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通胀数据出笼以后，令人大跌眼镜。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0.8%，环比涨0.3%；而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跌4.3%，环比跌1.1%。其他数据也比去年12月更加惨淡：采购经理人指数跌破枯荣线50至49.8，进出口纷纷大幅下滑。
其他国家会如何面对类似的经济问题呢？从长期看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增加竞争力，包括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等。但是这些东西远水解不了近渴，并非一 日之功。何况你在增加竞争力，别人也在增加，最终能否抢到投资和市场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在长期策略起作用之前，短期刺激政策也很重要。只要一个 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信心，往往会采用一些凯恩斯式的通胀疗法，通过政府投资让失业者获得喘息的机会。虽然这些投资未必是最有必要，最有效率的，但是 民众有了收入以后就会去购买商品，从而间接促进那些真正有必要、有效率的投资。
但是这种疗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通胀不至于引发低收入者的生存危机。在西方人看来，通胀的受害者是资产持有者，对于无存款的普通劳动者影响 不大（我的一位教授就提过这样的观点）。此观点在美国或者大部分西方国家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要基于两个假设。第一，失业保障、养老保障、残疾人保障、低 收入家庭的儿童福利等等，都随着通胀数据水涨船高。这样最起码收入最低的人群不会因为通胀而挨饿。第二，政府增发的货币必须是投入到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 依赖于大量资本和进口原材料。这样才能推高低技能者的工资，让他们不至于因为通胀而实际收入下降。但是，这两个假设在中国成立么？
首先，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是近乎于零的。持农村户籍的失地农民、农村老年人显然不享受任何政府补贴。即使是城市低收入者和养老金领取者，面对通胀也 是不堪一击。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政府的目标服务对象，官员不会因为消费品价格上涨就立刻增加他们的福利收入。即使中央政府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要求地方政府 增加福利，地方官员则未必有同样的动机。地方官员与其增加福利，不如自己多捞点尽快移民。同理，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贷的形式超发的货币也很难形成就业导向的投资。 设想一下你是个地方官，拿到一笔天上掉下来的巨款，在财政不公开的情况下，你会用它去增加就业？
即使地方官真的迫于群体事件的困扰，愿意增加就业，他们会投到哪些行业呢？显然，能在刺激计划中获得贷款的主要是政府企业，而政府企业消化劳动力的 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那些餐饮、服装、玩具、电器、电子等能大量容纳低技能者就业的私营企业，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下，要在经济下行阶段拿到银行贷款,困难可 想而知。银行更倾向于把钱贷给既有财政担保，又有可以暗中勾兑的政府基建项目。这些项目也许能带来一些建筑工人的就业，但其中相当的资金流向了就业容量低 的原材料、土地、能源、大型机械等等，更不用说层层转包中贪污的成分。这样，凭空推高了消费品价格，却无法让低收入人群有相应的收入增长。
看到这里有人会问：你把政府说得那么弱智，那么2008,2009年的危机是怎么挺过来的？不就是靠胡温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么？其实当年的萧条和中国 即将面临的萧条是有本质区别的。当年的萧条是全球性的，尤其以美国为首，因而资金无处可去。不仅人民币的升值毫无悬念，以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也处在一个只 升不降的通道里，这样，超发的货币进入市场以后，相当大的一部分用在了买房上面（等于是房价和人民币汇率的双重套利）。稍有实权的，一个人几十套、上百套 都不在话下；较富裕的中产（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囤积三、四套房的也大有人在。而中国的CPI数据的一大特点，就是不计算居住成本，因而如此疯狂的印钞盛 宴，居然没有把通胀数据推上去。当然，底层民众本来也不可能在城市买房，而房屋的租金虽然也上涨，但是远不及房价上涨的速度。何况农民工要么住在工棚、宿 舍，要么群租一些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所以商品房价格的上涨确实没有在实质上影响他们的生活。正是因为涨的是房价而不是物价，2009年的危机算是挺过来 了。官方的刺激一直撑到西方国家的外需恢复，底层民众在此过程中就业和购买力并没有受到大幅影响。但即使是这次相对有效的刺激计划，其实并没有真正提振内 需，危机的结束仍然靠的是外需，而数万亿投资不过是在外需恢复之前的权宜之计而已。
