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11年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形成的世界经济下行，外部对中国制造需求拉动力的减弱，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但
是，我认为，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是互为影响和作用的：如果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本身是健康的，会从经济增长下行中走出，并且，由于人口规模较大而带
动全球经济走出下行状态。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我认为，有其自身的因果形成机理和过程。
人口及其流动问题造成的“萎缩性衰退”
几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人口增长的放缓，特别是年轻人口和劳动力开始陡坡式减少，而人口结构急速老龄化、劳动力减少、消费萎缩、劳动成本上升、产品中养老成本越来越高，对外竞争力快速下降。
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农民先前基本得不到财产性利益的土地体制、推高地价和房价的地方土地财政，则使人口城市化因大部分农民买不起城镇的住宅而“青出老回”，所谓的城市化，实际上出现了“未化先滞”问题。
强制而长期的计划生育，实质是大伤了中华民族赖以复兴的元气，加上农民不能成为市民，城市化进程的实际中断，造成了国民经济萎缩性衰退。这是中 国国民经济长期增长这次放慢和未来可能颓势最主要的下拽力量，如果不设计其他强有力的实施方案和措施进行对冲，很可能会导致国民经济时间较长和幅度较深的 大衰退。
首先，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是“未富先老”和“未强先衰”。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时，人口总体比韩台老化。中国2011年人口生育率1.4和增长率0.45%，高于韩国高增长结束之2002年的1.17和0.35%，低于台湾高增长结束1997年的1.7和0.95%。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0%，高于当时韩国的7%和台湾的8%，人口中位年龄比韩国和台湾要老11-12岁。高增长结束时，发展水平低于 韩台的一半。韩国和台湾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1.2万和1.4万美元，而我们2011年人均汇率计算的GDP只有5414美元。消费活跃和 年轻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减少。据最近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中国到2030年，将会出现多达2450万的劳动力短缺。
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持续不断地衰退。这将会导致：
（1）从消费方面看，婴儿、儿童、小学、中学等生活和教育消费开始增长疲软和萎缩。目前普通小学在校人数每年以300万-400万人的数量在萎 缩，以后规模会越来越大。未来连续的问题是，大学教育将会过剩和萎缩；后来就业的工厂等程度不同地会开始过剩并倒闭；住宅刚性需求在2015年顶峰后回 落，房地产会萧条。
（2）从劳动力供给看，劳动力会形成短缺并老化，工资持续上升，经济竞争的劳动力红利下降，而产品中所含的养老成本将急剧上升。从2012年开 始，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350万左右的规模减少。由于劳动力增长和供给的放缓和减少，农民工工资从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9 元。产业成本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
从德、日、韩、台的发展过程看，他们有的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有的即使出台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也未能得以真正实施。但分析相关数据，他们 无一例外地，都进入了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社会；也无一例外地在此时，经济增速降到了8%以下，并很快跌入了平均4%的速度区间。
而我们在人口增速会自然降低下来的变化趋势上，又人为地强制推行了计划生育，结果必然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从未来变化推测，这样的经济衰退，可能是长时间的，并且幅度有可能较大。
其次，中国的城镇化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人口向城镇流动，其居住增加导致房地产蓬勃发展，以及财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推动经济高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然而，分析显示：
（1）城镇中的住宅供应量，已经严重过剩。2014年底城镇的各类住宅，总量约为2.33亿-2.63亿套。从2014年底，正在施工和新开工 的面积计算，又有5947万套的潜在供给，竣工后将又有2.92亿-3.22亿套住宅，可以满足8.76亿-9.22亿人口居住。
