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2年的夏天，暂别中国大地的我，踏上了美国波士顿的土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美国生活，一无所知，就像2003年的春天自己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时光已过十年，两者在我记忆里却是一贯的，而分不开。这是我的状态。
飞往美国的几个月前，我开始找居住的房子。我在波士顿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就只好间接地找。我毫无犹豫地通过中国的人脉去找到在哈佛工作的一名中国先 生，具体协助我在哈佛开始生活的是在哈佛读书的一名中国女子。到达的那一天，他们专门来接我，还在哈佛广场请我吃饭。这或许是在华十年的积累，很温馨，与 十年前第一次抵达北京时截然不同。
后来在哈佛读书的一个日本学生问我，”你那房子是怎么找到的？”我说，”是两个中国朋友帮我找的。”他无意反应”中国人！？为什么？”我有意回应，”不为什么。那是自然。”
与两个中国朋友分手，安顿下来后，一个人溜达溜达，我进了一家室外啤酒屋。在北京生活期间，我经常买一瓶啤酒，在街上边走边喝，边喝边想，那一次也 习惯性地把一杯啤酒买了之后带出去，喝了一口波士顿当地的Samuel Adams，特别爽快。一个人喝啤酒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快乐的瞬间。
下一刻，突然有两名白人警察走过来，略有气氛地对着我说，”小伙子，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不是没听懂他们说的英文，而是没有理解他们表达的意味。
我把自己在北京生活期间遇到这样那样麻烦时老用的口头语拿出来，保持冷静对着他们说，”怎么了？我违法了吗？”
他们俩互相看了一眼，带着微笑却严肃地对我说，”是，你违法了。”
我吓了一跳，瞬间内在脑子里产生了许多恶性想法：”才第一天，我就被捕了？”
后来才知道，在美国，在公共场合喝酒是违法而受罚的。我一边被指责，调查我是谁，一边看着周围环境，发现很多行人边走路边抽烟。我跟警察先生说，”他们抽烟是可以吗？那样也危害公共环境吧？”
他们大笑，逗着我说，”那是可以的啊！”
他们说这是法律，是不可以违反的。我在中国期间学会了讨价还价，或随机谈判的技巧（这是我在日本的18年期间内想都没想过的），礼貌客气地对他们解 释说，”警察先生，很抱歉，这是我抵达波士顿的第一天，对这里的规矩一点不熟悉，从今晚起我一定会注意的，所以请原谅一次好吗？”
他们互相观看，带着一言难尽的笑容，似乎放弃了对我的调查与惩罚，”好吧，就这一次哦，你记住这次的教训，祝你在美国愉快。”
竟然通过了…我小心翼翼带着啤酒回住宿，坐下来，慢慢沉思：”我是到了美国，这里已经不是中国。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是需要调整思维，更换状态。但刚遇到的场合，也有点像中国…”
带着莫名其妙的感觉与对中国的一点怀念，我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二
2013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
我在波士顿，跟平时一样沿着Charles河边跑步。
突然被堵住了。路被封了，我问问警察先生凭什么，他说是”因为国庆”。我心里想”哦，在美国国庆的时候路也被封的。”我却没想太多，这是生活，而非政治。
我就绕着路从剑桥区过河跑到波士顿区。蓝天与白云，到处能听到庆祝的枪声（非鞭炮），我内心进一步产生”这里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的直觉。在河边遇 到了我很熟悉的日本一家人，孩子们也在。我对夫妻表示问候，孩子们则正参与国庆活动，他们正好唱国歌，唱的是美国的国歌，还把右手紧紧贴在胸部上。
他们唱完国歌，到我这来说声你好。我表扬长子说”你会用英文唱美国国歌啊，你的右手很酷，很地道哦。”在波士顿的公立学校上小学的他（12岁）有些害羞地对我回答说，”哦，每天早上在学校里要唱的，自然就记住了。”
祖国的小孩子正在异国他乡融入当地的国情与文化，我感到欣慰，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动不动就问他，”你觉得，你的同学们爱自己的国家吗？”
比年龄成熟很多的他（他父亲说孩子到美国之后变得格外成熟了）琢磨了一下，然后点着头说，”嗯，他们很爱自己的国家，自然的爱。而且，我觉得，美国人不像日本人，不随便骂总统。因为总统是他们自己选的。”
本想进一步追问，”在日本，首相也是我们自己选的啊，虽然不像美国那么直接”，但决定算了。我从他的观察与姿态已经学习了很多，就不要为难了，非常满意地离开了他们一家人，而继续跑步。
在我看来，美国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之一就是国旗之多。不管是平时还是非常时，国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当地居民既在乎又不介意，自然却刻意地面 对与国旗共存的现实。而且，美国人在国歌与国旗面前的态度似乎是战略统一的，至少我接触过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对此持有消极或负面的态度。他们美国人就是认为自己 的国家很伟大，值得认同和敬仰。
