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随手打开收音机开关，准备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广播。突然，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使我吃了一惊：“中国军队身着便装向北京市内开进，沿途遭到老百姓的阻拦，没能到达天安门广场……”
一切仿佛早就在意料中，但真正发生了，还是让人感到十分震惊。我既为老百姓能再次阻挡军队而高兴，又为政府几个星期来的一意孤行而气愤。那一幕幕让人无法忘怀的情景，不由地又浮现在眼前……
4月15日傍晚，电视台突然报道说：胡耀邦逝世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像一根导火线似的，一下便点燃了埋藏在大学生心中的种种怨愤。几乎是一夜间，各种悼念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大、人大等几所大专院校。就连中央党校这样正统的地方，也没能保持沉默：大礼堂前贴出了很多对联、诗歌和杂文，虽然出自不同的作者，却都表达了同样的心愿：沉痛悼念胡耀邦逝世，声讨党内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政府宣布：当日，天安门广场将实行戒严。为了能参加这一天的活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采取联合行动，在前一天的晚上，便潮水般地涌进了广场。22日天亮时，广场上的大学生超过了十五万。戒严的企图落空了，但有关方面却不允许大学生瞻仰胡耀邦的遗容，灵车行进的路线也作了修改，避开了大学生。广场上的学生们十分气愤，他们选派了三名代表到大会堂的台阶上跪呈请愿书，要求中央接受广大学生的七点要求，积极推行民主改革。可是，李鹏等人对此置之不理。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开始罢课。大学生们走上街头，积极开展演讲和募捐活动，赢得了广大北京市民的同情。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的社论，宣布学生们的行为是动乱，必须坚决制止。北京市政府在同一天也宣布：谁要再敢上街游行，一切后果自负。这一举动，严重地伤害了学生们纯洁的心灵，迅速地激化了矛盾。很多学生连夜写下遗书，第二天，4月27日，十几万名大学生齐心合力冲破了警察设置的防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大游行，震惊了全世界。
4月27日的大游行，超出了李鹏等人的预料。中央被迫采取了一些缓和局面的措施：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出面，与学生们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对话”。电视里播出了这次“对话”的录相剪辑。这次“对话”，由于中央缺乏诚意（只是想欺骗公众）而没能成功。为了能获得平等对话的机会，各大学的罢课抗议一直没有停止，并于五月四日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参加的大专院校多达40几所。同日，赵紫阳在会见亚行会议代表时发表了一篇讲话，对学生们的举动表示理解，并希望能在理性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讲话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多数大学于5月5日前后复课。
中央虽然一再许诺要解决问题，却始终不采取行动。大学生们眼看着许诺只会落空，便采取了自我摧残的极端行动——绝食。绝食开始于5月13日（星期六）。绝食的基本要求不过两点：1、否定《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2、真诚与学生对话。
亲眼看见学生们忘我的牺牲精神，亲耳听到学生们合情合理的要求，北京市的市民们再也坐不住了，再也无法只是站在一边助威喝彩了。从5月15日起，以北京知识界为先导，社会各界的声援游行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到了后来，每天几乎都有上百万的人参加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期间，正赶上戈尔巴乔夫访华，由于群众和学生占据着广场，戈氏的行程受到干扰，使中国的领导人感到丢了面子。
5月18日，绝食进入第6天，广场上已有数千人次晕倒。当晚，李鹏终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几名学生代表的发言，使李鹏丢尽了面子。这次接见，出人意料地安排了实况转播，因而使得更广泛的群众，亲眼目睹了学生们的风采。同时，也使得李鹏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黯然无光。
第二天早晨，赵紫阳到广场看望了学生。他眼含着热泪对学生们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小，往后的日子还长，将来的事业还要靠你们，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学生们纷纷请他签名。这天早晨，李鹏虽然也跟在赵紫阳的后面到了广场，但那情形却让人感到十分尴尬。
5月19日晚21点，广场上的学生宣布暂时停止绝食。23点30分，电视台突然宣布有重要新闻。不久，电视画面上便出现了李鹏、杨尚昆等人召开首都党政军负责人大会的情形，主席台上非常明显地少了赵紫阳。这次会议宣布要调军队干涉北京危机。
5月20日上午，李鹏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但是，奉命进城的部队被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拦阻在郊区。整整三天，人们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到街上把守路口，整个北京市仿佛被老百姓接管了。
5月24日，部队仍然无法入城，只得退回临时营地。有些部队甚至撤至远郊。从5月25日到5月30日，人们轮番到中南海去游行，要求邓小平、李鹏和杨尚昆下台，要求解除戒严令。但这时的中南海似乎成了一座空城，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5月31日，学生们在广场上立起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使得广场上逐渐减少的人数又多了起来。虽然人们一直没有终止过各种形式的示威，但北京的形势却日趋平稳，交通秩序井然，犯罪率下降……
偏偏在这种时候，部队却悄悄地朝天安门广场逼近。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不敢往下想了。我匆匆地吃完早饭，便赶到单位。刚进门，梁XX就来了，她神情紧张地对我说：“部队进了天安门了”。我说：“早晨的广播中说，被老百姓拦在长安街了”。她不相信：“我们院的部队是昨天晚上出发的”。我便打电话去问住在城里的表哥，他告诉我：“部队并没能进入天安门广场。不过，大都被拦在了长安街一线，有的距天安门已经很近了。”并说，城里的形势很乱，有人被警车轧死。整整一个白天，大家都处在惶惶不安中。
