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高小初中，国文教师选讲《曾文正公家书》，催人瞌睡，记不起讲些啥。校长每周训话，又抬出曾国藩大圣人做榜样，烦死人了。40年代来成都读高中，《曾文正公家书》有廉价本，青年路书摊上摆着呢。本想翻翻，听同学说蒋委员长爱读此书，便决心不看了。50年代做了编辑，又听同志们说此书“反动透顶”，想看看到底是如何反动，图书馆里又没有了。跃入60年代，阶级斗争炮火连天，读了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篇文章，才晓得曾国藩加冠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觉得这顶帽子有趣。现今混到六十快退休了，突然瞥见湖南大学出版社精印的《曾国藩家书》，非常吃惊。买一本来瞧瞧。
瞧瞧之后，更加吃惊。好厉害哟，曾国藩之为人！
这家伙，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训，下开自我批评的先河，时刻不忘修身养德，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堪作样板。不像我和我所见的一些人，自我批评挂在嘴上开会说说罢了，他有具体措施，落实在行动上。
道光二十二年，他三十一岁，从十月初一那天起，灵魂深处爆发反革命，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影》(我联想起“文革”时革命者“过电影”)，天天在上面写。写些啥？“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天天写《过隙影》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念念欲改过自新”。
《过隙影》必须字字写正楷，以示狠抓狠斗狠修养。不但写，而且做。十月初九日，也就是《过隙影》刚写到第九天，便猛省从前与小珊结仇怨，错在自己当初“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是夜即到小珊住处“登门谢罪”。长谈之后，过了四天又请吃饭。效果呢？“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想那《过隙影》中一定写有不少丑念丑事，此亦足见他的自我批评敢于刺刀见红。太可怕了，这老反革命，不，壮反革命！
这家伙，可以说是无限热爱本阶级的最高领袖道光皇上。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欣逢皇太后七十寿辰，他以新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身份，同满朝文武跪在一起，抬头有幸目睹龙颜(其实看见的是给太后跪拜时高耸的龙臀)，立刻想到咱们皇上春秋已高，种起子来仍然强壮，六十一岁那年种出了八阿哥，今年六十四岁又种出九阿哥，可见“圣躬老而弥康”。又目睹“七阿哥仅八岁，亦骑马雍容，真龙种气象”。这些都是特大喜讯，宜函告家人，以分享幸福。如此忠爱老龙，如此慕爱小龙，难道还不可怕不可恶？
这家伙，进士出身，先任礼部侍郎管文教，后任刑部侍郎管司法，从不掌兵。咸丰三年，太平革命军解放南京城，关他屁事。部长级京堂官他不当了，这时候倒跑回湖南去办团练，募湘军，还说“系为大局起见”。从此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可恶，可恶！可怕，可怕！
这家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吃一堑，长一智，败不馁，胜不骄，愈打愈顽强，一路攻下去。
咸丰四年十一月，攻下黄梅县，逼近九江府，函告家人：“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如果此人热得发昏，太平天国就有希望。可惜他不发烧，仍然“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
两月前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而“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
第二年打败仗，回头整顿水师，以鄱阳湖为根据地，“日日操练，夜夜防守”；“不敢片刻疏懈”。不时巡弋长江，隔断武汉南京两处的太平军，使之首尾不得相应。
第三年，亦即咸丰六年，战局扭转，到处反攻。两个弟弟也上战场带兵打仗，凶猛异常。湘军名震东南，前景辉煌，他却函训二子：“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尔等)为大官，但愿(尔等)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这时候南京城内那一群革命王侯在忙啥呢？在忙着建王府，筑侯宅，做礼拜，坐江山。广西大脚婆昔年生育的革命种子，恐怕早已养成小衙内了。天王洪秀全不时发神经，宣布昨夜梦见天父上帝怎么说，天兄耶稣又怎么说。东王杨秀清封了禾乃师，嫌九千岁少了不够用，要洪秀全给万岁。北王韦昌辉袭杀杨秀清，洪秀全又杀韦。翼王石达开全家被屠杀，不得不出走。
对比两个阵营，站在革命那边，痛感到这家伙实在可怕可恶！
这家伙，身许社稷，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自身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朝廷将要委派新学官去长沙，又预先说明白：“父亲万不可去拜他！”
以上都是道光年间事了。
咸丰四年四月，屡次挨打后，“幸湘潭大胜”，又函告家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
两天以后，又嘱家中四位老弟勿来长沙军营找他，“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
同年九月，收复武汉有功，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又恐家人头脑发烧，赶快提醒四位老弟：“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
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