不过，如此张扬”国家的伟大”，我这个日本人觉得有些夸张而过分，而且有些不习惯，甚至不顺眼。由于二战期间”国家主义”失控的惨痛历史，活在当下 的日本人对国歌与国旗的态度是复杂而谨慎的，至少做不到自然地加以接受。当然，日本国内对国旗的态度与美国截然不同，是分裂的，所谓”右翼势力”主张要弘 扬”国家”，进步派（左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则持有谨慎的态度，更多主张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和谐共处，少提爱国，多谈国际，认为在”国”字 面前有必要谨慎一些，低调一些，克制一些。而广泛的老百姓在”国”字面前也是比较被动或消极，这也与二战后遗症密不可分，他们从来不相信政府是对的。
三
想想中国的情况。依我经验，中国街头的国旗远远没有美国多。在天安门、党政府机构、边境等关键的地方都有国旗挂着，但谈不上夸张或过分。中国人在” 国”字面前的态度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却包含着两者的成分。美国与中国毕竟是所谓大国，统治那么大的国家就需要依靠国旗来弘扬国家的伟大，两者” 我是美国人”或”我是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依我观察是外向型的（日本人则是内向型的，把”我是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感放在内心里，不轻易去表达）。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对国旗的态度就像日本一样是分裂的，甚至严重分裂的，而远远达不到美国式的”战略统一”这一中国的执政党所渴望实现的高度。左派 知识分子强有力主张中国的进步与模式，强调中国就是特殊的，走自己的路就好，其国家建设过程绝不应该被西方社会等外界所影响。右派知识分子则更多主张中国 应该参照西方社会”先进”的制度文化，而不要强调”中国特殊论”。而广泛的老百姓对”国”字的态度在我看来是被舆论阵营和国内外环境所操纵的。例如，中国 政府在领土或历史等问题上对日本表示抗议时老百姓的神经被触动，主张”日本太坏了，中国加油！”，抑或欧美社会因经济危机陷入困境时老百姓的神经也被触 动，主张”欧美太差了，中国才行！”，虽然民族主义不断高涨，但老百姓似乎不是自然，主动地认同中国的国情与体制，更多的是被动回应式的。
再说，中国的执政党在自己的公共关系中平常谋求的与其说是让老百姓对中国这一国家产生认同感，不如说是让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加强忠诚度。中国”党”字凌驾于”国”字的政体显然相当特殊，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
2013年10月中旬，我从美国回了一趟北京。在街上走走路，感受一下北京的政治气候。走到东三环边上的国贸附近，我望到了”永远跟党走”的五个 字。在北京生活的2003-2012年期间，我在街头上没有看到过”永远跟党走”，顶多是常听”听党指挥”。那五个字或许存在过，只是我没有见到。
不过，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政治似乎在收紧。右派知识分子倾向于从执政党对”党”字的强调联想”毛”字，担心政治的收紧必将导致其左倾化；左派知 识分子似乎很高兴看到”永远跟党走”，并趁机试图发挥舆论影响力，甚至认为习近平执政期间意味着黄金期。大多数老百姓则忙于工作和生活，追求物质上的充 足，来尽量换取精神上的满足，而来不及思考右派知识分子的探索，偶尔跟着左派知识分子的呼吁表现民族主义罢了。至于我的校友－北京大学的精英们，据我观 察，大多数学生有意与政治拉开距离，无意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忙于准备出国留学，或应聘进外资企业等。
从以上一系列的现象，我越来越发现，在今日中国，”国家”本身具有变空的趋势，从执政党到两派知识分子，再到广泛的社会公民，大家对”国”字的忽 视、轻视、冷视是结构性的，颇有这个时代的味道。上次回京期间的某一天傍晚，我乘地铁跑到天安门广场，坐在地上感受氛围。忽然觉着，空中漂泊的国旗很寂 寞。
来了美国一年多，迄今为止，我所发现的美国社会最漂亮的政治安排就是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有机结合。如前所述，美国公民对美国这一”国家”的认同度 与忠诚心是毫无动摇的，唱着国歌，举着国旗，365天，24小时，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国”字。但这一注重”爱国”的风气却不造成对个人主义的忽略与压 制。美国人的公私观是清晰的，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该参与的公共空间，该保护的个人空间，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每一个公民都有着很清楚的认识。比如，我 在美国跑步的时候（尤其在乡下），要格外注意，要慎重确认自己跑步的是否是公路，要是私人的土地就麻烦了，人家判定我在侵蚀他的私人空间，就会试图举报。