下午四点三十分，区店工会主席打来电话，警告大家不要上街拦军车。放下电话，我便把最后几名顾客赶出了店堂。被赶的人中，有一个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大声地说：“我叫XX！”他听后悻悻地走了。回到家，表哥刚从城里回来。他为我描述了六部口一带，下午施放催泪瓦斯的情况。我心中的忧虑进一步加深了。我决定吃完饭就去天安门，要亲眼看看这个厚颜无耻的政府，会怎样对他的人民下手。父母、妻子的劝阻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到天安门去，即使是死，也要和广场上的大学生死在一起。我准备好了相机、胶卷和电池，准备好了毛巾和口罩，带上了能标志身份的证明，留下了身上的贵重物品。我坚决地把一切劝阻都抛在了耳后，在戒严指挥部近乎于恐吓的“通告”声中，义无反顾地朝着天安门骑去。
一路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宽广的长安街被激动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那情景比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都热闹。还没骑到西单，我就再也骑不动了，只得把自行车扔在西单，徒步朝天安门走去。路上，不时有一支支由学生和工人组成的敢死队从不远处走过，赢得了沿途群众浪潮般地喝彩。路过六部口时，我看到了部队遗留在那里的车辆。那些车的车窗大部分已碎。现场的目击者告诉我，这是军警从示威群众包围的车中抢夺武器时，自己砸碎的。我想，如果政府说这些车是老百姓砸的，同样能欺骗很多不知内情的人，何况这里下午还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呢？
往前走了几十米，又看见几辆被老百姓围着的军车。车顶上支着两挺机关枪，枪上挂着一些特制的皮带和棍棒。很显然，这就是他们用以对付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的。车里面坐满了身穿便衣的军人，很多老百姓还在耐心地和他们讲道理。不时有一些学生和工人，往车里送水和饭，有些军人的眼里含着感激的泪珠。晚七点三十分，我到达了广场。站在高处望去，广场上人山人海。
我感动极了，真想不到政府下了“如果上街将不能保证其生命安全”的通牒后，还能有这么多的人来到这里。我甚至乐观地想，即使再卑鄙的政客，也不敢对这么多人下毒手吧？此时的大会堂和往常一样，并没有设置特别的警戒线。只是在台阶上有哨兵站岗，人们可以一直走到哨兵跟前，有些人甚至还在和哨兵说话。我也走过去，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忽然，从大会堂的楼上泼下一盆水来，落在我身边的不远处，将附近的人吓了一跳。几名情绪激昂的年青人骂了起来，他们从附近拣来石头准备还击。我一边制止他们的过激行为，一边质问不远处的哨兵：“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上面的人还有意激化矛盾？”哨兵装作没听见，将头扭向一边。愤怒的人们立即将台阶上的花盆砸了。大会堂楼上的窗口里伸出几张年青军人的脸，他们放声和下面的人群对骂起来。有人将手里的瓦片朝上面扔去，上面的头随即缩了回去。
我缓步朝纪念碑走去，一路上遇见了很多和我一样的普通市民，他们都是听了“通告”后才到这里来的。这些人中既有男的，也有女的；既有老的，也有少的。他们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但只要听听他们的谈话，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再清楚不过了：“现在这是干什么呀？一口一个不能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国家不能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还要这个国家干什么？”“危险是谁造成的呢？难道是我们吗？你问问这位女同志，她觉着广场上这些人会威胁到她的生命安全吗？”“如果说有谁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只能是那些当兵的！”“我真想不通，李鹏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们。现在这样活着真窝囊，我已经跟我妈说了，如果明天我不回去，就到这里收我的尸体！”我知道，这些人和我一样，都是为了良心而来，如果苍天能忍心让我们无辜地死去，共产党的一切美好理想都只能划句号了！
21点左右，大会堂上架着的高音喇叭，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最终定性了：“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广场上的人必须马上撒离，否则，戒严部队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坐在我身边的人都没有动，有人自嘲地说：“转眼间，我们便成了反革命暴徒了。”
此时，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军人已经到了肯得基餐厅附近。广场上的人群听到消息后，潮水般地朝那里涌去，瞬间便把他们包围起来，困在那里。突然，正南方的天空中蹦发出一道道的闪光，由远而近，朝着我们这个方向飞来。起初，我并没有怎么在意，以为是部队在故意虚张声势，拿信号弹吓人。但是，不久我就发现，那其实不是什么信号弹，而是随时能置人死地的曳光弹。接着，广场上的人们便开始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枪声。
23点左右，一名浑身是血的女大学生从长安街跑回广场，我紧跟上去，想听听情况，结果被旁边的人推开了。我快跑到前面，举起相机迅速地按下快门。遗憾的是，在闪光灯一闪的同时，有人站到了她的前面。我又试了几次，结果都差不多。我只得跟在他们的后面跑。人群跑到历史博物馆前，找到一直守候在那里的医护人员。女大学生气喘吁吁地说：“别……别管我，我……我没事！我衣……服上的血都是别人的。”
女大学生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他们朝我们开枪，很多同学都倒……倒下了，有一个同学的太阳穴被打了一个窟窿，血汩汩地……往外流，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求求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医护人员经过简短的商量后，几辆救护车沿长安街向西开去。
广场上的人群开始沸腾了，纪念碑上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吾尔开希的声音：“最后的时刻到了！我们亲爱的同学已经为了自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显得颤抖，后来终于说不出声了。
