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CP，现在的年青人很少知道这四个字母意味着什么。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仅仅存在了70年便瓦解了，其寿命比中国历史上的蒙元帝国还
短。苏联帝国兴衰之秘密，如同罗马帝国一般引起学者们持久的兴趣，祖博克的名著《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最近翻译成中文了，该书所要探讨的核
心问题是：为什么苏联成为足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花了三十年，但这个巨人的解体却只用了三年时间？
苏联的解体，是一次突发的雪崩，谁也没有预料到。庞大帝国的身影，消失在世纪末的地平线，为半个世纪的冷战划上了句号。从十月革命开始，苏联经历了列宁、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五个时代。作为一个帝国，其真正的打造者是斯大林，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以死亡2600万人口为代价，苏联在 二战之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两大超级大国，达到了它的巅峰，但这也是其衰败的开始。
在战争的后期，几百万苏联红军跨过东欧，打到德国和奥地利，他们是征服者，但精神上却为被征服者所征服。从国外归来的军官们私下说：“我们到过国外的几百 万士兵，都看到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家都这样说，哪里也没有比我们国家生活更糟的地方了”。著名的战地作家西蒙诺夫在剧本《在布拉格的栗树下》描写 了一个捷克女郎与苏军上校的对话，女郎不无鄙视地说：“您想必不喜欢欧洲。这些阔绰的独宅大院，这些别墅花园，这些带铁皮屋顶的房舍，必定都让您生气。但 是，您能否认这些吗？”上校沮丧地承认：“可以否认思想，但绝对否认不了铁皮屋顶。既然它是铁的，那就是铁的”。这一情形如同19世纪初进军巴黎的俄国军 队贵族为先进的法国文明所征服，回国后成为反对沙皇制度的十二月党人一般。战后的苏联，要求改革的声音在地下滋长，但斯大林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他陶醉于帝国 的强大之中，偏执地拒绝一切改变。（中国的共匪也是如此）
国门一旦开过，心灵之窗就再也不可能关闭。斯大林死后，一场迟到十年之久的改革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启航。农民出身的赫鲁晓夫，懂世俗，有现实感，知道什么 是民众真正需要的，他喜欢说大白话：“我们好像是布道的神甫，许诺说天上有个天国，可眼下却没有土豆吃。……我们应当在地面上给予这种幸福。我当过工人， 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可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建成了，却没有土豆”。精神的天国何其遥远，赫鲁晓夫承诺给人们一个可触摸的世俗乐园：“土豆烧牛肉”的共产 主义。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带来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与意识形态的“解冻”。为什么赫鲁晓夫要推行非斯大林化？他与他的同事们在那个暴君的时代虽然 身居高位，却无时不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苏联比中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其开国国父并非斯大林，而是列宁，以列宁批判斯大林，不仅不会动摇国本，反而能够强化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然而，赫鲁晓夫毕竟是 斯大林时代的产物，他无法超越那个时代，其改革也只能是既有体制中的微创手术，他甚至以斯大林的方式推进非斯大林化。著名的冷战史专家陈兼教授在《失败的 帝国》书评中有一段评论：“赫鲁晓夫能够成为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不是因为他在思想深度和远大政治规划上比他的同志更为杰出，而只是因为他的粗鲁和狡猾以及对于高层政治力量对比的无与伦比的理解能力，让他获得了一种具有‘即时性质’的高层政治对峙中的优势地位。他走不远，是不奇怪的。”
赫鲁晓夫时代的最大成就，乃是培养了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一代人，即所谓“乐观的六十年代人”。正如祖博克所分析的那样，这些新人擅长批判性思维，具 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在他们眼里，最高的障碍来自僵化的官僚机器，它用铁锁捆住了这个国家、堵塞了革新之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是有限的，但解冻时期熏陶 出的一代年轻人在二十年后，继承并光大了改革大业。
赫鲁晓夫的有限改革，既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阶层，也令希望深刻变化的知识分子不满。他的下台，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还是反斯大林主义者都拍手称快，支 持“解冻”的激进人士以为，哪怕任何人上台，都要比他好。不过，知识分子马上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雅科夫列夫在《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如此形容：赫 鲁晓夫导航的改革航船一再失事。官僚集团的船员们嚎啕大哭，他们将锈迹斑斑的航船拖回叫做“停滞”的平静港湾，还选出了新的平庸船长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之流是一批克里姆林宫的近卫军，实行的是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路线。大清洗自然不会再发生，只要你不关心公共生活，活得也有安全感。然而社会越来 越缺乏改革的热情，人人过的是犬儒主义的物欲生活。