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真正让我敬重的人为数不多，从陈独秀、张闻天、朱德，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最多10几人而已，而林彪是在这“不多”之列的。
林彪之所以值得敬重，理由主要有四：
其一，善战而不好战，是一个一定意义上的伟大军人。林彪善战，广为人知。他以其政党利益和军事意义上的卓著战功(所谓三大战役居其二，渡江战役居其 半)，创造了一个战争史上罕见其匹常胜不败的神话，这一点，谁也否定不了。但是，仅凭这一点，也就是一战争机器而已，林彪也就不成其为林彪，就不值得敬重 了。林彪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还能够从国家利益考虑问题，懂得哪些仗该打，能够打，哪些仗不该打。
前者如平型关战斗，外敌当前，尽管知道毛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指导思想，但仍然义无反顾地打了。平型关之后，林虽然由于 负伤没有再上前线(其中也有毛对其积极抗日的态度不满，所以有意不让他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作用的原因)，但他对国共合作抗日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贺龙的老婆 薛明为了抹黑林彪，曾揭发过这样一件事：“在1937年，贺龙受毛主席党中央委托，同朱总、林彪、刘伯承等4人到洛阳去见蒋介石，谈国共合作问题。当时贺 等几人按中央精神，对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唯独林彪，对蒋表示十分恭敬，正襟危坐，认真记着笔记。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贺问林：回去如何向部队 传达，林当即写了一张纸条给贺，当晚虽看不太清楚，但大致意思是明白的，称颂蒋介石对抗战还是有决心的，可以给部队吹吹这个风。这说明林彪对蒋介石还抱有 幻想。”薛明讲此事，意在丑化，但此事恰恰证明林彪行事不囿于一党之私，光明磊落，顾全抗战大局。
后者的典型例子就是对出兵朝鲜的态度。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就中国派兵入朝参战等问题和林彪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中，林彪从中国国内情况和军 事力量两个方面坦率地讲了自己对派兵入朝作战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工作都未就绪。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 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 如贸然出兵，必然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他的意见是，中国可以派出重兵在东北驻扎，一方面保卫中国边境，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朝鲜人民军的战略支持力量，而 朝鲜人民军可以采取游击战方式与美国军队继续作战。后来，虽经毛多次做工作，林的这一立场始终没有转变。特别是考虑到林的地位和与毛的关系，林能始终坚守 这一立场，就更为可贵。林彪反对出兵朝鲜，并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苏联空军协助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他在宴会上断然拒绝 与斯大林碰杯。他曾对毛泽东说；“主席啊，苏联为什么不出兵？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才建国几个月，需要休养生息。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 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当时采纳了林的意见，中国就不会是后来的样子。“故进不求名，退不避 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所以，进攻不为追求功名，避战不怕受到惩罚，只知道保护民众，而真正有利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 富。《孙子兵法·地形篇》)从这个意义上讲，林彪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军人。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的将帅中，林彪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作为军人，林彪的最大污点是辽沈战役时对长春实施所谓“饿殍之战”，结果导致十几万(一说三十万)平民百姓饿毙。对此，作为四野最高军事和政治主管 (林为四野司令员兼政委)的林彪，不管是否是此事的最后决策者，都应负主要责任。这种以平民百姓做筹码，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做法，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卑 鄙的，是不可原谅的。林彪的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认识到错误之后，能够当机立断，不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答复，就下达命令，放弃“饿殍战术”，让围城部队开放卡 哨，允许难民通过，并开始组织救济难民。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在被不讲人性只讲阶级性、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毛氏党文化改造了的共产党人中，能够做到这 样，就很不容易了；特别是和从来“不下罪己诏”，从来不认错，反而一意孤行，将错误进行到底以证明自己永远正确的伟大领袖相比，就越发显得可贵了。
其二，不整人，至少不主动整人；从来不落井下石。早在延安时期，林彪对“抢救运动”就“敬”而远之，没有整过一个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除了事后表 态性的公开讲话，他没有在背后整过任何人；相反，总是尽一切可能保护同志。上世纪50年代高饶事件中，中央组织的批判高饶的会议，曾当过林彪秘书的谭云鹤 参加了。他说只有朱德、陈云揭发高岗串连他们的材料，没有林彪揭发高岗串连他的材料(而高岗确实曾经拉过林，给林写过信，提出让林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打 倒高岗是林彪没想到的，他认为高岗有野心，但并不赞成打倒。对于高岗的结局，林一直深为同情。
