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贝淡宁
北京——没人会对中国政府限制“西方式”的公民和政治自由感到惊讶。但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并下令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 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就是新闻了。从表面上看，这种规定实属荒谬。它意味着不仅要禁止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思想，还要禁止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思想家的思想。
排斥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声明，有悖于中国高等教育真实发生的情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反对外国干涉的运动反复出现，但有一种趋势始终没变：与西方大学之间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在选拔和提升教授时，更加重视才能，政治意识形态考量减少；在文科教育中尝试运用不同的模式。
当然，政府可以扭转这些趋势，但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知道，现代教育制度需要尽可能多地向外国学习。
以我为例，我在中国的顶尖高校之一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理论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教室里的自由度依然会让我感到惊喜。
我会经常性地讨论政治上敏感的话题。如果严格执行官方的警告，我教的很多东西都属于“违禁”类别。这学期，我们在读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一开始就是他1989年的那篇名作。那篇文章宣称，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讨论，已经以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告终。学生们像在西方任何 一所大学里一样，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我会尽可能以最正面的阐述，来讲解伟大政治理论家的思想，并让学生互相讨论其优缺点。如果课堂上讲的是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我会尽可能为言论自由做出最好的辩护。如果课上介绍的是孔子的《论语》，我也会为和谐的价值观做出同样的努力。我会邀请中国和西方的知 名思想家发表客座演讲，不论他们持何种政治主张。好消息是，我的课堂几乎从未受到过政治干预。
唯一的一次例外发生在我2004年到北京后不久。当时，我想教授一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但却被告知这个想法不可取，因为我的解读可能与官方意识 形态不同。人权和民主都可以，但马克思主义不行。后来，我学会了绕开限制的办法，就是在教授相关内容时，不要在课程名字中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字眼。
研究工作受到的挑战则更大。我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用英语发表著作和文章。但当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后，审查机构就会履行它们的职责。
较早前一本有关政治儒学崛起的书，原定于2008年出版，但我被告知由于北京将要举行奥运会，这本书不能出版：全世界都在注视中国的时候，任何对中 国当代政治稍加批评的内容都无法发表。2009年是现代中国成立60周年，因此这一年成为又一个“敏感”年。在2010年初，即将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又为 延期出版提供了借口。令我惊讶的是，这本书的确在2010年秋天，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短暂时期内得以出版。
近来，审查力度加强了。这次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展的反腐行动，该行动树立了真正的敌人，他们很想削弱当前领导层的权威。因此，目前对政治出版物的限制比平时更严苛，无论是多么学术的内容。
我通过亚马逊(Amazon)订购的书籍在边境遭到没收。长期以来，我一直要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才能打开《纽约时报》及谷歌学术 (Google Scholar)网站，但审查机构一直干扰VPN的使用。我那些精通科技的学生帮我绕过限制，但这是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且猫变得越来越聪明。我的情绪 几乎直接随着网络状况的好坏而变化，最近我经常感到非常低落。
我为了查找资料撰写新书，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讽刺的是，这本书基本上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正面的描述。我不得不离开中国几个月，搜集阐明观点所需的网络资料和被禁的中英文书籍。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继续留在这个受到诸多限制的学术环境中工作，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的家人有一半是中国人，我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此外，我在中国 有很多非常棒的学生和同事。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确切地指出了另一个关键原因：无人争论政治理想的世界可能是和平的，但却是乏味的。中国并不乏味。
中国式的民主贤能政治，是自由民主体制之外，唯一可行的替代制度。我能亲身体验中国的试验，对一个政治理论家来说，夫复何求？
即便如此，我还是支持大学保障言论自由。中国学术界普遍同意我的观点：无论在公开场合说些什么，我没有遇到一个在私底下也赞成审查学术作品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儒家学者。审查制度只会疏远知识分子。
我自己的学生常说，政治改革应该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开展。但他们越被禁止讨论这些观点，越是会不再抱幻想，从长期来看，这会带来问题。我认为，开放只会让中国的政治体制受益。
我有信心，限制最终会放松。
