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柯文哲一月份接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專訪時，說了這麼一段話：「從華語地區來看，台灣、新加坡、香港和中國大陸等四個地區，被殖民最久的卻是最進步的地區，這令人尷尬。」
（本段譯文引自中央通訊社報導，粗體為筆者所加）許多媒體直接下標題：「柯文哲說：被殖民愈久愈文明」，因此引發軒然大波，有超多人砲轟他缺乏文史素養，
有人舉出被殖民但是發展很差的國家反例，有人指出不該說哪個地方（尤其中國）不文明。（事實上，若單從這段訪問原文來看，「被殖民」並不是「愈文明/愈進
步」的要件）。
在媒體這麼一陣稀哩呼嚕地帶風向炮轟柯P之後，好像很少人真正來看一下，那麼學術研究怎麼看這個問題？這麼多人跳出來指責柯P人文素養不足，但是看 來看去好像沒有人真正舉出一些具有人文素養的答案來告訴大家為什麼柯P是錯的啊？而且，柯文哲市長上任以來節奏相當快，做的事情很多，失言風波也很多，許 多值得討論的事情就這樣子過去了，實在有點可惜。
本文嘗試討論一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如何看待殖民的後果。不過首先要來看一下所謂的「依變數」，也就是殖民的「後果」應該用什麼指標來檢視。柯P原文 是說「文 明程度」，引起風波之後，外交政策雜誌釋出了錄音檔，我們發現柯P原本用的形容詞是「高級」而非「進步」。不過，不管是用哪個詞，其實都有很大的問題，因 為「文明」其實很難有一個客觀的指標（也不應該有任何指標）去區分高下。
有一個國家發展的指標很簡單明瞭，且很容易跨國、跨時比較，那就是「經濟發展」（通常可用GDP國民生產毛額來檢驗）。那麼，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對殖民地與一個國家的發展，有什麼研究結果嗎？
另一個主要的理論是，殖民者所建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影響了一個國家長久的發展。而且，學者們發現，制度的 演化通常是會有所謂的「路徑依賴」現象，也就是說，同樣性質的制度傾向於繼續發展下去，影響了後來的發展。這 是由於享受好處的那些人，通常不會願意去改變成另外一種制度。那麼我們要問的問題就變成，制度有好壞之分嗎？什麼情況下殖民者會建立好的制度，什麼情況下 會建立不好的制度？
首先，社會科學家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財富逆轉」現象：在眾多的殖民地當中，在古早時代愈有錢、人口愈集中的地 方，現在愈窮（例如許多拉丁美洲國家），而古早時代愈是沒有開發、愈貧窮的地方，現在愈有錢 （例如美國和加拿大）。這個發現在統計上是顯著的，即使我們來看不同地區的殖民地，或是同樣的殖民母國去殖民不同的地方，在統計上控制各種不同變數後（例 如是否為英國殖民、距離赤道多遠），仍然是顯著。
為什麼會這樣呢？Acemoglu、Johnson及Robinson等學者(2002)發現，在比較窮、人口比較少、都市化程度比較低的地方，殖 民者來了之後，比較有可能設立一些「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因為這樣才能吸引更多人來投資與開發。然而，在原本比較富有、人口較多、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 方，殖民者一來，就會立刻接手既有的統治手段，建立或維持「榨取型的經濟制度」，諸如勞動剝削和重稅，如此可以快速獲取利益，畢竟，馬上叫充足的勞動人口 去種田、挖礦、奴役，能夠獲得立即的經濟好處呀！
上述三位學者的相關的研究指出，在原本發展程度較低、人口較少的地方，殖民者比較容易大規模移民，而這些移民自然會去要求建立保護私有財產的機制來 保護自己。殖民地人口跟殖 民母國的移民關聯在於，在人口少的地方，可開發的地比較多所以可以安置的人比較多，而且因為歐洲人缺乏瘧疾和黃熱病的抗體，所以在都市化程度較低的地方， 受傳染的機率比較低，活得比較好。
「活著」是最重要的事情，至少要活得好才能夠治理殖民地、建立特定的制度。因此，遠在17~19世紀，殖民母國的士兵/傳教士/水手在殖民地的死亡率，竟然可以跟該被殖民國「今日」的經濟發展程度在統計上成反比關係，很神奇吧！
在墨西哥、祕魯等拉美國家，由於富含天然資源，土地又很肥沃、適合大規模商業農作（例如：糖），整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權利都掌握在那些大地主 手上，而 且由於生產大規模經濟作物的需要，在殖民者到來以前，奴隸制就很盛行。殖民者來了之後，由於統治的需要和剝削殖民地的需要，自然而然會去強化這些既有的社 會階層、統治手段。
相對的，在北美洲，由於地廣人稀，再加上氣候狀況適合種植穀物，經濟活動是以家庭式的農場為主，種穀物再加上畜牧，經濟 規模原本相當有限，而財富分配狀況也相對平等。這種狀況下，比較容易帶出平等的觀念、建立起比較平等的制度。（當然，古時候所謂的平等跟現在比起來也是天 差地遠。例如投票權這件事情，當時就算建立起民主和代議制度，也只有很少數的人可以投票）