（2）农民工总体上买不起城镇的住宅，大多数进城农民只是出来常住打工。3亿左右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 的县城等买房的只有15%左右。2013年农村农民买房的房价收入比为17.53年，城镇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为10年。总体上买不起城镇住宅。2014年， 城镇居民中，约13%家庭租房，66%为1套房，21%的2394万多套房家庭，拥有5.6-6.9套住宅。城镇住宅分配，严重不公。
中国与德日韩台“市民化的城市化”根本不同，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1）土地产权不明和配置方式扭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导致农民总体上 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加之房价畸高，创业资本不足，没有能力去购买城镇的住宅。（2）人口流程，实际是“青年出村老年回”，总体上并没能成为最终居住 在城镇的市民。将有3亿-4亿人口，一生中出回循环，代际间传承，比城镇老年人口财富和消费低33%左右，形成巨额的消费塌陷。
体制和流程扭曲造成的“挤压性衰退”
国民经济增长下行，有中国扭曲体制造成“国民收入创造→分配→投资→消费→再创造”过程紊乱的挤压性原因。国民经济有创造财富，分配收入，进行 储蓄、投资、消费等，形成生产的市场需求，劳动者和企业再创造财富以满足市场需要，周而复始，良性循环。那么，中国国民经济，在这一运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问题呢？
首先，体制对创新创业和经营准入及经营活力造成了挤压。创新在思想观念、发展方式、知识产权、技术发明、人才环境、融资条件、产业转化等方面， 还有着诸多的体制障碍；创业准入虽然进行了大的改革和清理，但是，环节仍然较多，办企业比较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较难，没有真正实现负面清单管理，或者 负面清单条款设置较多。
服务业，虽然是一个未来国民经济增长广阔的领域，教育、健康、医疗、养老、旅游、文化等等服务行业的体制，比制造业领域更加僵化，社会资金进入 障碍重重；政府对企业经营中的监管，目前是问题并没有管住，而倾向于寻租、权利的监管设计，繁杂的程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各方面的体制不顺，成 为创新和创造财富活力的挤压性制约因素。
其次，2014年银行、非银行机构和民间全部借贷业的利润，高达47300亿，比同期非国有非银行业的全部利润还要多4400亿元，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竟高达7.44%！整个国民经济，已经高利贷化。
其结果是，而非国有和非银行实业分配的国民收入，从1995年最高的31.93%下降到了2014年的6.74%。从而导致非国有实业储蓄、投 资、创业的相对萎缩。民营经济比例的相对萎缩，因其劳动密集型企业占较大比例，特别是创业者为中等收入者，因此导致居民在国民入中收入比例下降，收入是消 费支出的基础，进而造成这部分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相关地从1985年的51.58%下降到了2013年的37.48%。
再次，国民经济再进行传统性政府和企业投资拉起和刺激的债务风险之坎。一些学者提出，在出口和国内消费两大需求不足，经济下行的状态下，需要政 府和国企拉起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速度上行。也有的学者强调，中国是一个政府行政能力较强的国家，有办法拉起速度来。这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政府负债率，2013年6月底数据为55%，2014年在重新申报，估计真实的负债率至少会达到65%；而且，中国外汇储备在人民银行帐户 上，如果按照日本放在财政帐户上的国家负债计算，为GDP的37.4%。2014年1到11月国有企业负债率为65.37%，其中钢铁、铝业、铁道、远 洋、造船、煤炭、房地产等行业国企的负债率大幅度上升。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仍在持续双升。截至2014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8426亿元，不良贷款率1.25%，较年初上升 0.25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违约和展期情况也很普遍。再来一次2008年底到2009年的扩张借贷、拉起投资，整个国民经济低杠杆率的空间已经非 常狭小，硬是出手，面临的将是严峻的金融风险。
结论是：对居民收入的挤压，导致了消费的相对不振；对民营实体经济收入的挤压，导致了非政府和国有投资能力的下降，而再一次由政府和国企来拉起 投资在高杠杆率状态下，银行也不愿意再贷，硬出手，也面临极高的金融风险。挤压，是造成国民经济增长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对体制和利益的束缚改革攻 坚，释放被抑制的活力，改善和理顺分配的流程，使国民创造、收入、投资和消费之间，健康良性地分流循环，消除增长的挤压性症结。
服务贸易失衡与资金外流造成的“漏损性衰退”
1978年起，中国经济逐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加入WTO以来，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竞争优势逐渐丧失。
在2008年开始的衰退中，许多经济学家往往看到的投资、消费、出口这样的增长因素，注意力放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上。对外经济关系中，也还 是在关注货物出口增速和快与慢方面。对服务贸易不平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内容，以及资金外流对中国国民经济繁荣和增长的影响，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没 有以足够的研究。
