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在抗战胜利后，办了一本杂志叫《观察》，章诒和记叙“这本杂志的封面再简单不过，几乎就是一张白纸，素面朝天，可他的撰稿人，无不赫赫有名，从胡适到邵燕祥，中国当代文化才俊，被主办者储安平网络殆尽。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主多学科，均进入它的视野；那个时期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观察》都有报道和思考。所以，只要是个关心国家公共生活的人，都爱看这个杂志。”
有关当年出尽风头的《观察》，以及它说了什么，估计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了，我买过这个杂志的合订本，岳麓书社出版的，这么说吧，这本杂志开办不久就开始内战，内战结束前杂志停办，《观察》对内战双方都有深刻的评论，我个人觉得《观察》差不多是中国最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媒体了。
有关1957年反右的书非常多，大概的历史背景我总结一下就是，经过1949年之后的7年建设，国内经济恢复，抗美援朝也胜利了，中共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各方面都蒸蒸日上，毛主席信心倍增，就想让大家给党提提意见，一方面确实有“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心态（这是田家英给毛主席写的发言稿中的文字，可不是毛主席语录），一方面也确实想知道这几年是否“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于是毛就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你们批评批评我们吧，大家说我们哪敢？毛主席说没事的，批评吧，大家继续说我们哪敢，毛主席不爽了，说什么意思，看不起我们是吧？不拿我们当肝胆相照的兄弟是吧？你们必须批评我们！于是发动安排在各行各业的共产党员，反复劝说各行各业的精英来说说，这几年新中国的建设中到底有什么问题，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就改么，对国家对民族的进步有帮助啊。（这些过程，大家可以看本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反右中窥见禅机，谁人在拈花微笑”。）
为了掀起广大人民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思潮，就必须要在媒体上宣传，但哭笑不得的是，经过7年的控制，所有媒体都像人民日报了，党让说啥就说啥，千篇一律，这一点连毛主席自己都不满意，说复刊复刊，大公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都恢复成老样子！
光明日汇是民盟中央机关报，章伯钧是民盟副主席，还是光明日报社长，想把报纸办的虎虎有生气，必须找高手，于是就想到了请储安平来做总编辑，因为大V储安平“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写阅读量高的文章，也需要这样的素质啊）。储安平到任后，和章伯钧一样，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好好的帮中共整风，储安平给全国九大城市的一百多个知识分子发组稿信，希望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因为办过《观察》，储安平知道国内哪个知识分子是真有料的，他亲赴上海，光知识分子们的意见会就开了二十多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自然，这些意见都发在光明日报上了，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储安平越想登。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怕“但是”这两个字），毛主席被批评火了，原本他以为我们中共这几年干得不错，你们提提意见，说领导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太努力不注意身体对自己照顾不周（别笑，这句话可以改成党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想让祖国富强了对一些事处理的不是太好），原来尼玛各种不服啊！
于是，5月15号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给中共高干阅读，把社会人士分为左中右三派，说“右派表现的最为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了两个民主党派的元老人物，给他们东南风马上要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于是这二老马上三缄其口，静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积极的响应中共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毛主席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这叫自投罗网。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储安平直扑罗网。