一阵微风掠过，仿佛有人轻轻地抚摩着我的皮肤。我忽然感到一阵寒冷，周身泛起鸡皮疙瘩。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曾经带给人们无限希望的政府，现在竟会变得如此无耻！我的心彻底凉了。
我朝广场北面走去。在工自联的所在地，我看到一名司机正在要求加入工自联。他因为身上没有其他的证件，便掏出驾驶证给工作人员看。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办不了了，会员证和有关的资料已经转移了”。正说着，工自联的广播开始了：“李鹏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他们现在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越输越赌，越赌越输！他们现在已经再也输不起了！……我刚从军博那边回来，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坦克已经到了六部口了，很快就会把天安门包围起来。我亲爱的同胞们，请你们认真地想一想，你们愿意在坦克的统治下生活吗？！”愤怒的人群立即炸开了锅，人们纷纷寻找能够自我防卫的东西。随即，手里举着棍子，怀里抱着砖头瓦块的人群，便如同撒了缰的野马似的，朝六部口方向直冲过去。
我顺手从地上捡了一根棍子。虽然我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但是，如果我真的要面临死亡，我也决不会心甘情愿地让人白白打死。我顺着人流向六部口方向跑，正跑着，前面的人忽然停住了。只听得有人说，坦克在大会堂的南面。人流又发疯般地朝大会堂的南面冲去。然而，跑了半天，仍然没有发现坦克的踪影。正在迟疑间，身后猛地响起了震耳的轰鸣声。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一辆坦克便沿着大路高速朝我们这里冲来。接下来的情景是可歌可泣的：人们纷纷迎着坦克投出砖头、瓦块和汽水瓶，形成了一片“砖石雨”。对比之下，本来气势汹汹的坦克竟变得狼狈不堪，仿佛是在匆忙逃窜。随后，坦克在不远处熄火了，人群一下就把它围了起来。人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这辆坦克。有一个告诉大家：“我开过坦克，了解坦克的性能。只要把它右面的小绿灯封住，这辆坦克就开不了了”。
后来，有一个学生站到了坦克的上面劝大家不要砸了，并说他要和坦克里的士兵对话。里面的士兵自然不敢出来。于是，有人提意用汽油烧坦克，人群中的大学生坚决不同意。人们在那里僵持着。我因为想了解一下广场上的情况，便离开这里，朝广场走去。
刚踏上广场我就发现，广场上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了，很多人都分散到广场的四周，去拦截部队了。此时，激烈的枪声开始在广场的四周响了起来，我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了看手表，时针正好指向一点。也就是说，六月四日已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长安街的消息彻底断了，人员的伤亡情况难以统计。大学生们利用最后的时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拦干上写下了“六·四惨案”几个醒目的大字。
枪声越来越近。大学生们不时从广场的四周抬来一些伤员，其中也包括几名军人。沿途的群众都说：大学生们太善良了，换了别人早没人管了。跑得满头是汗的大学生们却说：先救人要紧。第一队进入广场的士兵是从西南方向来的。那里的老百姓已经被迫闪到两边。因为，排着方阵的军队不断地开枪。从闪光判断，多数是朝天上打的，但也有一些枪打得非常低，几乎擦着周围群众的头。这一方阵接近大会堂前的空场时，汽水瓶铺天盖地地砸向他们的头顶。人群一下冲了上去，和方阵掺到了一起。一名年青的小伙子使出了全身的力量，操着一根棍子朝前面戴钢盔的人的头上猛砸下去。那个挨砸的人差一点就跳了起来：“打我干吗？我又不是当兵的！”“不是当兵的？那你带钢盔干吗？吃饱了撑的？！”那人赶快将钢盔从头上摘下来，扔到了一边。一阵混乱过后，我发现前面有的老百姓手中，已经握有半自动步枪了。说来也怪，我明明看见那些当兵的拿的都是自动步枪，不知为什么，落到老百姓手中的却是半自动步枪？善良的人们赶快劝那些“抢”到枪的人，把枪送到“高自联”去。即使是到了如此混乱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动用武器反抗。
纪念碑上高自联的喇叭仍在不断地广播：“请同学们和市民们保持克制，把手中的棍子和钢盔扔掉，我们要坚持和平请愿的宗旨。现在，我们播放《国际歌》的录音，请大家一起唱！”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悲壮的歌声，广场上浑然一片，所有的声音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的投机者——也没有谁愿意在枪口下投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唱到这一句的时候，很多人的眼中都含着泪水。每个人都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将是共和国最黑暗的夜晚。
激烈的枪声又从六部口方向传来。不久，开路的装甲车就到了天安门前。然而，这两辆装甲车还没来得及找到停靠的地方，就被一片熊熊燃烧的烈焰吞噬了。我从纪念碑向天安门走去，到达天安门附近时，部队还没有过来，工自联的基地已经被付之一炬。
我又朝六部口方向走去，希望能拍几张部队进城的照片。迎面跑来的群众都劝我说：“别再拍了，太危险了！那些混蛋可不是人养的！”但是，我是不会轻易地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的。我的脑海中反复考虑着，应该如何保护这些珍贵的胶卷。我甚至想到，如果万不得已，就将胶卷投进邮局的信箱。
大批的部队从长安街开了过来，有的乘车，有的徒步。已经没有人去正面阻拦了，只有一些大胆的群众还在路的两边表示抗议。前面的士兵横端着枪，直对着路边的群众，枪上上着刺刀。后面的士兵一手举枪，一手清除路障。很多手持相机的人，都纷纷地按下相机的快门。一时间，闪光灯亮成了一片。路中间的士兵急了，发疯般地吼道：“不许照相！”，同时，“哗啦哗啦”地拉枪栓，并朝天上开了两枪。我知道，在这种光线下，是很难拍出高质量的照片的，何况距离又那么远。但是，那些当兵的是不会了解这些的。他们对自己的形象可能被人拍去，感到十分的恐惧。
这些部队到了天安门前便停住了，估计有两团人左右。接着，大会堂的门和历史博物馆的门都打开了，黑压压的部队从里面涌了出来，坐满了两边的台阶。天安门被完全包围了，情况很紧张。人们与全副武装的士兵对峙着，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我和一些群众走到了离士兵最近的地方，耐心地和他们对话。我对一名士兵说：“你看我们像暴徒吗？我也是当过兵的，对你们并没有成见。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伤心了！北京根本不存在什么暴乱，我们自己能解决问题！”那名士兵用手指了指远处正在燃烧的装甲车：“没有动乱，为什么要烧我们的车？”“你们首先开枪，打死了很多的老百姓，人们忍无可忍，才烧了你们的车！”“那……那你们把这里弄得这么脏，也不打扫……”站在我旁边的一名市民忍不住了：“你们难道是来打扫卫生的吗？你们带清扫工具了吗？你们拿什么清扫呢？恐怕是准备用血洗吧？！”那名士兵一下噎住了。他旁边的另一名士兵急了：“别跟我们说这些，我们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什么都听不进去！你们再说，我就打你个龟儿子的！”说着，便端起枪做出要向我们这里冲的样子。
