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孔子哲学体系的教诲，支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希望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起强有力的作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还想有更多的性自由。
上述结论是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两名研究生在一篇新论文中的主要发现，他们对一份吸引了逾17.1万人参加的50个问题的在线调查的分析，让人们难得地看到，如果不是在列宁主义的束缚下，世界上这个选民最多的国家，会有多么活跃的政治文化。
这篇研究论文的初稿发现，中国可能很像美国那样，甚至也有红蓝分野的版图，“红色”保守省份大都在贫穷的农村内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蓝色”省份则在沿海地区。这篇论文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出现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同时受到国家新闻媒体的激烈抨击。
哈佛大学的詹妮弗·潘(Jennifer Pa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徐轶青用的数据来自一项中文在线调查，调查是2014年用托管在国外的一个网站上进行的。调查中的问题很少在国内提出，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在国家和执政共产党的监督之下进行的。
调查让回答问卷者选择同意还是反对某些说法，比如“人权高于主权”，“现代中国社会需要儒家思想”，以及“如果是出于自愿，我会认可我的孩子和同性结成伴侣关系”。
中国的政治差别不同于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现存的分野。粗略地说，中国的保守派更像是支持罗斯福总统新政(New Deal)的南方民主党人， 他们在社会议题上保守，但在经济议题上支持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中国的自由派则更像美国的自由论者(libertarian，也有译为“自由至上主义者”， 译注)或传统的英国自由派，他们提倡社会进步，支持政府在经济上起更少的作用。
潘女士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只是把左与右的概念，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称呼，作为标签来使用。我认为，它们的内涵与它们在美国或西欧语境下使用时完全不同，我觉得，考虑到中国来自与美国或西欧非常不同的智力和历史传统，这种内涵的不同是其道理。”
潘女士说，论文所依赖的调查不具有中国人口的代表性，他们的发现只是初步结果，她和徐轶青正在寻求其他学者对他们的方法的批评意见。
大多数回答问卷者是生活在繁华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以及广东省南部）的年轻男性大学生。上周六公布的这篇59页的论文初稿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 如何运用统计方法，包括用人口普查数据对调查进行人口分布加权，来处理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潘女士说，“重新加权不能解决数据代表性问题。”
中国国家新闻媒体马上对论文的方法进行攻击，并质疑论文背后的动机。
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三发表一篇英文社论表示，“报告所用的粗糙数据完全没有达到哈佛或麻省理工的学术标准。我们不得不怀疑其发表是为某种政治目的专门‘定制’的。”
《环球时报》的社论还称，“区域差异从来都不是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因素，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之间没有坚实的联系。”这有违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潘女士说，即使数据采样有偏差，但她和徐轶青仍相信，他们在中国找到了意识形态的分野。她说，他们发现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分野是“单向度”的。也就是 说，中国背景下，在社会议题上持保守倾向的人，一般也在经济议题上持保守态度；而对社会议题持自由观点的人，也对经济的议题持较自由的态度。这令他们吃 惊。
她说，在美国和西欧，意识形态分布更具多样性。在美国的共和党中，有许多人信奉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但属于社会保守派，还有一些人则是自由主义至上 者。在民主党中，虽然有大多数人认为，政府对经济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在社会议题上信奉自由主义，但也有反对同性恋婚姻和扩大堕胎权利的社会保守派。
“刚开始分析这个调查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发现什么，”潘女士说。“一方面，我们觉得，也许根本没有相关性，人们的回答会有很大的分布。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发现，在意识形态观念上，有一个似乎有条理的分野。”
但是，把中国意识形态分布在地理上分成保守的红色省份、自由的蓝色省份，以及混合的紫色省份的做法，是社会化媒体上最受关注的一点。调查发现，照这个做法，上海是全国最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地区，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
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往往是最保守的。位于大西北的新疆地区最红，是全国最保守的地方。
但是，尽管有逾17.1万人回答了问卷，但很少数人是来自许多内地省份的，而且女性和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也很少，潘女士说，这使得把政治划分做到 省份的层次颇有问题，而且也不能代表一些重要的人口层次。比如只有664名来自新疆的人回答了调查问卷。而与新疆人口差不多的北京，有4万多人回答了问 卷。来自中国西部的西藏和青海的回答问卷的人数则太少，因此没有被包括进来。