六一儿童节那天，储安平在中共统战部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通篇讲话大家去百度上查吧，这都是公开的，没有被屏蔽，那真是石破天惊，动憾朝野，储安平认为这几年的党群关系不好，关键是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我擦，这真是太过分了一点。
党天下！这正是毛主席要的“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的那个顶点。毛主席收网，6月6号，《人民日报》刊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反右进攻号令。
随后，覆巢之下无完卵，几十万人被打成右派，一直到1978年才陆续平反（连朱镕基总理都是右派），但有五个人迄今仍是中央级的右派不予平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其中储安平下场最惨，中共啥事也不给他做，老婆还给他戴绿帽，1966年文革开始后，储安平被红卫兵一遍遍的打，家里被抄来抄去，9月某天，储安平失踪，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就是“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一个政党的决议，当然认为“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我有点搞不懂，储安平在中共的统战部里，《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就能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不过，反右摧毁了中国最后一批敢言之士，也曾极大地影响了大家对中共的信任。你想，换成一个人，跟你说，你说说我有啥缺点，我怎么才能在公司发展的更好些？我改！你客气说不敢不敢，那厮眼珠冒着真诚的光，说我公司里就你一个朋友，你不帮我谁帮我？于是，你就说了他的缺点，还帮他分析了公司内部的实际情况，以利于他站队和趋利避害。孰料你错误的估计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他被批评的恼羞成怒，转头向领导告发了你对公司的臧否，于是，你被公司开除了。你说，你以后还会信这个人么？
但这不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因为是非功过，有大量的公开出版物在评价，我只是想搞清楚，反右总攻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见的两个民主党派的元老人物是谁？就好像公安局长告诉了两个人，马上要在虹梅路查酒驾了，他俩明明知道有一堆关系还不错的哥们，晚上在老外街喝酒，也没有找代驾的习惯，居然没有任何暗示，就是自己托辞没去，让这群老哥们全部被抓。这两人是谁？章诒和的书里面没有披露，我买过香港版的《往事并不如烟》，对比之后发现虽然大陆版被删了不少关键词，但是香港版依然没有这两个人的名字。估计这两个大佬地位尊崇，章诒和为尊者讳。
我推测这两个人是陈叔通和黄炎培。
理由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上册，705页，“六月五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
从第691页，毛主席5月15日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到第705页6月6号毛主席起草《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要求各地按照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个期间，毛主席只见了陈叔通和黄炎培这两个民主党派的人，他俩也确实是元老。
陈叔通是清末翰林，曾参加戊戌变法，还当过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长期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等职。建国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百度上说他“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黄炎培更加不得了，1941年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创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第一任主委，同年他去延安参观考察，同毛主席谈话时讲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姑且不论，凡亲眼所见，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无一事不用心，无一人不尽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3岁的毛主席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也被称为“延安对”、“黄炎培周期率”。