集结在金水桥一线的士兵忽然唱起了歌，唱词中有“英勇上战场”之类的语句。愤怒的市民们朝他们喊话，希望他们不要辜负了家乡父老的殷切厚望。一名校官拿着半导体喇叭慢悠悠地说：“你们不要不到黄河不死心！你们是嫌血流得还不够多！”这句话引起了公愤，天安门前与兵对峙的所有市民齐声高唱起《国际歌》，将士兵们无耻的歌声压了下去。
我朝纪念碑方向望去，猛然看见“民主之神”昂首站在帐蓬群中，显得无比地坚定勇敢。我知道，今晚她的命运和我们差不多，都要面对残酷的现实。但是，即使那些冷血的士兵们能够推得倒这座雕像，却无法铲除她带给人民的无限希望。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在这里建一座更加高大，更加完美的“民主之神”的雕像。那一天就是全国人民最盛大的节日！
时间仿佛凝固住了，一分一秒都显得十分漫长。广场上的主要人群，渐渐地都退到了纪念碑一线。我也顺着帐篷之间的小路，向纪念碑方向走去。沿途的很多帐篷中，仍然有人在坦然地睡觉。仿佛天大的事也不该威胁到他们睡觉的权力似的。这时，广场上的灯光开始了戏剧般的变化，一忽儿暗得吓人，一忽儿又亮得刺眼，来来回回折腾了将近半个小时。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巨大的广场变得死一般的黑暗。纪念碑上高自联的喇叭又开始放起了《国际歌》，所有的学生和市民都放声高歌。面对着这群冷若禽兽并且武装到牙齿的士兵，人们除了能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悲愤外，又能干什么呢？我清楚地知道，留在这里的人，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没有组织，没有纲领，甚至没有任何政治要求。他们勇敢地留在这里，就是要表达自己的善良和诚挚：他们不愿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人宰割。在这群抱定了“以血醒民”决心的瘦小学生面前，他们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是一群疯狂坦克的粗暴践踏！美好愿望换来的却是流血和死亡。如此残暴的政府，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代表了人民意愿”，简直是无耻到了极点！更为可悲的是，善良的人们还得在这群刽子手的枪杆子“领导”下，苟延残喘地生活。一场轰轰烈烈的要求变革的群众运动，就这么被他们血腥地镇压了……
想着，想着，眼泪就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一股强烈的义愤涌上我的心头。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一定要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为最终铲除这一吃人的制度而尽力。我缓步朝纪念碑西侧走去。在那里停着一些救护车，身着白衣的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这时，高自联的喇叭里传出了候德健的声音：“我是候德健，我代表绝食的四个人来说几句话。我们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就去找了戒严部队交涉，他们说，只要我们现在撤出广场还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四个人都希望大家能安全撤出去。我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了，现在再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知道，我们现在留在广场上的人都不怕死，但我们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死了！未来的事业，还等着我们去开创……”
这一番话使得广场上的人群炸开了锅。喇叭里又传来了刘晓波的声音：“请大家冷静地思考一下……”话刚出口，便被广场西侧的一阵激烈的枪声打断了。当时，我正在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下，上面士兵的窃窃私语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打死狗日的了！”我心中别提多悲愤了，我发誓：就因为有这帮混蛋舒舒服服地活着，我也不能现在就死，我一定要看到他们哭的那一天！我朝纪念碑跑去，那里的人群正在候德健的组织下进行表决，人们只能凭呼喊的声音大小来判断同意撤还是留的人多。实际上这种表决很难得出真正的结果，但是，在候德健、刘晓波等人的催促下，人群终于开始向广场的东南角撤退。然而，我还没有跑到纪念碑前，一队身穿迷彩服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疯狂地冲到了纪念碑的最上层。他们把压满了子弹并且拉开了保险的自动步枪，直对着距离他们不过两步之遥的人群。我拚命地朝前挤去，终于到了与士兵相对的第一排。只听得一阵猛烈的扫射之后，纪念碑上的喇叭掉了下来。无数盏闪光灯同时亮了，历史注定要把这些禽兽的疯狂嘴脸记下来，并且公之于众。禽兽们虚张声势的喊叫，在人们的浩然正气下，显得那么的懦弱无力。很多人都哭了，大家手拉手、肩并肩地一步步退出天安门广场。一些坦克已经发疯般地冲进广场，在学生和群众队伍的四周横冲直撞。很多帐篷都被碾平了，也不知那里面是不是还有人？沿途的居民在学生和群众的队伍两边排成了墙，他们紧紧地握着学生们的手，失声痛哭。
一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泪水已经将胸前的衣衫浸湿了一大片，仍然在路边不住地抽泣。她一边抹泪，一边将手比划成“V”字形，并且不住地举过头顶。我的眼睛再一次模糊了，我怎么也看不清取景框里的影象，我更不忍心按动相机的快门……
天渐渐亮了。在前门西大街，人们与正准备进入广场的另一支部队不期而遇了。人群爆发出一阵阵铺天盖地的口号声：“畜牲！畜牲！……”士兵们一个个低着头，灰溜溜的，真好像一群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从天安门一路走过来，劫后的北京处处让人不寒而栗。很多地方都是弹痕累累，遍地血迹。学生和群众的遗体已经被人们迅速地转移了，少数几具士兵的尸体却没人肯收。李鹏之流肯定会利用这一点大作文章。但是，大量的屠杀罪证，都被群众收藏、保存起来了。历史终将会给他们最后说出真相的机会！正像西单附近的一辆焚毁的汽车上写得那样：“墨写的谎言，永远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遍地的鲜血使得很多人清醒了。他们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未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人。这短短十几小时的经历，却促使我完成了人生历程的最大转折。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一天。
