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述各地战斗力时，都以争端进入拳脚状态的时间长短作为判断标准。进入动手状态越快，则得分越高，启动越慢，则得分越低，上海人得零分，是因为上海人发生争端，几乎永远处于口角模式。
这显然是把是否足够缺文明少教养当成是否有战斗力。
如果以此作为战斗力强弱的标准，那么，有战斗民族之称的俄罗斯人，放在中国的战斗力排行榜上，大概只能排在上海人之后，因为他们甚至很难像上海人那样为一点小事就会发生口舌争端，大街上碰到不爽的事，俄罗斯人通常表现出的温和不会比台湾香港人更差。
所以，这类地图炮完全是在偷换概念。像“你瞅啥？瞅你咋地？老子削你……”这种被网络夸大的肢体冲突模式，即使是事实，它也仅仅说明东北人更爱打架，完全不等于战斗力强。
至于上海人不愿动手，并不意味他们战斗力弱，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最不愿以肢体冲突解决争端的人群而已——整体上，上海及周边吴语区，是中国表现最温和的地区——他们温和的整体形象甚至被放大变成整个南方人。
原因或许很简单，吴语区长期是中国最富庶且文教最发达之地，深厚的传统礼教和发达的商业文化，都会强烈抑制逞强好斗之风，养成争端时寻求第三方仲裁评判的观念，哪怕只是争取围观者的支持。
上海人街头的口舌争端，基本上是各自讲道理的比赛，而不是骂仗比赛——上海人口头争端，即使争上两个小时，也不会跑题到对方祖先以及家族中的女性——这是东北人过去较为擅长的技能。
另外，传统社会色彩更浓厚的地区通常会比商业文化浓厚的地区有更强烈的荣誉文化。格拉德维尔就在《异类》中谈到，美国南方就比北方有更强烈的荣誉观念，他们更容易感觉被侵犯被激怒，网上对东北人易怒性格的夸张描述，同样适合描述美国南方人。
而上海人不愿意肢体冲突上表现得更为强烈，还在于它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城市，且一直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在今天，还是中国政府管理能力最强、效率最高的城市（见大象公会《上海为什么缺少创业家？》），这本身就意味着获得公平仲裁的可能性更高，而暴力行为则要承担极高代价。
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居民，陌生人发生口角，越是倾向于以各自讲理方式争取围观人群的同情支持，而小城镇或农村居民，则更倾向于展现其即兴讲述对方丑恶家族史的天赋。
网上流传的各地战斗力排名不靠谱，但中国各地的平均“战斗力”其实是可以比较。
判断两个人谁能打很容易，通常看一下块头就知道输赢——除相扑外，拳击、摔跤、跆拳道、柔道等格斗类比赛都要以体重分级，重量级以下，基本每两三公斤就要划分一个量级。
今天并没有可靠的全国各地身高体重统计数据以简单推算战斗力排名。不过，北方人体格上优于南方人无需置疑，19世纪德国生物学家卡尔•伯格曼曾总结出这样的一个规律：同一物种，越是寒冷地区则个体体积越大，因为体积越大越利于保温——体积随外形尺寸的立方比增加，而表面积只是平方比增加。
从块头上来说，东北人战斗力居于中国最强，大致不错，但上海人排位肯定不低，因为在收入差距极大、大部分人刚解决温饱没多久的中国，营养水平对身高的影响极大，而上海是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他们最不缺营养。
不过，今天中国普遍认为东北人战斗力最强，仅仅是因为东北人块头较大，并且相对更喜欢动手吗？
显然并不如此。东北人在全中国留下的“战斗民族”印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东北人在中国大部分地方留下的赫赫武功。罗永浩曾经说过：长江以北的大案要案几乎都是我们东北人干的。中国北方的暴力犯罪案件，尤其是团伙犯罪，东北人的确表现抢眼。
东北多出暴力团伙，通常被解释为“民风彪悍”，而且逻辑上也颇能自洽：今天的东北社会，形成于近世的大规模自发移民，它相对于官方组织的有序移民，更容易形成类似丛林法则的民风，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圈占更多资源。
但逞强好斗并不一定意味着暴力团伙的活动几乎遍布全国，而且我们后面将要谈到，无论是逞强好斗，还是喜欢抱团一致对外，东北人在中国远远算不上突出。
东北社会明显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结构特征，或许才是让全中国都认为“东北人都是黑社会”的最重要原因。