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像他这样不近人情，悭头啬脑，吾蜀人所谓的老牛筋，可怕已极！
这家伙，不但严束家人，频撞警钟，而且狠抓九弟的活思想，及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旁边有同志说，“反革命的思想工作！”我想也是)。
九弟曾国荃咸丰六年率湘军三千入江西援吉安，由此登上战争舞台，同三年前的胞兄一样，做定了革命死对头，而且最后埋葬了太平天国。
咸丰八年二月，国荃弟前线来信，诋上级长官为“傀儡膻腥之辈”，不乐意听彼辈的指挥。国藩兄复函批评，说此语“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担忧“将来恐不免于龃龉”，提醒他勿忘了去年所赠箴言。两月后又去函，说顷接别人来信“言弟名远震京师”。下一句就敲戒尺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弟须慎之又慎！”
同治元年二月，知悉国荃弟与同事关系紧张，又批评他只看见对方脸色凌厉，看不见自己的脸色同样凌厉。又举出他的来信“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并指出他的随员和仆从在外面“颇有气焰”，而他本人作何面目不言自喻。三月后又去函，责备他不太廉，指往年刮钱买田地一事，警告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持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不到一个月又去函，专谈听取批评，哪怕批评的不是事实，态度也得“抑然”，不得“悍然”，并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八个字。这八个字后来被奉为革命队伍的金科玉律，我辈耳鼓膜都听起趼皮了，天哪，原来还是这家伙的语录！想起怪不自在！
这家伙，“抑然”了一辈子，毫无进取意识，常诵的格言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
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请将自身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同治三年七月，打下南京城，灭了太平军。两顶帽子之上又封侯爵，他倒“弥增歉悚”起来。两年后，他五十五岁，上疏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退休人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同时函训长子曾纪泽(此人后来成了能干的外交大臣)：“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次年函达太太欧阳氏：“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
得失荣辱看淡了，打起仗来心不纷，特别可怕可恶！
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三十七岁跳升内阁学士，该享受绿呢车了，仍坐蓝呢车，补礼部侍郎缺，仍坐蓝不换，其慎可知。军务虽忙，“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其勤可知。两江总督卸任，工资尚结余二万两银，其俭可知。遗嘱不许出版文集，其谦可知。
瞧瞧之后，更加吃惊。好厉害哟，曾国藩之为人！
这家伙，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训，下开自我批评的先河，时刻不忘修身养德，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堪作样板。不像我和我所见的一些人，自我批评挂在嘴上开会说说罢了，他有具体措施，落实在行动上。
道光二十二年，他三十一岁，从十月初一那天起，灵魂深处爆发反革命，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影》(我联想起“文革”时革命者“过电影”)，天天在上面写。写些啥？“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天天写《过隙影》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念念欲改过自新”。
《过隙影》必须字字写正楷，以示狠抓狠斗狠修养。不但写，而且做。十月初九日，也就是《过隙影》刚写到第九天，便猛省从前与小珊结仇怨，错在自己当初“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是夜即到小珊住处“登门谢罪”。长谈之后，过了四天又请吃饭。效果呢？“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想那《过隙影》中一定写有不少丑念丑事，此亦足见他的自我批评敢于刺刀见红。太可怕了，这老反革命，不，壮反革命！
这家伙，可以说是无限热爱本阶级的最高领袖道光皇上。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欣逢皇太后七十寿辰，他以新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身份，同满朝文武跪在一起，抬头有幸目睹龙颜(其实看见的是给太后跪拜时高耸的龙臀)，立刻想到咱们皇上春秋已高，种起子来仍然强壮，六十一岁那年种出了八阿哥，今年六十四岁又种出九阿哥，可见“圣躬老而弥康”。又目睹“七阿哥仅八岁，亦骑马雍容，真龙种气象”。这些都是特大喜讯，宜函告家人，以分享幸福。如此忠爱老龙，如此慕爱小龙，难道还不可怕不可恶？
这家伙，进士出身，先任礼部侍郎管文教，后任刑部侍郎管司法，从不掌兵。咸丰三年，太平革命军解放南京城，关他屁事。部长级京堂官他不当了，这时候倒跑回湖南去办团练，募湘军，还说“系为大局起见”。从此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可恶，可恶！可怕，可怕！
这家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吃一堑，长一智，败不馁，胜不骄，愈打愈顽强，一路攻下去。