据我经验，在中国，许多人把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视为两个极端，认为对前者的强化必然导致后者的滞后，把前者当作维稳的工具，把后者当作人权的底线， 甚至互为”敌人”。我在中国呆了十年，从来没有体验过”爱国”与”人权”的有机结合或相互融合，两者似乎永远是相互矛盾的，虽然我不知道中国”自古以来” 就有这样的民族传统，还是在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下才是这样子。
日本社会是特殊中的特殊，对于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都不太重视，甚至有意忽略。爱国主义自然与”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国民就倾向于避谈这些。由于 日本社会由均等下的集体主义构成，个人永远服从于社会，”尊贵的社会先生”（社会至上主义）凌驾于一切，国家与个人也好，爱国与人权也好，都要听社会的 话。
美国还是美国。一方面能够那样地热爱祖国，另一方面能够这样地重视个人。美国人凭什么能够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使得两者视为相辅相成的产物，还不令人觉得不自然，我至今没有答案，只是觉得很神奇，就继续探索其背后的理由和逻辑。
四
2013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去美国南部旅行。先从波士顿飞到原为法国的殖民地，1812年才成为美国领土的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城市New Orleans。从机场坐公交车到市内，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是路上的劳动者显得没那么勤奋，宽敞的路上明显感觉到经济的不景气，感觉很空，商业街的店里没什 么客人，服务员也闲着，我进去也没有被理睬，许多人在”胡同”里打发时间，似乎在”下岗”中。大多数是黑人，使我无意中紧张起来，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我 真从未见过那么多黑人。从早到晚，尤其在市内主要的景点French Quarter地带里到处都是警察，来到美国正好一年，我第一次看着眼前的情景想到了很熟悉的一个词：维稳。
一边走路，一边观察当地的社会生态，发现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少人在街上喝酒，而且在美国著名的连锁便利店CVS也卖酒。波士顿的CVS是不卖酒的，而且据我的亲身经历，街上喝酒是要被惩罚的。
我在街上向巡逻中的警察先生打招呼，”你好，我是从波士顿来的游客，我想问一下，这里街上等公共场合喝酒是被允许的吗？”警察先生稍微想了一下，他回答说”我们希望市民不在外面喝酒，我们也不鼓励，但这最终由他们决定，管理自己。”
暧昧的回答并不意味着不清晰，只是表明有灰色地带存在着。我看着那些街头没事干，却走来走去的黑人之表情与动作，胡思乱想：”这可能是这里的维稳模式吧，黑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整体来说还比较低，自上而上的管制有时反而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安。
后来，2013年11月我去芝加哥出差的时候发现，位于芝加哥的日本便利连锁店 7-Eleven是卖酒的，而我平时生活的波士顿7-Eleven是不卖酒的。这是因为两个州的法律不同。美国人的生活规律顶多取决于州政府，而不归结于联邦政府。
遇到这样场面时，我才切身体会到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牵涉到公民生活的法律是由州政府来制定的。美国人大概认为，国家这么大，人口也不小，又是如 此多样化的移民社会，从早到晚，什么变化都有可能，什么人都有，什么价值观都有，地方特色也五花八门，那么，由位于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来控制全国各地的 游戏规则与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能。到了美国，我才明白，联邦制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来说是一个底线，即为了良性治理这个社会而起码要做到的制度安排。
回到哈佛大学，我把这一在美国南部的感受跟一名政治学教授分享了一下。他回应说，”哦，你去南部了，这是对的，那里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只是待在波士顿，你是无法了解美国的。”是的，白人多富人多贵族多的波士顿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不像美国的美国。