（1997《华夏文摘》增刊zk9706a）
一切仿佛早就在意料中，但真正发生了，还是让人感到十分震惊。我既为老百姓能再次阻挡军队而高兴，又为政府几个星期来的一意孤行而气愤。那一幕幕让人无法忘怀的情景，不由地又浮现在眼前……
4月15日傍晚，电视台突然报道说：胡耀邦逝世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像一根导火线似的，一下便点燃了埋藏在大学生心中的种种怨愤。几乎是一夜间，各种悼念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大、人大等几所大专院校。就连中央党校这样正统的地方，也没能保持沉默：大礼堂前贴出了很多对联、诗歌和杂文，虽然出自不同的作者，却都表达了同样的心愿：沉痛悼念胡耀邦逝世，声讨党内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政府宣布：当日，天安门广场将实行戒严。为了能参加这一天的活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采取联合行动，在前一天的晚上，便潮水般地涌进了广场。22日天亮时，广场上的大学生超过了十五万。戒严的企图落空了，但有关方面却不允许大学生瞻仰胡耀邦的遗容，灵车行进的路线也作了修改，避开了大学生。广场上的学生们十分气愤，他们选派了三名代表到大会堂的台阶上跪呈请愿书，要求中央接受广大学生的七点要求，积极推行民主改革。可是，李鹏等人对此置之不理。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开始罢课。大学生们走上街头，积极开展演讲和募捐活动，赢得了广大北京市民的同情。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的社论，宣布学生们的行为是动乱，必须坚决制止。北京市政府在同一天也宣布：谁要再敢上街游行，一切后果自负。这一举动，严重地伤害了学生们纯洁的心灵，迅速地激化了矛盾。很多学生连夜写下遗书，第二天，4月27日，十几万名大学生齐心合力冲破了警察设置的防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大游行，震惊了全世界。
4月27日的大游行，超出了李鹏等人的预料。中央被迫采取了一些缓和局面的措施：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出面，与学生们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对话”。电视里播出了这次“对话”的录相剪辑。这次“对话”，由于中央缺乏诚意（只是想欺骗公众）而没能成功。为了能获得平等对话的机会，各大学的罢课抗议一直没有停止，并于五月四日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参加的大专院校多达40几所。同日，赵紫阳在会见亚行会议代表时发表了一篇讲话，对学生们的举动表示理解，并希望能在理性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讲话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多数大学于5月5日前后复课。
中央虽然一再许诺要解决问题，却始终不采取行动。大学生们眼看着许诺只会落空，便采取了自我摧残的极端行动——绝食。绝食开始于5月13日（星期六）。绝食的基本要求不过两点：1、否定《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2、真诚与学生对话。
亲眼看见学生们忘我的牺牲精神，亲耳听到学生们合情合理的要求，北京市的市民们再也坐不住了，再也无法只是站在一边助威喝彩了。从5月15日起，以北京知识界为先导，社会各界的声援游行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到了后来，每天几乎都有上百万的人参加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期间，正赶上戈尔巴乔夫访华，由于群众和学生占据着广场，戈氏的行程受到干扰，使中国的领导人感到丢了面子。
5月18日，绝食进入第6天，广场上已有数千人次晕倒。当晚，李鹏终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几名学生代表的发言，使李鹏丢尽了面子。这次接见，出人意料地安排了实况转播，因而使得更广泛的群众，亲眼目睹了学生们的风采。同时，也使得李鹏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黯然无光。
第二天早晨，赵紫阳到广场看望了学生。他眼含着热泪对学生们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小，往后的日子还长，将来的事业还要靠你们，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学生们纷纷请他签名。这天早晨，李鹏虽然也跟在赵紫阳的后面到了广场，但那情形却让人感到十分尴尬。
5月19日晚21点，广场上的学生宣布暂时停止绝食。23点30分，电视台突然宣布有重要新闻。不久，电视画面上便出现了李鹏、杨尚昆等人召开首都党政军负责人大会的情形，主席台上非常明显地少了赵紫阳。这次会议宣布要调军队干涉北京危机。
5月20日上午，李鹏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但是，奉命进城的部队被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拦阻在郊区。整整三天，人们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到街上把守路口，整个北京市仿佛被老百姓接管了。
5月24日，部队仍然无法入城，只得退回临时营地。有些部队甚至撤至远郊。从5月25日到5月30日，人们轮番到中南海去游行，要求邓小平、李鹏和杨尚昆下台，要求解除戒严令。但这时的中南海似乎成了一座空城，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5月31日，学生们在广场上立起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使得广场上逐渐减少的人数又多了起来。虽然人们一直没有终止过各种形式的示威，但北京的形势却日趋平稳，交通秩序井然，犯罪率下降……
偏偏在这种时候，部队却悄悄地朝天安门广场逼近。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不敢往下想了。我匆匆地吃完早饭，便赶到单位。刚进门，梁XX就来了，她神情紧张地对我说：“部队进了天安门了”。我说：“早晨的广播中说，被老百姓拦在长安街了”。她不相信：“我们院的部队是昨天晚上出发的”。我便打电话去问住在城里的表哥，他告诉我：“部队并没能进入天安门广场。不过，大都被拦在了长安街一线，有的距天安门已经很近了。”并说，城里的形势很乱，有人被警车轧死。整整一个白天，大家都处在惶惶不安中。