咸丰四年十一月，攻下黄梅县，逼近九江府，函告家人：“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如果此人热得发昏，太平天国就有希望。可惜他不发烧，仍然“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
两月前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而“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
第二年打败仗，回头整顿水师，以鄱阳湖为根据地，“日日操练，夜夜防守”；“不敢片刻疏懈”。不时巡弋长江，隔断武汉南京两处的太平军，使之首尾不得相应。
第三年，亦即咸丰六年，战局扭转，到处反攻。两个弟弟也上战场带兵打仗，凶猛异常。湘军名震东南，前景辉煌，他却函训二子：“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尔等)为大官，但愿(尔等)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这时候南京城内那一群革命王侯在忙啥呢？在忙着建王府，筑侯宅，做礼拜，坐江山。广西大脚婆昔年生育的革命种子，恐怕早已养成小衙内了。天王洪秀全不时发神经，宣布昨夜梦见天父上帝怎么说，天兄耶稣又怎么说。东王杨秀清封了禾乃师，嫌九千岁少了不够用，要洪秀全给万岁。北王韦昌辉袭杀杨秀清，洪秀全又杀韦。翼王石达开全家被屠杀，不得不出走。
对比两个阵营，站在革命那边，痛感到这家伙实在可怕可恶！
这家伙，身许社稷，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自身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朝廷将要委派新学官去长沙，又预先说明白：“父亲万不可去拜他！”
以上都是道光年间事了。
咸丰四年四月，屡次挨打后，“幸湘潭大胜”，又函告家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
两天以后，又嘱家中四位老弟勿来长沙军营找他，“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
同年九月，收复武汉有功，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又恐家人头脑发烧，赶快提醒四位老弟：“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
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
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像他这样不近人情，悭头啬脑，吾蜀人所谓的老牛筋，可怕已极！
这家伙，不但严束家人，频撞警钟，而且狠抓九弟的活思想，及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旁边有同志说，“反革命的思想工作！”我想也是)。
九弟曾国荃咸丰六年率湘军三千入江西援吉安，由此登上战争舞台，同三年前的胞兄一样，做定了革命死对头，而且最后埋葬了太平天国。
咸丰八年二月，国荃弟前线来信，诋上级长官为“傀儡膻腥之辈”，不乐意听彼辈的指挥。国藩兄复函批评，说此语“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担忧“将来恐不免于龃龉”，提醒他勿忘了去年所赠箴言。两月后又去函，说顷接别人来信“言弟名远震京师”。下一句就敲戒尺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弟须慎之又慎！”
同治元年二月，知悉国荃弟与同事关系紧张，又批评他只看见对方脸色凌厉，看不见自己的脸色同样凌厉。又举出他的来信“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并指出他的随员和仆从在外面“颇有气焰”，而他本人作何面目不言自喻。三月后又去函，责备他不太廉，指往年刮钱买田地一事，警告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持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不到一个月又去函，专谈听取批评，哪怕批评的不是事实，态度也得“抑然”，不得“悍然”，并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八个字。这八个字后来被奉为革命队伍的金科玉律，我辈耳鼓膜都听起趼皮了，天哪，原来还是这家伙的语录！想起怪不自在！
这家伙，“抑然”了一辈子，毫无进取意识，常诵的格言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
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请将自身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同治三年七月，打下南京城，灭了太平军。两顶帽子之上又封侯爵，他倒“弥增歉悚”起来。两年后，他五十五岁，上疏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退休人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同时函训长子曾纪泽(此人后来成了能干的外交大臣)：“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次年函达太太欧阳氏：“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
得失荣辱看淡了，打起仗来心不纷，特别可怕可恶！
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三十七岁跳升内阁学士，该享受绿呢车了，仍坐蓝呢车，补礼部侍郎缺，仍坐蓝不换，其慎可知。军务虽忙，“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其勤可知。两江总督卸任，工资尚结余二万两银，其俭可知。遗嘱不许出版文集，其谦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