1959年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开始林彪没有上山。7月16日，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的批评信后，决定批判彭，并特别指令林彪上山“帮忙”。林彪赞成彭 德怀的意见，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儿”。但他知道毛让他上山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能不表态。8 月1日，林彪在大会上发言：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这 种雄心、信心。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只有毛主席有。(我们)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在林彪的整篇讲话中，没 有揭发彭德怀什么，反而从侧面替他解围，说国防部长还要你来当。毛泽东翻出长征中会理会议的旧账，说林彪那封让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 的信，是彭德怀指使的。林彪立即当场澄清，说我当时给中央写信，没有与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这种时候，不顺水推舟，不落井下石，有几人能做到？更 何况这样做很可能触怒毛泽东——给你脸你不要，不识抬举！难怪彭德怀心怀感激。
林彪事件发生后，1972年8月，中央专案组向彭传达“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文件，彭听后十分激动地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指林彪)是革命 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当专案组要其交代林彪的问题时，他被逼之下，大发脾气：“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 革命，还有彭德怀。”许多人根据庐山会议上林的批彭发言把林说成是批彭的干将，并不符合实情。虽然，在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时代党文化的大氛围下，林 不可能不参与批彭——你不批彭，就是彭的同党，就会与彭一起被打倒；但仔细分析，林的发言用心良苦。他并不以一贯正确的姿态，站在与彭针锋相对的立场说 话，而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试图把问题的性质定格在一般性的错误上，既让毛消气，又为彭开脱。而其他人——比如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罗瑞卿等人的 发言，相比林的发言，则要严厉得多；都是上纲上线，甚至罗织罪名，欲致人死地而后快。对此，彭从心里是领情的，否则，林出事后，他不会有那样的表现。
否定林彪的人还把文革中整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陆定一、罗瑞卿等人的罪责都记到了林彪的账上，也是不公道的。其实，上述诸人的命运都是由毛决定 的，毛不发话，谁也动不了。在这当中，林充其量是个胁从者，而且是个消极的胁从者，相较于林，周恩来则要积极得多。上述诸人，如邓小平、贺龙、陆定一等 人，与林彪都有历史上的恩怨，而且在这其中，林都是受害的一方。如邓小平，邓在高饶事件时就想追查林，对林反对出兵朝鲜一事，也揪住不放；这想让林对邓有 好感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但林对邓除了文革中批判严厉一些，并没有过分处。如贺龙，除了前面提到的1937年的纸条一事(贺后来就此是打过林的小报告的)， 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贺龙老婆薛明更是望风扑影地举报叶群政治上有问题，害得叶群被审查。对此，贺龙竟然拍着林的肩膀说：你老婆有问题我老婆举报，我老婆 有问题你也可以举报嘛！对于同志，且同为高级将领，贺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卑鄙无耻，无异于流氓无赖。经过此事，林对贺怎样想，不得而知。但心胸再宽阔的人， 也不会没有看法。后来文革中贺被打倒，原因主要是因为贺同情刘少奇，站错了队，与林并无关系。对此，连贺龙自己在生命的最后都说：看来不是这个人(瘦子) 的事，是这个人(胖子)的事了。
当然，林彪大概也不会同情贺，毕竟，贺对林，对彭都很绝情。陆定一与林彪有私怨，但错亦不在林，而在陆的老婆。早在文革前，陆的老婆严慰冰便到处投 寄匿名信，给林彪戴绿帽子。这样的事搁谁身上，都不可能不记恨在心。如果林彪是整人的人，完全有条件借文革之机，把陆定一夫妇置于死地，但他并没有插手陆 案。否则，陆就活不到文革之后了。相较于周恩来，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也要消极得多。周虽然不是毛的文革同谋，但却一直主动紧跟；林虽然为毛所信任，但 却是被动应付，用他指点陶铸的话说，就是“被动，被动，再被动”。
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即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作接班人，林竟然 将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其消极可见一斑。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清楚，文革中如果不是林彪，而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彭真、陈毅、叶剑 英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被确立为毛的接班人，都会比林左，整起人来都会比林狠。在这一方面，刘、邓、周在1966年6、7月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表现(毛批 之为“实行白色恐怖”，并没有说错，尽管他搞的红色恐怖更为恐怖)，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在中国高层，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林彪都是最干净的。
其三，“为民生而奋斗”，力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搞国强民富。林彪重视民生的思想是一贯的。这一思想在其读书时做的批注中随处可见。他在 读《四书章句集注》时批注道：“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在读斯大林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时写道：“为六亿人口衣食 住行的满足而斗争，离此则文不对题。党要在增加衣食住上去努力，为民生而奋斗。”“缺粮食，粮食第一。缺啥啥第一。”“一切以能增加生活资料为原则，何方 法能达这些目的即用何法。”他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称之为“为大众主义”，强调必须“从大众经济需要上规定政策。”对于毛搞的 “大跃进”，他在私下里则持否定态度，认为“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中毛、林分歧以致最终决裂也是从是否结束文革，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端的。这点可以从《陈伯达回忆录》一书中陈伯达的有关回忆 得到证实。