下午四点三十分，区店工会主席打来电话，警告大家不要上街拦军车。放下电话，我便把最后几名顾客赶出了店堂。被赶的人中，有一个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大声地说：“我叫XX！”他听后悻悻地走了。回到家，表哥刚从城里回来。他为我描述了六部口一带，下午施放催泪瓦斯的情况。我心中的忧虑进一步加深了。我决定吃完饭就去天安门，要亲眼看看这个厚颜无耻的政府，会怎样对他的人民下手。父母、妻子的劝阻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到天安门去，即使是死，也要和广场上的大学生死在一起。我准备好了相机、胶卷和电池，准备好了毛巾和口罩，带上了能标志身份的证明，留下了身上的贵重物品。我坚决地把一切劝阻都抛在了耳后，在戒严指挥部近乎于恐吓的“通告”声中，义无反顾地朝着天安门骑去。
一路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宽广的长安街被激动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那情景比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都热闹。还没骑到西单，我就再也骑不动了，只得把自行车扔在西单，徒步朝天安门走去。路上，不时有一支支由学生和工人组成的敢死队从不远处走过，赢得了沿途群众浪潮般地喝彩。路过六部口时，我看到了部队遗留在那里的车辆。那些车的车窗大部分已碎。现场的目击者告诉我，这是军警从示威群众包围的车中抢夺武器时，自己砸碎的。我想，如果政府说这些车是老百姓砸的，同样能欺骗很多不知内情的人，何况这里下午还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呢？
往前走了几十米，又看见几辆被老百姓围着的军车。车顶上支着两挺机关枪，枪上挂着一些特制的皮带和棍棒。很显然，这就是他们用以对付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的。车里面坐满了身穿便衣的军人，很多老百姓还在耐心地和他们讲道理。不时有一些学生和工人，往车里送水和饭，有些军人的眼里含着感激的泪珠。晚七点三十分，我到达了广场。站在高处望去，广场上人山人海。
我感动极了，真想不到政府下了“如果上街将不能保证其生命安全”的通牒后，还能有这么多的人来到这里。我甚至乐观地想，即使再卑鄙的政客，也不敢对这么多人下毒手吧？此时的大会堂和往常一样，并没有设置特别的警戒线。只是在台阶上有哨兵站岗，人们可以一直走到哨兵跟前，有些人甚至还在和哨兵说话。我也走过去，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忽然，从大会堂的楼上泼下一盆水来，落在我身边的不远处，将附近的人吓了一跳。几名情绪激昂的年青人骂了起来，他们从附近拣来石头准备还击。我一边制止他们的过激行为，一边质问不远处的哨兵：“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上面的人还有意激化矛盾？”哨兵装作没听见，将头扭向一边。愤怒的人们立即将台阶上的花盆砸了。大会堂楼上的窗口里伸出几张年青军人的脸，他们放声和下面的人群对骂起来。有人将手里的瓦片朝上面扔去，上面的头随即缩了回去。
我缓步朝纪念碑走去，一路上遇见了很多和我一样的普通市民，他们都是听了“通告”后才到这里来的。这些人中既有男的，也有女的；既有老的，也有少的。他们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但只要听听他们的谈话，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再清楚不过了：“现在这是干什么呀？一口一个不能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国家不能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还要这个国家干什么？”“危险是谁造成的呢？难道是我们吗？你问问这位女同志，她觉着广场上这些人会威胁到她的生命安全吗？”“如果说有谁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只能是那些当兵的！”“我真想不通，李鹏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们。现在这样活着真窝囊，我已经跟我妈说了，如果明天我不回去，就到这里收我的尸体！”我知道，这些人和我一样，都是为了良心而来，如果苍天能忍心让我们无辜地死去，共产党的一切美好理想都只能划句号了！
21点左右，大会堂上架着的高音喇叭，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最终定性了：“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广场上的人必须马上撒离，否则，戒严部队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坐在我身边的人都没有动，有人自嘲地说：“转眼间，我们便成了反革命暴徒了。”
此时，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军人已经到了肯得基餐厅附近。广场上的人群听到消息后，潮水般地朝那里涌去，瞬间便把他们包围起来，困在那里。突然，正南方的天空中蹦发出一道道的闪光，由远而近，朝着我们这个方向飞来。起初，我并没有怎么在意，以为是部队在故意虚张声势，拿信号弹吓人。但是，不久我就发现，那其实不是什么信号弹，而是随时能置人死地的曳光弹。接着，广场上的人们便开始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枪声。
23点左右，一名浑身是血的女大学生从长安街跑回广场，我紧跟上去，想听听情况，结果被旁边的人推开了。我快跑到前面，举起相机迅速地按下快门。遗憾的是，在闪光灯一闪的同时，有人站到了她的前面。我又试了几次，结果都差不多。我只得跟在他们的后面跑。人群跑到历史博物馆前，找到一直守候在那里的医护人员。女大学生气喘吁吁地说：“别……别管我，我……我没事！我衣……服上的血都是别人的。”
女大学生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他们朝我们开枪，很多同学都倒……倒下了，有一个同学的太阳穴被打了一个窟窿，血汩汩地……往外流，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求求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医护人员经过简短的商量后，几辆救护车沿长安街向西开去。
广场上的人群开始沸腾了，纪念碑上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吾尔开希的声音：“最后的时刻到了！我们亲爱的同学已经为了自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显得颤抖，后来终于说不出声了。
一阵微风掠过，仿佛有人轻轻地抚摩着我的皮肤。我忽然感到一阵寒冷，周身泛起鸡皮疙瘩。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曾经带给人们无限希望的政府，现在竟会变得如此无耻！我的心彻底凉了。