但是中国即将面临的新一轮通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次西方国家并没有出现宏观上的外需明显下降，但是对中国货的需求却明显降低了。这里面当然有很多 原因，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上涨；能源相对于其他国家越来越贵；甚至高污染让外企高管不愿在此安家等等。很多美资企业选择搬回美国（在奥巴马的国情咨文 里有提到）或者转移到成本更低也更适于居住的东南亚国家。同样是萧条，但是这一次资金并非无处可去。你指望印出来的钱继续进入以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当然 不可能。且不说中小城市房价已经跌了好几个月，人民币汇率也一直摇摇欲坠，靠央行购入才勉强维持。即使人民币汇率能依靠外汇储备维持不倒，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社会预期是 不可能再有了。这个时候，投下去的钱会去哪里？继续盖房子是铁定卖不出去了。有路子的权贵会设法换成外汇出逃（导致人民币下跌），普通人（如果能受益于刺 激），则会用于增加消费。两种因素都会推高消费品价格。而那些无法在刺激计划中分一杯羹的社会底层，或者是只能得到少量工资上涨的农民工，则不得不面临物 价上涨的痛苦。
物价问题曾经是80年代一系列学生运动的最重要诱因。当局显然不希望这样的结果重演，因而，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把资金继续导向房地产的话，很可能会选 择把刺激政策控制在最低，哪怕经济萎缩也在所不惜。至于这样的萎缩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是相当人群的失业之痛已经可以肯定是很难避免的 了。
目前最大的悬念，是当局是否有能力再一次把资金引向房地产，把已经空置率极高、相对于工资极其昂贵的房产价格进一步推到极限。如果这一招灵验，那么经济奇迹也许能再忽悠几年。如果不灵的话，我们就可以对“中国模式”说拜拜了。
其他国家会如何面对类似的经济问题呢？从长期看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增加竞争力，包括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等。但是这些东西远水解不了近渴，并非一 日之功。何况你在增加竞争力，别人也在增加，最终能否抢到投资和市场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在长期策略起作用之前，短期刺激政策也很重要。只要一个 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信心，往往会采用一些凯恩斯式的通胀疗法，通过政府投资让失业者获得喘息的机会。虽然这些投资未必是最有必要，最有效率的，但是 民众有了收入以后就会去购买商品，从而间接促进那些真正有必要、有效率的投资。
但是这种疗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通胀不至于引发低收入者的生存危机。在西方人看来，通胀的受害者是资产持有者，对于无存款的普通劳动者影响 不大（我的一位教授就提过这样的观点）。此观点在美国或者大部分西方国家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要基于两个假设。第一，失业保障、养老保障、残疾人保障、低 收入家庭的儿童福利等等，都随着通胀数据水涨船高。这样最起码收入最低的人群不会因为通胀而挨饿。第二，政府增发的货币必须是投入到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 依赖于大量资本和进口原材料。这样才能推高低技能者的工资，让他们不至于因为通胀而实际收入下降。但是，这两个假设在中国成立么？
首先，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是近乎于零的。持农村户籍的失地农民、农村老年人显然不享受任何政府补贴。即使是城市低收入者和养老金领取者，面对通胀也 是不堪一击。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政府的目标服务对象，官员不会因为消费品价格上涨就立刻增加他们的福利收入。即使中央政府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要求地方政府 增加福利，地方官员则未必有同样的动机。地方官员与其增加福利，不如自己多捞点尽快移民。同理，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贷的形式超发的货币也很难形成就业导向的投资。 设想一下你是个地方官，拿到一笔天上掉下来的巨款，在财政不公开的情况下，你会用它去增加就业？