陈伯达这样回忆道：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 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 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 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 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 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 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从陈伯达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林彪和周恩来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在委托陈伯达为自己准备的九大政治报告里，也是要抓建设、搞国强民富。不 同的是，周在看清了毛的态度后，就不再坚持己见，而林则以军人的固执始终不改变立场。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的回忆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由于是 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 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 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 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但陈准备的 政治报告后来为毛否决，在毛的支持下，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了一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主调的政治报告。
对张、姚起草的九大报告，林十分反感。据曾任林秘书的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 泽东的批示和修改。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 何。在“九大”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前，林彪事先一遍都未看。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 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林彪发展经济的主张并不是孤立的，与他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暗里持否定态度是一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存在一个对抗四人帮的强大力量，但这个力量的代 表人物不是周恩来(周与四人帮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从来不对立，更不对抗)，而是林彪(林之后，才是邓)。历史的可笑之处在于，数年后竟然把林 彪和江青集团一块批判，称之为“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事实上，这是两个基本对立(对立大于合作)的集团，“四人帮”才是毛所认同的文革路线的忠实执行 者，而林彪集团的基本政治理念是结束文革，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经济。文革新贵张春桥批判林彪集团的同道陈伯达的罪状就是唯生产力论，两者的分歧可见一斑。
林彪死后作为其罪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 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 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 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并明确提出要“变‘国富’民穷为国强民富”。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这里想多说几句。拥林派大都否认《纪要》的真实性，认为是四人帮伪造的，强加到林彪头上的罪证。其实，《纪要》的真实性现 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是否反映了林彪的真实思想。从林彪私下所做读书评注和解密的《林彪工作札记》中透露的信息看，在对毛和“毛线”(林彪的独特用 语，指所谓毛的革命路线)的认知以及对付毛的策略方面，后者都和《纪要》惊人地一致，且语言和语气也极为相似。
例如，“1967年1月9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 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林彪工作札记》)“不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 “他要灭你，故你只好灭他”“东郭先生，中山狼，勿幻想狼不吃你。”“但有发动时机成熟与否之选，如同打仗一样。”(写在《列宁全集》第19卷415页 上。该页原文是《革命的教训》)。
所以，《五七一工程纪要》反映了林的真实思想，应当是毫无疑义的，至于是否是林授意搞的，对林的定性都无影响。我倒是希望《纪要》是林所为，这样起 码可以增加林的光辉和我对林的敬意。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在中国现代史上，《五七一工程纪要》都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毛氏文革路线由此破产，毛 氏神坛由此崩塌，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开始。
从这个层面讲，林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之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表面看，林最终虽然悲剧性地失败了，但在历史上，他终将是胜利者；毛虽然形式上胜利 了，但实际上，却成了一个从面子到里子都输得精光的彻底的失败者。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林是毛钦定的“亲密战友”和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而且谁也难以否 认，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最大，对毛的了解最深；在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人物中，恐怕也是最少权力欲、最有头脑、对个人要求最为严格、最顾全共产党大 局的人。所以，凭这样的身份，他对毛的批判自然是最有权威性的；面对林的揭露和批判，为毛所做的任何辩解都是不能服人的。像毛这样连林这样的“亲密战友” 都要离他而去的人，除了说明他是彻里彻外的“独夫”，又能是什么呢？
其四，坚守独立人格和尊严。在中共高层，在毛的极权淫威面前，林彪是唯一一个坚守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不但敢于对毛说“不”，而且敢于与毛决裂的，活 出了“自我”的人。林彪在历史上无疑是忠实于毛泽东的，但他维护毛的权威并不是搞政治投机，而是出于他对毛作为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认同。他敬畏毛，但他从 来都没有把毛当做神，对毛也从来不“盲从”和“迷信”。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说林彪“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是对林彪的污蔑。真实情况是，在公开场合，林向来是全力 维护毛的权威，而私下在毛面前，又敢于陈述己见，甚至敢于顶撞，敢于抗命。如三年内战在东北战场，就几次违背毛的意志，独立行事。