從這個論點我們更可以看到「天然環境」是如何透過「貧富不均」這個機制，影響了殖民者來到新世界時的制度選擇。而且其實以上兩種觀點並不衝突，因為古早時代經濟發展愈好的地方，通常也都是政治經濟權力愈集中的地方，在封建制、貴族制的影響下，貧富不均程度也較高。
雖然這份研究不是直接把「國家發展」當成依變數，但這樣的重要行為者，以及宗教的力量，都是不容忽視的！因為，這群宗教的使徒們，幫忙促進了教育的普及、公民社會的發展、平等法律的實行，這些關鍵的制度當然對之後的國家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至於為什麼是基督新教而不是其他基督教派的傳教士呢？因為當時其他教派（尤其是羅馬天主教）比較強調儀式、組織的重要性，傳教途徑主要是由上而下 的，以神職人員為中心，所以比較沒有在推廣教育和大眾識字等方面積極推動。不過，研究同時指出，天主教教庭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組織，其態度與活動對全球 1970年之後的民主化浪潮助益很大，但若把時間拉回十九世紀的話，是新教的傳教士們在許多地方扮演了促進國家發展的關鍵角色。
Acemoglu 等人告訴我們，「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為它對於投資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誘因。殖民者對於這個制度的建立，在18世紀末葉開始工業革命的時候，對不同國家的命運影響尤其明顯。因為工業革命是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投入，更需要舊有統 治階級之外的人們加入投資的行列。如果沒有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投資人隨時都要擔心投資的廠房被國家徵收，自然就不會願意去投資。在殖民剛開始時比較富有、 人口比較多的地方，殖民者傾向於沿用及加強原有的剝削結構，建立起「榨取型經濟制度」，鞏固既有的統治菁英結構，將經濟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如此一來就 限制了投資與創新的動機，畢竟，只要能剝削下階層的人民就可以賺飽飽，菁英們又何必去嘗試不一樣的經濟活動呢？
除了財產權的保護外，Engerman和Sokoloff兩位學者認為，「教育的普及」是導致後來發展好不好的 關鍵（當然，普及的教育不一定是由殖民者來推動）。在19世紀初，北美興起了公學運動（Common School Movement），爭取各州成立免費的中小學。19世紀中葉開始，北美洲的初等教育入學率、識字率，都「海放」其他的殖民地/前殖民地（而且是八九十趴 比上十幾二十趴這種懸殊比例），人力資本的增強提供了長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如果從這點來看，日本在台灣建立的學校系統所留下的影響，應該是正面 的。
除了「私有財產權的保護」這個重要的政治經濟機制。學者Hoff進一步分析影響殖民地發展的更多重要的制度，指出最關鍵的是投票權、教育、土地分配、保護智慧財產權、銀行法規等等。Acemoglu和Robinson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做了一個總結：「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與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於保護個人權益，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作者稱為『廣納型制度』(inclusive)，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
反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作者稱為『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卻必定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了整體社會進步。」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中研院柯志明教授的《米糖相剋》，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統治政策往往都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帶來社會經濟發展，是為建設者角色，一方面又是無情的掠奪者。 有些時候，殖民者在殖民地留下的統治機制甚至會幫助後來的統治者穩定社會，例如根據蘇慶軒（2013）的研究，國民黨政府利用日本殖民時代所建立的村里民 大會、保甲組織、戶政體制與戶籍資料，在遷台時才能迅速掌握基層社會，並成功地在1950年代清除基層的左翼共黨勢力以及反對聲音，鞏固權力。