我朝广场北面走去。在工自联的所在地，我看到一名司机正在要求加入工自联。他因为身上没有其他的证件，便掏出驾驶证给工作人员看。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办不了了，会员证和有关的资料已经转移了”。正说着，工自联的广播开始了：“李鹏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他们现在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越输越赌，越赌越输！他们现在已经再也输不起了！……我刚从军博那边回来，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坦克已经到了六部口了，很快就会把天安门包围起来。我亲爱的同胞们，请你们认真地想一想，你们愿意在坦克的统治下生活吗？！”愤怒的人群立即炸开了锅，人们纷纷寻找能够自我防卫的东西。随即，手里举着棍子，怀里抱着砖头瓦块的人群，便如同撒了缰的野马似的，朝六部口方向直冲过去。
我顺手从地上捡了一根棍子。虽然我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但是，如果我真的要面临死亡，我也决不会心甘情愿地让人白白打死。我顺着人流向六部口方向跑，正跑着，前面的人忽然停住了。只听得有人说，坦克在大会堂的南面。人流又发疯般地朝大会堂的南面冲去。然而，跑了半天，仍然没有发现坦克的踪影。正在迟疑间，身后猛地响起了震耳的轰鸣声。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一辆坦克便沿着大路高速朝我们这里冲来。接下来的情景是可歌可泣的：人们纷纷迎着坦克投出砖头、瓦块和汽水瓶，形成了一片“砖石雨”。对比之下，本来气势汹汹的坦克竟变得狼狈不堪，仿佛是在匆忙逃窜。随后，坦克在不远处熄火了，人群一下就把它围了起来。人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这辆坦克。有一个告诉大家：“我开过坦克，了解坦克的性能。只要把它右面的小绿灯封住，这辆坦克就开不了了”。
后来，有一个学生站到了坦克的上面劝大家不要砸了，并说他要和坦克里的士兵对话。里面的士兵自然不敢出来。于是，有人提意用汽油烧坦克，人群中的大学生坚决不同意。人们在那里僵持着。我因为想了解一下广场上的情况，便离开这里，朝广场走去。
刚踏上广场我就发现，广场上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了，很多人都分散到广场的四周，去拦截部队了。此时，激烈的枪声开始在广场的四周响了起来，我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了看手表，时针正好指向一点。也就是说，六月四日已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长安街的消息彻底断了，人员的伤亡情况难以统计。大学生们利用最后的时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拦干上写下了“六·四惨案”几个醒目的大字。
枪声越来越近。大学生们不时从广场的四周抬来一些伤员，其中也包括几名军人。沿途的群众都说：大学生们太善良了，换了别人早没人管了。跑得满头是汗的大学生们却说：先救人要紧。第一队进入广场的士兵是从西南方向来的。那里的老百姓已经被迫闪到两边。因为，排着方阵的军队不断地开枪。从闪光判断，多数是朝天上打的，但也有一些枪打得非常低，几乎擦着周围群众的头。这一方阵接近大会堂前的空场时，汽水瓶铺天盖地地砸向他们的头顶。人群一下冲了上去，和方阵掺到了一起。一名年青的小伙子使出了全身的力量，操着一根棍子朝前面戴钢盔的人的头上猛砸下去。那个挨砸的人差一点就跳了起来：“打我干吗？我又不是当兵的！”“不是当兵的？那你带钢盔干吗？吃饱了撑的？！”那人赶快将钢盔从头上摘下来，扔到了一边。一阵混乱过后，我发现前面有的老百姓手中，已经握有半自动步枪了。说来也怪，我明明看见那些当兵的拿的都是自动步枪，不知为什么，落到老百姓手中的却是半自动步枪？善良的人们赶快劝那些“抢”到枪的人，把枪送到“高自联”去。即使是到了如此混乱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动用武器反抗。
纪念碑上高自联的喇叭仍在不断地广播：“请同学们和市民们保持克制，把手中的棍子和钢盔扔掉，我们要坚持和平请愿的宗旨。现在，我们播放《国际歌》的录音，请大家一起唱！”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悲壮的歌声，广场上浑然一片，所有的声音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的投机者——也没有谁愿意在枪口下投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唱到这一句的时候，很多人的眼中都含着泪水。每个人都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将是共和国最黑暗的夜晚。
激烈的枪声又从六部口方向传来。不久，开路的装甲车就到了天安门前。然而，这两辆装甲车还没来得及找到停靠的地方，就被一片熊熊燃烧的烈焰吞噬了。我从纪念碑向天安门走去，到达天安门附近时，部队还没有过来，工自联的基地已经被付之一炬。
我又朝六部口方向走去，希望能拍几张部队进城的照片。迎面跑来的群众都劝我说：“别再拍了，太危险了！那些混蛋可不是人养的！”但是，我是不会轻易地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的。我的脑海中反复考虑着，应该如何保护这些珍贵的胶卷。我甚至想到，如果万不得已，就将胶卷投进邮局的信箱。
大批的部队从长安街开了过来，有的乘车，有的徒步。已经没有人去正面阻拦了，只有一些大胆的群众还在路的两边表示抗议。前面的士兵横端着枪，直对着路边的群众，枪上上着刺刀。后面的士兵一手举枪，一手清除路障。很多手持相机的人，都纷纷地按下相机的快门。一时间，闪光灯亮成了一片。路中间的士兵急了，发疯般地吼道：“不许照相！”，同时，“哗啦哗啦”地拉枪栓，并朝天上开了两枪。我知道，在这种光线下，是很难拍出高质量的照片的，何况距离又那么远。但是，那些当兵的是不会了解这些的。他们对自己的形象可能被人拍去，感到十分的恐惧。
这些部队到了天安门前便停住了，估计有两团人左右。接着，大会堂的门和历史博物馆的门都打开了，黑压压的部队从里面涌了出来，坐满了两边的台阶。天安门被完全包围了，情况很紧张。人们与全副武装的士兵对峙着，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我和一些群众走到了离士兵最近的地方，耐心地和他们对话。我对一名士兵说：“你看我们像暴徒吗？我也是当过兵的，对你们并没有成见。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伤心了！北京根本不存在什么暴乱，我们自己能解决问题！”那名士兵用手指了指远处正在燃烧的装甲车：“没有动乱，为什么要烧我们的车？”“你们首先开枪，打死了很多的老百姓，人们忍无可忍，才烧了你们的车！”“那……那你们把这里弄得这么脏，也不打扫……”站在我旁边的一名市民忍不住了：“你们难道是来打扫卫生的吗？你们带清扫工具了吗？你们拿什么清扫呢？恐怕是准备用血洗吧？！”那名士兵一下噎住了。他旁边的另一名士兵急了：“别跟我们说这些，我们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什么都听不进去！你们再说，我就打你个龟儿子的！”说着，便端起枪做出要向我们这里冲的样子。
