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市位于豫西南，是河南省十个省直管县之一。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邓州市区，从市府门口的新华路一直往西，沿新华路再接249省道，7.2公里之后，你会到达一个叫蒋庄的村子。去年网上热传的“维权农妇自立市政府”的主角张海新，就是这个村子的。
再往西两三公里，就到了文渠街。20年前，这条街上临公路的一段路，修了很多低矮的土坯平房，做为小磨香油的生产基地供各级领导参观。因此，它们的 牌匾都非常了得，我记得其中一面叫“中国小磨油总公司”。这个产业基地的占地，来自文渠乡各个村的无偿腾挪，被判刑两年的张海新的维权明细中，就有这宗土 地账。
继续沿249省道往西北方向走，还有17公里，就是张村镇，我在这里读了3年高中。张村镇名声甚微，尽管见诸作家梁鸿的“梁庄两部曲”，但在书中，它的名字被化为了“吴镇”。梁鸿的家就在吴镇街上老公路北边一两公里处，临近湍河。那个村子本名也不叫“梁庄”。
从张村镇再往北10公里，是一个叫十林的镇子。20多年前，南阳曾掀起一阵乡土文化热，在当地自制的读物中，十林的名字可以追溯至大禹治水期间，大 禹在这里栽了十里长的树林。我查地方志发现，这个地方在明清时叫“十里林铺”，丘陵地貌上灌木丛生，野生动物很多。在更早的年代，这里是西通秦、南抵楚的 一条重要通道。现在，灌木和野生动物都不见了，代之的是起伏的麦田和铺张在麦田里的村落。
从张村到十林，从十林再到村里，这条路我走了3年。最后一次是2000年7月3日上午，数学老师来上最后一节课，讲了一二十分钟，见大家都兴趣索 然，就放下粉笔，祝大家在几天后的高考中顺利。随后，同学们在喧闹中散了场。我骑着自行车刚出张村街，还没有到“梁庄”，大雨就下了起来。
如果要描述一个地方，讲地理位置最为便捷，经济水平也必不可少。而地理和经济因素，又会刻画这块土地上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这里，我不想谈政治开化的程度，在我看来，全国各地除了太偏远的省份，其实都差不多。一个县委书记下决心要强拆地，强抓人，基本上都可以如愿。
对我老家的村子的定位，将有利于读者理解正文的叙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没有写出我村子的具体名称。出于行文便利的需要，本文将分为几个小标题。没什么逻辑，就拣影响最深的话题写吧。
你为啥不开车回来？
从镇上到我们村，是一条4米宽的村村通公路，入村之后则变为3.5米宽，往西再延伸到其他村子。在村小学一百米外，村村通公路在小河边折了一个大概120度的弯，随弯平行的，是十几家店铺。
春节几天，这个弯经常堵车。最长一次堵了有300多米，连电动车都挤不过去。有着急的司机在后排响起了喇叭，最前边的车却仍进退两难。初一下午，一位与我同龄的村民在这里遇到堵车后，下车指挥了十几分钟交通，才把车流疏导开来。
“都是胡球开，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还有逆行抢道的。一旦堵住，只能干瞪眼。”他的面包车是从河南北部的济源开回来的，自称已经受够了乡下道路上各种不受规矩的行车法。
白天，站在村里这个最大的堵点边，你会看到小汽车络绎不绝。最多的牌照当然是河南的，其次，广东、浙江、江苏、山西和四川的都有，却好像从未有北京牌照的车路过。车型中，以比亚迪、帝豪、东南汽车、五菱面包等廉价车型居多，凯美瑞和帕萨特以上的车则很少见。
汽车多起来，是村景最大的改变。大约从3年前开始，自驾返乡成为在外地混得“排场”的人的必选项。卖苦力的人被排除在外，稍微有点头脸的返乡者都会 被问起一个问题，“你为啥不开车回来？”几万块一辆的汽车，不仅可以在走亲戚时提供便利，更代表着主人的面子。基本上，没有汽车就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无能。 你说你混得不错，怎么连辆汽车都买不起呢？标准就是这么粗暴。
我做个做新闻民工的，也被众人列入不靠卖苦力维生的名录中。故此，我也经常被问起汽车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会开车，对方接着就会问，你家里有车没，我就只好告知我家那辆车的牌子。最后，他们都会劝我，“你可得早点学车呀。”
汽车问题只是一系列拷问的开始，你还被问起房产和薪资。对一个听起来已经定居城市的大学毕业生，这相当于心理酷刑。你照实说，自己落一个“没出息”倒是小事，整个家庭的面子都会受损。你要吹牛，父母就会担心那些信用不佳的邻居会找你借钱。
老实说，这样的对话让我颇感不适，主要源于村人对隐私和交际边界的践踏。不过细究之下，这个也是表象，更大的问题是，在村庄里，财力早已成为评判所有人的尺度，还是一票否决制。
你有多少钱，你开什么车，比你读了多少书，你在干什么，你为社会做多少贡献更加重要。这种价值观赤裸裸，坦荡荡。不过这倒不是什么故乡沦陷的结果，事实上农村几百年来一直如此，眼下的城市市民阶层也不例外。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正视。
在价值观拜物媚势的背后，更隐蔽的规则在游动。在丧失隐私权的中国乡村里，大部分人在交际时，会有意无意将对方纳入自己可以理解和评判的框架，以占据某些对话优势。他们唯有做了别人的评判者，置人于自证和辩诬之地，才会感到安全和舒服，却很少顾忌这会侵害他人。
在这样的氛围里，无论你是读了半图书馆书的博士，还是为民请命入狱半辈子的政治犯，都架不住轻轻一问，“你为啥不开车回来？”所以，我很理解那个从广东中山把一辆比亚迪开回老家的同学。即使只用来走了三天亲戚，他每一刻都在眉飞色舞。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想证明乡邻们有多少独创的恶意，而恰恰相反，他们在我看来还是善意更多的一群人。然而，我自小在农村的生活经验和交际中的直觉不会让我自欺欺人。为了避免不快，我尽量呆在家里。我没什么富可以炫，也不想哭穷装孙子。