我觉得黄炎培简直是个预言大师，“黄炎培周期律”简直就是IT界里面的摩尔定律一样颠扑不破。
如果我的推测是对的，那真是让人唏嘘。毛主席后来不让人民中间的一部分人监督政府，把他们直接划成了右派，还提前跟当年担心中共逃不出周期律的黄炎培打招呼，而黄炎培居然谁也没说，严守党的机密，甚至包括儿子黄万里。
水利工程师黄万里，在毛主席跟他爸爸谈话两周后，6月19日，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主席批评“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黄万里也是一个牛人，一生铁骨铮铮，激烈反对过两个水利工程，一个是三门峡，一个是三峡，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预言全对。不知道三峡会怎么样。
以上就是我在交叉阅读的时候发现的一点心得。这个故事令人唏嘘吧？我再讲一个故事。
09年我看过一本书，叫《逝去的武林——一代形意拳大师口述历史》，口述者是整理者徐浩峰的二姥爷（姥爷的弟弟）李仲轩。李仲轩是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弟子，李仲轩大师的这本回忆，把他当年怎么学习形意拳的过程、师门掌故、武林旧事、武术大家们的言行风貌、自己对形意拳的心得、练功秘诀等等，都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全是干货，因此现在很多学形意拳的，出师之后师父会送他一本《逝去的武林》。王家卫在筹拍《一代宗师》的时候，曾经遍访当代的武术大家，反复听到大家讲到《逝去的武林》，就约徐浩峰见面，徐浩峰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说，王家卫也做了大量的关于民国武林的资料整理工作，大家相谈甚欢，于是徐浩峰受邀担任《一代宗师》的编剧和武术顾问。
《一代宗师》影片中宫宝森在金楼上跟大家说，“我这辈子只成了三件事。合并了形意门和八卦门。接了我大师兄李存乂的班，主事中华武士会。联合了通背、炮锤、太极、燕青等十几个门派加入。最后是撮成了北方拳师南下传艺。”
这个李存乂，就是尚云祥的师父，是《逝去的武林》口述者李仲轩的师爷。中国军队最早的拼刺刀手册，是1917年李存乂写的，名为《刺杀手册》，后来北方各部队沿袭其书，再做增减各造手册，把核心技术流传下来。
尚云祥还有个弟子叫韩伯言，和李仲轩是师兄弟，韩伯言把功夫隔代传给了孙子韩瑜，韩瑜口述，徐浩峰又写了一本书，叫《武人琴音》，和《逝去的武林》一样，也很好看。
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由来，1933年3月9日，日军两个旅团进犯喜峰口，驻遵化的西北军29军宋哲元部109旅旅长赵登禹，派王长海团救援，王长海组织大刀队500人，于晚间攻下喜峰口，大刀队多数壮烈牺牲。10日，日军与29军主力相继抵达，29军待敌临近时，蜂拥而出，用大刀砍杀，日军虽多次进攻，终未得逞，14日后撤。
当年入西北军授刀的武师很多，以尚云祥最为出名，一是因为尚云祥名气大，二是宋哲元部下来自山东乐陵的青年多，尚云祥祖籍乐陵，同乡情谊，教的格外用心。
西北军的大刀术是简化的形意刀，刀形三分之二刃，三分之一把子，两手持握。把子长，好利用杠杆，出力大。把子末端有个铁环，刀轮到身后，把子还对着敌人，可直接用铁环劈砸。尚云祥教的是劲法，学会劲法，招数可以随意发挥。
《武人琴音》里面说，一般的刀术表演，都做开手——空着的手向前伸出，好似京剧亮相。其实开手的原意是有个盾牌，古战场上先用盾牌顶住，再出刀，盾牌总在刀前。后人不解其意，照猫画虎，空手摆在前面，养成习惯，一上战场，空手伸在最前，还不一刀让人砍了？尚云祥的刀法，取消了开手，就是顺手反手，用大刀以大欺小的挡住刺来的枪，反手用刀背一挂，敌枪上了刀背，再顺手一劈，正中敌头。这就叫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亮剑》小说开头，李云龙率部伏击关东军，李云龙就用这招亲手杀了一个军曹。
我还看过一本书，叫《谦庐随笔》，也提到了大刀队。这本书是一个叫矢原谦吉的日本医生写的。他1926年在德国留学后，在北京当私人医生，由于医术精湛，北京的达官贵人及其眷属有病都求诊于矢原医生，矢原谦吉交友极为广阔，所见所闻，都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矢原谦吉是中国人的好朋友，可不是日本特务，抗战爆发日军占领北京，逼他走，不让他在中国行医，矢原谦吉就去了美国，二战时病逝于美国。这本书所记载的就是抗战前北京的军政界轶事，兼记民国间种种杂事，非常有趣。