首先，对外服务贸易中，2014年估计，存在着3000多亿美元的巨额逆差，占GDP比例达3%以上。2014年，仅旅游和教育对外贸易逆差， 为1650亿美元。在其他网络服务、技术服务和医疗健康等服务贸易中，逆差规模最为保守估计也在1500亿美元左右。从2015年春节国人出外旅游的情况 看，人数规模、出外购物支出等更是增长火暴。
由于国内旅游、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网络服务、技术服务等体制僵化、发展水平落后等方面的问题，对国内服务业发展和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发生了三个挤出：
（1）挤出国内服务领域的旅游、教育、健康、医疗等等消费需求，转移出境外，成为到国外旅游和留学的支出。
（2）挤出民间投资到国外。由于民间投资对服务业诸领域的限制太大太多，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中，64%投向国外的服务 业。多是加油站、超市、餐馆等，许多投资者都移民了，并不向国内汇回利润。与“中国制造业过剩应向外投资工业产业，而国内服务业扩张需要加大投资”严重偏 离。
（3）挤出未来如阿里巴巴这样的新经济的红利，由国外投资者掌控和分享。如果这种格局不能改变，服务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受到严重削弱。
其次，民营企业资金的外流，导致国内储蓄和投资的损失。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和折旧计提等变为储蓄，而储蓄形成的投资，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如果一个国家，从外部得到的投资越多，其经济增长就会得到越强的动力；而一个国家其国民收入的储蓄流出国外的过多，而国外流入国内的过少，则会发生投 资动力的丧失。
21世纪前10年的后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前后，江浙等省，及漫延至全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移民国外，转移自己的产业，并转移资产；甚至有少数民营企业家将工厂抵押银行套取现金后，转移国外，将濒临破产的工厂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
如，2012年，约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相似；超高净值人群中该比例超过70%。 2011年，虽然浙江省有关部门出来否认，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透露，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 理的有32%。
可能从2008年开始，考虑地下钱庄出去的资金，实际上投资流入就小于投资流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净流出为862亿到1891亿美元（地 下渠道按两倍计算）之间，即国内净减少投资规模5344亿元到11724亿元之间，占当年国内投资规模512761亿元的1.0%到2.2%之间。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是投资走出去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相当多的投资走出去，与发达国家的走出去的不同是：一部分人移民，去而不回；利润留投资国，不流回国内，相当一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果形不成本国国民收入增长的内容。
再次，不法资金外逃，也是导致国民经济储蓄、消费和投资损失的重要因素。因贪污受贿及其他诈骗经济罪犯，为了躲避追究和使非法财产不受追缴，许 多采取了出逃国外、洗钱和转移资金的方式。这些国内资金向外转移，其规模大小的不同，总和起来，也将程度不同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波及国民经济的 景气程度。
关于中国贪腐人员外逃，包括其他经济犯罪人员，改革开放到2014年底，向国外转移了多少资金，一直是个搞不清楚的数据。
一是最小口径外逃资金规模：按中方有关部门数据综合推算：为2420亿美元，15000亿人民币。二是根据国际中立机构保守的数据，加上现金方 式流出部门的估计，以及近两年的测算：外逃资金规模为23117亿美元，约143328亿人民币。三是根据一些网站搜集和透露有关部门的数据，综合推算较 高的一个规模：外逃资金32000亿美元，合198400亿人民币。四是根据新闻传的斯诺登披露数据估计的外逃不法资金最大规模：存款加最保守估计的约为 其20%的证券、黄金、股权和房产等其他资产，57600亿美元，合357120亿人民币。
分析下来，最小外逃资金规模2420亿美元，显然是不可信的；其次国内各种数据所综合计算的32000亿美元外逃资金规模，也需要甄别；而所传 的斯诺登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有48000亿美元存款的数据，也真假难辨。各种数据中，以全球金融诚信组织2002年以来的计算，并加上1988年到 2002年，以及2013和2014两年的估计数据，改革开放前10年忽略不计，1988年以来，中国外逃资金规模23117亿美元，约143328亿人 民币，可能较为可信。