紧接着，我问了一个所谓”敏感”问题，”对了，教授，美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州的州情与法律都是不一样的，联邦政府也给州政府很大的空间和权利，别 说行政权，连立法权都赋予了。当然这是有效，有机，长远统治这个社会的需要，但白宫方面会不会担心分离主义呢？有些边缘化了的州搞什么独立运动什么的？”
教授带着笑容和”拿你没办法”的语气回答说，”生活在每一个州的人既能够享受作为美国人的自由与安全，民主与权利，还有尊严，同时也能够根据自己所在的地方特征进行自治，为什么要分离呢？若不这样做，他们才要独立呢。”
2013年春天，我去过浮在加勒比海的美国自治邦波多黎各。记得，他是以”国家”的名义参与包括棒球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的，也有自己的”国旗”，但 它实实在在地属于美国的领土。地理位于加勒比海区，国家属于美利坚合众国，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语言习惯等是拉丁式的，更多接近拉丁美洲的文化。
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我跟当地认识的一名中年女士分享。她一点不禁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种国家存在的方式嘛，波多黎各人知道依附于 美国有它很大的好处。虽然我们不能够参与投票选择美国总统，这点有争议，但华盛顿也给了我们很多自由的空间，妥协一下就好，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状况。当 然，我们都自认为是波多黎各人，而非美国人。意志的自由是被上帝赋予的。”
不仅是波多黎各这样名副其实的”自治区”，一般性的州的大街上也能够看到美国的国旗和各州的州旗同时飘在空中的情景。美国人在经营生活的过程中似乎 早就习惯了拥有”两个领导人”的政治形态，不去质疑，成为共识。毕竟是政治，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包括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白人与黑人 之间、居民与移民之间…但据我观察，美国今天的政治形态包容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美国人”大致认为这一治理模式是最可持续的，和谐的，科学的。
2012年的夏天，暂别中国大地的我，踏上了美国波士顿的土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美国生活，一无所知，就像2003年的春天自己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时光已过十年，两者在我记忆里却是一贯的，而分不开。这是我的状态。
飞往美国的几个月前，我开始找居住的房子。我在波士顿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就只好间接地找。我毫无犹豫地通过中国的人脉去找到在哈佛工作的一名中国先 生，具体协助我在哈佛开始生活的是在哈佛读书的一名中国女子。到达的那一天，他们专门来接我，还在哈佛广场请我吃饭。这或许是在华十年的积累，很温馨，与 十年前第一次抵达北京时截然不同。
后来在哈佛读书的一个日本学生问我，”你那房子是怎么找到的？”我说，”是两个中国朋友帮我找的。”他无意反应”中国人！？为什么？”我有意回应，”不为什么。那是自然。”
与两个中国朋友分手，安顿下来后，一个人溜达溜达，我进了一家室外啤酒屋。在北京生活期间，我经常买一瓶啤酒，在街上边走边喝，边喝边想，那一次也 习惯性地把一杯啤酒买了之后带出去，喝了一口波士顿当地的Samuel Adams，特别爽快。一个人喝啤酒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快乐的瞬间。
下一刻，突然有两名白人警察走过来，略有气氛地对着我说，”小伙子，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不是没听懂他们说的英文，而是没有理解他们表达的意味。
我把自己在北京生活期间遇到这样那样麻烦时老用的口头语拿出来，保持冷静对着他们说，”怎么了？我违法了吗？”
他们俩互相看了一眼，带着微笑却严肃地对我说，”是，你违法了。”
我吓了一跳，瞬间内在脑子里产生了许多恶性想法：”才第一天，我就被捕了？”
后来才知道，在美国，在公共场合喝酒是违法而受罚的。我一边被指责，调查我是谁，一边看着周围环境，发现很多行人边走路边抽烟。我跟警察先生说，”他们抽烟是可以吗？那样也危害公共环境吧？”
他们大笑，逗着我说，”那是可以的啊！”
他们说这是法律，是不可以违反的。我在中国期间学会了讨价还价，或随机谈判的技巧（这是我在日本的18年期间内想都没想过的），礼貌客气地对他们解 释说，”警察先生，很抱歉，这是我抵达波士顿的第一天，对这里的规矩一点不熟悉，从今晚起我一定会注意的，所以请原谅一次好吗？”
他们互相观看，带着一言难尽的笑容，似乎放弃了对我的调查与惩罚，”好吧，就这一次哦，你记住这次的教训，祝你在美国愉快。”