招供隐私，受世俗势利的度量，是绝大多数返乡者——尤其是“文化人”必经的心理酷刑。很多人返乡后与故人们相见，感觉无话可谈，恐怕只是假象，更精确的原因是，价值观的鸿沟一旦就位，交谈越深入，越容易制造焦虑。
仔细想来，我父辈以上所信从的道德，都是与乱世相匹配的。为了活下去，亲戚故旧不得不互相扶帮，混出去的人，更不能忘本，必须提携救济亲戚中的贫弱 者。只要有几门靠谱的亲戚可以倚靠，适度贫困直至装穷其实更具性价比。毛时代对贫下中农的揄扬，也使得人们的财富观分裂且虚伪：一方面他们相信越穷越革命 的高台教化，另一方面却在现实中不得不势利。
到了现在，乱世小民式道德的信奉者已经过时。这种道德即使残存，也作为一些鸡贼者绑架亲友，索取无度的工具。同时，对财富的崇拜也丝毫不用再加以掩饰。如何发财，如何娶亲，成为农村过年最热的话题。
十男追三女的焦灼
小汽车对未婚的男孩更加重要。没有比拉着媒人坐进儿子的小汽车，更让一个母亲感到有底气了。没有汽车的男孩在去相亲时，钻窟窿打洞也会请一辆汽车助阵，没人会傻到骑着一辆旧摩托去见女方。
这也是三年前才兴起来的时尚。你当然可以做反潮流小将，只要你不怕打一辈子光棍。我父母结婚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就可以称为“三大件”。我 母亲从娘家嫁到我们村的代步工具，是生产队的一架牛车。在30多年后，想结婚的男方家庭必须有一进院的楼房（不能与公公公婆同住），至少十万元的彩礼，有 一辆汽车最好了，要是没汽车，你最好在县城也要有一套房子。
县城有房子的条件也是两年来才兴起的，其实这个对农家既属苛求，也无必要。但行情如此，不由人不服气，很多家庭就去邓州市区按揭买房。这些房子的价 格一般在30万元到40万元之间，对大部分农村购房者来说，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收入去支付按揭。但只要能娶来老婆，这都不成问题。
一位资深媒婆告诉我，在老家的相亲市场，基本上是十个男孩抢两三个女孩。相亲的高峰期就是春节返乡期间，有的女孩一天会相七八家，跑了一天基本会忘 记所有对象的长相。幸亏有了QQ和微信，大家见面后可以加上，在网上继续聊。最终结婚的也都是闪婚，大多数都是今年春节见面订婚，半年内就会办婚礼。
这种婚姻的质量可想而知。不过反过来看，从传宗接代的最主要效用出发，乡村婚姻更看重双方身体的健康，和男方经济条件的优越，并不需要经过太有质量的恋爱，爱来爱去，恨天恨地，低效率且高风险，对男方和女方来说都是如此。
在这里，我纠正一个网上关于性别比常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即使男女同龄出生性别比畸形，也可以通过错代结婚的方式来解决。比如，30多岁的男人 可以娶20多岁的女人，同龄的女性数量多少就与他关系不大。而在现实中，至少在我所去过的农村，这样的设计只能属于假象。或者说，错代可以周转的年龄差非 常之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超过25岁的女孩，与超过27岁的男孩，都算是残次品。女孩自然不愁嫁，但很难再入大富之家。超过27岁的男孩如果不是大富之 家，只能去离异和丧偶妇女那里碰运气。
每到岁末年初，乡间最坐不住的，就是适龄男孩的母亲们。她们见到熟人就央求对方为自己说个儿媳。饶是如此，在我们村，1990年到1995年龄段的男孩们，按照悲观的估计，将有三分之一左右将不得不打光棍。
这也是在为他们出生那几年的计生政策还债。我记得当时的乡镇计生办纠集人员，天天下乡抓人，要么关押求罚款，要么捆在手术台上引产。十林镇计生办大门旁的一个房间内，经常可见男女混杂关在一起，计生办院后是一个大池塘，也不知道里面丢弃了多少婴孩的亡灵。
习惯于屈从的农民们，被恢复了民国时代的保甲制度。五户一联结，一户违背计生政策，其他四户也跟着被罚。而如果他们其中一家提前举报揭发，则可以免 于处罚。在政权的强力压制下，人们不得不舍难从易，流掉女婴是很多家庭的选择。人们都不想养女婴的后果，就是在20年后，他们为找一个儿媳而挤得头破血 流。
在中国大部分农村，能生育的妇女一直是做为生产资料存在的。她们帮助家族传宗接代，抚慰丈夫的性欲，照料极易夭亡的孩子。男人的价值除了提供基因来源，就是养活老婆孩子。至少我老家的墓碑上，女人们无不“含辛茹苦”。男人们的美德，则是辛劳与勤俭。
可能让乐观主义者悲观的是，这样的价值观，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太大变化。农业社会褒扬的品质，无论再迂腐和反人道，但至少保证了持有者基因的存续。在我们村，“绝户”至今还是最恶毒的诅咒。纵观大多数男女的宿命，就是竭尽全力，确保这个家庭不在他们这一代绝户。
当农民的经济来源从土地转移到城市之后，延续几千年，以父权为核心的的家庭权力结构也面临冲击。挣不来钱，就不再有权。儿媳进门之后，聪明的父母就必须学会闭嘴。
性别比畸形，儿媳难觅，也动摇了旧有的贞节观。婚前守贞不再变得重要，几乎所有家庭都对儿媳的情史不闻不问，或者心照不宣。我本家一个长辈对我说， 男孩女孩长到一定年龄，谈得来了，滚到一个被窝里再正常不过。咱们家男孩想跟女孩睡，咋能管住不让人家女孩去跟别人睡？只要结婚后收住心，不给家族戴几顶 绿帽，啥都好说。
这样的豁达，或许还带着几分无奈。新闻上的老板征婚，可以要求处女。一个农村家庭，即使富了点，也做同样要求，在现在肯定被视作无理多事，不识时务。农村女性的性自由，却通过她们做为生育资源的短缺而拉开帷幕，不知道这能否算得上一种进步。
哪来的“沦陷”？
近年来，描写当下农村的书和文章都很多。这些文字的最大相同处，就是几乎没有出自农民的手笔，更多由农村的逃离者和观察者们采写。其中，我最认可的就是梁鸿的“梁庄两部曲”，在那两本书中，她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同情之理解。
