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3年历史畅销书《北洋大时代》里，一个很醒目的章节名称，该书对袁世凯生平事迹首次作了较为客观的描述和积极正面评价，引起广泛关注。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有人痛骂他是“窃国大盗”，有人指斥他“丧权辱国”，有人认定他“曲线救国”，所谓的“袁大头”，实质上是个“冤大头”！
那么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袁世凯年少得志，年轻时曾进入朝鲜平叛，维护了清王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并自那时起就与日本展开了全面对抗。当上民国总统之后，还挫败过俄国策动外蒙独立的阴谋。
袁世凯在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方面做出过很多贡献。
后世之所以说袁世凯卖国，主要是因为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然而21条实属误传，最终实际签约只有11条，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的中国从帝制刚迈入共和。但清王朝晚期的腐败、没落，已使国力尽衰。
“二十一条”是日本乘民国国基未立，西方诸国忙于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提出来的武力要求，本为巩固并进一步窃取在华利益。
袁世凯作为一国元首在“弱国无外交”的环境下据理力争，他曾对时任政治顾问的英国人莫理循说：“绝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袁世凯指示下属在谈判中采用“拖”字诀与日本周旋，同时把消息透露给英、美等国，以引起国际干涉。当时中国积弱动荡，面对强横的日本，谈判是很困难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袁世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及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实际共十一条，不包含出卖主权的条款，勉强维持了中国主权完整。
而这11条最后一条也没有实际生效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然而更加令日本人郁闷的是，袁世凯政府刚签约就以国人强烈反对为由，声明这些条约是被迫签订的，拒绝履行，以后历届北洋政府也始终没有实施生效过。在日方的档案里也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
就是1914年，一战爆发了，欧洲列强几乎无一例外地卷了进去，日本觉得这是大好时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虽说袁世凯最后没有全部答应，只答应了其中一部分，那他这个民国大总统的合法性就降得很低了，权威也跌落得很快。
袁世凯在21条事件处理上，可圈可点，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家利益损失，而其自身则因为消息泄露而导致个人声誉严重下挫，成为他个人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21条签约后，袁世凯就签约日定为“国耻日”，并誓言“埋头十年秘密与日本抬头相见”。从那时起，他已经下决心卧薪尝胆一心抗日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把民国的国力搞上去。
然而，那时的新中国如一盘散沙聚拢在一起，政府缺乏足够的威信力，这成为新政府发展国力的最大障碍。
这样就给袁世凯这个民国大总统带来很多困难，他的统治体系出了问题，袁世凯已经无法号令他的文官体系，甚至是他的武官体系，他的控制力在逐渐削弱。对中国这样一个习惯于帝制的国家，的确是管理起来有点苦。总结说，就是他权威不够。
刚做上新国家元首的袁世凯，自然踌躇满志，也是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
誓言抗日抵御外辱的他也非常清楚：
没有足够的威权力，国家就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
没有有效的管理，国家国力不会有较快发展。
而民国最大敌人日本还在高速发展中，如此以往，国力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民国与日本抗衡更是遥不可及。
认为利用皇帝的权威可以把中国当时的各种问题简单化，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己也有野心。但是，他的主要出发点，还是觉得独裁更有利于实现他的理想，他当时是必然有这么个考虑的。
于是他在众多社会精英及国际宪政专家的劝说下，尝试了称帝路径，希望通过称帝一举解决国家威权力不足的问题。
对于当时中国的体制，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德诺直接指出，中国必须要实施君主立宪才有未来，否则将有混乱及亡国的危险。
尽管后来的历史果然应验了这些话，但是当袁世凯自己称帝后才发现，国人治理确实需要专制，但不能接受皇帝。称帝成为了袁世凯政治生涯中最大败笔。