诚如陈兼指出的那样：“在勃列日涅夫这一代的苏联领导人看来，对苏联国家与制度形成最大‘思想威胁’ 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包括那些指望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意识形态来‘改造’苏联、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变色’的知识分子，也包括那些其实真诚地希 望通过纠正苏联制度的各种深刻弊病来改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苏联国家安全机器也参与了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压制乃至镇压。其结果，不仅使得苏联国家本身失去 了从他们的批判性意见中汲取改善自身的思想资源，也使得这些知识分子在自身理想破灭的同时，在同国家的关系中日益成为‘他者’。”当温和的体制内改革力量 也受到窒息性压制时，这个帝国也就慢慢气血衰落，像它的领袖那样成为步态沉重的垂死老人。（中华共匪国也是一样的状态。苏联帝国垮了，同样状态的中华共匪国离垮台还会远吗？？）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停滞与空转之后，1985年总书记的位置终于迎来了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乐观的六十年代人”重新启动改革，把握了航船的方向。博祖克指 出：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有许多共同点：“农民的社会背景；真心诚意，甚至可以说狂热的改革冲动；坚定不移的乐观态度以及强烈的自信；在道义上对苏联过去 的反感；相信苏联人民的常识感”。戈尔巴乔夫并非出身于红色官僚贵族，没有保江山的意识；他经历过完整的西化教育，有知识分子的儒雅气，他更愿意与西方对 话，反而与民众在一起的时候感到不自在。
主导八十年代苏联改革的“乐观的六十年代人”，是一批人性化的社会主义者，思想上更接近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他们既是爱国主义者，也是人道主义者，并试图 将二者统一起来，八十年代的苏联生气勃勃，气象一新。然而，掌舵人戈尔巴乔夫有改革的“新思维”，却缺乏治国的方略与掌控全局的手腕。在左右剧烈冲突之 际，他缺乏必要的决断和政治的灵活性，结果改革派离他远去，保守势力则发动政变试图废黜他。戈尔巴乔夫原本想扮演红色帝国的拯救者，不料想，却成了它的掘墓 人。
《苏联史》的作者梁赞诺夫斯基惊叹道：“苏联的消失和它的出现一样，同样的出人意料，非常突然。”如何上场，如何下场。苏联的全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的兴衰秘密，或许就在它的名称之中。
先谈苏维埃。这是一种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直接民主政权形式，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俄国出现了少有的两个政权平行格局，一个是由国家杜马选出的资产阶级 临时政府，另一个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10月革命中苏维埃推翻了临时政府，从此苏俄开创了一个现代政治新尝试，拒绝西方普遍的代议制立 宪道路，试图以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在如此庞大的帝国内部建立工农为主体的直接民主，不啻为空想的乌托邦。在其历史实践当中，代表 人民执政的是列宁式政党—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严密组织与纪律的先锋队。然而，先锋队一旦握有至高无上、无所制约的国家权力，便开始自我异化，蜕变 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试图实现的就是让先锋队重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1988年，苏共重提十月革命的口号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试图通过释放多元的政治力量，来代替高度集权的一元化政党。然而，因为缺乏稳定的宪政架构，由“参与大爆炸”所激发的政治冲突，冲 破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制度笼子，令政治格局发生严重的断裂。苏联诞生于苏维埃的直接民主，最后也因苏维埃的复活、自下而上的“参与大爆炸”而自我终结。别尔 嘉耶夫早就指出，俄罗斯文化当中有无政府主义和崇拜威权两种冲突又互补的性格。只要一天没有建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秩序，国家就会在强权独裁与无政府主 义之间来回震荡，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也在延续这一历史逻辑。
再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更重要的是一种与革命有关的宗教般信仰。斯大林时代苏联帝国的内在凝聚力，不仅凭借国家暴力，而且还有精神上的乌托邦信仰，它来自东正教独有的弥赛亚传统，不仅要拯救俄罗 斯，而且要拯救整个人类。然而，到了20世纪，这种清教徒般的宗教精神救赎，只要国门打开一条缝，就无法经受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世俗化冲击。赫鲁晓夫最大 的功绩，乃是开创了世俗化的共产主义，世俗化按照其自身的逻辑演绎下去，最后必定颠覆信仰上的乌托邦，这使得一个庞大的帝国被抽去了得以保持精神同一性的 内在灵魂。其实，在苏联的肉身解体之前，它的灵魂早就死了。
最后看共和国联盟。苏联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多民族联邦，它不是由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形成的，而是沙俄和斯大林领土扩张的结果。这个人为的恐龙帝国， 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具有高度同一性的苏维埃国族，之所以能够维系70年，早期靠乌托邦的革命信仰，晚年依赖于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一旦中央权力式微，各 民族的政治离心力立即如火山一般喷发。值得注意的是，最终让苏联解体的，还不是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而是核心民族俄罗斯在政治上要求摆脱联盟的羁绊。帝国 改革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于外部势力的颠覆，恰恰是内部各民族、各版块的分崩离析。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设计者亚科夫斯基说过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俄国始终没有找到一支既能抵制专制制度复辟，又能抵制革命精神的庸俗政治的力量”。何谓庸俗政治？无它者也，乃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立宪民主。