不过，她也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故乡“沦陷”原因何在？从乡土之污染（垃圾和饮用水问题），乡校之废弃（梁庄小学成了养猪场），再到乡人之离散（出梁庄到城市边缘讨生活），乡风之沦丧（不孝子和奸杀老妇之少年）等，似乎构筑了一组闭合的答案。
我却连“故乡沦陷”本身都表示怀疑。我知道，很多读者对本文的阅读期待包括农村教育的沉沦。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需要太多讨论的问题。农民放弃子 女的教育，看似是因为读书性价比的锐减，真正的原因则是这个政权已经不太需要从农村汲取人才，以自利自固。相反，农村孩子对教育公平的渴求，会对政权稳定 造成威胁。
农村环境污染加重也可做如是观。加大对农村环保投入，严厉环保执法，对政权毫无收益，还要耗费大量财政支出，影响招商引资，所以除非农村生发出可以自救的集体权力，否则越来越脏就是历史宿命，是抵抗不住的大趋势。
人情淡漠的观感，也经不起太多推敲。我想，很多写作者可能忽视了旧道德的时代性和脆弱，又将经济落后年代，人们交际不得已的低效和重复，误作人性的 淳朴和人情的炙热。具体到过年，则是物质的丰厚，娱乐方式的多元，以及交通的便利，冲淡了所谓“年味”。一年只能吃两三次肉饺子的年代，所过的年，与现在 的年，自然不是同一个。
大部分对农村经济破落的探究，更是浅薄到可笑。在我看来，农村经济的落后，和必将延续的落后，最主要根源就是中共蛮横的土地制度。该制度架空了农民 对土地的所有权，又将土地的使用权和用途剥离，只有让政府获取土地红利的大头，土地才得以发挥超出种植的效益。在这样的制度下，农地为奴地，农民为奴民， 农村经济糜烂破烂，应是必然，何必大惊小怪呢。
对这些不必喟叹，喟叹也无效的问题，诉诸抒情最为常见，却也淡得无聊。农村观察者们更不能因为时光流逝太无情，就幻化出一个过去的美好年代。吾乡在 中共建政前，曾长期闹刀客（土匪），现在很多村子还可以看出寨墙的痕迹。虽然顶着一个“宛西自治”的帽子，但人命不如狗，饥荒与兵灾交相肆虐，我爷爷奶奶 一代还记忆犹新。中共建政以后，则是更大的浩劫，至少在1960年，我奶奶和我父亲就差点饿死。我奶奶的父亲和爷爷则在一夜之间病饿而死。
很多人说乡村“沦陷”的时候，我总在想它是否有过“不沦陷”的时候。在中国这个历史已简化为暴力史的国度，农村一直被各路暴力行使者视作兵、钱、粮 和女人的输出地，很少有人会想起来反哺土地。今天，农村老人一个月领50元养老金都会被宣传为天大的德政，政权接下来会如何对待这片土地，已不言自明。
按照政府网站的回复，我们村及周边几个村的新农村社区规划，早已在2009年已经作出，只是囿于资金原因一直没有实施。可以设想，待到实施之日，旧 有的村落将被断电断路，被强拆，村民们会被赶到政府设定的集中居住点，高价购买由政府指定的包工头建造的房屋。老村子的土地，则会被纳入土地置换指标内， 换作政府土地财政赖以运作的原始资源。
那才是故乡真正的“沦陷”。在人无恒心、家无恒业的村庄里，抒情越来越显得矫情而无用。在拜读了数篇返乡文之后，我决定写下这篇小文，也算是对一些零碎思考的小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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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天，我在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新闻民工的回乡手记，转载很多。在那篇写得并不规整的小文中，我断言农村的破败是必然和必将持续的。我之所以有 这个观点，乃是出于我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比较抵制和反感对田园废弃，牧歌不再的挽悼式抒情，那是中学生的特权。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为人们解答 “为什么”，如果不能坚持基本的是非观，闭上大嘴会显得更加体面。
今日重推的小文，此前在公号上发过，原标题为《中国城市病已无药可医》，如果标题的判断成立，那么广大农村的空心村、留守儿童等问题也将无药可医。 这听起来难免让人不快。但正如罗素所说，所谓理性，指的是某人通过可以验证的科学原则判断出自己将很快死去，在死亡来临时，他固然会为告别人世而伤怀，但 更因判断得验而欣喜（大意）。
不怕您差评，国事和农村越糜烂，我的这种欣喜就越丰盈。
不用再列举数据，来证明大陆各大城市的沉疴和新疾。堵车、雾霾、高房价、入托难、入学难，甚至找一块墓地都难，在北上广和大多数省会城市，早是众所 周知的城市病。为了缓解这些病，政府限购房产、限购汽车，汽车又限行，各种办法用尽，也挡不住路面上滚滚的车流人流。最近，北京市政府又宣称将淘汰“低端 人口”，以减少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举措之一就是派人到天通苑等一些低端社区清理群租房。
住在河北燕郊的北京外来人口，暂时不用担心被清理，但很多年轻人的父母清晨五六点就得起床，替儿女在公交站排队。他们的儿女，每天至少要花3个小时 往返北京市区和燕郊的住处。前些天，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研究组中心主任李铁对媒体坦称，北京不敢往燕郊修地铁，因为害怕北京市区的房价跌下来，而 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与房价直接挂钩。
既然大城市对外来谋生者如此不友好，他们为何还非要守着北上广不走？这些涌入北上广的人群，无疑加剧了城市病，并愈演愈烈。在目前的体制下，城市病 有无治愈或缓解的可能？做为一个曾在北京工作过4年，最终逃离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上述问题，我想了很久，最后得出结论，城市病在现行体制下无药可医。