如果对“财富创造→国民收入→储蓄和投资→国内消费→财富创造”的循环流程进行数量分析，加之上述这样大规模的漏损变量，显而易得的运算结果，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严重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这次国民经济的衰退，“土地财政“使国民经济元气大伤和海外市场的需求处于萎缩；体制的束缚，税负太 高，对实体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形成严重挤压；以及，服务业贸易不平衡，实际直接投资外流过多，资金外逃等。
人口及其流动问题造成的“萎缩性衰退”
几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人口增长的放缓，特别是年轻人口和劳动力开始陡坡式减少，而人口结构急速老龄化、劳动力减少、消费萎缩、劳动成本上升、产品中养老成本越来越高，对外竞争力快速下降。
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农民先前基本得不到财产性利益的土地体制、推高地价和房价的地方土地财政，则使人口城市化因大部分农民买不起城镇的住宅而“青出老回”，所谓的城市化，实际上出现了“未化先滞”问题。
强制而长期的计划生育，实质是大伤了中华民族赖以复兴的元气，加上农民不能成为市民，城市化进程的实际中断，造成了国民经济萎缩性衰退。这是中 国国民经济长期增长这次放慢和未来可能颓势最主要的下拽力量，如果不设计其他强有力的实施方案和措施进行对冲，很可能会导致国民经济时间较长和幅度较深的 大衰退。
首先，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是“未富先老”和“未强先衰”。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时，人口总体比韩台老化。中国2011年人口生育率1.4和增长率0.45%，高于韩国高增长结束之2002年的1.17和0.35%，低于台湾高增长结束1997年的1.7和0.95%。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0%，高于当时韩国的7%和台湾的8%，人口中位年龄比韩国和台湾要老11-12岁。高增长结束时，发展水平低于 韩台的一半。韩国和台湾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1.2万和1.4万美元，而我们2011年人均汇率计算的GDP只有5414美元。消费活跃和 年轻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减少。据最近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中国到2030年，将会出现多达2450万的劳动力短缺。
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持续不断地衰退。这将会导致：
（1）从消费方面看，婴儿、儿童、小学、中学等生活和教育消费开始增长疲软和萎缩。目前普通小学在校人数每年以300万-400万人的数量在萎 缩，以后规模会越来越大。未来连续的问题是，大学教育将会过剩和萎缩；后来就业的工厂等程度不同地会开始过剩并倒闭；住宅刚性需求在2015年顶峰后回 落，房地产会萧条。
（2）从劳动力供给看，劳动力会形成短缺并老化，工资持续上升，经济竞争的劳动力红利下降，而产品中所含的养老成本将急剧上升。从2012年开 始，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350万左右的规模减少。由于劳动力增长和供给的放缓和减少，农民工工资从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9 元。产业成本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
从德、日、韩、台的发展过程看，他们有的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有的即使出台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也未能得以真正实施。但分析相关数据，他们 无一例外地，都进入了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社会；也无一例外地在此时，经济增速降到了8%以下，并很快跌入了平均4%的速度区间。
而我们在人口增速会自然降低下来的变化趋势上，又人为地强制推行了计划生育，结果必然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从未来变化推测，这样的经济衰退，可能是长时间的，并且幅度有可能较大。
其次，中国的城镇化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人口向城镇流动，其居住增加导致房地产蓬勃发展，以及财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推动经济高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然而，分析显示：
（1）城镇中的住宅供应量，已经严重过剩。2014年底城镇的各类住宅，总量约为2.33亿-2.63亿套。从2014年底，正在施工和新开工 的面积计算，又有5947万套的潜在供给，竣工后将又有2.92亿-3.22亿套住宅，可以满足8.76亿-9.22亿人口居住。
（2）农民工总体上买不起城镇的住宅，大多数进城农民只是出来常住打工。3亿左右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 的县城等买房的只有15%左右。2013年农村农民买房的房价收入比为17.53年，城镇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为10年。总体上买不起城镇住宅。2014年， 城镇居民中，约13%家庭租房，66%为1套房，21%的2394万多套房家庭，拥有5.6-6.9套住宅。城镇住宅分配，严重不公。