林忠实于毛，也有毛的原因。历史上毛、林的真实关系是，与其说林需要毛，还不与说是毛更需要林。正因为毛需要林，所以毛给与林以超出了其他一切人的 尊重，包括容忍和接受林的不同意见。林的秉性毛也清楚，所以毛从来(九大之后另当别论)都是主动向林示好，不敢以主子对待奴才的态度对林。对此，林心知肚 明。
但林忠实于毛，并不意味着他对毛没有看法，意味着人身依附于毛。他臣服于毛，是别无选择，但这种臣服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的。他从来不把自己当做毛的家臣和奴才。毛、林最终分道扬镳，自然如前所述，有治国理念方面的分歧；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九大之后，毛改变了对林的态度—— 对于这位“亲密战友”，毛不再信任，又一次玩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故伎，到处煽风点火，欲致林于死地。
中国封建皇权统治数千年，中国人早已对“龙座”上的最高当权者的暴行习以为常，只会逆来顺受，即使走投无路，也不会铤而走险。这种惯于作“奴才”的 成王败寇心态潜移默化，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之中，在中共党内，有毛一代，更是达到极致。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
但是，在毛时代，党内从上到下都已彻底“驯服工具”化了。面对毛的整肃，即使党内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大都乖乖地跪倒在地，自掌耳光，乞求宽 恕；甚至刀架到了脖子上，被整得家破人亡，还不忘表忠心。所谓“视君如寇仇”，别说做，就是想也不敢想！如周恩来，为了让毛对自己放心，不惜自污形象；如 邓小平，文革中复出时也要发誓“永不翻案”；如彭真，在宣判自己政治死刑的会议上，还要争辩“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
唯独林彪，敢于藐视毛的淫威，敢于和毛公开决裂和对抗。九届二中全会后，在毛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深知毛的为人和手段的林彪自然不会不想到自己的下 场，但他就是不检讨，而且干脆称病不出，撂了挑子；甚至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五一”晚会上，竟敢当着毛泽东的面拂袖而去。最后在陷于绝境 时，更是演出了惊天一幕，以宁死也不向毛低头的倔强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从而让“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万岁精神几近崩溃，差一点就去见了马克思。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当年加到林彪头上的，诸如“主张设国家主席”一类莫须有的罪名，都已成为笑柄，但唯有一项“叛国”的罪名几成铁案，让其难以翻 身。由林“出逃”定下的这一罪案似乎无人敢翻，即使林的女儿林豆豆也只是以林彪身不由己，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来为其开脱。其实，政治人物是否叛国与是否逃 亡或流亡国外毫无关系。即使林彪真的主动逃亡国外(根据林的个性，我认为他不会外逃；即使外逃，也不会逃亡苏联，因为林对苏联一直无好感)，也不能说是叛 国。因为在专制极权国家，政治人物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而逃往国外，在国外从事反对本国政府的政治活动，在世界上是很正常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从来 不会被视为叛国。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是司空见惯，赫赫有名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人都这么干过。他们或为清政府通缉，或被袁世凯打败，想到的第 一件事就是逃往国外，而且首选目标还是中国的宿敌日本。以孙中山为例。孙“二次革命”失败后，立即逃到日本。孙到日本后，投奔的竟然是日本的浪人黑帮兼专 门从事侵略中国活动的政治组织黑龙会。
就是中共自身，在早期，其领导人在国内难以立足时，也是往国外，特别是往苏联跑的，例如，我们的第一烈士李大钊就是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中被逮捕的， 并且被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洋政府以“里通外国”罪处以绞刑。中共在早期还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甚至是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共最终能够夺取政权，在很大程 度上，也是借助了苏联的力量。所以，以出逃为由，说林彪“叛国”，只能忽悠中小学生和无知的愤青，成熟的国民是不会上当的。而且，林在温都尔汗死难，不但 不是“叛国”，还有大功于中国。历史的正确结论应该是这样的：
林彪的戏剧性的出逃和死难，就像核弹大爆炸一样，让国人从个人迷信的迷狂中惊醒。从此，“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顶帽子被牢牢地戴到了毛的头 上，“毛天下”开始解体，国人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中国的未来。同时，林彪以实际行动告诉全国和全党，对于独裁者，不能“愚忠”，而要“舍得一身剐，敢把 皇帝拉下马”，这才是真正的爱党和爱国。
附：“九一三”志感（毕唐书）
之一
当年惊爆九一三，从此民心不信天。
真相初闻五七一，暴君空祭秦家店。
接班铁定齐欢庆，叛国声讨急转弯。
绝后空前天国事，夫妻公演二人转。
之二
伴虎伴君谨记心，岂知进退不由身。
战场胜算全无敌，异域荒沙竟断魂。
臣妾死生难自主，独夫心术乐杀人。
英雄落败应怀恨，失在忠君毒太深。
之三
煌煌史册血殷殷，臣子功高即累身。
韩信未央空有恨，林彪党国不招魂。
从来定罪莫须有，何必公审假作真。
可叹百年共和路，至今功过看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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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殉国还是叛国，替共匪卖命者皆无好下场，除非他自己是共匪的最高领导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高岗，刘少奇，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贺龙等等，直到现在的周永康，薄熙来，他们哪个没为共匪的专制政权卖过力？？
林彪算是共匪高官里唯一的真男人了，但是程度还不够，他还是豁不出去，没有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魄力，只是默许他儿子林立果实施杀毛的计 划，他自己并未全身心的投入，最终落得个惨死异国的结局。如果他敢豁出去，说不定死的是老毛，而不是他了。中国历史上弑君的例子多的是。