竟然通过了…我小心翼翼带着啤酒回住宿，坐下来，慢慢沉思：”我是到了美国，这里已经不是中国。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是需要调整思维，更换状态。但刚遇到的场合，也有点像中国…”
带着莫名其妙的感觉与对中国的一点怀念，我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二
2013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
我在波士顿，跟平时一样沿着Charles河边跑步。
突然被堵住了。路被封了，我问问警察先生凭什么，他说是”因为国庆”。我心里想”哦，在美国国庆的时候路也被封的。”我却没想太多，这是生活，而非政治。
我就绕着路从剑桥区过河跑到波士顿区。蓝天与白云，到处能听到庆祝的枪声（非鞭炮），我内心进一步产生”这里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的直觉。在河边遇 到了我很熟悉的日本一家人，孩子们也在。我对夫妻表示问候，孩子们则正参与国庆活动，他们正好唱国歌，唱的是美国的国歌，还把右手紧紧贴在胸部上。
他们唱完国歌，到我这来说声你好。我表扬长子说”你会用英文唱美国国歌啊，你的右手很酷，很地道哦。”在波士顿的公立学校上小学的他（12岁）有些害羞地对我回答说，”哦，每天早上在学校里要唱的，自然就记住了。”
祖国的小孩子正在异国他乡融入当地的国情与文化，我感到欣慰，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动不动就问他，”你觉得，你的同学们爱自己的国家吗？”
比年龄成熟很多的他（他父亲说孩子到美国之后变得格外成熟了）琢磨了一下，然后点着头说，”嗯，他们很爱自己的国家，自然的爱。而且，我觉得，美国人不像日本人，不随便骂总统。因为总统是他们自己选的。”
本想进一步追问，”在日本，首相也是我们自己选的啊，虽然不像美国那么直接”，但决定算了。我从他的观察与姿态已经学习了很多，就不要为难了，非常满意地离开了他们一家人，而继续跑步。
在我看来，美国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之一就是国旗之多。不管是平时还是非常时，国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当地居民既在乎又不介意，自然却刻意地面 对与国旗共存的现实。而且，美国人在国歌与国旗面前的态度似乎是战略统一的，至少我接触过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对此持有消极或负面的态度。他们美国人就是认为自己 的国家很伟大，值得认同和敬仰。
不过，如此张扬”国家的伟大”，我这个日本人觉得有些夸张而过分，而且有些不习惯，甚至不顺眼。由于二战期间”国家主义”失控的惨痛历史，活在当下 的日本人对国歌与国旗的态度是复杂而谨慎的，至少做不到自然地加以接受。当然，日本国内对国旗的态度与美国截然不同，是分裂的，所谓”右翼势力”主张要弘 扬”国家”，进步派（左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则持有谨慎的态度，更多主张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和谐共处，少提爱国，多谈国际，认为在”国”字 面前有必要谨慎一些，低调一些，克制一些。而广泛的老百姓在”国”字面前也是比较被动或消极，这也与二战后遗症密不可分，他们从来不相信政府是对的。
三
想想中国的情况。依我经验，中国街头的国旗远远没有美国多。在天安门、党政府机构、边境等关键的地方都有国旗挂着，但谈不上夸张或过分。中国人在” 国”字面前的态度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却包含着两者的成分。美国与中国毕竟是所谓大国，统治那么大的国家就需要依靠国旗来弘扬国家的伟大，两者” 我是美国人”或”我是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依我观察是外向型的（日本人则是内向型的，把”我是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感放在内心里，不轻易去表达）。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对国旗的态度就像日本一样是分裂的，甚至严重分裂的，而远远达不到美国式的”战略统一”这一中国的执政党所渴望实现的高度。左派 知识分子强有力主张中国的进步与模式，强调中国就是特殊的，走自己的路就好，其国家建设过程绝不应该被西方社会等外界所影响。右派知识分子则更多主张中国 应该参照西方社会”先进”的制度文化，而不要强调”中国特殊论”。而广泛的老百姓对”国”字的态度在我看来是被舆论阵营和国内外环境所操纵的。例如，中国 政府在领土或历史等问题上对日本表示抗议时老百姓的神经被触动，主张”日本太坏了，中国加油！”，抑或欧美社会因经济危机陷入困境时老百姓的神经也被触 动，主张”欧美太差了，中国才行！”，虽然民族主义不断高涨，但老百姓似乎不是自然，主动地认同中国的国情与体制，更多的是被动回应式的。