中国与德日韩台“市民化的城市化”根本不同，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1）土地产权不明和配置方式扭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导致农民总体上 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加之房价畸高，创业资本不足，没有能力去购买城镇的住宅。（2）人口流程，实际是“青年出村老年回”，总体上并没能成为最终居住 在城镇的市民。将有3亿-4亿人口，一生中出回循环，代际间传承，比城镇老年人口财富和消费低33%左右，形成巨额的消费塌陷。
体制和流程扭曲造成的“挤压性衰退”
国民经济增长下行，有中国扭曲体制造成“国民收入创造→分配→投资→消费→再创造”过程紊乱的挤压性原因。国民经济有创造财富，分配收入，进行 储蓄、投资、消费等，形成生产的市场需求，劳动者和企业再创造财富以满足市场需要，周而复始，良性循环。那么，中国国民经济，在这一运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问题呢？
首先，体制对创新创业和经营准入及经营活力造成了挤压。创新在思想观念、发展方式、知识产权、技术发明、人才环境、融资条件、产业转化等方面， 还有着诸多的体制障碍；创业准入虽然进行了大的改革和清理，但是，环节仍然较多，办企业比较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较难，没有真正实现负面清单管理，或者 负面清单条款设置较多。
服务业，虽然是一个未来国民经济增长广阔的领域，教育、健康、医疗、养老、旅游、文化等等服务行业的体制，比制造业领域更加僵化，社会资金进入 障碍重重；政府对企业经营中的监管，目前是问题并没有管住，而倾向于寻租、权利的监管设计，繁杂的程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各方面的体制不顺，成 为创新和创造财富活力的挤压性制约因素。
其次，2014年银行、非银行机构和民间全部借贷业的利润，高达47300亿，比同期非国有非银行业的全部利润还要多4400亿元，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竟高达7.44%！整个国民经济，已经高利贷化。
其结果是，而非国有和非银行实业分配的国民收入，从1995年最高的31.93%下降到了2014年的6.74%。从而导致非国有实业储蓄、投 资、创业的相对萎缩。民营经济比例的相对萎缩，因其劳动密集型企业占较大比例，特别是创业者为中等收入者，因此导致居民在国民入中收入比例下降，收入是消 费支出的基础，进而造成这部分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相关地从1985年的51.58%下降到了2013年的37.48%。
再次，国民经济再进行传统性政府和企业投资拉起和刺激的债务风险之坎。一些学者提出，在出口和国内消费两大需求不足，经济下行的状态下，需要政 府和国企拉起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速度上行。也有的学者强调，中国是一个政府行政能力较强的国家，有办法拉起速度来。这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政府负债率，2013年6月底数据为55%，2014年在重新申报，估计真实的负债率至少会达到65%；而且，中国外汇储备在人民银行帐户 上，如果按照日本放在财政帐户上的国家负债计算，为GDP的37.4%。2014年1到11月国有企业负债率为65.37%，其中钢铁、铝业、铁道、远 洋、造船、煤炭、房地产等行业国企的负债率大幅度上升。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仍在持续双升。截至2014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8426亿元，不良贷款率1.25%，较年初上升 0.25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违约和展期情况也很普遍。再来一次2008年底到2009年的扩张借贷、拉起投资，整个国民经济低杠杆率的空间已经非 常狭小，硬是出手，面临的将是严峻的金融风险。
结论是：对居民收入的挤压，导致了消费的相对不振；对民营实体经济收入的挤压，导致了非政府和国有投资能力的下降，而再一次由政府和国企来拉起 投资在高杠杆率状态下，银行也不愿意再贷，硬出手，也面临极高的金融风险。挤压，是造成国民经济增长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对体制和利益的束缚改革攻 坚，释放被抑制的活力，改善和理顺分配的流程，使国民创造、收入、投资和消费之间，健康良性地分流循环，消除增长的挤压性症结。
服务贸易失衡与资金外流造成的“漏损性衰退”
1978年起，中国经济逐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加入WTO以来，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竞争优势逐渐丧失。
在2008年开始的衰退中，许多经济学家往往看到的投资、消费、出口这样的增长因素，注意力放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上。对外经济关系中，也还 是在关注货物出口增速和快与慢方面。对服务贸易不平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内容，以及资金外流对中国国民经济繁荣和增长的影响，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没 有以足够的研究。
首先，对外服务贸易中，2014年估计，存在着3000多亿美元的巨额逆差，占GDP比例达3%以上。2014年，仅旅游和教育对外贸易逆差， 为1650亿美元。在其他网络服务、技术服务和医疗健康等服务贸易中，逆差规模最为保守估计也在1500亿美元左右。从2015年春节国人出外旅游的情况 看，人数规模、出外购物支出等更是增长火暴。