无论在冠盖云集的北京，还是遍地流金的上海广州，官二代和富二代固然要比一般人家的儿女活得更滋润，也更易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但后者在大城市与在故 乡比，活得不见得更滋润，却也更易找到一份工作，重塑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家族的未来。在他们的故乡，阶层早已固化，科技和工商业的落后，他们要么得重金贿赂 当地领导，混入体制内食民之禄，与民夺利，要么苦苦挣扎，做个教师，或干个小生意什么的。
北大博士冯军旗曾考察河南南阳某县的政治生态，在这个人口只有80万，拥有一千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的农业县里，竟有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 政治“小家族”，除了人事权归省市的少数岗位外，这些大小大族可以说完全把控了体制内入仕晋升的渠道。大陆的政治体制又决定了，工商业也必须附丽服务于权 力。没几个硬后台，你在县城开一个大一点的超市，都会被穿制服的敲诈勒索到破产。
媒体人叶一剑曾以“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来描述这种尴尬。当越来越多的人都挤进大城市取暖，纾缓拥堵最好的办法，无疑是把火堆分开，让人们不 那么挤地获取光明和热量。可是，在大陆权力通杀的体制下，权力首先是用来自利的，官员们最先考虑的，永远是把自己所在的小区修漂亮，把上级领导视察必经的 街区搞繁华，尽量为子女所在的学校拨款。其他人想蹭点权力的便宜，享受更好的市政和教育资源，除了往大城市里挤，别无他法。
官民生活如此，那些办厂经商的，当然也得逐权力和人流而动或驻。大城市在聚集足够多的经济总量之后，其商业逻辑和对规则的先天需求，会在权力的重压 下，挤出一些相对自由公平的空间，提供给那些有进取心而缺乏权力资源的人。在中国，这些空间弥足珍贵。那些即使一天挤三四个小时公交车，也舍不得回老家的 年轻人，图的就是这个。
最近，关于北京首都行政“副中心”的话题很热，是保定、通州还是廊坊，众说纷纭，乌龙迭出。在众声喧闹的背后，权力之手对城市定位和发展模式的决定性影响展现无遗。
权力的自利，导致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掠夺性的土地制度，更给城市病的棺木砸了一圈结实的抓钉。中共在1982年版宪法中，添了一句“城市的土地 属于国家所有”，授权国务院管理城市土地，又通过土地法，由国务院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国有土地。偷梁换柱、暗渡陈仓之后，地方政府俨然成了城市土地的合法拥 有者，又可以通过编制城市规划，改造城中村等，不断将城市周边原本属于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大搞土地财政。所有想在城市驻足的人，都必须跟着政府的规 划图走，而趋利而非民生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城市建设“摊大饼”，甚至“造鬼城”因而无法叫停。
在农村，数千年来一贯的土地私有制，在经过土改和“大跃进”运动后，已面目全非。“改革开放”后，农民没有收回自己的土地，而要从村集体“联产承 包”。在法律上，农民的田地和宅基地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听命于党委政府的“村集体”所有。这还不够，政府之手又通过县级国土局和乡镇国土所直接伸入村 庄，对集体土地上下其手，农民连建所婚房，就得经政府批准，往往要被敲诈一笔钱。政府如果愿意，可以随便画个圈，禁止圈内的农民自建房。前些天，河南省夏 邑县一农民在院子里捅死乡干部，原因即在此。
政府又将土地所有制与用途挂钩，在村集体土地上只能种庄稼搞养殖，要想进行商业开发，必须由政府先低价征收，再以数十数百倍的价格招拍挂卖出，赚一 大笔土地出让金。政府标榜这是为了保护耕地，可不难看出，这种制度是在鼓励政府侵占耕地搞商业开发，政府又有暴力工具，强拆血拆于是遍地开花。
在这样野蛮扭曲的土地制度下，底层百姓无论农民还是市民，都无法利用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建恒业、立恒心，只能成为世世代代为蜗居付出高价的奴民。要想解决城市病，唯一的出路就在农村。但自从中共建政以后，农民就一直被剥夺了利用自己的才智力，盘活土地价值的权利。
农村连自己的村民都留不住，更别谈为大城市分流了。在权力主导中国及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之后，大城市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病，像无数只残暴肮脏的怪兽，不停吞噬人们的血汗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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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农村环保投入，严厉环保执法，对政权毫无收益，还要耗费大量财政支出，影响招商引资，所以除非农村生发出可以自救的集体权力，否则越来越脏就是历史宿命，是抵抗不住的大趋势。”，
“越来越脏就是历史宿命，是抵抗不住的大趋势”-城市里也一样。
唉，中国人真是可悲的民族，赶快RUN AWAY TO FOREIGN COUNTRIES.
