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上月底在清华经管学院演讲，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正题倒讲，整个谈话其实围绕着一个概念：怎样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对比一般大陆官员和官方经济学者谈话的标准，楼的这个讲话，资料可说相当丰富，看法却异常悲观。他所说的在理想改革方向和执行速度之下有可能达到的GDP“中高速增长”也不过是6.5%至7%；但如果改革停滞不前，潜在经济增长率则要掉到5%以下，实际增幅甚至可能低至零，亦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据他自己估计，后者出现的或然率是一半。
令楼部长觉得悲观的糟糕因素，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近年实质工资增长过快，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这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不利投资，GDP增幅也将放缓，因为由工资增长带动的消费增长对GDP的拖力不及投资增长）。他把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分成三期，头一期因为要改变“大锅饭”时期的政策性低工资状况，工资增长速度平均高于劳动生产力的提升，还算合理。90年代中起始的第二期，因为人口红利强劲，劳动力源源不绝从农村流向城市，实质工资增长因而低于劳动生产力增长；生产成本低，企业利润高，投资容易，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2007年起出现逆转，工资增幅开始抛离劳动生产力增长，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大大降低劳动力的使用效率（楼认为这条法例“弊端很多”）；一是人口红利衰竭，劳动力的供应量正在以每年两三百万人的速度减少，质方面却未能够快提升。
解决工资增长过快的方法，楼部长提出了好几个，都是十分“大手笔”的。首先，他认为要限制劳工权益。《劳动合同法》赋予工人在一个企业里的集体谈判权，但这个“集体”，绝对不能扩大到整个行业甚或整个地区（像巴西那样），否则必然导致企业撤资外移。
其次，他主张大规模改变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政策性“全过程”（由种籽到饭碗）的补贴，回复到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农民种什么种多少完全由市场价格决定”的局面，特别是不必把口粮生产视为国安战略需要，而改由成本更低的进口口粮取代。简单地说，这样做，目的就是迫使大部分低效的农民及中小型农企破产，然后把释放出的农业劳动力引向城市工商业，降低非农业部门的实质工资增长压力。当然，在大陆，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之后，能否顺利进入非农业部门，很大程度视城市户籍能否开放，以及社会养老保险能否脱离地域限制改成国家直接管理，故这些方面的改革都是大量有效释放农村劳动力的前提。
楼部长计算，由于大陆人口老化和总劳动人口收缩得非常快，这些改革必须在2020年前完成，否则的话，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就难以避免；也就是说，还有5年的时间而已。
大家留意到，上述经济改革都是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而且都深涉不同阶级与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外国经验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必然导致社会财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社会不稳定，除非同时实现大规模的二次再分配。楼部长也的确提到了这点。在西方，保证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所要求的财富向中下阶层再分配，是在民主体制的选票力量之下达致的，过程比较平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利益集团垄断了政治权力，这个财富的顺利再分配难上加难。就以楼部长举的一个例，便可说明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实现足够庞大的财富二次再分配，需要强力的立法配合，但是，从江泽民时代起，资本家大批入党，他们以丰厚的财力结合党政官员的权力，把政权彻底腐化了，金权控制人大的整套立法机制而人民无法有效制衡，已是无可逆转的走势。无法实现财富再分配而强行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中共唯一的对策，就是搞武力维稳。但是，这条路到头来走得通走不通，连中共自己也没有把握，正是因为严重缺乏安全感，所以习近平才急于推动那个包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讯息、教育等一切环节领域的国安立法。
所谓“中等收入”，区间很阔，人均数字在1050美元到12470美元之间的经济体，都算是中等收入。台湾早就跨越了这个区间，2014年的人均GDP是226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算，更高达46600美元），大陆人均收入约7500美元（官方数字），所以还只是处于中等收入区间的中段。按楼部长上述的说法，经济改革必须在5年之内完成，否则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而后者的可能性接近一半。笔者的估计比这个更悲观。中共搞社会主义浪费了几十年的宝贵岁月，如今未富先老时不我予，对中共是活该，对人民却是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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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力/能力者赶紧出国。
令楼部长觉得悲观的糟糕因素，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近年实质工资增长过快，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这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不利投资，GDP增幅也将放缓，因为由工资增长带动的消费增长对GDP的拖力不及投资增长）。他把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分成三期，头一期因为要改变“大锅饭”时期的政策性低工资状况，工资增长速度平均高于劳动生产力的提升，还算合理。90年代中起始的第二期，因为人口红利强劲，劳动力源源不绝从农村流向城市，实质工资增长因而低于劳动生产力增长；生产成本低，企业利润高，投资容易，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2007年起出现逆转，工资增幅开始抛离劳动生产力增长，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大大降低劳动力的使用效率（楼认为这条法例“弊端很多”）；一是人口红利衰竭，劳动力的供应量正在以每年两三百万人的速度减少，质方面却未能够快提升。
解决工资增长过快的方法，楼部长提出了好几个，都是十分“大手笔”的。首先，他认为要限制劳工权益。《劳动合同法》赋予工人在一个企业里的集体谈判权，但这个“集体”，绝对不能扩大到整个行业甚或整个地区（像巴西那样），否则必然导致企业撤资外移。
其次，他主张大规模改变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政策性“全过程”（由种籽到饭碗）的补贴，回复到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农民种什么种多少完全由市场价格决定”的局面，特别是不必把口粮生产视为国安战略需要，而改由成本更低的进口口粮取代。简单地说，这样做，目的就是迫使大部分低效的农民及中小型农企破产，然后把释放出的农业劳动力引向城市工商业，降低非农业部门的实质工资增长压力。当然，在大陆，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之后，能否顺利进入非农业部门，很大程度视城市户籍能否开放，以及社会养老保险能否脱离地域限制改成国家直接管理，故这些方面的改革都是大量有效释放农村劳动力的前提。
楼部长计算，由于大陆人口老化和总劳动人口收缩得非常快，这些改革必须在2020年前完成，否则的话，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就难以避免；也就是说，还有5年的时间而已。
大家留意到，上述经济改革都是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而且都深涉不同阶级与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外国经验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必然导致社会财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社会不稳定，除非同时实现大规模的二次再分配。楼部长也的确提到了这点。在西方，保证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所要求的财富向中下阶层再分配，是在民主体制的选票力量之下达致的，过程比较平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利益集团垄断了政治权力，这个财富的顺利再分配难上加难。就以楼部长举的一个例，便可说明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实现足够庞大的财富二次再分配，需要强力的立法配合，但是，从江泽民时代起，资本家大批入党，他们以丰厚的财力结合党政官员的权力，把政权彻底腐化了，金权控制人大的整套立法机制而人民无法有效制衡，已是无可逆转的走势。无法实现财富再分配而强行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中共唯一的对策，就是搞武力维稳。但是，这条路到头来走得通走不通，连中共自己也没有把握，正是因为严重缺乏安全感，所以习近平才急于推动那个包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讯息、教育等一切环节领域的国安立法。
所谓“中等收入”，区间很阔，人均数字在1050美元到12470美元之间的经济体，都算是中等收入。台湾早就跨越了这个区间，2014年的人均GDP是226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算，更高达46600美元），大陆人均收入约7500美元（官方数字），所以还只是处于中等收入区间的中段。按楼部长上述的说法，经济改革必须在5年之内完成，否则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而后者的可能性接近一半。笔者的估计比这个更悲观。中共搞社会主义浪费了几十年的宝贵岁月，如今未富先老时不我予，对中共是活该，对人民却是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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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力/能力者赶紧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