林彪之所以值得敬重，理由主要有四：
其一，善战而不好战，是一个一定意义上的伟大军人。林彪善战，广为人知。他以其政党利益和军事意义上的卓著战功(所谓三大战役居其二，渡江战役居其 半)，创造了一个战争史上罕见其匹常胜不败的神话，这一点，谁也否定不了。但是，仅凭这一点，也就是一战争机器而已，林彪也就不成其为林彪，就不值得敬重 了。林彪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还能够从国家利益考虑问题，懂得哪些仗该打，能够打，哪些仗不该打。
前者如平型关战斗，外敌当前，尽管知道毛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指导思想，但仍然义无反顾地打了。平型关之后，林虽然由于 负伤没有再上前线(其中也有毛对其积极抗日的态度不满，所以有意不让他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作用的原因)，但他对国共合作抗日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贺龙的老婆 薛明为了抹黑林彪，曾揭发过这样一件事：“在1937年，贺龙受毛主席党中央委托，同朱总、林彪、刘伯承等4人到洛阳去见蒋介石，谈国共合作问题。当时贺 等几人按中央精神，对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唯独林彪，对蒋表示十分恭敬，正襟危坐，认真记着笔记。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贺问林：回去如何向部队 传达，林当即写了一张纸条给贺，当晚虽看不太清楚，但大致意思是明白的，称颂蒋介石对抗战还是有决心的，可以给部队吹吹这个风。这说明林彪对蒋介石还抱有 幻想。”薛明讲此事，意在丑化，但此事恰恰证明林彪行事不囿于一党之私，光明磊落，顾全抗战大局。
后者的典型例子就是对出兵朝鲜的态度。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就中国派兵入朝参战等问题和林彪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中，林彪从中国国内情况和军 事力量两个方面坦率地讲了自己对派兵入朝作战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工作都未就绪。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 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 如贸然出兵，必然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他的意见是，中国可以派出重兵在东北驻扎，一方面保卫中国边境，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朝鲜人民军的战略支持力量，而 朝鲜人民军可以采取游击战方式与美国军队继续作战。后来，虽经毛多次做工作，林的这一立场始终没有转变。特别是考虑到林的地位和与毛的关系，林能始终坚守 这一立场，就更为可贵。林彪反对出兵朝鲜，并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苏联空军协助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他在宴会上断然拒绝 与斯大林碰杯。他曾对毛泽东说；“主席啊，苏联为什么不出兵？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才建国几个月，需要休养生息。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 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当时采纳了林的意见，中国就不会是后来的样子。“故进不求名，退不避 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所以，进攻不为追求功名，避战不怕受到惩罚，只知道保护民众，而真正有利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 富。《孙子兵法·地形篇》)从这个意义上讲，林彪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军人。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的将帅中，林彪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作为军人，林彪的最大污点是辽沈战役时对长春实施所谓“饿殍之战”，结果导致十几万(一说三十万)平民百姓饿毙。对此，作为四野最高军事和政治主管 (林为四野司令员兼政委)的林彪，不管是否是此事的最后决策者，都应负主要责任。这种以平民百姓做筹码，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做法，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卑 鄙的，是不可原谅的。林彪的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认识到错误之后，能够当机立断，不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答复，就下达命令，放弃“饿殍战术”，让围城部队开放卡 哨，允许难民通过，并开始组织救济难民。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在被不讲人性只讲阶级性、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毛氏党文化改造了的共产党人中，能够做到这 样，就很不容易了；特别是和从来“不下罪己诏”，从来不认错，反而一意孤行，将错误进行到底以证明自己永远正确的伟大领袖相比，就越发显得可贵了。
其二，不整人，至少不主动整人；从来不落井下石。早在延安时期，林彪对“抢救运动”就“敬”而远之，没有整过一个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除了事后表 态性的公开讲话，他没有在背后整过任何人；相反，总是尽一切可能保护同志。上世纪50年代高饶事件中，中央组织的批判高饶的会议，曾当过林彪秘书的谭云鹤 参加了。他说只有朱德、陈云揭发高岗串连他们的材料，没有林彪揭发高岗串连他的材料(而高岗确实曾经拉过林，给林写过信，提出让林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打 倒高岗是林彪没想到的，他认为高岗有野心，但并不赞成打倒。对于高岗的结局，林一直深为同情。
1959年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开始林彪没有上山。7月16日，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的批评信后，决定批判彭，并特别指令林彪上山“帮忙”。林彪赞成彭 德怀的意见，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儿”。但他知道毛让他上山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能不表态。8 月1日，林彪在大会上发言：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这 种雄心、信心。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只有毛主席有。(我们)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在林彪的整篇讲话中，没 有揭发彭德怀什么，反而从侧面替他解围，说国防部长还要你来当。毛泽东翻出长征中会理会议的旧账，说林彪那封让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 的信，是彭德怀指使的。林彪立即当场澄清，说我当时给中央写信，没有与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这种时候，不顺水推舟，不落井下石，有几人能做到？更 何况这样做很可能触怒毛泽东——给你脸你不要，不识抬举！难怪彭德怀心怀感激。