政治經濟學者普遍認為，政治和經濟制度會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發展，但是良好制度被創造出來的原因，目前還未有定論，學者們目前也只是發現了一些趨勢與相關因素（例如上面提到的經濟發展、人口密度、貧富不均等等）。不過，談到這裡我們可以下一個小結：被殖民的長短，跟一個國家後來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方面，都沒有直接的關係。重要的是留下了怎麼樣的制度，以及後來的統治者如何地治理。
那麼，柯P之前的專訪有講錯話嗎？有。最主要是，我們無法判斷「被殖民愈久」是不是「愈文明」，因為文明沒有高下之分。而且，被殖民愈久、被誰殖民、被殖民的國家位於哪一個地方等因素，都跟一個國家後來的經濟發展沒有什麼關係。
撇開文明不文明的爭論，若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那也跟殖民長短沒有關係。真正重要的是，保護私有財產、普及的政治權利、大眾教育等等「廣納型制度」的建立，才是讓一個國家經濟得以發展的原因；相對來說，若經濟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在榨取型經濟制度之下，國家必定走向衰亡。
雖然說殖民母國在很久以前所建立的制度對後來的制度發展會有影響，但最終能否建立廣納型的制度、防止政治經濟權力的壟斷，選擇權還是掌握在國民們自己的手上呀！
最後還是要說一下，柯P才上任兩個多月，就引來「無數」的話題。其實很多議題都值得大家好好去想想，真正讓我們自己的思想內容更豐富，而不是只有拚 命地罵他，尤其是某些政黨傾向鮮明的人把他當成一個情緒發洩對象；當然，也不要像某些粉絲們拚命幫柯P護航，護到不願意去思考許多人文、人權議題。我想， 這大概是媒體密集轟炸下能帶給我們的一個思考練習吧！
本文初稿刊登於關鍵評論網，由作者增修後刊登於本刊
參考文獻
“被西方国家殖民愈久，愈文明”-确实如此，举个例子，上海当年的租界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就比非租界要好得多。
在媒體這麼一陣稀哩呼嚕地帶風向炮轟柯P之後，好像很少人真正來看一下，那麼學術研究怎麼看這個問題？這麼多人跳出來指責柯P人文素養不足，但是看 來看去好像沒有人真正舉出一些具有人文素養的答案來告訴大家為什麼柯P是錯的啊？而且，柯文哲市長上任以來節奏相當快，做的事情很多，失言風波也很多，許 多值得討論的事情就這樣子過去了，實在有點可惜。
本文嘗試討論一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如何看待殖民的後果。不過首先要來看一下所謂的「依變數」，也就是殖民的「後果」應該用什麼指標來檢視。柯P原文 是說「文 明程度」，引起風波之後，外交政策雜誌釋出了錄音檔，我們發現柯P原本用的形容詞是「高級」而非「進步」。不過，不管是用哪個詞，其實都有很大的問題，因 為「文明」其實很難有一個客觀的指標（也不應該有任何指標）去區分高下。
有一個國家發展的指標很簡單明瞭，且很容易跨國、跨時比較，那就是「經濟發展」（通常可用GDP國民生產毛額來檢驗）。那麼，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對殖民地與一個國家的發展，有什麼研究結果嗎？
殖民地與經濟發展的兩種假說
首先，有一派學者認為「天然條件」和「要素稟賦」（factor endowment）是影響殖民地經濟發展的關鍵。例如，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跟天然資源、勞動力多寡有關。不過這種說法會有「內生性」問題（endogeneity）， 因為天然資源和人的行為是互相影響的，所以這個論點大致上已經被修正：地理條件和天然資源正是吸引殖民者前來的條件，有些國家開發殖民地是為了獲取廉價勞 工，有些是為了廣大的市場，有些則是要獲取天然礦產；而殖民者來了之後，會根據一個地方的地理和人文條件去制定統治策略，各種所做所為影響了一個國家後來 的經濟發展。也就是說，一個殖民地的天然人文條件「要素」，和殖民者所建立的制度和統治政策是互相影響的。另一個主要的理論是，殖民者所建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影響了一個國家長久的發展。而且，學者們發現，制度的 演化通常是會有所謂的「路徑依賴」現象，也就是說，同樣性質的制度傾向於繼續發展下去，影響了後來的發展。這 是由於享受好處的那些人，通常不會願意去改變成另外一種制度。那麼我們要問的問題就變成，制度有好壞之分嗎？什麼情況下殖民者會建立好的制度，什麼情況下 會建立不好的制度？
為何殖民者建立不同類型的制度：經濟發展
假設我們先接受「制度是最重要的因素」這個說法。那麼，什麼因素導致了殖民者在不同的地方建立起不同類型的制度呢？首先，社會科學家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財富逆轉」現象：在眾多的殖民地當中，在古早時代愈有錢、人口愈集中的地 方，現在愈窮（例如許多拉丁美洲國家），而古早時代愈是沒有開發、愈貧窮的地方，現在愈有錢 （例如美國和加拿大）。這個發現在統計上是顯著的，即使我們來看不同地區的殖民地，或是同樣的殖民母國去殖民不同的地方，在統計上控制各種不同變數後（例 如是否為英國殖民、距離赤道多遠），仍然是顯著。