比如他记叙西北军大将庞炳勋，庞炳勋是西北军悍将，直皖大战、直奉大战、北伐、中原大战、长城抗战、围剿红军都无役不与，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在台儿庄战役中，死守临沂，《李宗仁回忆录》中记叙“敌军穷数日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一不见经传的支那‘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
这个杂牌部队，就是庞炳勋部。大陆80年代拍的《血战台儿庄》电影，还有庞炳勋的镜头，这让庞炳勋在台湾的家属很感动，因为抗战末期，庞炳勋投日做了伪军，抗战胜利后庞炳勋急忙致电蒋介石，表示戴罪立功，听候发落。蒋介石复电慰勉，并委以先遣军司令，庞炳勋转而又为蒋介石卖力，阻止八路军进城对日军受降，后来部队被八路军歼灭，庞炳勋从此退出军职，大陆解放前他逃到台湾开餐馆，60年代病故，享年85岁，这个曾经和日本鬼子血战过的老军人，算是善终。李宗仁说庞炳勋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廉洁爱民，所以实力虽小，所部却是一支子弟兵，有生死与共的风尚，将士在战火中被冲散，被敌所俘，或被友军收编，一有机会，他们都潜返归队。以故庞部拖曳经年，又久为中央所歧视，仍能维持于不坠。
但《谦庐随笔》中说庞炳勋貌似拙粗，其实机诈过人，人云善战又善哭，善哭又善战，每次战斗，庞炳勋就光着膀子，手持大刀，站在指挥所前，频击虎皮交椅之背，大叫“哪一个王八蛋的敢下来？先叫他小子的脖子亮一亮！”要是战况不利，庞炳勋就翻身扑地，且滚且哭，厉声咒曰“都是那个当师长的王八蛋某某某，当旅长的某某某，把咱给坑了！这些生孩子不生屁股眼的兔崽子们，可害苦咱啦！”这种表演，庞炳旭是家常便饭，每奏奇效，因为子弟兵的旧式军官都不愿意以后被手下指着说，这就是庞军长说的王八蛋。
看到这段我真是瞠目结舌，要是我们房地产行业的某集团领导，快到年底了一看指标没完成，在会议室翻身扑地，且滚且哭，厉声咒曰：“都是那个当城市总的王八蛋某某某，当营销总监的某某某，把咱给坑了！这些生孩子不生屁股眼的兔崽子们，可害苦咱啦！”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哎，我每次写文章都是这么东拉西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再说回大刀队。
矢原谦吉有个朋友叫孙承烈，家传“黑虎拳”名震京畿，世代经营镖局，做过御前带刀侍卫。某天孙承烈请矢原谦吉吃饭，好像那天是达摩祖师的“整寿”，开了四桌宴席，都是孙承烈的徒子徒孙，里面一个姓马一个姓徐的，是孙承烈的得意弟子，在东北溥仪傀儡朝廷当“武术卫士”，马、徐二人跟现在的仇日青年一样，谈吐间经常说“小日本儿”，因为矢原谦吉是日本人，所以孙承烈就抱歉，说“吾徒鲁莽，先生幸勿介怀”，马、徐二人也离座唱诺“得罪先生，尚望海涵”，但是一会儿又开始小日本儿长小日本儿短了。
在座者还有一个29军大刀教习，吃饭的时候比较郁闷，原来长城战役后期，日军颇以大刀队为虑，就从禁卫军中抽调精谙刀法者，变成一个梯队，转战长城各口，其中很多人都是马、徐二人的徒弟。他们用的是单刀，因为29军用的刀我们前文说了，刀柄特长，人号之“双手带”，用时双手握之，始可运用自如，这个和鬼子刺刀比起来没有问题，可和单刀比起来，就不太灵活相形见绌，数度搏战之后，已有技不如人之感。
当这个29军大刀教习说关外单刀队的优势时，马、徐欣然而立，抱拳谢罪曰“得罪！得罪！”孙承烈笑曰，我今天教你一招，让你29军和关外单刀队平分秋色，说完就到后堂，教了那个29军大刀教习一招“夜战八方藏刀式”，说今后和关外单刀队再战，虽不能胜，也不会败。你们都是同门，平手为最上，一胜一败则宜伤和气云云。
日本医生矢原谦吉真是搞不懂，“此三人者，共戴一尊，然各为其主，战则势不两立，宴则亲如兄弟，其实二十九军之大刀队，华人也，关外单刀队，亦华人也，杀人人杀，尽皆华人，而犹欲精益求精，俾可多杀。世事之酷于此者，恐也鲜矣”。
这个酷，可不是你好酷啊的酷，是残酷的酷。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背后竟然还有这样的故事。形意门的尚云祥在教29军大刀队，黑虎门的马、徐二人在教关外单刀队，一边恨恨不已的叫着小日本儿，一遍还派徒弟上前线打29军，中国人用中国功夫火并，稍胜一筹的人还得意洋洋，搞得师尊出手求平衡。这也算“逝去的武林”吧。
http://baike.baidu.com/view/526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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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思想束缚、思想阉割、思想奴役使中国人民失去了自己贯有的思想作风和行为方式。
它还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压统治和愚民政策下，中国人民——无论贫富贵贱、无论男女老少——都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都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奴隶。