林彪事件发生后，1972年8月，中央专案组向彭传达“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文件，彭听后十分激动地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指林彪)是革命 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当专案组要其交代林彪的问题时，他被逼之下，大发脾气：“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 革命，还有彭德怀。”许多人根据庐山会议上林的批彭发言把林说成是批彭的干将，并不符合实情。虽然，在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时代党文化的大氛围下，林 不可能不参与批彭——你不批彭，就是彭的同党，就会与彭一起被打倒；但仔细分析，林的发言用心良苦。他并不以一贯正确的姿态，站在与彭针锋相对的立场说 话，而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试图把问题的性质定格在一般性的错误上，既让毛消气，又为彭开脱。而其他人——比如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罗瑞卿等人的 发言，相比林的发言，则要严厉得多；都是上纲上线，甚至罗织罪名，欲致人死地而后快。对此，彭从心里是领情的，否则，林出事后，他不会有那样的表现。
否定林彪的人还把文革中整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陆定一、罗瑞卿等人的罪责都记到了林彪的账上，也是不公道的。其实，上述诸人的命运都是由毛决定 的，毛不发话，谁也动不了。在这当中，林充其量是个胁从者，而且是个消极的胁从者，相较于林，周恩来则要积极得多。上述诸人，如邓小平、贺龙、陆定一等 人，与林彪都有历史上的恩怨，而且在这其中，林都是受害的一方。如邓小平，邓在高饶事件时就想追查林，对林反对出兵朝鲜一事，也揪住不放；这想让林对邓有 好感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但林对邓除了文革中批判严厉一些，并没有过分处。如贺龙，除了前面提到的1937年的纸条一事(贺后来就此是打过林的小报告的)， 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贺龙老婆薛明更是望风扑影地举报叶群政治上有问题，害得叶群被审查。对此，贺龙竟然拍着林的肩膀说：你老婆有问题我老婆举报，我老婆 有问题你也可以举报嘛！对于同志，且同为高级将领，贺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卑鄙无耻，无异于流氓无赖。经过此事，林对贺怎样想，不得而知。但心胸再宽阔的人， 也不会没有看法。后来文革中贺被打倒，原因主要是因为贺同情刘少奇，站错了队，与林并无关系。对此，连贺龙自己在生命的最后都说：看来不是这个人(瘦子) 的事，是这个人(胖子)的事了。
当然，林彪大概也不会同情贺，毕竟，贺对林，对彭都很绝情。陆定一与林彪有私怨，但错亦不在林，而在陆的老婆。早在文革前，陆的老婆严慰冰便到处投 寄匿名信，给林彪戴绿帽子。这样的事搁谁身上，都不可能不记恨在心。如果林彪是整人的人，完全有条件借文革之机，把陆定一夫妇置于死地，但他并没有插手陆 案。否则，陆就活不到文革之后了。相较于周恩来，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也要消极得多。周虽然不是毛的文革同谋，但却一直主动紧跟；林虽然为毛所信任，但 却是被动应付，用他指点陶铸的话说，就是“被动，被动，再被动”。
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即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作接班人，林竟然 将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其消极可见一斑。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清楚，文革中如果不是林彪，而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彭真、陈毅、叶剑 英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被确立为毛的接班人，都会比林左，整起人来都会比林狠。在这一方面，刘、邓、周在1966年6、7月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表现(毛批 之为“实行白色恐怖”，并没有说错，尽管他搞的红色恐怖更为恐怖)，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在中国高层，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林彪都是最干净的。
其三，“为民生而奋斗”，力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搞国强民富。林彪重视民生的思想是一贯的。这一思想在其读书时做的批注中随处可见。他在 读《四书章句集注》时批注道：“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在读斯大林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时写道：“为六亿人口衣食 住行的满足而斗争，离此则文不对题。党要在增加衣食住上去努力，为民生而奋斗。”“缺粮食，粮食第一。缺啥啥第一。”“一切以能增加生活资料为原则，何方 法能达这些目的即用何法。”他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称之为“为大众主义”，强调必须“从大众经济需要上规定政策。”对于毛搞的 “大跃进”，他在私下里则持否定态度，认为“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中毛、林分歧以致最终决裂也是从是否结束文革，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端的。这点可以从《陈伯达回忆录》一书中陈伯达的有关回忆 得到证实。陈伯达这样回忆道：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 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 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 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 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 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 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从陈伯达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林彪和周恩来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在委托陈伯达为自己准备的九大政治报告里，也是要抓建设、搞国强民富。