free Flap），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是极其重要的外科移植方式，包括今天我们常看到有严重外伤患者失去了手，也会将其寄养在自己的腿上复原功能再行移植，也是这种方式的进化版本。
同时为了预防梅毒，早期的安全套也开始变得流行起来，通常是用羊肠和丝带做成的袜子似的东西，但总比没有强。
最终的征服
与梅毒不懈斗争的400年时间里，梅毒的病源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20世纪初，梅毒的历史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1905年，德国动物学家埃里克·霍夫曼和外科学家弗里兹·萧丁发现了梅毒的病原体：苍白密螺旋体的一个亚种“苍白球”，学名Treponema pallidum pallidum
而到了1910年，德国化学家保罗·埃尔利希与他的助手秦佐八郎在传统的砒霜治疗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有机砷制剂“砷凡纳明”，商品名“洒尔佛散”，成为了第一种梅毒特效药，也是人类第一种现代化学治疗药剂。1912年又改进发明了新砷凡纳明，梅毒终于有了适当的疗程，埃尔利希也因此得到了诺贝尔奖——1923年，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在临终前就被医生开出这种特效药配合传统的碘化钾来治病。根据他血管损害、瘫痪无力、恐惧小提琴声等症状来看，正好类似神经性梅毒的症状。
人们同时发现，苍白密螺旋体非常脆弱，高烧就能烧死它们——于是一种旁门左道的治疗手段出现了：故意让患者得上疟疾，然后用疟疾的持续高烧烧死梅毒，最后再用奎宁治疗疟疾。因有奇效，其发现者朱利叶斯·瓦格纳同样获得了诺贝尔奖。
后印象主义巨擘保罗·高更在天之灵得知此事恐怕会魂魄不宁了：1889年开始，保罗·高更搬到法国殖民地塔西提岛从事艺术创作。高更是如此热爱这片土地，以至于频繁地与塔西提原住民性交，终于染上了早期英国殖民者带来的“英国病”，饱受折磨4年后终于死在梅毒手上——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往塔西提岛之前，刚刚治好了自己的疟疾。
而到了1928年，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它不但在治疗外伤感染方面有奇效，而且对梅毒也有一击必杀的强大威力。1943年，人们发现早期梅毒只要用青霉素肌肉注射几针就好，晚期梅毒，哪怕是神经梅毒，也只需静脉输液就能治愈；而除了过敏患者以外，青霉素几乎没什么毒副作用。而且不仅梅毒，许许多多细菌造成的顽疾，也被青霉素一招毙命，人类医学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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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后的梅毒治疗招贴画《像创世一样古老的梅毒现在可以治疗了！》
待到二战结束，人类的硝烟散去，高产青霉菌菌株选育成功了，原本昂贵的青霉素价格直线下降，人类第一次开始了对梅毒的大清剿。凡是有能力生产青霉素，或者医疗机构能够提供青霉素的国家，梅毒发病率飞流直下。虽然因为性解放运动，梅毒有过反弹，但是人类的现代医学水平依旧保护着数不清的披头士和文青。
卷土重来
然而就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神经鞘一松懈，垂死的敌人就会反扑。就在人们踌躇满志以为梅毒再也不是困扰的时候，它却悄悄开始重新聚拢在每个人的周围。
前面反复提到过，梅毒这种性传播疾病能给患者外观造成非常明显的变化，给人打下“报应”的烙印。文艺复兴以后几百年来，就是在这样的阴霾下，人们始终不敢放纵自己的性欲，在性行为上延续着保守的态度。
所以当梅毒的治疗变得简单高效，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之间，终于从美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性解放运动，并向世界各地发展开来——虽然避孕药、女权运动乃至反战主义都是这场运动更加明显的原因，例如“Make Love, Not War”这样明显反战的运动口号，但是如果不是根治梅毒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这场运动绝对不可能如此深远，乃至促成了后来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甚至青少年性解放运动。
反越战游行中的“Make Love, Not War”标语。
这场血脉喷张的社会运动在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背景下标记了整整一代人，在它抵制人类战争的同时，也让人类对梅毒的攻势缓和了下来——青年人之间的频繁性交为梅毒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过去大都通过卖淫扩散的梅毒如今在“正派人”之间得以流传。即便如此，由于梅毒已经可以有效治疗，对人体的损害不再那样严重，于是整体社会对梅毒的容忍度仍然在持续提高——因此到了上世纪末，西方各国的梅毒感染率开始再次攀升。
从1990年到2008年，一期梅毒和二期梅毒的新发病比例：黑线为男性感染率，灰线为女性感染率，淡蓝色长虚线为全体感染率，以上三者对应左坐标；蓝色短虚线为男女感染者比例，对应右坐标。
与此同时，是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进程，到90年代末，从沿海到内陆都在对外接触中都获得了新的财富、新的观念——还有新的病源。其中尤其是珠江流域，地下卖淫业日渐发达，梅毒在性工作者中的感染率不断上升，广东的珠江流域再次成为了梅毒重灾区。
而就全国来看，在1993年到1999年间，梅毒感染率年均增长8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共报告梅毒327433例，较2008年增长了17.09%，居全国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数的第三位。在报告系统比较完善的上海，梅毒已成为最经常被报告的传染病。
但梅毒本身还不是最可怕的，如前面说过，在艾滋病出现以前，梅毒一直是最可怕最难对付的性传播疾病，而艾滋病的爆发恰恰与梅毒可治愈之后的性解放运动密不可分，这种1981年问世的顽疾几乎与梅毒无缝衔接，人类过去畏惧梅毒时的心里阴影如今全权转交给了艾滋病，而二者更在传播与感染上达成了互利互助——梅毒患者早期出现的溃疡和粘膜破损让艾滋病的感染率提高2到5倍，二者协同感染的情形因此非常多见，在个别城市中心甚至达到30%-60%，男男同性传播也成为了二者协同感染的重要方式。
经过以梅毒为首的老一辈性传播疾病大力栽培，艾滋病重新让人类恢复了对性的禁忌，性解放运动到21世纪初就因此饱受批判，而逐渐淡出了主流。
而在我们为艾滋病协同感染担忧的同时，在医疗条件欠缺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梅毒仍然是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梅毒当前仍有每年过千万的新增感染病例，其中有超过90% 的案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70万到160万名孕妇，造成自然流产、死胎及先天性梅毒。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梅毒造成约20%的围产期死亡。
而除了医疗条件的缺失，生活习惯也常常造成梅毒的快速流行，例如在中亚和北亚如蒙古国，城市定居社会刚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建立起来，人们尚未形成农耕和城市文明那样严谨的性禁忌，在性活动上更加随意，因此虽然人口密度远较成熟的农业和城市文明为低，感染率却要高得多，以至于构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很显然，人类与梅毒的较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各种传染病每年都要夺去全世界至少10万条生命，梅毒只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斗争史中，人类的历史被传染病深刻地塑造着，而传染病也在人类的攻击下不断发生变化，这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原地奔跑的红桃皇后，人类不懈的努力并不会带来最终的胜利，但任何一刻的松懈都将带来可怕的失败——人类的文明就在这条钢丝上踟蹰而坚定地前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