再说，中国的执政党在自己的公共关系中平常谋求的与其说是让老百姓对中国这一国家产生认同感，不如说是让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加强忠诚度。中国”党”字凌驾于”国”字的政体显然相当特殊，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
2013年10月中旬，我从美国回了一趟北京。在街上走走路，感受一下北京的政治气候。走到东三环边上的国贸附近，我望到了”永远跟党走”的五个 字。在北京生活的2003-2012年期间，我在街头上没有看到过”永远跟党走”，顶多是常听”听党指挥”。那五个字或许存在过，只是我没有见到。
不过，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政治似乎在收紧。右派知识分子倾向于从执政党对”党”字的强调联想”毛”字，担心政治的收紧必将导致其左倾化；左派知 识分子似乎很高兴看到”永远跟党走”，并趁机试图发挥舆论影响力，甚至认为习近平执政期间意味着黄金期。大多数老百姓则忙于工作和生活，追求物质上的充 足，来尽量换取精神上的满足，而来不及思考右派知识分子的探索，偶尔跟着左派知识分子的呼吁表现民族主义罢了。至于我的校友－北京大学的精英们，据我观 察，大多数学生有意与政治拉开距离，无意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忙于准备出国留学，或应聘进外资企业等。
从以上一系列的现象，我越来越发现，在今日中国，”国家”本身具有变空的趋势，从执政党到两派知识分子，再到广泛的社会公民，大家对”国”字的忽 视、轻视、冷视是结构性的，颇有这个时代的味道。上次回京期间的某一天傍晚，我乘地铁跑到天安门广场，坐在地上感受氛围。忽然觉着，空中漂泊的国旗很寂 寞。
来了美国一年多，迄今为止，我所发现的美国社会最漂亮的政治安排就是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有机结合。如前所述，美国公民对美国这一”国家”的认同度 与忠诚心是毫无动摇的，唱着国歌，举着国旗，365天，24小时，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国”字。但这一注重”爱国”的风气却不造成对个人主义的忽略与压 制。美国人的公私观是清晰的，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该参与的公共空间，该保护的个人空间，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每一个公民都有着很清楚的认识。比如，我 在美国跑步的时候（尤其在乡下），要格外注意，要慎重确认自己跑步的是否是公路，要是私人的土地就麻烦了，人家判定我在侵蚀他的私人空间，就会试图举报。
据我经验，在中国，许多人把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视为两个极端，认为对前者的强化必然导致后者的滞后，把前者当作维稳的工具，把后者当作人权的底线， 甚至互为”敌人”。我在中国呆了十年，从来没有体验过”爱国”与”人权”的有机结合或相互融合，两者似乎永远是相互矛盾的，虽然我不知道中国”自古以来” 就有这样的民族传统，还是在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下才是这样子。
日本社会是特殊中的特殊，对于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都不太重视，甚至有意忽略。爱国主义自然与”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国民就倾向于避谈这些。由于 日本社会由均等下的集体主义构成，个人永远服从于社会，”尊贵的社会先生”（社会至上主义）凌驾于一切，国家与个人也好，爱国与人权也好，都要听社会的 话。
美国还是美国。一方面能够那样地热爱祖国，另一方面能够这样地重视个人。美国人凭什么能够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使得两者视为相辅相成的产物，还不令人觉得不自然，我至今没有答案，只是觉得很神奇，就继续探索其背后的理由和逻辑。
四
2013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去美国南部旅行。先从波士顿飞到原为法国的殖民地，1812年才成为美国领土的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城市New Orleans。从机场坐公交车到市内，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是路上的劳动者显得没那么勤奋，宽敞的路上明显感觉到经济的不景气，感觉很空，商业街的店里没什 么客人，服务员也闲着，我进去也没有被理睬，许多人在”胡同”里打发时间，似乎在”下岗”中。大多数是黑人，使我无意中紧张起来，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我 真从未见过那么多黑人。从早到晚，尤其在市内主要的景点French Quarter地带里到处都是警察，来到美国正好一年，我第一次看着眼前的情景想到了很熟悉的一个词：维稳。