不 同的是，周在看清了毛的态度后，就不再坚持己见，而林则以军人的固执始终不改变立场。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的回忆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由于是 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 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 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 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但陈准备的 政治报告后来为毛否决，在毛的支持下，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了一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主调的政治报告。
对张、姚起草的九大报告，林十分反感。据曾任林秘书的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 泽东的批示和修改。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 何。在“九大”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前，林彪事先一遍都未看。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 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林彪发展经济的主张并不是孤立的，与他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暗里持否定态度是一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存在一个对抗四人帮的强大力量，但这个力量的代 表人物不是周恩来(周与四人帮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从来不对立，更不对抗)，而是林彪(林之后，才是邓)。历史的可笑之处在于，数年后竟然把林 彪和江青集团一块批判，称之为“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事实上，这是两个基本对立(对立大于合作)的集团，“四人帮”才是毛所认同的文革路线的忠实执行 者，而林彪集团的基本政治理念是结束文革，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经济。文革新贵张春桥批判林彪集团的同道陈伯达的罪状就是唯生产力论，两者的分歧可见一斑。
林彪死后作为其罪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 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 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 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并明确提出要“变‘国富’民穷为国强民富”。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这里想多说几句。拥林派大都否认《纪要》的真实性，认为是四人帮伪造的，强加到林彪头上的罪证。其实，《纪要》的真实性现 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是否反映了林彪的真实思想。从林彪私下所做读书评注和解密的《林彪工作札记》中透露的信息看，在对毛和“毛线”(林彪的独特用 语，指所谓毛的革命路线)的认知以及对付毛的策略方面，后者都和《纪要》惊人地一致，且语言和语气也极为相似。
例如，“1967年1月9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 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林彪工作札记》)“不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 “他要灭你，故你只好灭他”“东郭先生，中山狼，勿幻想狼不吃你。”“但有发动时机成熟与否之选，如同打仗一样。”(写在《列宁全集》第19卷415页 上。该页原文是《革命的教训》)。
所以，《五七一工程纪要》反映了林的真实思想，应当是毫无疑义的，至于是否是林授意搞的，对林的定性都无影响。我倒是希望《纪要》是林所为，这样起 码可以增加林的光辉和我对林的敬意。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在中国现代史上，《五七一工程纪要》都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毛氏文革路线由此破产，毛 氏神坛由此崩塌，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开始。
从这个层面讲，林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之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表面看，林最终虽然悲剧性地失败了，但在历史上，他终将是胜利者；毛虽然形式上胜利 了，但实际上，却成了一个从面子到里子都输得精光的彻底的失败者。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林是毛钦定的“亲密战友”和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而且谁也难以否 认，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最大，对毛的了解最深；在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人物中，恐怕也是最少权力欲、最有头脑、对个人要求最为严格、最顾全共产党大 局的人。所以，凭这样的身份，他对毛的批判自然是最有权威性的；面对林的揭露和批判，为毛所做的任何辩解都是不能服人的。像毛这样连林这样的“亲密战友” 都要离他而去的人，除了说明他是彻里彻外的“独夫”，又能是什么呢？
其四，坚守独立人格和尊严。在中共高层，在毛的极权淫威面前，林彪是唯一一个坚守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不但敢于对毛说“不”，而且敢于与毛决裂的，活 出了“自我”的人。林彪在历史上无疑是忠实于毛泽东的，但他维护毛的权威并不是搞政治投机，而是出于他对毛作为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认同。他敬畏毛，但他从 来都没有把毛当做神，对毛也从来不“盲从”和“迷信”。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说林彪“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是对林彪的污蔑。真实情况是，在公开场合，林向来是全力 维护毛的权威，而私下在毛面前，又敢于陈述己见，甚至敢于顶撞，敢于抗命。如三年内战在东北战场，就几次违背毛的意志，独立行事。