储 安平先生在1947年说得好，“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 个‘有‘‘无’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所谓的“旧社会”实际上比所谓的“新社会”要好得多。大家都知道：“多少”与“有无”的差别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 差别。
有关当年出尽风头的《观察》，以及它说了什么，估计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了，我买过这个杂志的合订本，岳麓书社出版的，这么说吧，这本杂志开办不久就开始内战，内战结束前杂志停办，《观察》对内战双方都有深刻的评论，我个人觉得《观察》差不多是中国最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媒体了。
有关1957年反右的书非常多，大概的历史背景我总结一下就是，经过1949年之后的7年建设，国内经济恢复，抗美援朝也胜利了，中共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各方面都蒸蒸日上，毛主席信心倍增，就想让大家给党提提意见，一方面确实有“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心态（这是田家英给毛主席写的发言稿中的文字，可不是毛主席语录），一方面也确实想知道这几年是否“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于是毛就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你们批评批评我们吧，大家说我们哪敢？毛主席说没事的，批评吧，大家继续说我们哪敢，毛主席不爽了，说什么意思，看不起我们是吧？不拿我们当肝胆相照的兄弟是吧？你们必须批评我们！于是发动安排在各行各业的共产党员，反复劝说各行各业的精英来说说，这几年新中国的建设中到底有什么问题，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就改么，对国家对民族的进步有帮助啊。（这些过程，大家可以看本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反右中窥见禅机，谁人在拈花微笑”。）
为了掀起广大人民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思潮，就必须要在媒体上宣传，但哭笑不得的是，经过7年的控制，所有媒体都像人民日报了，党让说啥就说啥，千篇一律，这一点连毛主席自己都不满意，说复刊复刊，大公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都恢复成老样子！
光明日汇是民盟中央机关报，章伯钧是民盟副主席，还是光明日报社长，想把报纸办的虎虎有生气，必须找高手，于是就想到了请储安平来做总编辑，因为大V储安平“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写阅读量高的文章，也需要这样的素质啊）。储安平到任后，和章伯钧一样，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好好的帮中共整风，储安平给全国九大城市的一百多个知识分子发组稿信，希望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因为办过《观察》，储安平知道国内哪个知识分子是真有料的，他亲赴上海，光知识分子们的意见会就开了二十多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自然，这些意见都发在光明日报上了，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储安平越想登。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怕“但是”这两个字），毛主席被批评火了，原本他以为我们中共这几年干得不错，你们提提意见，说领导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太努力不注意身体对自己照顾不周（别笑，这句话可以改成党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想让祖国富强了对一些事处理的不是太好），原来尼玛各种不服啊！
于是，5月15号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给中共高干阅读，把社会人士分为左中右三派，说“右派表现的最为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了两个民主党派的元老人物，给他们东南风马上要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于是这二老马上三缄其口，静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积极的响应中共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毛主席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这叫自投罗网。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储安平直扑罗网。