牢固的信任和默契，是暴力团伙最重要的组织纽带，通常，暴力团伙的核心成员的情感纽带，不是来自血缘关系，就是自小长大培养起来的信任。如果从小共同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中，很容易形成牢固的情感。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型厂矿企业，是个封闭而完备的社会，厂矿子弟们从幼儿园起就长期生活在一个共同空间，他们不但有最深切的共同记忆，而且会形成强烈的内聚力，内地孤岛般的三线企业就更明显。
如果是年龄结构极为整齐划一的厂矿企业——职工们几乎都是同代人，子女们也是同代人，相对年龄构成是连续分布的社会，这种环境长大的人会有更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荷尔蒙喷发的年龄，厂矿子弟面对外部世界更容易抱团，如果他们成年时未能顺利进入社会，就极易滋生暴力团伙。
东北是中国大型厂矿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很不幸的是，1980年代进入就业年龄的人，很容易变成待业青年，1990年代进入就业年龄的人更不幸，遇到国企改制下岗潮。东北高度单一的经济体系，使这些剩余劳动力只能离开东北寻找机会。
东北大概是中国人口流动最特殊的地区，其他地区是农村人口外流，东北则是城镇人口大量外流，这些人天然不会像内地的农民工一样愿意接受沿海工厂打工，或大城市工地扛水泥的工作。
其实，内地三线企业或被农村包围的厂矿企业的子弟，比周围的同龄人更抱团更好斗，这个特征或许来得比东北更为强烈，但他们不像东北人，会被外地人轻易从口音、习俗等特征识别出来，并贴上地域标签。
台湾或许是一个最好的参照。今天台湾著名的黑社会组织，几乎全部都是眷村长大的，而台湾眷村的社会形态几乎是大陆厂矿企业的翻版——中国的部队大院之所以不像眷村成为孕育黑社会的土壤，多少是因为这里的年轻人要比后者有更优越的发展机会。
东北人彪悍吗？
经过大规模国企改制的东北，今天的社会结构，早已不是盛产暴力团伙的温床，虽然中国人的心目中，东北人依然是战斗民族，实际上城里年轻一代完全是温和的一代人——东北是中国生育率最低的地区，独生子女的东北人与传说中的东北人是两种不同的人类。
至于农村的东北人，他们虽然爱吹牛，甚至为不辜负外地人的仰慕，偶尔会做食肉动物状，但实际上他们可以被认为从来就是中国最老实听话的农民。
如果我们搜索“群体性事件”、“械斗”等类似关键词，会发现传说中民风彪悍的东北，几乎找不到几场有规模的群殴械斗，占满整个屏幕的，却是在打架排行榜中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华南地区。
如下新闻事件，在东北是难以想象的：
2009年的海南东方3.23事件，因为对一起学生打架事件的处理结果不满，当地两个村的村民一天之内打砸烧毁了镇政府和派出所。事件发生后，市政府立即派遣一百二十余人组成四个工作组，深入村户做群众思想教育工作。但第二天这两个村就爆发了千余人的大规模械斗，直到警方出动了同等人数的公安、武警才使群众纷纷表示情绪稳定。
东方市的领导还算幸运，因为他们碰到的不是广东汕头莲塘片区的村民。2014年7月，莲塘的几个赌徒被民警抓获，为了逼派出所放人，村民们不仅围攻打砸派出所，而且还在两个月后攻陷了市委，大肆殴打工作人员。更夸张的是，他们还曾经挟持值班民警游街13个小时，并放出话要烧死民警。
中国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发布的《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印证了南方人的实力：2000年至2013年全国百人以上的群体事件中，华南地区占36.6%，其中广东省更是以267起、占总数30.7%拔得头筹。与之相比，东北三省加在一起只有27起，是广东的十分之一。
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
在各种战斗力排名中垫底的广东、福建、甚至浙江南部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并且数百年来一直就是。
华南人民为什么这么强？
【宗族的力量】
与华南农村的轰轰烈烈相比，北方农村则显得平静得多，因为他们缺乏强大的战斗传统文化——宗族械斗。
宗族械斗早在明朝就已出现，到了清朝，福建漳泉地区和广东潮汕地区成为频繁械斗的战场。争执的原因大都鸡毛蒜皮，但械斗往往经年累月，惨烈程度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群架。例如光绪三十三年，福建惠安县村民因赌债纠纷械斗，牵连大小两姓几十个乡，延续3年，死于械斗者达160多人。光绪末年，福州长乐县的玉田、东渡两乡为争夺水源，械斗时间更长达4年。
漳、泉地区的械斗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维稳压力，雍正十二年，皇帝专门颁布诏书严禁械斗，诏书中提到：“漳、泉二府……历来为国家宣猷效力者，实不乏人。独有风俗强悍一节，为天下所共知，亦天下所共鄙。”