由于国内旅游、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网络服务、技术服务等体制僵化、发展水平落后等方面的问题，对国内服务业发展和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发生了三个挤出：
（1）挤出国内服务领域的旅游、教育、健康、医疗等等消费需求，转移出境外，成为到国外旅游和留学的支出。
（2）挤出民间投资到国外。由于民间投资对服务业诸领域的限制太大太多，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中，64%投向国外的服务 业。多是加油站、超市、餐馆等，许多投资者都移民了，并不向国内汇回利润。与“中国制造业过剩应向外投资工业产业，而国内服务业扩张需要加大投资”严重偏 离。
（3）挤出未来如阿里巴巴这样的新经济的红利，由国外投资者掌控和分享。如果这种格局不能改变，服务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受到严重削弱。
其次，民营企业资金的外流，导致国内储蓄和投资的损失。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和折旧计提等变为储蓄，而储蓄形成的投资，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如果一个国家，从外部得到的投资越多，其经济增长就会得到越强的动力；而一个国家其国民收入的储蓄流出国外的过多，而国外流入国内的过少，则会发生投 资动力的丧失。
21世纪前10年的后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前后，江浙等省，及漫延至全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移民国外，转移自己的产业，并转移资产；甚至有少数民营企业家将工厂抵押银行套取现金后，转移国外，将濒临破产的工厂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
如，2012年，约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相似；超高净值人群中该比例超过70%。 2011年，虽然浙江省有关部门出来否认，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透露，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 理的有32%。
可能从2008年开始，考虑地下钱庄出去的资金，实际上投资流入就小于投资流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净流出为862亿到1891亿美元（地 下渠道按两倍计算）之间，即国内净减少投资规模5344亿元到11724亿元之间，占当年国内投资规模512761亿元的1.0%到2.2%之间。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是投资走出去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相当多的投资走出去，与发达国家的走出去的不同是：一部分人移民，去而不回；利润留投资国，不流回国内，相当一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果形不成本国国民收入增长的内容。
再次，不法资金外逃，也是导致国民经济储蓄、消费和投资损失的重要因素。因贪污受贿及其他诈骗经济罪犯，为了躲避追究和使非法财产不受追缴，许 多采取了出逃国外、洗钱和转移资金的方式。这些国内资金向外转移，其规模大小的不同，总和起来，也将程度不同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波及国民经济的 景气程度。
关于中国贪腐人员外逃，包括其他经济犯罪人员，改革开放到2014年底，向国外转移了多少资金，一直是个搞不清楚的数据。
一是最小口径外逃资金规模：按中方有关部门数据综合推算：为2420亿美元，15000亿人民币。二是根据国际中立机构保守的数据，加上现金方 式流出部门的估计，以及近两年的测算：外逃资金规模为23117亿美元，约143328亿人民币。三是根据一些网站搜集和透露有关部门的数据，综合推算较 高的一个规模：外逃资金32000亿美元，合198400亿人民币。四是根据新闻传的斯诺登披露数据估计的外逃不法资金最大规模：存款加最保守估计的约为 其20%的证券、黄金、股权和房产等其他资产，57600亿美元，合357120亿人民币。
分析下来，最小外逃资金规模2420亿美元，显然是不可信的；其次国内各种数据所综合计算的32000亿美元外逃资金规模，也需要甄别；而所传 的斯诺登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有48000亿美元存款的数据，也真假难辨。各种数据中，以全球金融诚信组织2002年以来的计算，并加上1988年到 2002年，以及2013和2014两年的估计数据，改革开放前10年忽略不计，1988年以来，中国外逃资金规模23117亿美元，约143328亿人 民币，可能较为可信。
如果对“财富创造→国民收入→储蓄和投资→国内消费→财富创造”的循环流程进行数量分析，加之上述这样大规模的漏损变量，显而易得的运算结果，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严重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这次国民经济的衰退，“土地财政“使国民经济元气大伤和海外市场的需求处于萎缩；体制的束缚，税负太 高，对实体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形成严重挤压；以及，服务业贸易不平衡，实际直接投资外流过多，资金外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