為什麼會這樣呢？Acemoglu、Johnson及Robinson等學者(2002)發現，在比較窮、人口比較少、都市化程度比較低的地方，殖 民者來了之後，比較有可能設立一些「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因為這樣才能吸引更多人來投資與開發。然而，在原本比較富有、人口較多、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 方，殖民者一來，就會立刻接手既有的統治手段，建立或維持「榨取型的經濟制度」，諸如勞動剝削和重稅，如此可以快速獲取利益，畢竟，馬上叫充足的勞動人口 去種田、挖礦、奴役，能夠獲得立即的經濟好處呀！
上述三位學者的相關的研究指出，在原本發展程度較低、人口較少的地方，殖民者比較容易大規模移民，而這些移民自然會去要求建立保護私有財產的機制來 保護自己。殖民地人口跟殖 民母國的移民關聯在於，在人口少的地方，可開發的地比較多所以可以安置的人比較多，而且因為歐洲人缺乏瘧疾和黃熱病的抗體，所以在都市化程度較低的地方， 受傳染的機率比較低，活得比較好。
「活著」是最重要的事情，至少要活得好才能夠治理殖民地、建立特定的制度。因此，遠在17~19世紀，殖民母國的士兵/傳教士/水手在殖民地的死亡率，竟然可以跟該被殖民國「今日」的經濟發展程度在統計上成反比關係，很神奇吧！
為何殖民者建立不同類型的制度：貧富不均
另有一派重要的研究顯示，除了「經濟發展程度」影響殖民母國帶來的新制度之外，「經濟分配狀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Engerman和Sokoloff兩位學者的研究指出，被殖民地一開始的財富不均程度愈高，這些制度的設計都會偏向有錢菁英，連帶影響到後代的經濟發展會比較差；反之，被殖民地一開始的貧富不均狀況愈好，則制度設計會比較偏向公平分配，則這些制度提供了經濟發展的誘因。在墨西哥、祕魯等拉美國家，由於富含天然資源，土地又很肥沃、適合大規模商業農作（例如：糖），整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權利都掌握在那些大地主 手上，而 且由於生產大規模經濟作物的需要，在殖民者到來以前，奴隸制就很盛行。殖民者來了之後，由於統治的需要和剝削殖民地的需要，自然而然會去強化這些既有的社 會階層、統治手段。
相對的，在北美洲，由於地廣人稀，再加上氣候狀況適合種植穀物，經濟活動是以家庭式的農場為主，種穀物再加上畜牧，經濟 規模原本相當有限，而財富分配狀況也相對平等。這種狀況下，比較容易帶出平等的觀念、建立起比較平等的制度。（當然，古時候所謂的平等跟現在比起來也是天 差地遠。例如投票權這件事情，當時就算建立起民主和代議制度，也只有很少數的人可以投票）
從這個論點我們更可以看到「天然環境」是如何透過「貧富不均」這個機制，影響了殖民者來到新世界時的制度選擇。而且其實以上兩種觀點並不衝突，因為古早時代經濟發展愈好的地方，通常也都是政治經濟權力愈集中的地方，在封建制、貴族制的影響下，貧富不均程度也較高。
為何殖民者建立不同類型的制度：基督新教傳教士
除了經濟發展程度和貧富差距之外，還有一個相當有趣的因素影響著殖民者所建立的制度：基督新教傳教士。根據Woodberry (2012)的研究發現，基督新教傳教士（conversionary Protestants）的數量和傳教活動，跟一個國家後來的發展很有關係。這是由於，新教強調每個人可以透過聖經來向上帝祈禱，並且強調信仰的重要性不 在於儀式和宗教團體的身份，所以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的傳教過程中，他們帶來了印刷的普及、識字率的提升（為了讓大家讀聖經），協助報紙的普及（傳教士透過發行報紙來影響當地社會，透過報紙來認識社會與被社會認識），帶人們成立各種自願社團；以及最重要的是，這群以傳教為職志的傳教士們總是會去要求當地政府保障宗教、言論自由，積極遊說相關的法規通過。Woodberry教授發現，基督新教的傳教士數量愈多、行動愈活躍的地方，該國家愈容易出現保障平等權的法律，其教育普及率也愈高，而其結果就是，該國家之後民主化機率愈高。雖然這份研究不是直接把「國家發展」當成依變數，但這樣的重要行為者，以及宗教的力量，都是不容忽視的！因為，這群宗教的使徒們，幫忙促進了教育的普及、公民社會的發展、平等法律的實行，這些關鍵的制度當然對之後的國家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至於為什麼是基督新教而不是其他基督教派的傳教士呢？因為當時其他教派（尤其是羅馬天主教）比較強調儀式、組織的重要性，傳教途徑主要是由上而下 的，以神職人員為中心，所以比較沒有在推廣教育和大眾識字等方面積極推動。不過，研究同時指出，天主教教庭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組織，其態度與活動對全球 1970年之後的民主化浪潮助益很大，但若把時間拉回十九世紀的話，是新教的傳教士們在許多地方扮演了促進國家發展的關鍵角色。
好制度 vs. 壞制度