在宗族械斗和山盗、倭寇频繁侵扰的环境中，福建龙岩、漳州和广东潮州等地的土楼建筑有了很大发展。
宗族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亲属制度。宋代实行完整的科举制之后，官僚阶层流动加快，传统的世家和士族不复存在，为此，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在家乡设立义庄，救济族人，并为科举考生提供资助，寄望于延续家族的政治势力。
宋代的宗族只是初具雏形，到了明代，国家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把宗族与里甲制结合，作为建立地方社会秩序的基础，《朱子家礼》等理学经典也为宗族构建提供了一整套指导理论。官方与民间合力，逐步建立起一套包括宗法、祠堂、族田、族学、族谱在内的严格的宗族制度。
中国北方历史上迭遭战乱，并发生了数次人口大迁徙，而南方家族的血脉延续相对稳定，因此南方人的宗族认同远比北方强烈。时至今日，南方农村仍有大量的单姓村落，而北方农村绝大多数都是多姓氏混居。
除了更强的宗族认同外，农业生产的南北差异，也是宗族械斗主要出现在南方的原因。长江以北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对水利灌溉的依赖较小，除了特定时节，一家一户大多能独立完成耕作。而南方的水稻种植更依赖灌溉也更要求协作，血缘纽带因此更加牢固，为争夺水源和农田，各宗族也更易产生矛盾。而且，南方沿海地区人口远比北方稠密，宗族之间的生存竞争更加激烈。
连续数百年的残酷争斗，有些地方的军事化程度之高，甚至连正规武装都不是对手。民国十三年, 福建安海发生黄、颜、张械斗, 驻泉州北洋军阀孔昭同派兵镇压, 结果反遭村民武装反抗, 军队被打死27人。
1949年后，中共首次实现对农村基层的严密控制，宗族制随之瓦解，长江以北宗族认同本不强烈，政治环境宽松后也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但南方强大的宗族文化在1978年后迅即死灰复燃。宗族械斗的频率和烈度也很快恢复到清朝的水平，规模甚至还要更大——械斗双方由不同宗族扩大到不同姓氏，有时还会拉来“相好姓”。
很多地方宗族械斗甚至演进出一套成熟的交战规则。譬如首先会在祠堂集体宣誓，然后统一着装手持各种冷热兵器进入战场，地点多限定在参战族姓的田界范围内，作战样式有田野对攻，有扼守工事的阵地战——有些地方土木作业挖掘的壕沟可宽达三米，深两米。
宗族械斗高发区都有一套完备的社会动员和保障体系：战死者会在祠堂内按烈士规格设祭后下葬，其家属子女及因械斗丧失劳动能力者由族中供养，参战主要成员若事后被警方追责，会有其他族人主动顶包，甚至替其服刑。
由于“同姓不通婚”，参与械斗的不同宗族姓氏难免彼此是亲戚，为此，械斗规则明确规定，一切服从宗族利益，战场上亲戚熟人照打不误。为防止有人下不了手，很多械斗都选择在晚上进行，有些更加谨慎的械斗者上场前还要化妆。
有如此强大的械斗文化做支撑，碰到真正打群架时，北方人几乎不可能是南方人的对手——在“中立的日本战场”，来自福建的黑社会团伙不但让东北黑帮根本没有话份，甚至日本本土的黑社会也要礼让三分。
南方人里，什么地方的人是战斗民族中的战斗民族？
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约是客家人，军事要塞化的建筑就是其战斗民族的直接体现，今天，客家人不同聚集区的建筑外形，就能推断出哪里是前进基地，哪里是小跳板。
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损失的太平天国运动，发起者中6位有5位是客家子弟，核心武装力量也由客家人组成。太平军北伐过程中，由2万余客家人从扬州一直打到直隶，数十万清兵却对其束手无策。
同一时期，客家人也创造了宗族械斗史上最惨烈的记录：清末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客家人与本地土著的械斗，时间跨度长达13年，地点覆盖17个县域，死亡人数保守估计在百万以上。
不过，也许是由于这次伤亡过于惨重，客家人从此趋于保守，一般很少表现出攻击性。
在广东人看来，今天最彪悍勇猛的无疑是潮汕人，但是，与喜欢在身上纹爬行动物的东北人不同，潮汕人看上去多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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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历史上看,北方人更易于当亡国奴而南方人更加坚强不屈，宁死不当亡国奴。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空长得牛高马大的样子。