林忠实于毛，也有毛的原因。历史上毛、林的真实关系是，与其说林需要毛，还不与说是毛更需要林。正因为毛需要林，所以毛给与林以超出了其他一切人的 尊重，包括容忍和接受林的不同意见。林的秉性毛也清楚，所以毛从来(九大之后另当别论)都是主动向林示好，不敢以主子对待奴才的态度对林。对此，林心知肚 明。
但林忠实于毛，并不意味着他对毛没有看法，意味着人身依附于毛。他臣服于毛，是别无选择，但这种臣服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的。他从来不把自己当做毛的家臣和奴才。毛、林最终分道扬镳，自然如前所述，有治国理念方面的分歧；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九大之后，毛改变了对林的态度—— 对于这位“亲密战友”，毛不再信任，又一次玩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故伎，到处煽风点火，欲致林于死地。
中国封建皇权统治数千年，中国人早已对“龙座”上的最高当权者的暴行习以为常，只会逆来顺受，即使走投无路，也不会铤而走险。这种惯于作“奴才”的 成王败寇心态潜移默化，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之中，在中共党内，有毛一代，更是达到极致。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
但是，在毛时代，党内从上到下都已彻底“驯服工具”化了。面对毛的整肃，即使党内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大都乖乖地跪倒在地，自掌耳光，乞求宽 恕；甚至刀架到了脖子上，被整得家破人亡，还不忘表忠心。所谓“视君如寇仇”，别说做，就是想也不敢想！如周恩来，为了让毛对自己放心，不惜自污形象；如 邓小平，文革中复出时也要发誓“永不翻案”；如彭真，在宣判自己政治死刑的会议上，还要争辩“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
唯独林彪，敢于藐视毛的淫威，敢于和毛公开决裂和对抗。九届二中全会后，在毛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深知毛的为人和手段的林彪自然不会不想到自己的下 场，但他就是不检讨，而且干脆称病不出，撂了挑子；甚至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五一”晚会上，竟敢当着毛泽东的面拂袖而去。最后在陷于绝境 时，更是演出了惊天一幕，以宁死也不向毛低头的倔强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从而让“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万岁精神几近崩溃，差一点就去见了马克思。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当年加到林彪头上的，诸如“主张设国家主席”一类莫须有的罪名，都已成为笑柄，但唯有一项“叛国”的罪名几成铁案，让其难以翻 身。由林“出逃”定下的这一罪案似乎无人敢翻，即使林的女儿林豆豆也只是以林彪身不由己，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来为其开脱。其实，政治人物是否叛国与是否逃 亡或流亡国外毫无关系。即使林彪真的主动逃亡国外(根据林的个性，我认为他不会外逃；即使外逃，也不会逃亡苏联，因为林对苏联一直无好感)，也不能说是叛 国。因为在专制极权国家，政治人物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而逃往国外，在国外从事反对本国政府的政治活动，在世界上是很正常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从来 不会被视为叛国。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是司空见惯，赫赫有名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人都这么干过。他们或为清政府通缉，或被袁世凯打败，想到的第 一件事就是逃往国外，而且首选目标还是中国的宿敌日本。以孙中山为例。孙“二次革命”失败后，立即逃到日本。孙到日本后，投奔的竟然是日本的浪人黑帮兼专 门从事侵略中国活动的政治组织黑龙会。
就是中共自身，在早期，其领导人在国内难以立足时，也是往国外，特别是往苏联跑的，例如，我们的第一烈士李大钊就是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中被逮捕的， 并且被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洋政府以“里通外国”罪处以绞刑。中共在早期还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甚至是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共最终能够夺取政权，在很大程 度上，也是借助了苏联的力量。所以，以出逃为由，说林彪“叛国”，只能忽悠中小学生和无知的愤青，成熟的国民是不会上当的。而且，林在温都尔汗死难，不但 不是“叛国”，还有大功于中国。历史的正确结论应该是这样的：
林彪的戏剧性的出逃和死难，就像核弹大爆炸一样，让国人从个人迷信的迷狂中惊醒。从此，“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顶帽子被牢牢地戴到了毛的头 上，“毛天下”开始解体，国人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中国的未来。同时，林彪以实际行动告诉全国和全党，对于独裁者，不能“愚忠”，而要“舍得一身剐，敢把 皇帝拉下马”，这才是真正的爱党和爱国。
附：“九一三”志感（毕唐书）
之一
当年惊爆九一三，从此民心不信天。
真相初闻五七一，暴君空祭秦家店。
接班铁定齐欢庆，叛国声讨急转弯。
绝后空前天国事，夫妻公演二人转。
之二
伴虎伴君谨记心，岂知进退不由身。
战场胜算全无敌，异域荒沙竟断魂。
臣妾死生难自主，独夫心术乐杀人。
英雄落败应怀恨，失在忠君毒太深。
之三
煌煌史册血殷殷，臣子功高即累身。
韩信未央空有恨，林彪党国不招魂。
从来定罪莫须有，何必公审假作真。
可叹百年共和路，至今功过看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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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殉国还是叛国，替共匪卖命者皆无好下场，除非他自己是共匪的最高领导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高岗，刘少奇，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贺龙等等，直到现在的周永康，薄熙来，他们哪个没为共匪的专制政权卖过力？？
林彪算是共匪高官里唯一的真男人了，但是程度还不够，他还是豁不出去，没有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魄力，只是默许他儿子林立果实施杀毛的计 划，他自己并未全身心的投入，最终落得个惨死异国的结局。如果他敢豁出去，说不定死的是老毛，而不是他了。中国历史上弑君的例子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