六一儿童节那天，储安平在中共统战部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通篇讲话大家去百度上查吧，这都是公开的，没有被屏蔽，那真是石破天惊，动憾朝野，储安平认为这几年的党群关系不好，关键是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我擦，这真是太过分了一点。
党天下！这正是毛主席要的“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的那个顶点。毛主席收网，6月6号，《人民日报》刊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反右进攻号令。
随后，覆巢之下无完卵，几十万人被打成右派，一直到1978年才陆续平反（连朱镕基总理都是右派），但有五个人迄今仍是中央级的右派不予平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其中储安平下场最惨，中共啥事也不给他做，老婆还给他戴绿帽，1966年文革开始后，储安平被红卫兵一遍遍的打，家里被抄来抄去，9月某天，储安平失踪，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就是“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一个政党的决议，当然认为“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我有点搞不懂，储安平在中共的统战部里，《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就能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不过，反右摧毁了中国最后一批敢言之士，也曾极大地影响了大家对中共的信任。你想，换成一个人，跟你说，你说说我有啥缺点，我怎么才能在公司发展的更好些？我改！你客气说不敢不敢，那厮眼珠冒着真诚的光，说我公司里就你一个朋友，你不帮我谁帮我？于是，你就说了他的缺点，还帮他分析了公司内部的实际情况，以利于他站队和趋利避害。孰料你错误的估计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他被批评的恼羞成怒，转头向领导告发了你对公司的臧否，于是，你被公司开除了。你说，你以后还会信这个人么？
但这不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因为是非功过，有大量的公开出版物在评价，我只是想搞清楚，反右总攻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见的两个民主党派的元老人物是谁？就好像公安局长告诉了两个人，马上要在虹梅路查酒驾了，他俩明明知道有一堆关系还不错的哥们，晚上在老外街喝酒，也没有找代驾的习惯，居然没有任何暗示，就是自己托辞没去，让这群老哥们全部被抓。这两人是谁？章诒和的书里面没有披露，我买过香港版的《往事并不如烟》，对比之后发现虽然大陆版被删了不少关键词，但是香港版依然没有这两个人的名字。估计这两个大佬地位尊崇，章诒和为尊者讳。
我推测这两个人是陈叔通和黄炎培。
理由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上册，705页，“六月五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
从第691页，毛主席5月15日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到第705页6月6号毛主席起草《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要求各地按照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个期间，毛主席只见了陈叔通和黄炎培这两个民主党派的人，他俩也确实是元老。
陈叔通是清末翰林，曾参加戊戌变法，还当过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长期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等职。建国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百度上说他“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黄炎培更加不得了，1941年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创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第一任主委，同年他去延安参观考察，同毛主席谈话时讲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姑且不论，凡亲眼所见，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无一事不用心，无一人不尽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3岁的毛主席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也被称为“延安对”、“黄炎培周期率”。