即使地方官真的迫于群体事件的困扰，愿意增加就业，他们会投到哪些行业呢？显然，能在刺激计划中获得贷款的主要是政府企业，而政府企业消化劳动力的 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那些餐饮、服装、玩具、电器、电子等能大量容纳低技能者就业的私营企业，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下，要在经济下行阶段拿到银行贷款,困难可 想而知。银行更倾向于把钱贷给既有财政担保，又有可以暗中勾兑的政府基建项目。这些项目也许能带来一些建筑工人的就业，但其中相当的资金流向了就业容量低 的原材料、土地、能源、大型机械等等，更不用说层层转包中贪污的成分。这样，凭空推高了消费品价格，却无法让低收入人群有相应的收入增长。
看到这里有人会问：你把政府说得那么弱智，那么2008,2009年的危机是怎么挺过来的？不就是靠胡温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么？其实当年的萧条和中国 即将面临的萧条是有本质区别的。当年的萧条是全球性的，尤其以美国为首，因而资金无处可去。不仅人民币的升值毫无悬念，以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也处在一个只 升不降的通道里，这样，超发的货币进入市场以后，相当大的一部分用在了买房上面（等于是房价和人民币汇率的双重套利）。稍有实权的，一个人几十套、上百套 都不在话下；较富裕的中产（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囤积三、四套房的也大有人在。而中国的CPI数据的一大特点，就是不计算居住成本，因而如此疯狂的印钞盛 宴，居然没有把通胀数据推上去。当然，底层民众本来也不可能在城市买房，而房屋的租金虽然也上涨，但是远不及房价上涨的速度。何况农民工要么住在工棚、宿 舍，要么群租一些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所以商品房价格的上涨确实没有在实质上影响他们的生活。正是因为涨的是房价而不是物价，2009年的危机算是挺过来 了。官方的刺激一直撑到西方国家的外需恢复，底层民众在此过程中就业和购买力并没有受到大幅影响。但即使是这次相对有效的刺激计划，其实并没有真正提振内 需，危机的结束仍然靠的是外需，而数万亿投资不过是在外需恢复之前的权宜之计而已。
但是中国即将面临的新一轮通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次西方国家并没有出现宏观上的外需明显下降，但是对中国货的需求却明显降低了。这里面当然有很多 原因，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上涨；能源相对于其他国家越来越贵；甚至高污染让外企高管不愿在此安家等等。很多美资企业选择搬回美国（在奥巴马的国情咨文 里有提到）或者转移到成本更低也更适于居住的东南亚国家。同样是萧条，但是这一次资金并非无处可去。你指望印出来的钱继续进入以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当然 不可能。且不说中小城市房价已经跌了好几个月，人民币汇率也一直摇摇欲坠，靠央行购入才勉强维持。即使人民币汇率能依靠外汇储备维持不倒，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社会预期是 不可能再有了。这个时候，投下去的钱会去哪里？继续盖房子是铁定卖不出去了。有路子的权贵会设法换成外汇出逃（导致人民币下跌），普通人（如果能受益于刺 激），则会用于增加消费。两种因素都会推高消费品价格。而那些无法在刺激计划中分一杯羹的社会底层，或者是只能得到少量工资上涨的农民工，则不得不面临物 价上涨的痛苦。
物价问题曾经是80年代一系列学生运动的最重要诱因。当局显然不希望这样的结果重演，因而，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把资金继续导向房地产的话，很可能会选 择把刺激政策控制在最低，哪怕经济萎缩也在所不惜。至于这样的萎缩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现在还言之过早。但是相当人群的失业之痛已经可以肯定是很难避免的 了。
目前最大的悬念，是当局是否有能力再一次把资金引向房地产，把已经空置率极高、相对于工资极其昂贵的房产价格进一步推到极限。如果这一招灵验，那么经济奇迹也许能再忽悠几年。如果不灵的话，我们就可以对“中国模式”说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