这显然是把是否足够缺文明少教养当成是否有战斗力。
如果以此作为战斗力强弱的标准，那么，有战斗民族之称的俄罗斯人，放在中国的战斗力排行榜上，大概只能排在上海人之后，因为他们甚至很难像上海人那样为一点小事就会发生口舌争端，大街上碰到不爽的事，俄罗斯人通常表现出的温和不会比台湾香港人更差。
所以，这类地图炮完全是在偷换概念。像“你瞅啥？瞅你咋地？老子削你……”这种被网络夸大的肢体冲突模式，即使是事实，它也仅仅说明东北人更爱打架，完全不等于战斗力强。
至于上海人不愿动手，并不意味他们战斗力弱，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最不愿以肢体冲突解决争端的人群而已——整体上，上海及周边吴语区，是中国表现最温和的地区——他们温和的整体形象甚至被放大变成整个南方人。
原因或许很简单，吴语区长期是中国最富庶且文教最发达之地，深厚的传统礼教和发达的商业文化，都会强烈抑制逞强好斗之风，养成争端时寻求第三方仲裁评判的观念，哪怕只是争取围观者的支持。
上海人街头的口舌争端，基本上是各自讲道理的比赛，而不是骂仗比赛——上海人口头争端，即使争上两个小时，也不会跑题到对方祖先以及家族中的女性——这是东北人过去较为擅长的技能。
另外，传统社会色彩更浓厚的地区通常会比商业文化浓厚的地区有更强烈的荣誉文化。格拉德维尔就在《异类》中谈到，美国南方就比北方有更强烈的荣誉观念，他们更容易感觉被侵犯被激怒，网上对东北人易怒性格的夸张描述，同样适合描述美国南方人。
而上海人不愿意肢体冲突上表现得更为强烈，还在于它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城市，且一直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在今天，还是中国政府管理能力最强、效率最高的城市（见大象公会《上海为什么缺少创业家？》），这本身就意味着获得公平仲裁的可能性更高，而暴力行为则要承担极高代价。
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居民，陌生人发生口角，越是倾向于以各自讲理方式争取围观人群的同情支持，而小城镇或农村居民，则更倾向于展现其即兴讲述对方丑恶家族史的天赋。
网上流传的各地战斗力排名不靠谱，但中国各地的平均“战斗力”其实是可以比较。
判断两个人谁能打很容易，通常看一下块头就知道输赢——除相扑外，拳击、摔跤、跆拳道、柔道等格斗类比赛都要以体重分级，重量级以下，基本每两三公斤就要划分一个量级。
今天并没有可靠的全国各地身高体重统计数据以简单推算战斗力排名。不过，北方人体格上优于南方人无需置疑，19世纪德国生物学家卡尔•伯格曼曾总结出这样的一个规律：同一物种，越是寒冷地区则个体体积越大，因为体积越大越利于保温——体积随外形尺寸的立方比增加，而表面积只是平方比增加。
从块头上来说，东北人战斗力居于中国最强，大致不错，但上海人排位肯定不低，因为在收入差距极大、大部分人刚解决温饱没多久的中国，营养水平对身高的影响极大，而上海是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他们最不缺营养。
不过，今天中国普遍认为东北人战斗力最强，仅仅是因为东北人块头较大，并且相对更喜欢动手吗？
显然并不如此。东北人在全中国留下的“战斗民族”印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东北人在中国大部分地方留下的赫赫武功。罗永浩曾经说过：长江以北的大案要案几乎都是我们东北人干的。中国北方的暴力犯罪案件，尤其是团伙犯罪，东北人的确表现抢眼。
东北多出暴力团伙，通常被解释为“民风彪悍”，而且逻辑上也颇能自洽：今天的东北社会，形成于近世的大规模自发移民，它相对于官方组织的有序移民，更容易形成类似丛林法则的民风，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圈占更多资源。
但逞强好斗并不一定意味着暴力团伙的活动几乎遍布全国，而且我们后面将要谈到，无论是逞强好斗，还是喜欢抱团一致对外，东北人在中国远远算不上突出。
东北社会明显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结构特征，或许才是让全中国都认为“东北人都是黑社会”的最重要原因。
牢固的信任和默契，是暴力团伙最重要的组织纽带，通常，暴力团伙的核心成员的情感纽带，不是来自血缘关系，就是自小长大培养起来的信任。如果从小共同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组织中，很容易形成牢固的情感。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型厂矿企业，是个封闭而完备的社会，厂矿子弟们从幼儿园起就长期生活在一个共同空间，他们不但有最深切的共同记忆，而且会形成强烈的内聚力，内地孤岛般的三线企业就更明显。