我觉得黄炎培简直是个预言大师，“黄炎培周期律”简直就是IT界里面的摩尔定律一样颠扑不破。
如果我的推测是对的，那真是让人唏嘘。毛主席后来不让人民中间的一部分人监督政府，把他们直接划成了右派，还提前跟当年担心中共逃不出周期律的黄炎培打招呼，而黄炎培居然谁也没说，严守党的机密，甚至包括儿子黄万里。
水利工程师黄万里，在毛主席跟他爸爸谈话两周后，6月19日，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主席批评“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黄万里也是一个牛人，一生铁骨铮铮，激烈反对过两个水利工程，一个是三门峡，一个是三峡，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预言全对。不知道三峡会怎么样。
以上就是我在交叉阅读的时候发现的一点心得。这个故事令人唏嘘吧？我再讲一个故事。
09年我看过一本书，叫《逝去的武林——一代形意拳大师口述历史》，口述者是整理者徐浩峰的二姥爷（姥爷的弟弟）李仲轩。李仲轩是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弟子，李仲轩大师的这本回忆，把他当年怎么学习形意拳的过程、师门掌故、武林旧事、武术大家们的言行风貌、自己对形意拳的心得、练功秘诀等等，都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全是干货，因此现在很多学形意拳的，出师之后师父会送他一本《逝去的武林》。王家卫在筹拍《一代宗师》的时候，曾经遍访当代的武术大家，反复听到大家讲到《逝去的武林》，就约徐浩峰见面，徐浩峰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说，王家卫也做了大量的关于民国武林的资料整理工作，大家相谈甚欢，于是徐浩峰受邀担任《一代宗师》的编剧和武术顾问。
《一代宗师》影片中宫宝森在金楼上跟大家说，“我这辈子只成了三件事。合并了形意门和八卦门。接了我大师兄李存乂的班，主事中华武士会。联合了通背、炮锤、太极、燕青等十几个门派加入。最后是撮成了北方拳师南下传艺。”
这个李存乂，就是尚云祥的师父，是《逝去的武林》口述者李仲轩的师爷。中国军队最早的拼刺刀手册，是1917年李存乂写的，名为《刺杀手册》，后来北方各部队沿袭其书，再做增减各造手册，把核心技术流传下来。
尚云祥还有个弟子叫韩伯言，和李仲轩是师兄弟，韩伯言把功夫隔代传给了孙子韩瑜，韩瑜口述，徐浩峰又写了一本书，叫《武人琴音》，和《逝去的武林》一样，也很好看。
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由来，1933年3月9日，日军两个旅团进犯喜峰口，驻遵化的西北军29军宋哲元部109旅旅长赵登禹，派王长海团救援，王长海组织大刀队500人，于晚间攻下喜峰口，大刀队多数壮烈牺牲。10日，日军与29军主力相继抵达，29军待敌临近时，蜂拥而出，用大刀砍杀，日军虽多次进攻，终未得逞，14日后撤。
当年入西北军授刀的武师很多，以尚云祥最为出名，一是因为尚云祥名气大，二是宋哲元部下来自山东乐陵的青年多，尚云祥祖籍乐陵，同乡情谊，教的格外用心。
西北军的大刀术是简化的形意刀，刀形三分之二刃，三分之一把子，两手持握。把子长，好利用杠杆，出力大。把子末端有个铁环，刀轮到身后，把子还对着敌人，可直接用铁环劈砸。尚云祥教的是劲法，学会劲法，招数可以随意发挥。
《武人琴音》里面说，一般的刀术表演，都做开手——空着的手向前伸出，好似京剧亮相。其实开手的原意是有个盾牌，古战场上先用盾牌顶住，再出刀，盾牌总在刀前。后人不解其意，照猫画虎，空手摆在前面，养成习惯，一上战场，空手伸在最前，还不一刀让人砍了？尚云祥的刀法，取消了开手，就是顺手反手，用大刀以大欺小的挡住刺来的枪，反手用刀背一挂，敌枪上了刀背，再顺手一劈，正中敌头。这就叫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亮剑》小说开头，李云龙率部伏击关东军，李云龙就用这招亲手杀了一个军曹。
我还看过一本书，叫《谦庐随笔》，也提到了大刀队。这本书是一个叫矢原谦吉的日本医生写的。他1926年在德国留学后，在北京当私人医生，由于医术精湛，北京的达官贵人及其眷属有病都求诊于矢原医生，矢原谦吉交友极为广阔，所见所闻，都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矢原谦吉是中国人的好朋友，可不是日本特务，抗战爆发日军占领北京，逼他走，不让他在中国行医，矢原谦吉就去了美国，二战时病逝于美国。这本书所记载的就是抗战前北京的军政界轶事，兼记民国间种种杂事，非常有趣。
比如他记叙西北军大将庞炳勋，庞炳勋是西北军悍将，直皖大战、直奉大战、北伐、中原大战、长城抗战、围剿红军都无役不与，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在台儿庄战役中，死守临沂，《李宗仁回忆录》中记叙“敌军穷数日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一不见经传的支那‘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