再往西两三公里，就到了文渠街。20年前，这条街上临公路的一段路，修了很多低矮的土坯平房，做为小磨香油的生产基地供各级领导参观。因此，它们的 牌匾都非常了得，我记得其中一面叫“中国小磨油总公司”。这个产业基地的占地，来自文渠乡各个村的无偿腾挪，被判刑两年的张海新的维权明细中，就有这宗土 地账。
继续沿249省道往西北方向走，还有17公里，就是张村镇，我在这里读了3年高中。张村镇名声甚微，尽管见诸作家梁鸿的“梁庄两部曲”，但在书中，它的名字被化为了“吴镇”。梁鸿的家就在吴镇街上老公路北边一两公里处，临近湍河。那个村子本名也不叫“梁庄”。
从张村镇再往北10公里，是一个叫十林的镇子。20多年前，南阳曾掀起一阵乡土文化热，在当地自制的读物中，十林的名字可以追溯至大禹治水期间，大 禹在这里栽了十里长的树林。我查地方志发现，这个地方在明清时叫“十里林铺”，丘陵地貌上灌木丛生，野生动物很多。在更早的年代，这里是西通秦、南抵楚的 一条重要通道。现在，灌木和野生动物都不见了，代之的是起伏的麦田和铺张在麦田里的村落。
从张村到十林，从十林再到村里，这条路我走了3年。最后一次是2000年7月3日上午，数学老师来上最后一节课，讲了一二十分钟，见大家都兴趣索 然，就放下粉笔，祝大家在几天后的高考中顺利。随后，同学们在喧闹中散了场。我骑着自行车刚出张村街，还没有到“梁庄”，大雨就下了起来。
如果要描述一个地方，讲地理位置最为便捷，经济水平也必不可少。而地理和经济因素，又会刻画这块土地上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这里，我不想谈政治开化的程度，在我看来，全国各地除了太偏远的省份，其实都差不多。一个县委书记下决心要强拆地，强抓人，基本上都可以如愿。
对我老家的村子的定位，将有利于读者理解正文的叙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没有写出我村子的具体名称。出于行文便利的需要，本文将分为几个小标题。没什么逻辑，就拣影响最深的话题写吧。
你为啥不开车回来？
从镇上到我们村，是一条4米宽的村村通公路，入村之后则变为3.5米宽，往西再延伸到其他村子。在村小学一百米外，村村通公路在小河边折了一个大概120度的弯，随弯平行的，是十几家店铺。
春节几天，这个弯经常堵车。最长一次堵了有300多米，连电动车都挤不过去。有着急的司机在后排响起了喇叭，最前边的车却仍进退两难。初一下午，一位与我同龄的村民在这里遇到堵车后，下车指挥了十几分钟交通，才把车流疏导开来。
“都是胡球开，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还有逆行抢道的。一旦堵住，只能干瞪眼。”他的面包车是从河南北部的济源开回来的，自称已经受够了乡下道路上各种不受规矩的行车法。
白天，站在村里这个最大的堵点边，你会看到小汽车络绎不绝。最多的牌照当然是河南的，其次，广东、浙江、江苏、山西和四川的都有，却好像从未有北京牌照的车路过。车型中，以比亚迪、帝豪、东南汽车、五菱面包等廉价车型居多，凯美瑞和帕萨特以上的车则很少见。
汽车多起来，是村景最大的改变。大约从3年前开始，自驾返乡成为在外地混得“排场”的人的必选项。卖苦力的人被排除在外，稍微有点头脸的返乡者都会 被问起一个问题，“你为啥不开车回来？”几万块一辆的汽车，不仅可以在走亲戚时提供便利，更代表着主人的面子。基本上，没有汽车就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无能。 你说你混得不错，怎么连辆汽车都买不起呢？标准就是这么粗暴。
我做个做新闻民工的，也被众人列入不靠卖苦力维生的名录中。故此，我也经常被问起汽车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会开车，对方接着就会问，你家里有车没，我就只好告知我家那辆车的牌子。最后，他们都会劝我，“你可得早点学车呀。”
汽车问题只是一系列拷问的开始，你还被问起房产和薪资。对一个听起来已经定居城市的大学毕业生，这相当于心理酷刑。你照实说，自己落一个“没出息”倒是小事，整个家庭的面子都会受损。你要吹牛，父母就会担心那些信用不佳的邻居会找你借钱。
老实说，这样的对话让我颇感不适，主要源于村人对隐私和交际边界的践踏。不过细究之下，这个也是表象，更大的问题是，在村庄里，财力早已成为评判所有人的尺度，还是一票否决制。
你有多少钱，你开什么车，比你读了多少书，你在干什么，你为社会做多少贡献更加重要。这种价值观赤裸裸，坦荡荡。不过这倒不是什么故乡沦陷的结果，事实上农村几百年来一直如此，眼下的城市市民阶层也不例外。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正视。
在价值观拜物媚势的背后，更隐蔽的规则在游动。在丧失隐私权的中国乡村里，大部分人在交际时，会有意无意将对方纳入自己可以理解和评判的框架，以占据某些对话优势。他们唯有做了别人的评判者，置人于自证和辩诬之地，才会感到安全和舒服，却很少顾忌这会侵害他人。
在这样的氛围里，无论你是读了半图书馆书的博士，还是为民请命入狱半辈子的政治犯，都架不住轻轻一问，“你为啥不开车回来？”所以，我很理解那个从广东中山把一辆比亚迪开回老家的同学。即使只用来走了三天亲戚，他每一刻都在眉飞色舞。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想证明乡邻们有多少独创的恶意，而恰恰相反，他们在我看来还是善意更多的一群人。然而，我自小在农村的生活经验和交际中的直觉不会让我自欺欺人。为了避免不快，我尽量呆在家里。我没什么富可以炫，也不想哭穷装孙子。
招供隐私，受世俗势利的度量，是绝大多数返乡者——尤其是“文化人”必经的心理酷刑。很多人返乡后与故人们相见，感觉无话可谈，恐怕只是假象，更精确的原因是，价值观的鸿沟一旦就位，交谈越深入，越容易制造焦虑。