一边走路，一边观察当地的社会生态，发现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少人在街上喝酒，而且在美国著名的连锁便利店CVS也卖酒。波士顿的CVS是不卖酒的，而且据我的亲身经历，街上喝酒是要被惩罚的。
我在街上向巡逻中的警察先生打招呼，”你好，我是从波士顿来的游客，我想问一下，这里街上等公共场合喝酒是被允许的吗？”警察先生稍微想了一下，他回答说”我们希望市民不在外面喝酒，我们也不鼓励，但这最终由他们决定，管理自己。”
暧昧的回答并不意味着不清晰，只是表明有灰色地带存在着。我看着那些街头没事干，却走来走去的黑人之表情与动作，胡思乱想：”这可能是这里的维稳模式吧，黑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整体来说还比较低，自上而上的管制有时反而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安。
后来，2013年11月我去芝加哥出差的时候发现，位于芝加哥的日本便利连锁店 7-Eleven是卖酒的，而我平时生活的波士顿7-Eleven是不卖酒的。这是因为两个州的法律不同。美国人的生活规律顶多取决于州政府，而不归结于联邦政府。
遇到这样场面时，我才切身体会到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牵涉到公民生活的法律是由州政府来制定的。美国人大概认为，国家这么大，人口也不小，又是如 此多样化的移民社会，从早到晚，什么变化都有可能，什么人都有，什么价值观都有，地方特色也五花八门，那么，由位于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来控制全国各地的 游戏规则与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能。到了美国，我才明白，联邦制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来说是一个底线，即为了良性治理这个社会而起码要做到的制度安排。
回到哈佛大学，我把这一在美国南部的感受跟一名政治学教授分享了一下。他回应说，”哦，你去南部了，这是对的，那里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只是待在波士顿，你是无法了解美国的。”是的，白人多富人多贵族多的波士顿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不像美国的美国。
紧接着，我问了一个所谓”敏感”问题，”对了，教授，美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州的州情与法律都是不一样的，联邦政府也给州政府很大的空间和权利，别 说行政权，连立法权都赋予了。当然这是有效，有机，长远统治这个社会的需要，但白宫方面会不会担心分离主义呢？有些边缘化了的州搞什么独立运动什么的？”
教授带着笑容和”拿你没办法”的语气回答说，”生活在每一个州的人既能够享受作为美国人的自由与安全，民主与权利，还有尊严，同时也能够根据自己所在的地方特征进行自治，为什么要分离呢？若不这样做，他们才要独立呢。”
2013年春天，我去过浮在加勒比海的美国自治邦波多黎各。记得，他是以”国家”的名义参与包括棒球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的，也有自己的”国旗”，但 它实实在在地属于美国的领土。地理位于加勒比海区，国家属于美利坚合众国，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语言习惯等是拉丁式的，更多接近拉丁美洲的文化。
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我跟当地认识的一名中年女士分享。她一点不禁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种国家存在的方式嘛，波多黎各人知道依附于 美国有它很大的好处。虽然我们不能够参与投票选择美国总统，这点有争议，但华盛顿也给了我们很多自由的空间，妥协一下就好，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状况。当 然，我们都自认为是波多黎各人，而非美国人。意志的自由是被上帝赋予的。”
不仅是波多黎各这样名副其实的”自治区”，一般性的州的大街上也能够看到美国的国旗和各州的州旗同时飘在空中的情景。美国人在经营生活的过程中似乎 早就习惯了拥有”两个领导人”的政治形态，不去质疑，成为共识。毕竟是政治，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包括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白人与黑人 之间、居民与移民之间…但据我观察，美国今天的政治形态包容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美国人”大致认为这一治理模式是最可持续的，和谐的，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