这个杂牌部队，就是庞炳勋部。大陆80年代拍的《血战台儿庄》电影，还有庞炳勋的镜头，这让庞炳勋在台湾的家属很感动，因为抗战末期，庞炳勋投日做了伪军，抗战胜利后庞炳勋急忙致电蒋介石，表示戴罪立功，听候发落。蒋介石复电慰勉，并委以先遣军司令，庞炳勋转而又为蒋介石卖力，阻止八路军进城对日军受降，后来部队被八路军歼灭，庞炳勋从此退出军职，大陆解放前他逃到台湾开餐馆，60年代病故，享年85岁，这个曾经和日本鬼子血战过的老军人，算是善终。李宗仁说庞炳勋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廉洁爱民，所以实力虽小，所部却是一支子弟兵，有生死与共的风尚，将士在战火中被冲散，被敌所俘，或被友军收编，一有机会，他们都潜返归队。以故庞部拖曳经年，又久为中央所歧视，仍能维持于不坠。
但《谦庐随笔》中说庞炳勋貌似拙粗，其实机诈过人，人云善战又善哭，善哭又善战，每次战斗，庞炳勋就光着膀子，手持大刀，站在指挥所前，频击虎皮交椅之背，大叫“哪一个王八蛋的敢下来？先叫他小子的脖子亮一亮！”要是战况不利，庞炳勋就翻身扑地，且滚且哭，厉声咒曰“都是那个当师长的王八蛋某某某，当旅长的某某某，把咱给坑了！这些生孩子不生屁股眼的兔崽子们，可害苦咱啦！”这种表演，庞炳旭是家常便饭，每奏奇效，因为子弟兵的旧式军官都不愿意以后被手下指着说，这就是庞军长说的王八蛋。
看到这段我真是瞠目结舌，要是我们房地产行业的某集团领导，快到年底了一看指标没完成，在会议室翻身扑地，且滚且哭，厉声咒曰：“都是那个当城市总的王八蛋某某某，当营销总监的某某某，把咱给坑了！这些生孩子不生屁股眼的兔崽子们，可害苦咱啦！”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哎，我每次写文章都是这么东拉西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再说回大刀队。
矢原谦吉有个朋友叫孙承烈，家传“黑虎拳”名震京畿，世代经营镖局，做过御前带刀侍卫。某天孙承烈请矢原谦吉吃饭，好像那天是达摩祖师的“整寿”，开了四桌宴席，都是孙承烈的徒子徒孙，里面一个姓马一个姓徐的，是孙承烈的得意弟子，在东北溥仪傀儡朝廷当“武术卫士”，马、徐二人跟现在的仇日青年一样，谈吐间经常说“小日本儿”，因为矢原谦吉是日本人，所以孙承烈就抱歉，说“吾徒鲁莽，先生幸勿介怀”，马、徐二人也离座唱诺“得罪先生，尚望海涵”，但是一会儿又开始小日本儿长小日本儿短了。
在座者还有一个29军大刀教习，吃饭的时候比较郁闷，原来长城战役后期，日军颇以大刀队为虑，就从禁卫军中抽调精谙刀法者，变成一个梯队，转战长城各口，其中很多人都是马、徐二人的徒弟。他们用的是单刀，因为29军用的刀我们前文说了，刀柄特长，人号之“双手带”，用时双手握之，始可运用自如，这个和鬼子刺刀比起来没有问题，可和单刀比起来，就不太灵活相形见绌，数度搏战之后，已有技不如人之感。
当这个29军大刀教习说关外单刀队的优势时，马、徐欣然而立，抱拳谢罪曰“得罪！得罪！”孙承烈笑曰，我今天教你一招，让你29军和关外单刀队平分秋色，说完就到后堂，教了那个29军大刀教习一招“夜战八方藏刀式”，说今后和关外单刀队再战，虽不能胜，也不会败。你们都是同门，平手为最上，一胜一败则宜伤和气云云。
日本医生矢原谦吉真是搞不懂，“此三人者，共戴一尊，然各为其主，战则势不两立，宴则亲如兄弟，其实二十九军之大刀队，华人也，关外单刀队，亦华人也，杀人人杀，尽皆华人，而犹欲精益求精，俾可多杀。世事之酷于此者，恐也鲜矣”。
这个酷，可不是你好酷啊的酷，是残酷的酷。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背后竟然还有这样的故事。形意门的尚云祥在教29军大刀队，黑虎门的马、徐二人在教关外单刀队，一边恨恨不已的叫着小日本儿，一遍还派徒弟上前线打29军，中国人用中国功夫火并，稍胜一筹的人还得意洋洋，搞得师尊出手求平衡。这也算“逝去的武林”吧。
http://baike.baidu.com/view/526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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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思想束缚、思想阉割、思想奴役使中国人民失去了自己贯有的思想作风和行为方式。
它还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压统治和愚民政策下，中国人民——无论贫富贵贱、无论男女老少——都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都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奴隶。
储 安平先生在1947年说得好，“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 个‘有‘‘无’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所谓的“旧社会”实际上比所谓的“新社会”要好得多。大家都知道：“多少”与“有无”的差别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 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