如果是年龄结构极为整齐划一的厂矿企业——职工们几乎都是同代人，子女们也是同代人，相对年龄构成是连续分布的社会，这种环境长大的人会有更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荷尔蒙喷发的年龄，厂矿子弟面对外部世界更容易抱团，如果他们成年时未能顺利进入社会，就极易滋生暴力团伙。
东北是中国大型厂矿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很不幸的是，1980年代进入就业年龄的人，很容易变成待业青年，1990年代进入就业年龄的人更不幸，遇到国企改制下岗潮。东北高度单一的经济体系，使这些剩余劳动力只能离开东北寻找机会。
东北大概是中国人口流动最特殊的地区，其他地区是农村人口外流，东北则是城镇人口大量外流，这些人天然不会像内地的农民工一样愿意接受沿海工厂打工，或大城市工地扛水泥的工作。
其实，内地三线企业或被农村包围的厂矿企业的子弟，比周围的同龄人更抱团更好斗，这个特征或许来得比东北更为强烈，但他们不像东北人，会被外地人轻易从口音、习俗等特征识别出来，并贴上地域标签。
台湾或许是一个最好的参照。今天台湾著名的黑社会组织，几乎全部都是眷村长大的，而台湾眷村的社会形态几乎是大陆厂矿企业的翻版——中国的部队大院之所以不像眷村成为孕育黑社会的土壤，多少是因为这里的年轻人要比后者有更优越的发展机会。
东北人彪悍吗？
经过大规模国企改制的东北，今天的社会结构，早已不是盛产暴力团伙的温床，虽然中国人的心目中，东北人依然是战斗民族，实际上城里年轻一代完全是温和的一代人——东北是中国生育率最低的地区，独生子女的东北人与传说中的东北人是两种不同的人类。
至于农村的东北人，他们虽然爱吹牛，甚至为不辜负外地人的仰慕，偶尔会做食肉动物状，但实际上他们可以被认为从来就是中国最老实听话的农民。
如果我们搜索“群体性事件”、“械斗”等类似关键词，会发现传说中民风彪悍的东北，几乎找不到几场有规模的群殴械斗，占满整个屏幕的，却是在打架排行榜中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华南地区。
如下新闻事件，在东北是难以想象的：
2009年的海南东方3.23事件，因为对一起学生打架事件的处理结果不满，当地两个村的村民一天之内打砸烧毁了镇政府和派出所。事件发生后，市政府立即派遣一百二十余人组成四个工作组，深入村户做群众思想教育工作。但第二天这两个村就爆发了千余人的大规模械斗，直到警方出动了同等人数的公安、武警才使群众纷纷表示情绪稳定。
东方市的领导还算幸运，因为他们碰到的不是广东汕头莲塘片区的村民。2014年7月，莲塘的几个赌徒被民警抓获，为了逼派出所放人，村民们不仅围攻打砸派出所，而且还在两个月后攻陷了市委，大肆殴打工作人员。更夸张的是，他们还曾经挟持值班民警游街13个小时，并放出话要烧死民警。
中国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发布的《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印证了南方人的实力：2000年至2013年全国百人以上的群体事件中，华南地区占36.6%，其中广东省更是以267起、占总数30.7%拔得头筹。与之相比，东北三省加在一起只有27起，是广东的十分之一。
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
在各种战斗力排名中垫底的广东、福建、甚至浙江南部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并且数百年来一直就是。
华南人民为什么这么强？
【宗族的力量】
与华南农村的轰轰烈烈相比，北方农村则显得平静得多，因为他们缺乏强大的战斗传统文化——宗族械斗。
宗族械斗早在明朝就已出现，到了清朝，福建漳泉地区和广东潮汕地区成为频繁械斗的战场。争执的原因大都鸡毛蒜皮，但械斗往往经年累月，惨烈程度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群架。例如光绪三十三年，福建惠安县村民因赌债纠纷械斗，牵连大小两姓几十个乡，延续3年，死于械斗者达160多人。光绪末年，福州长乐县的玉田、东渡两乡为争夺水源，械斗时间更长达4年。
漳、泉地区的械斗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维稳压力，雍正十二年，皇帝专门颁布诏书严禁械斗，诏书中提到：“漳、泉二府……历来为国家宣猷效力者，实不乏人。独有风俗强悍一节，为天下所共知，亦天下所共鄙。”
在宗族械斗和山盗、倭寇频繁侵扰的环境中，福建龙岩、漳州和广东潮州等地的土楼建筑有了很大发展。