集结在金水桥一线的士兵忽然唱起了歌，唱词中有“英勇上战场”之类的语句。愤怒的市民们朝他们喊话，希望他们不要辜负了家乡父老的殷切厚望。一名校官拿着半导体喇叭慢悠悠地说：“你们不要不到黄河不死心！你们是嫌血流得还不够多！”这句话引起了公愤，天安门前与兵对峙的所有市民齐声高唱起《国际歌》，将士兵们无耻的歌声压了下去。
我朝纪念碑方向望去，猛然看见“民主之神”昂首站在帐蓬群中，显得无比地坚定勇敢。我知道，今晚她的命运和我们差不多，都要面对残酷的现实。但是，即使那些冷血的士兵们能够推得倒这座雕像，却无法铲除她带给人民的无限希望。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在这里建一座更加高大，更加完美的“民主之神”的雕像。那一天就是全国人民最盛大的节日！
时间仿佛凝固住了，一分一秒都显得十分漫长。广场上的主要人群，渐渐地都退到了纪念碑一线。我也顺着帐篷之间的小路，向纪念碑方向走去。沿途的很多帐篷中，仍然有人在坦然地睡觉。仿佛天大的事也不该威胁到他们睡觉的权力似的。这时，广场上的灯光开始了戏剧般的变化，一忽儿暗得吓人，一忽儿又亮得刺眼，来来回回折腾了将近半个小时。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巨大的广场变得死一般的黑暗。纪念碑上高自联的喇叭又开始放起了《国际歌》，所有的学生和市民都放声高歌。面对着这群冷若禽兽并且武装到牙齿的士兵，人们除了能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悲愤外，又能干什么呢？我清楚地知道，留在这里的人，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没有组织，没有纲领，甚至没有任何政治要求。他们勇敢地留在这里，就是要表达自己的善良和诚挚：他们不愿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人宰割。在这群抱定了“以血醒民”决心的瘦小学生面前，他们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是一群疯狂坦克的粗暴践踏！美好愿望换来的却是流血和死亡。如此残暴的政府，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代表了人民意愿”，简直是无耻到了极点！更为可悲的是，善良的人们还得在这群刽子手的枪杆子“领导”下，苟延残喘地生活。一场轰轰烈烈的要求变革的群众运动，就这么被他们血腥地镇压了……
想着，想着，眼泪就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一股强烈的义愤涌上我的心头。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一定要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为最终铲除这一吃人的制度而尽力。我缓步朝纪念碑西侧走去。在那里停着一些救护车，身着白衣的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这时，高自联的喇叭里传出了候德健的声音：“我是候德健，我代表绝食的四个人来说几句话。我们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就去找了戒严部队交涉，他们说，只要我们现在撤出广场还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四个人都希望大家能安全撤出去。我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了，现在再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知道，我们现在留在广场上的人都不怕死，但我们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死了！未来的事业，还等着我们去开创……”
这一番话使得广场上的人群炸开了锅。喇叭里又传来了刘晓波的声音：“请大家冷静地思考一下……”话刚出口，便被广场西侧的一阵激烈的枪声打断了。当时，我正在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下，上面士兵的窃窃私语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打死狗日的了！”我心中别提多悲愤了，我发誓：就因为有这帮混蛋舒舒服服地活着，我也不能现在就死，我一定要看到他们哭的那一天！我朝纪念碑跑去，那里的人群正在候德健的组织下进行表决，人们只能凭呼喊的声音大小来判断同意撤还是留的人多。实际上这种表决很难得出真正的结果，但是，在候德健、刘晓波等人的催促下，人群终于开始向广场的东南角撤退。然而，我还没有跑到纪念碑前，一队身穿迷彩服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疯狂地冲到了纪念碑的最上层。他们把压满了子弹并且拉开了保险的自动步枪，直对着距离他们不过两步之遥的人群。我拚命地朝前挤去，终于到了与士兵相对的第一排。只听得一阵猛烈的扫射之后，纪念碑上的喇叭掉了下来。无数盏闪光灯同时亮了，历史注定要把这些禽兽的疯狂嘴脸记下来，并且公之于众。禽兽们虚张声势的喊叫，在人们的浩然正气下，显得那么的懦弱无力。很多人都哭了，大家手拉手、肩并肩地一步步退出天安门广场。一些坦克已经发疯般地冲进广场，在学生和群众队伍的四周横冲直撞。很多帐篷都被碾平了，也不知那里面是不是还有人？沿途的居民在学生和群众的队伍两边排成了墙，他们紧紧地握着学生们的手，失声痛哭。
一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泪水已经将胸前的衣衫浸湿了一大片，仍然在路边不住地抽泣。她一边抹泪，一边将手比划成“V”字形，并且不住地举过头顶。我的眼睛再一次模糊了，我怎么也看不清取景框里的影象，我更不忍心按动相机的快门……
天渐渐亮了。在前门西大街，人们与正准备进入广场的另一支部队不期而遇了。人群爆发出一阵阵铺天盖地的口号声：“畜牲！畜牲！……”士兵们一个个低着头，灰溜溜的，真好像一群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从天安门一路走过来，劫后的北京处处让人不寒而栗。很多地方都是弹痕累累，遍地血迹。学生和群众的遗体已经被人们迅速地转移了，少数几具士兵的尸体却没人肯收。李鹏之流肯定会利用这一点大作文章。但是，大量的屠杀罪证，都被群众收藏、保存起来了。历史终将会给他们最后说出真相的机会！正像西单附近的一辆焚毁的汽车上写得那样：“墨写的谎言，永远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遍地的鲜血使得很多人清醒了。他们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未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人。这短短十几小时的经历，却促使我完成了人生历程的最大转折。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一天。
（1997《华夏文摘》增刊zk970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