发表于《财新周刊》2015年12期，原文有个别删节
苏联的解体，是一次突发的雪崩，谁也没有预料到。庞大帝国的身影，消失在世纪末的地平线，为半个世纪的冷战划上了句号。从十月革命开始，苏联经历了列宁、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五个时代。作为一个帝国，其真正的打造者是斯大林，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以死亡2600万人口为代价，苏联在 二战之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两大超级大国，达到了它的巅峰，但这也是其衰败的开始。
在战争的后期，几百万苏联红军跨过东欧，打到德国和奥地利，他们是征服者，但精神上却为被征服者所征服。从国外归来的军官们私下说：“我们到过国外的几百 万士兵，都看到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家都这样说，哪里也没有比我们国家生活更糟的地方了”。著名的战地作家西蒙诺夫在剧本《在布拉格的栗树下》描写 了一个捷克女郎与苏军上校的对话，女郎不无鄙视地说：“您想必不喜欢欧洲。这些阔绰的独宅大院，这些别墅花园，这些带铁皮屋顶的房舍，必定都让您生气。但 是，您能否认这些吗？”上校沮丧地承认：“可以否认思想，但绝对否认不了铁皮屋顶。既然它是铁的，那就是铁的”。这一情形如同19世纪初进军巴黎的俄国军 队贵族为先进的法国文明所征服，回国后成为反对沙皇制度的十二月党人一般。战后的苏联，要求改革的声音在地下滋长，但斯大林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他陶醉于帝国 的强大之中，偏执地拒绝一切改变。（中国的共匪也是如此）
国门一旦开过，心灵之窗就再也不可能关闭。斯大林死后，一场迟到十年之久的改革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启航。农民出身的赫鲁晓夫，懂世俗，有现实感，知道什么 是民众真正需要的，他喜欢说大白话：“我们好像是布道的神甫，许诺说天上有个天国，可眼下却没有土豆吃。……我们应当在地面上给予这种幸福。我当过工人， 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可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建成了，却没有土豆”。精神的天国何其遥远，赫鲁晓夫承诺给人们一个可触摸的世俗乐园：“土豆烧牛肉”的共产 主义。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带来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与意识形态的“解冻”。为什么赫鲁晓夫要推行非斯大林化？他与他的同事们在那个暴君的时代虽然 身居高位，却无时不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苏联比中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其开国国父并非斯大林，而是列宁，以列宁批判斯大林，不仅不会动摇国本，反而能够强化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然而，赫鲁晓夫毕竟是 斯大林时代的产物，他无法超越那个时代，其改革也只能是既有体制中的微创手术，他甚至以斯大林的方式推进非斯大林化。著名的冷战史专家陈兼教授在《失败的 帝国》书评中有一段评论：“赫鲁晓夫能够成为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不是因为他在思想深度和远大政治规划上比他的同志更为杰出，而只是因为他的粗鲁和狡猾以及对于高层政治力量对比的无与伦比的理解能力，让他获得了一种具有‘即时性质’的高层政治对峙中的优势地位。他走不远，是不奇怪的。”
赫鲁晓夫时代的最大成就，乃是培养了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一代人，即所谓“乐观的六十年代人”。正如祖博克所分析的那样，这些新人擅长批判性思维，具 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在他们眼里，最高的障碍来自僵化的官僚机器，它用铁锁捆住了这个国家、堵塞了革新之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是有限的，但解冻时期熏陶 出的一代年轻人在二十年后，继承并光大了改革大业。
赫鲁晓夫的有限改革，既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阶层，也令希望深刻变化的知识分子不满。他的下台，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还是反斯大林主义者都拍手称快，支 持“解冻”的激进人士以为，哪怕任何人上台，都要比他好。不过，知识分子马上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雅科夫列夫在《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如此形容：赫 鲁晓夫导航的改革航船一再失事。官僚集团的船员们嚎啕大哭，他们将锈迹斑斑的航船拖回叫做“停滞”的平静港湾，还选出了新的平庸船长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之流是一批克里姆林宫的近卫军，实行的是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路线。大清洗自然不会再发生，只要你不关心公共生活，活得也有安全感。然而社会越来 越缺乏改革的热情，人人过的是犬儒主义的物欲生活。诚如陈兼指出的那样：“在勃列日涅夫这一代的苏联领导人看来，对苏联国家与制度形成最大‘思想威胁’ 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包括那些指望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意识形态来‘改造’苏联、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变色’的知识分子，也包括那些其实真诚地希 望通过纠正苏联制度的各种深刻弊病来改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苏联国家安全机器也参与了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压制乃至镇压。