仔细想来，我父辈以上所信从的道德，都是与乱世相匹配的。为了活下去，亲戚故旧不得不互相扶帮，混出去的人，更不能忘本，必须提携救济亲戚中的贫弱 者。只要有几门靠谱的亲戚可以倚靠，适度贫困直至装穷其实更具性价比。毛时代对贫下中农的揄扬，也使得人们的财富观分裂且虚伪：一方面他们相信越穷越革命 的高台教化，另一方面却在现实中不得不势利。
到了现在，乱世小民式道德的信奉者已经过时。这种道德即使残存，也作为一些鸡贼者绑架亲友，索取无度的工具。同时，对财富的崇拜也丝毫不用再加以掩饰。如何发财，如何娶亲，成为农村过年最热的话题。
十男追三女的焦灼
小汽车对未婚的男孩更加重要。没有比拉着媒人坐进儿子的小汽车，更让一个母亲感到有底气了。没有汽车的男孩在去相亲时，钻窟窿打洞也会请一辆汽车助阵，没人会傻到骑着一辆旧摩托去见女方。
这也是三年前才兴起来的时尚。你当然可以做反潮流小将，只要你不怕打一辈子光棍。我父母结婚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就可以称为“三大件”。我 母亲从娘家嫁到我们村的代步工具，是生产队的一架牛车。在30多年后，想结婚的男方家庭必须有一进院的楼房（不能与公公公婆同住），至少十万元的彩礼，有 一辆汽车最好了，要是没汽车，你最好在县城也要有一套房子。
县城有房子的条件也是两年来才兴起的，其实这个对农家既属苛求，也无必要。但行情如此，不由人不服气，很多家庭就去邓州市区按揭买房。这些房子的价 格一般在30万元到40万元之间，对大部分农村购房者来说，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收入去支付按揭。但只要能娶来老婆，这都不成问题。
一位资深媒婆告诉我，在老家的相亲市场，基本上是十个男孩抢两三个女孩。相亲的高峰期就是春节返乡期间，有的女孩一天会相七八家，跑了一天基本会忘 记所有对象的长相。幸亏有了QQ和微信，大家见面后可以加上，在网上继续聊。最终结婚的也都是闪婚，大多数都是今年春节见面订婚，半年内就会办婚礼。
这种婚姻的质量可想而知。不过反过来看，从传宗接代的最主要效用出发，乡村婚姻更看重双方身体的健康，和男方经济条件的优越，并不需要经过太有质量的恋爱，爱来爱去，恨天恨地，低效率且高风险，对男方和女方来说都是如此。
在这里，我纠正一个网上关于性别比常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即使男女同龄出生性别比畸形，也可以通过错代结婚的方式来解决。比如，30多岁的男人 可以娶20多岁的女人，同龄的女性数量多少就与他关系不大。而在现实中，至少在我所去过的农村，这样的设计只能属于假象。或者说，错代可以周转的年龄差非 常之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超过25岁的女孩，与超过27岁的男孩，都算是残次品。女孩自然不愁嫁，但很难再入大富之家。超过27岁的男孩如果不是大富之 家，只能去离异和丧偶妇女那里碰运气。
每到岁末年初，乡间最坐不住的，就是适龄男孩的母亲们。她们见到熟人就央求对方为自己说个儿媳。饶是如此，在我们村，1990年到1995年龄段的男孩们，按照悲观的估计，将有三分之一左右将不得不打光棍。
这也是在为他们出生那几年的计生政策还债。我记得当时的乡镇计生办纠集人员，天天下乡抓人，要么关押求罚款，要么捆在手术台上引产。十林镇计生办大门旁的一个房间内，经常可见男女混杂关在一起，计生办院后是一个大池塘，也不知道里面丢弃了多少婴孩的亡灵。
习惯于屈从的农民们，被恢复了民国时代的保甲制度。五户一联结，一户违背计生政策，其他四户也跟着被罚。而如果他们其中一家提前举报揭发，则可以免 于处罚。在政权的强力压制下，人们不得不舍难从易，流掉女婴是很多家庭的选择。人们都不想养女婴的后果，就是在20年后，他们为找一个儿媳而挤得头破血 流。
在中国大部分农村，能生育的妇女一直是做为生产资料存在的。她们帮助家族传宗接代，抚慰丈夫的性欲，照料极易夭亡的孩子。男人的价值除了提供基因来源，就是养活老婆孩子。至少我老家的墓碑上，女人们无不“含辛茹苦”。男人们的美德，则是辛劳与勤俭。
可能让乐观主义者悲观的是，这样的价值观，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太大变化。农业社会褒扬的品质，无论再迂腐和反人道，但至少保证了持有者基因的存续。在我们村，“绝户”至今还是最恶毒的诅咒。纵观大多数男女的宿命，就是竭尽全力，确保这个家庭不在他们这一代绝户。
当农民的经济来源从土地转移到城市之后，延续几千年，以父权为核心的的家庭权力结构也面临冲击。挣不来钱，就不再有权。儿媳进门之后，聪明的父母就必须学会闭嘴。
性别比畸形，儿媳难觅，也动摇了旧有的贞节观。婚前守贞不再变得重要，几乎所有家庭都对儿媳的情史不闻不问，或者心照不宣。我本家一个长辈对我说， 男孩女孩长到一定年龄，谈得来了，滚到一个被窝里再正常不过。咱们家男孩想跟女孩睡，咋能管住不让人家女孩去跟别人睡？只要结婚后收住心，不给家族戴几顶 绿帽，啥都好说。
这样的豁达，或许还带着几分无奈。新闻上的老板征婚，可以要求处女。一个农村家庭，即使富了点，也做同样要求，在现在肯定被视作无理多事，不识时务。农村女性的性自由，却通过她们做为生育资源的短缺而拉开帷幕，不知道这能否算得上一种进步。
哪来的“沦陷”？
近年来，描写当下农村的书和文章都很多。这些文字的最大相同处，就是几乎没有出自农民的手笔，更多由农村的逃离者和观察者们采写。其中，我最认可的就是梁鸿的“梁庄两部曲”，在那两本书中，她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同情之理解。
不过，她也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故乡“沦陷”原因何在？从乡土之污染（垃圾和饮用水问题），乡校之废弃（梁庄小学成了养猪场），再到乡人之离散（出梁庄到城市边缘讨生活），乡风之沦丧（不孝子和奸杀老妇之少年）等，似乎构筑了一组闭合的答案。