所以我們可以來回答一下柯P所引起的討論：殖民時間長短跟國家發展有沒有關係？答案是：沒有一定的關係，因為要看殖民者建立了何種制度，以及後續該制度的發展狀況而定。那麼，什麼樣的制度對後來很有幫助，什麼樣的制度又是很壞的制度呢？Acemoglu 等人告訴我們，「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為它對於投資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誘因。殖民者對於這個制度的建立，在18世紀末葉開始工業革命的時候，對不同國家的命運影響尤其明顯。因為工業革命是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投入，更需要舊有統 治階級之外的人們加入投資的行列。如果沒有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投資人隨時都要擔心投資的廠房被國家徵收，自然就不會願意去投資。在殖民剛開始時比較富有、 人口比較多的地方，殖民者傾向於沿用及加強原有的剝削結構，建立起「榨取型經濟制度」，鞏固既有的統治菁英結構，將經濟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如此一來就 限制了投資與創新的動機，畢竟，只要能剝削下階層的人民就可以賺飽飽，菁英們又何必去嘗試不一樣的經濟活動呢？
除了財產權的保護外，Engerman和Sokoloff兩位學者認為，「教育的普及」是導致後來發展好不好的 關鍵（當然，普及的教育不一定是由殖民者來推動）。在19世紀初，北美興起了公學運動（Common School Movement），爭取各州成立免費的中小學。19世紀中葉開始，北美洲的初等教育入學率、識字率，都「海放」其他的殖民地/前殖民地（而且是八九十趴 比上十幾二十趴這種懸殊比例），人力資本的增強提供了長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如果從這點來看，日本在台灣建立的學校系統所留下的影響，應該是正面 的。
除了「私有財產權的保護」這個重要的政治經濟機制。學者Hoff進一步分析影響殖民地發展的更多重要的制度，指出最關鍵的是投票權、教育、土地分配、保護智慧財產權、銀行法規等等。Acemoglu和Robinson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做了一個總結：「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與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於保護個人權益，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作者稱為『廣納型制度』(inclusive)，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
反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作者稱為『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卻必定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了整體社會進步。」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中研院柯志明教授的《米糖相剋》，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統治政策往往都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帶來社會經濟發展，是為建設者角色，一方面又是無情的掠奪者。 有些時候，殖民者在殖民地留下的統治機制甚至會幫助後來的統治者穩定社會，例如根據蘇慶軒（2013）的研究，國民黨政府利用日本殖民時代所建立的村里民 大會、保甲組織、戶政體制與戶籍資料，在遷台時才能迅速掌握基層社會，並成功地在1950年代清除基層的左翼共黨勢力以及反對聲音，鞏固權力。
政治經濟學者普遍認為，政治和經濟制度會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發展，但是良好制度被創造出來的原因，目前還未有定論，學者們目前也只是發現了一些趨勢與相關因素（例如上面提到的經濟發展、人口密度、貧富不均等等）。不過，談到這裡我們可以下一個小結：被殖民的長短，跟一個國家後來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方面，都沒有直接的關係。重要的是留下了怎麼樣的制度，以及後來的統治者如何地治理。
結論
簡單列一下目前的研究結果：殖民母國不是吃素的，他們殖民別人的目的就是要為自己謀取利益。他們同時扮演了掠奪者和建設者的角色，只是說，他們有可能在這個過程，因應殖民地的一些社會經濟狀況，剛好建立了一些保護私有財產、促進投資、普及教育的制度，而這些制度有可能會影響到殖民國後來的各種發展。那麼，柯P之前的專訪有講錯話嗎？有。最主要是，我們無法判斷「被殖民愈久」是不是「愈文明」，因為文明沒有高下之分。而且，被殖民愈久、被誰殖民、被殖民的國家位於哪一個地方等因素，都跟一個國家後來的經濟發展沒有什麼關係。
