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新加坡國父，其政治智慧、務實作風和領袖魅力不容置疑。在他一手構建的制度下，新加坡在短短幾十年間一躍成為亞洲少有的富裕
穩定並持續增長的發達國家。那麼新加坡模式有多大的適用性？我認為，那是李光耀根據新加坡特殊的歷史民族淵源和社會文化土壤，在適時的歷史節點為新加坡度
身打造的。它本身有很多可供借鑑之處，但很難亦不應被複製。
東南亞諸國和中國一樣是民族國家。在原住民看來，和自己差異極大的華人的遷入侵犯了自己對固有土地的權利。儘管東南亞華人在各國都佔有重要（經濟） 地位，卻無法在人數上取得優勢，加上歷史原因，他們處於相當尷尬的位置：他們無法通過民主選舉取得政權，卻總被抱以戒心。新加坡得以建國，亦是這種民族矛 盾的直接後果。作為英國在東南亞的統治中心，新加坡是唯一被獨立管轄的以華人為主的行政區，有先天性的建立華人國家的優勢。在1959年獲得完全自治地位 後，李光耀推動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但這樣一來，華人人口和馬來人相當，馬來亞就有成立華人政權的可能。這當然和馬來人優先有着本質的衝突。1965年， 新加坡被迫退出聯邦，獨立建國。
李光耀是純粹實用主義者
新加坡剛獨立時危機重重。她是一座億萬馬來人包圍下的華人孤島；周邊大馬來由主義盛行；懷有敵意的馬來西亞和印尼虎視眈眈。她面積窄小，資源極度匱 乏，人口素質低下，內部還有嚴重的民族問題。新加坡能否生存，何以為繼？李光耀是純粹的實用主義者，不囿於任何一種理論或體系。無論是在構建國家制度、政 府架構還是推行具體政策措施之時，他的最大原則就只有一個：用於新加坡能否奏效？
當時，新加坡民眾的主體是遵循儒家傳統的出身底層的華人，他們習慣刻苦耐勞，敬重有學之士，天性隱忍順從。民衆尚未充分受民主洗禮，亦未對民主有熱 切追求。李光耀深信當時新加坡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快速帶領民眾走上富裕和穩定道路、有長遠規劃、高效務實、廉潔自律的政府。他認為民主制度並無法確保 選民不會因為一時一刻的不理智而產生平庸甚至愚蠢的領導層。成熟穩定的西方國家如果短時間出現庸碌無為的領導人問題不大，但對於新加坡這個起步於貧窮落後 且面臨生存威脅的國家來說，只要走錯一步就會萬劫不復。因此在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把國家的精英最大限度地收攬進統治與管治層，對於李光耀而言是最順理成 章和最務實有效的選擇。在經濟方面，他深信發達國家成功的先例充分顯示，資本主義是推動新加坡經濟技術發展的唯一選擇。於是，他開創了結合精英集團政治統 治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一體的政治集權、經濟自由的新加坡模式。
李光耀出身於典型儒釋道華人家庭，他不認為也不相信西方推崇的民主自由普世適用。他認為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都必須服從於有效統治和社會穩定的大前 提。但受過嚴格英式教育的他也深知，民主自由既無法走回頭路也是一件必須的外衣。是故新加坡有國會，但沒有任何政黨可以威脅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法律上有言 論自由，但是實踐上卻動輒得咎，嚴刑以待。
無可否認，李光耀開創和推行的制度對當年被迫獨立的新加坡而言或是「最優解」。但它是否為現在新加坡的最優制度卻不乏疑問。李光耀雖已退居幕後多 年，其威信和影響力仍是維繫這個制度的極為重要的力量。但從近10年看來，新加坡民主自由的呼聲愈來愈高，反對黨在選舉中已經取得一定突破。李光耀時代終 結之後，新加坡模式的效用和走向仍有待觀察。
東南亞諸國和中國一樣是民族國家。在原住民看來，和自己差異極大的華人的遷入侵犯了自己對固有土地的權利。儘管東南亞華人在各國都佔有重要（經濟） 地位，卻無法在人數上取得優勢，加上歷史原因，他們處於相當尷尬的位置：他們無法通過民主選舉取得政權，卻總被抱以戒心。新加坡得以建國，亦是這種民族矛 盾的直接後果。作為英國在東南亞的統治中心，新加坡是唯一被獨立管轄的以華人為主的行政區，有先天性的建立華人國家的優勢。在1959年獲得完全自治地位 後，李光耀推動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但這樣一來，華人人口和馬來人相當，馬來亞就有成立華人政權的可能。這當然和馬來人優先有着本質的衝突。1965年， 新加坡被迫退出聯邦，獨立建國。
李光耀是純粹實用主義者
新加坡剛獨立時危機重重。她是一座億萬馬來人包圍下的華人孤島；周邊大馬來由主義盛行；懷有敵意的馬來西亞和印尼虎視眈眈。她面積窄小，資源極度匱 乏，人口素質低下，內部還有嚴重的民族問題。新加坡能否生存，何以為繼？李光耀是純粹的實用主義者，不囿於任何一種理論或體系。無論是在構建國家制度、政 府架構還是推行具體政策措施之時，他的最大原則就只有一個：用於新加坡能否奏效？
當時，新加坡民眾的主體是遵循儒家傳統的出身底層的華人，他們習慣刻苦耐勞，敬重有學之士，天性隱忍順從。民衆尚未充分受民主洗禮，亦未對民主有熱 切追求。李光耀深信當時新加坡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快速帶領民眾走上富裕和穩定道路、有長遠規劃、高效務實、廉潔自律的政府。他認為民主制度並無法確保 選民不會因為一時一刻的不理智而產生平庸甚至愚蠢的領導層。成熟穩定的西方國家如果短時間出現庸碌無為的領導人問題不大，但對於新加坡這個起步於貧窮落後 且面臨生存威脅的國家來說，只要走錯一步就會萬劫不復。因此在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把國家的精英最大限度地收攬進統治與管治層，對於李光耀而言是最順理成 章和最務實有效的選擇。在經濟方面，他深信發達國家成功的先例充分顯示，資本主義是推動新加坡經濟技術發展的唯一選擇。於是，他開創了結合精英集團政治統 治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一體的政治集權、經濟自由的新加坡模式。
李光耀出身於典型儒釋道華人家庭，他不認為也不相信西方推崇的民主自由普世適用。他認為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都必須服從於有效統治和社會穩定的大前 提。但受過嚴格英式教育的他也深知，民主自由既無法走回頭路也是一件必須的外衣。是故新加坡有國會，但沒有任何政黨可以威脅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法律上有言 論自由，但是實踐上卻動輒得咎，嚴刑以待。
無可否認，李光耀開創和推行的制度對當年被迫獨立的新加坡而言或是「最優解」。但它是否為現在新加坡的最優制度卻不乏疑問。李光耀雖已退居幕後多 年，其威信和影響力仍是維繫這個制度的極為重要的力量。但從近10年看來，新加坡民主自由的呼聲愈來愈高，反對黨在選舉中已經取得一定突破。李光耀時代終 結之後，新加坡模式的效用和走向仍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