上述结论是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两名研究生在一篇新论文中的主要发现，他们对一份吸引了逾17.1万人参加的50个问题的在线调查的分析，让人们难得地看到，如果不是在列宁主义的束缚下，世界上这个选民最多的国家，会有多么活跃的政治文化。
这篇研究论文的初稿发现，中国可能很像美国那样，甚至也有红蓝分野的版图，“红色”保守省份大都在贫穷的农村内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蓝色”省份则在沿海地区。这篇论文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出现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同时受到国家新闻媒体的激烈抨击。
哈佛大学的詹妮弗·潘(Jennifer Pa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徐轶青用的数据来自一项中文在线调查，调查是2014年用托管在国外的一个网站上进行的。调查中的问题很少在国内提出，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在国家和执政共产党的监督之下进行的。
调查让回答问卷者选择同意还是反对某些说法，比如“人权高于主权”，“现代中国社会需要儒家思想”，以及“如果是出于自愿，我会认可我的孩子和同性结成伴侣关系”。
中国的政治差别不同于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现存的分野。粗略地说，中国的保守派更像是支持罗斯福总统新政(New Deal)的南方民主党人， 他们在社会议题上保守，但在经济议题上支持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中国的自由派则更像美国的自由论者(libertarian，也有译为“自由至上主义者”， 译注)或传统的英国自由派，他们提倡社会进步，支持政府在经济上起更少的作用。
潘女士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只是把左与右的概念，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称呼，作为标签来使用。我认为，它们的内涵与它们在美国或西欧语境下使用时完全不同，我觉得，考虑到中国来自与美国或西欧非常不同的智力和历史传统，这种内涵的不同是其道理。”
潘女士说，论文所依赖的调查不具有中国人口的代表性，他们的发现只是初步结果，她和徐轶青正在寻求其他学者对他们的方法的批评意见。
大多数回答问卷者是生活在繁华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以及广东省南部）的年轻男性大学生。上周六公布的这篇59页的论文初稿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 如何运用统计方法，包括用人口普查数据对调查进行人口分布加权，来处理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潘女士说，“重新加权不能解决数据代表性问题。”
中国国家新闻媒体马上对论文的方法进行攻击，并质疑论文背后的动机。
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三发表一篇英文社论表示，“报告所用的粗糙数据完全没有达到哈佛或麻省理工的学术标准。我们不得不怀疑其发表是为某种政治目的专门‘定制’的。”
《环球时报》的社论还称，“区域差异从来都不是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因素，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之间没有坚实的联系。”这有违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潘女士说，即使数据采样有偏差，但她和徐轶青仍相信，他们在中国找到了意识形态的分野。她说，他们发现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分野是“单向度”的。也就是 说，中国背景下，在社会议题上持保守倾向的人，一般也在经济议题上持保守态度；而对社会议题持自由观点的人，也对经济的议题持较自由的态度。这令他们吃 惊。
她说，在美国和西欧，意识形态分布更具多样性。在美国的共和党中，有许多人信奉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但属于社会保守派，还有一些人则是自由主义至上 者。在民主党中，虽然有大多数人认为，政府对经济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在社会议题上信奉自由主义，但也有反对同性恋婚姻和扩大堕胎权利的社会保守派。
“刚开始分析这个调查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发现什么，”潘女士说。“一方面，我们觉得，也许根本没有相关性，人们的回答会有很大的分布。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发现，在意识形态观念上，有一个似乎有条理的分野。”
但是，把中国意识形态分布在地理上分成保守的红色省份、自由的蓝色省份，以及混合的紫色省份的做法，是社会化媒体上最受关注的一点。调查发现，照这个做法，上海是全国最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地区，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
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往往是最保守的。位于大西北的新疆地区最红，是全国最保守的地方。
但是，尽管有逾17.1万人回答了问卷，但很少数人是来自许多内地省份的，而且女性和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也很少，潘女士说，这使得把政治划分做到 省份的层次颇有问题，而且也不能代表一些重要的人口层次。比如只有664名来自新疆的人回答了调查问卷。而与新疆人口差不多的北京，有4万多人回答了问 卷。来自中国西部的西藏和青海的回答问卷的人数则太少，因此没有被包括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