其结果，不仅使得苏联国家本身失去 了从他们的批判性意见中汲取改善自身的思想资源，也使得这些知识分子在自身理想破灭的同时，在同国家的关系中日益成为‘他者’。”当温和的体制内改革力量 也受到窒息性压制时，这个帝国也就慢慢气血衰落，像它的领袖那样成为步态沉重的垂死老人。（中华共匪国也是一样的状态。苏联帝国垮了，同样状态的中华共匪国离垮台还会远吗？？）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停滞与空转之后，1985年总书记的位置终于迎来了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乐观的六十年代人”重新启动改革，把握了航船的方向。博祖克指 出：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有许多共同点：“农民的社会背景；真心诚意，甚至可以说狂热的改革冲动；坚定不移的乐观态度以及强烈的自信；在道义上对苏联过去 的反感；相信苏联人民的常识感”。戈尔巴乔夫并非出身于红色官僚贵族，没有保江山的意识；他经历过完整的西化教育，有知识分子的儒雅气，他更愿意与西方对 话，反而与民众在一起的时候感到不自在。
主导八十年代苏联改革的“乐观的六十年代人”，是一批人性化的社会主义者，思想上更接近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他们既是爱国主义者，也是人道主义者，并试图 将二者统一起来，八十年代的苏联生气勃勃，气象一新。然而，掌舵人戈尔巴乔夫有改革的“新思维”，却缺乏治国的方略与掌控全局的手腕。在左右剧烈冲突之 际，他缺乏必要的决断和政治的灵活性，结果改革派离他远去，保守势力则发动政变试图废黜他。戈尔巴乔夫原本想扮演红色帝国的拯救者，不料想，却成了它的掘墓 人。
《苏联史》的作者梁赞诺夫斯基惊叹道：“苏联的消失和它的出现一样，同样的出人意料，非常突然。”如何上场，如何下场。苏联的全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的兴衰秘密，或许就在它的名称之中。
先谈苏维埃。这是一种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直接民主政权形式，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俄国出现了少有的两个政权平行格局，一个是由国家杜马选出的资产阶级 临时政府，另一个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10月革命中苏维埃推翻了临时政府，从此苏俄开创了一个现代政治新尝试，拒绝西方普遍的代议制立 宪道路，试图以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在如此庞大的帝国内部建立工农为主体的直接民主，不啻为空想的乌托邦。在其历史实践当中，代表 人民执政的是列宁式政党—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严密组织与纪律的先锋队。然而，先锋队一旦握有至高无上、无所制约的国家权力，便开始自我异化，蜕变 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试图实现的就是让先锋队重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1988年，苏共重提十月革命的口号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试图通过释放多元的政治力量，来代替高度集权的一元化政党。然而，因为缺乏稳定的宪政架构，由“参与大爆炸”所激发的政治冲突，冲 破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制度笼子，令政治格局发生严重的断裂。苏联诞生于苏维埃的直接民主，最后也因苏维埃的复活、自下而上的“参与大爆炸”而自我终结。别尔 嘉耶夫早就指出，俄罗斯文化当中有无政府主义和崇拜威权两种冲突又互补的性格。只要一天没有建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秩序，国家就会在强权独裁与无政府主 义之间来回震荡，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也在延续这一历史逻辑。
再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更重要的是一种与革命有关的宗教般信仰。斯大林时代苏联帝国的内在凝聚力，不仅凭借国家暴力，而且还有精神上的乌托邦信仰，它来自东正教独有的弥赛亚传统，不仅要拯救俄罗 斯，而且要拯救整个人类。然而，到了20世纪，这种清教徒般的宗教精神救赎，只要国门打开一条缝，就无法经受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世俗化冲击。赫鲁晓夫最大 的功绩，乃是开创了世俗化的共产主义，世俗化按照其自身的逻辑演绎下去，最后必定颠覆信仰上的乌托邦，这使得一个庞大的帝国被抽去了得以保持精神同一性的 内在灵魂。其实，在苏联的肉身解体之前，它的灵魂早就死了。
最后看共和国联盟。苏联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多民族联邦，它不是由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形成的，而是沙俄和斯大林领土扩张的结果。这个人为的恐龙帝国， 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具有高度同一性的苏维埃国族，之所以能够维系70年，早期靠乌托邦的革命信仰，晚年依赖于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一旦中央权力式微，各 民族的政治离心力立即如火山一般喷发。值得注意的是，最终让苏联解体的，还不是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而是核心民族俄罗斯在政治上要求摆脱联盟的羁绊。帝国 改革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于外部势力的颠覆，恰恰是内部各民族、各版块的分崩离析。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设计者亚科夫斯基说过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俄国始终没有找到一支既能抵制专制制度复辟，又能抵制革命精神的庸俗政治的力量”。何谓庸俗政治？无它者也，乃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立宪民主。
发表于《财新周刊》2015年12期，原文有个别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