北京——没人会对中国政府限制“西方式”的公民和政治自由感到惊讶。但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并下令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 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就是新闻了。从表面上看，这种规定实属荒谬。它意味着不仅要禁止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思想，还要禁止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思想家的思想。
排斥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声明，有悖于中国高等教育真实发生的情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反对外国干涉的运动反复出现，但有一种趋势始终没变：与西方大学之间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在选拔和提升教授时，更加重视才能，政治意识形态考量减少；在文科教育中尝试运用不同的模式。
当然，政府可以扭转这些趋势，但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知道，现代教育制度需要尽可能多地向外国学习。
以我为例，我在中国的顶尖高校之一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理论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教室里的自由度依然会让我感到惊喜。
我会经常性地讨论政治上敏感的话题。如果严格执行官方的警告，我教的很多东西都属于“违禁”类别。这学期，我们在读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一开始就是他1989年的那篇名作。那篇文章宣称，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讨论，已经以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告终。学生们像在西方任何 一所大学里一样，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我会尽可能以最正面的阐述，来讲解伟大政治理论家的思想，并让学生互相讨论其优缺点。如果课堂上讲的是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我会尽可能为言论自由做出最好的辩护。如果课上介绍的是孔子的《论语》，我也会为和谐的价值观做出同样的努力。我会邀请中国和西方的知 名思想家发表客座演讲，不论他们持何种政治主张。好消息是，我的课堂几乎从未受到过政治干预。
唯一的一次例外发生在我2004年到北京后不久。当时，我想教授一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但却被告知这个想法不可取，因为我的解读可能与官方意识 形态不同。人权和民主都可以，但马克思主义不行。后来，我学会了绕开限制的办法，就是在教授相关内容时，不要在课程名字中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字眼。
研究工作受到的挑战则更大。我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用英语发表著作和文章。但当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后，审查机构就会履行它们的职责。
较早前一本有关政治儒学崛起的书，原定于2008年出版，但我被告知由于北京将要举行奥运会，这本书不能出版：全世界都在注视中国的时候，任何对中 国当代政治稍加批评的内容都无法发表。2009年是现代中国成立60周年，因此这一年成为又一个“敏感”年。在2010年初，即将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又为 延期出版提供了借口。令我惊讶的是，这本书的确在2010年秋天，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短暂时期内得以出版。
近来，审查力度加强了。这次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展的反腐行动，该行动树立了真正的敌人，他们很想削弱当前领导层的权威。因此，目前对政治出版物的限制比平时更严苛，无论是多么学术的内容。
我通过亚马逊(Amazon)订购的书籍在边境遭到没收。长期以来，我一直要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才能打开《纽约时报》及谷歌学术 (Google Scholar)网站，但审查机构一直干扰VPN的使用。我那些精通科技的学生帮我绕过限制，但这是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且猫变得越来越聪明。我的情绪 几乎直接随着网络状况的好坏而变化，最近我经常感到非常低落。
我为了查找资料撰写新书，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讽刺的是，这本书基本上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正面的描述。我不得不离开中国几个月，搜集阐明观点所需的网络资料和被禁的中英文书籍。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继续留在这个受到诸多限制的学术环境中工作，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的家人有一半是中国人，我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此外，我在中国 有很多非常棒的学生和同事。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确切地指出了另一个关键原因：无人争论政治理想的世界可能是和平的，但却是乏味的。中国并不乏味。
中国式的民主贤能政治，是自由民主体制之外，唯一可行的替代制度。我能亲身体验中国的试验，对一个政治理论家来说，夫复何求？
即便如此，我还是支持大学保障言论自由。中国学术界普遍同意我的观点：无论在公开场合说些什么，我没有遇到一个在私底下也赞成审查学术作品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儒家学者。审查制度只会疏远知识分子。
我自己的学生常说，政治改革应该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开展。但他们越被禁止讨论这些观点，越是会不再抱幻想，从长期来看，这会带来问题。我认为，开放只会让中国的政治体制受益。
我有信心，限制最终会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