撇開文明不文明的爭論，若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那也跟殖民長短沒有關係。真正重要的是，保護私有財產、普及的政治權利、大眾教育等等「廣納型制度」的建立，才是讓一個國家經濟得以發展的原因；相對來說，若經濟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在榨取型經濟制度之下，國家必定走向衰亡。
雖然說殖民母國在很久以前所建立的制度對後來的制度發展會有影響，但最終能否建立廣納型的制度、防止政治經濟權力的壟斷，選擇權還是掌握在國民們自己的手上呀！
最後還是要說一下，柯P才上任兩個多月，就引來「無數」的話題。其實很多議題都值得大家好好去想想，真正讓我們自己的思想內容更豐富，而不是只有拚 命地罵他，尤其是某些政黨傾向鮮明的人把他當成一個情緒發洩對象；當然，也不要像某些粉絲們拚命幫柯P護航，護到不願意去思考許多人文、人權議題。我想， 這大概是媒體密集轟炸下能帶給我們的一個思考練習吧！
本文初稿刊登於關鍵評論網，由作者增修後刊登於本刊
參考文獻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1294.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1401.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3.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 (Why Nations Fail). 台北: 衛城出版.
- Engerman, Stanley L., and Kenneth L. Sokoloff. 2005. Colonialism, Inequality, and Long-Run Paths of Develop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http://www.nber.org/papers/w11057 (Accessed February 24, 2015).
- Engerman, Stanley L., and Kenneth L. Sokoloff. 2002. Factor Endowments, Inequality,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Among New World Economic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Engerman, Stanley L., and Kenneth L. Sokoloff. 2003. Institutional and non-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s of economic differences.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Engerman, Stanley, and Kenneth L. Sokoloff. 1997. “Factor Endowments,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A View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ies of Brazil and Mexico, 1800-1914, ed. Stephen H Hab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ff, Karla. 2003. “Paths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8(2): 205–226.
- Sokoloff, Kenneth 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2000. “History Lessons: Institutions, Factor Endowments,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3): 217–232.
- Woodberry, Robert D. 2012. “The Missionary Roots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2): 244–274.
“被西方国家殖民愈久，愈文明”-确实如此，举个例子，上海当年的租界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就比非租界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