宗族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亲属制度。宋代实行完整的科举制之后，官僚阶层流动加快，传统的世家和士族不复存在，为此，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在家乡设立义庄，救济族人，并为科举考生提供资助，寄望于延续家族的政治势力。
宋代的宗族只是初具雏形，到了明代，国家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把宗族与里甲制结合，作为建立地方社会秩序的基础，《朱子家礼》等理学经典也为宗族构建提供了一整套指导理论。官方与民间合力，逐步建立起一套包括宗法、祠堂、族田、族学、族谱在内的严格的宗族制度。
中国北方历史上迭遭战乱，并发生了数次人口大迁徙，而南方家族的血脉延续相对稳定，因此南方人的宗族认同远比北方强烈。时至今日，南方农村仍有大量的单姓村落，而北方农村绝大多数都是多姓氏混居。
除了更强的宗族认同外，农业生产的南北差异，也是宗族械斗主要出现在南方的原因。长江以北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对水利灌溉的依赖较小，除了特定时节，一家一户大多能独立完成耕作。而南方的水稻种植更依赖灌溉也更要求协作，血缘纽带因此更加牢固，为争夺水源和农田，各宗族也更易产生矛盾。而且，南方沿海地区人口远比北方稠密，宗族之间的生存竞争更加激烈。
连续数百年的残酷争斗，有些地方的军事化程度之高，甚至连正规武装都不是对手。民国十三年, 福建安海发生黄、颜、张械斗, 驻泉州北洋军阀孔昭同派兵镇压, 结果反遭村民武装反抗, 军队被打死27人。
1949年后，中共首次实现对农村基层的严密控制，宗族制随之瓦解，长江以北宗族认同本不强烈，政治环境宽松后也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但南方强大的宗族文化在1978年后迅即死灰复燃。宗族械斗的频率和烈度也很快恢复到清朝的水平，规模甚至还要更大——械斗双方由不同宗族扩大到不同姓氏，有时还会拉来“相好姓”。
很多地方宗族械斗甚至演进出一套成熟的交战规则。譬如首先会在祠堂集体宣誓，然后统一着装手持各种冷热兵器进入战场，地点多限定在参战族姓的田界范围内，作战样式有田野对攻，有扼守工事的阵地战——有些地方土木作业挖掘的壕沟可宽达三米，深两米。
宗族械斗高发区都有一套完备的社会动员和保障体系：战死者会在祠堂内按烈士规格设祭后下葬，其家属子女及因械斗丧失劳动能力者由族中供养，参战主要成员若事后被警方追责，会有其他族人主动顶包，甚至替其服刑。
由于“同姓不通婚”，参与械斗的不同宗族姓氏难免彼此是亲戚，为此，械斗规则明确规定，一切服从宗族利益，战场上亲戚熟人照打不误。为防止有人下不了手，很多械斗都选择在晚上进行，有些更加谨慎的械斗者上场前还要化妆。
有如此强大的械斗文化做支撑，碰到真正打群架时，北方人几乎不可能是南方人的对手——在“中立的日本战场”，来自福建的黑社会团伙不但让东北黑帮根本没有话份，甚至日本本土的黑社会也要礼让三分。
南方人里，什么地方的人是战斗民族中的战斗民族？
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约是客家人，军事要塞化的建筑就是其战斗民族的直接体现，今天，客家人不同聚集区的建筑外形，就能推断出哪里是前进基地，哪里是小跳板。
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损失的太平天国运动，发起者中6位有5位是客家子弟，核心武装力量也由客家人组成。太平军北伐过程中，由2万余客家人从扬州一直打到直隶，数十万清兵却对其束手无策。
同一时期，客家人也创造了宗族械斗史上最惨烈的记录：清末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客家人与本地土著的械斗，时间跨度长达13年，地点覆盖17个县域，死亡人数保守估计在百万以上。
不过，也许是由于这次伤亡过于惨重，客家人从此趋于保守，一般很少表现出攻击性。
在广东人看来，今天最彪悍勇猛的无疑是潮汕人，但是，与喜欢在身上纹爬行动物的东北人不同，潮汕人看上去多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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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历史上看,北方人更易于当亡国奴而南方人更加坚强不屈，宁死不当亡国奴。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空长得牛高马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