我却连“故乡沦陷”本身都表示怀疑。我知道，很多读者对本文的阅读期待包括农村教育的沉沦。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需要太多讨论的问题。农民放弃子 女的教育，看似是因为读书性价比的锐减，真正的原因则是这个政权已经不太需要从农村汲取人才，以自利自固。相反，农村孩子对教育公平的渴求，会对政权稳定 造成威胁。
农村环境污染加重也可做如是观。加大对农村环保投入，严厉环保执法，对政权毫无收益，还要耗费大量财政支出，影响招商引资，所以除非农村生发出可以自救的集体权力，否则越来越脏就是历史宿命，是抵抗不住的大趋势。
人情淡漠的观感，也经不起太多推敲。我想，很多写作者可能忽视了旧道德的时代性和脆弱，又将经济落后年代，人们交际不得已的低效和重复，误作人性的 淳朴和人情的炙热。具体到过年，则是物质的丰厚，娱乐方式的多元，以及交通的便利，冲淡了所谓“年味”。一年只能吃两三次肉饺子的年代，所过的年，与现在 的年，自然不是同一个。
大部分对农村经济破落的探究，更是浅薄到可笑。在我看来，农村经济的落后，和必将延续的落后，最主要根源就是中共蛮横的土地制度。该制度架空了农民 对土地的所有权，又将土地的使用权和用途剥离，只有让政府获取土地红利的大头，土地才得以发挥超出种植的效益。在这样的制度下，农地为奴地，农民为奴民， 农村经济糜烂破烂，应是必然，何必大惊小怪呢。
对这些不必喟叹，喟叹也无效的问题，诉诸抒情最为常见，却也淡得无聊。农村观察者们更不能因为时光流逝太无情，就幻化出一个过去的美好年代。吾乡在 中共建政前，曾长期闹刀客（土匪），现在很多村子还可以看出寨墙的痕迹。虽然顶着一个“宛西自治”的帽子，但人命不如狗，饥荒与兵灾交相肆虐，我爷爷奶奶 一代还记忆犹新。中共建政以后，则是更大的浩劫，至少在1960年，我奶奶和我父亲就差点饿死。我奶奶的父亲和爷爷则在一夜之间病饿而死。
很多人说乡村“沦陷”的时候，我总在想它是否有过“不沦陷”的时候。在中国这个历史已简化为暴力史的国度，农村一直被各路暴力行使者视作兵、钱、粮 和女人的输出地，很少有人会想起来反哺土地。今天，农村老人一个月领50元养老金都会被宣传为天大的德政，政权接下来会如何对待这片土地，已不言自明。
按照政府网站的回复，我们村及周边几个村的新农村社区规划，早已在2009年已经作出，只是囿于资金原因一直没有实施。可以设想，待到实施之日，旧 有的村落将被断电断路，被强拆，村民们会被赶到政府设定的集中居住点，高价购买由政府指定的包工头建造的房屋。老村子的土地，则会被纳入土地置换指标内， 换作政府土地财政赖以运作的原始资源。
那才是故乡真正的“沦陷”。在人无恒心、家无恒业的村庄里，抒情越来越显得矫情而无用。在拜读了数篇返乡文之后，我决定写下这篇小文，也算是对一些零碎思考的小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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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天，我在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新闻民工的回乡手记，转载很多。在那篇写得并不规整的小文中，我断言农村的破败是必然和必将持续的。我之所以有 这个观点，乃是出于我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比较抵制和反感对田园废弃，牧歌不再的挽悼式抒情，那是中学生的特权。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为人们解答 “为什么”，如果不能坚持基本的是非观，闭上大嘴会显得更加体面。
今日重推的小文，此前在公号上发过，原标题为《中国城市病已无药可医》，如果标题的判断成立，那么广大农村的空心村、留守儿童等问题也将无药可医。 这听起来难免让人不快。但正如罗素所说，所谓理性，指的是某人通过可以验证的科学原则判断出自己将很快死去，在死亡来临时，他固然会为告别人世而伤怀，但 更因判断得验而欣喜（大意）。
不怕您差评，国事和农村越糜烂，我的这种欣喜就越丰盈。
不用再列举数据，来证明大陆各大城市的沉疴和新疾。堵车、雾霾、高房价、入托难、入学难，甚至找一块墓地都难，在北上广和大多数省会城市，早是众所 周知的城市病。为了缓解这些病，政府限购房产、限购汽车，汽车又限行，各种办法用尽，也挡不住路面上滚滚的车流人流。最近，北京市政府又宣称将淘汰“低端 人口”，以减少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举措之一就是派人到天通苑等一些低端社区清理群租房。
住在河北燕郊的北京外来人口，暂时不用担心被清理，但很多年轻人的父母清晨五六点就得起床，替儿女在公交站排队。他们的儿女，每天至少要花3个小时 往返北京市区和燕郊的住处。前些天，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研究组中心主任李铁对媒体坦称，北京不敢往燕郊修地铁，因为害怕北京市区的房价跌下来，而 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与房价直接挂钩。
既然大城市对外来谋生者如此不友好，他们为何还非要守着北上广不走？这些涌入北上广的人群，无疑加剧了城市病，并愈演愈烈。在目前的体制下，城市病 有无治愈或缓解的可能？做为一个曾在北京工作过4年，最终逃离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上述问题，我想了很久，最后得出结论，城市病在现行体制下无药可医。
无论在冠盖云集的北京，还是遍地流金的上海广州，官二代和富二代固然要比一般人家的儿女活得更滋润，也更易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但后者在大城市与在故 乡比，活得不见得更滋润，却也更易找到一份工作，重塑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家族的未来。在他们的故乡，阶层早已固化，科技和工商业的落后，他们要么得重金贿赂 当地领导，混入体制内食民之禄，与民夺利，要么苦苦挣扎，做个教师，或干个小生意什么的。
北大博士冯军旗曾考察河南南阳某县的政治生态，在这个人口只有80万，拥有一千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的农业县里，竟有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 政治“小家族”，除了人事权归省市的少数岗位外，这些大小大族可以说完全把控了体制内入仕晋升的渠道。大陆的政治体制又决定了，工商业也必须附丽服务于权 力。没几个硬后台，你在县城开一个大一点的超市，都会被穿制服的敲诈勒索到破产。
媒体人叶一剑曾以“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来描述这种尴尬。当越来越多的人都挤进大城市取暖，纾缓拥堵最好的办法，无疑是把火堆分开，让人们不 那么挤地获取光明和热量。可是，在大陆权力通杀的体制下，权力首先是用来自利的，官员们最先考虑的，永远是把自己所在的小区修漂亮，把上级领导视察必经的 街区搞繁华，尽量为子女所在的学校拨款。其他人想蹭点权力的便宜，享受更好的市政和教育资源，除了往大城市里挤，别无他法。
官民生活如此，那些办厂经商的，当然也得逐权力和人流而动或驻。大城市在聚集足够多的经济总量之后，其商业逻辑和对规则的先天需求，会在权力的重压 下，挤出一些相对自由公平的空间，提供给那些有进取心而缺乏权力资源的人。在中国，这些空间弥足珍贵。那些即使一天挤三四个小时公交车，也舍不得回老家的 年轻人，图的就是这个。
最近，关于北京首都行政“副中心”的话题很热，是保定、通州还是廊坊，众说纷纭，乌龙迭出。在众声喧闹的背后，权力之手对城市定位和发展模式的决定性影响展现无遗。
权力的自利，导致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掠夺性的土地制度，更给城市病的棺木砸了一圈结实的抓钉。中共在1982年版宪法中，添了一句“城市的土地 属于国家所有”，授权国务院管理城市土地，又通过土地法，由国务院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国有土地。偷梁换柱、暗渡陈仓之后，地方政府俨然成了城市土地的合法拥 有者，又可以通过编制城市规划，改造城中村等，不断将城市周边原本属于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大搞土地财政。所有想在城市驻足的人，都必须跟着政府的规 划图走，而趋利而非民生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城市建设“摊大饼”，甚至“造鬼城”因而无法叫停。
在农村，数千年来一贯的土地私有制，在经过土改和“大跃进”运动后，已面目全非。“改革开放”后，农民没有收回自己的土地，而要从村集体“联产承 包”。在法律上，农民的田地和宅基地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听命于党委政府的“村集体”所有。这还不够，政府之手又通过县级国土局和乡镇国土所直接伸入村 庄，对集体土地上下其手，农民连建所婚房，就得经政府批准，往往要被敲诈一笔钱。政府如果愿意，可以随便画个圈，禁止圈内的农民自建房。前些天，河南省夏 邑县一农民在院子里捅死乡干部，原因即在此。
政府又将土地所有制与用途挂钩，在村集体土地上只能种庄稼搞养殖，要想进行商业开发，必须由政府先低价征收，再以数十数百倍的价格招拍挂卖出，赚一 大笔土地出让金。政府标榜这是为了保护耕地，可不难看出，这种制度是在鼓励政府侵占耕地搞商业开发，政府又有暴力工具，强拆血拆于是遍地开花。
在这样野蛮扭曲的土地制度下，底层百姓无论农民还是市民，都无法利用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建恒业、立恒心，只能成为世世代代为蜗居付出高价的奴民。要想解决城市病，唯一的出路就在农村。但自从中共建政以后，农民就一直被剥夺了利用自己的才智力，盘活土地价值的权利。
农村连自己的村民都留不住，更别谈为大城市分流了。在权力主导中国及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之后，大城市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病，像无数只残暴肮脏的怪兽，不停吞噬人们的血汗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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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农村环保投入，严厉环保执法，对政权毫无收益，还要耗费大量财政支出，影响招商引资，所以除非农村生发出可以自救的集体权力，否则越来越脏就是历史宿命，是抵抗不住的大趋势。”，
“越来越脏就是历史宿命，是抵抗不住的大趋势”-城市里也一样。
唉，中国人真是可悲的民族，赶快RUN AWAY TO FOREIGN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