袁世凯的一生与日本斗争最多，从战场到谈判桌，曾经多次当众痛斥日本使者，他的自挽联这样写道：“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日本人也视袁世凯为最大威胁，很多日本人对袁世凯充满敬畏之情。
后来，袁世凯被自己部下气死，他誓言的抗日梦也随着他百日皇帝梦而灰飞烟灭，临死前说，“吾死不足惜，吾为天下人心惜”。
人心反复无常都因为不知道珍惜现有的一切，特别在一个全新的大时代里，人们总以为改变就会更好。
只是可惜了历经劫难初建的民国。袁世凯死后，民国果然再无强人，从此陷入混乱，国力日益衰弱，直至日本侵华，几乎亡国。
哎——
袁世凯遗书：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有人痛骂他是“窃国大盗”，有人指斥他“丧权辱国”，有人认定他“曲线救国”，所谓的“袁大头”，实质上是个“冤大头”！
那么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袁世凯年少得志，年轻时曾进入朝鲜平叛，维护了清王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并自那时起就与日本展开了全面对抗。当上民国总统之后，还挫败过俄国策动外蒙独立的阴谋。
袁世凯在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方面做出过很多贡献。
后世之所以说袁世凯卖国，主要是因为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然而21条实属误传，最终实际签约只有11条，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的中国从帝制刚迈入共和。但清王朝晚期的腐败、没落，已使国力尽衰。
“二十一条”是日本乘民国国基未立，西方诸国忙于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提出来的武力要求，本为巩固并进一步窃取在华利益。
袁世凯作为一国元首在“弱国无外交”的环境下据理力争，他曾对时任政治顾问的英国人莫理循说：“绝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袁世凯指示下属在谈判中采用“拖”字诀与日本周旋，同时把消息透露给英、美等国，以引起国际干涉。当时中国积弱动荡，面对强横的日本，谈判是很困难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袁世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及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实际共十一条，不包含出卖主权的条款，勉强维持了中国主权完整。
而这11条最后一条也没有实际生效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然而更加令日本人郁闷的是，袁世凯政府刚签约就以国人强烈反对为由，声明这些条约是被迫签订的，拒绝履行，以后历届北洋政府也始终没有实施生效过。在日方的档案里也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
就是1914年，一战爆发了，欧洲列强几乎无一例外地卷了进去，日本觉得这是大好时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虽说袁世凯最后没有全部答应，只答应了其中一部分，那他这个民国大总统的合法性就降得很低了，权威也跌落得很快。
袁世凯在21条事件处理上，可圈可点，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家利益损失，而其自身则因为消息泄露而导致个人声誉严重下挫，成为他个人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21条签约后，袁世凯就签约日定为“国耻日”，并誓言“埋头十年秘密与日本抬头相见”。从那时起，他已经下决心卧薪尝胆一心抗日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把民国的国力搞上去。
然而，那时的新中国如一盘散沙聚拢在一起，政府缺乏足够的威信力，这成为新政府发展国力的最大障碍。
这样就给袁世凯这个民国大总统带来很多困难，他的统治体系出了问题，袁世凯已经无法号令他的文官体系，甚至是他的武官体系，他的控制力在逐渐削弱。对中国这样一个习惯于帝制的国家，的确是管理起来有点苦。总结说，就是他权威不够。
刚做上新国家元首的袁世凯，自然踌躇满志，也是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
誓言抗日抵御外辱的他也非常清楚：
没有足够的威权力，国家就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
没有有效的管理，国家国力不会有较快发展。
而民国最大敌人日本还在高速发展中，如此以往，国力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民国与日本抗衡更是遥不可及。
认为利用皇帝的权威可以把中国当时的各种问题简单化，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己也有野心。但是，他的主要出发点，还是觉得独裁更有利于实现他的理想，他当时是必然有这么个考虑的。
于是他在众多社会精英及国际宪政专家的劝说下，尝试了称帝路径，希望通过称帝一举解决国家威权力不足的问题。
对于当时中国的体制，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德诺直接指出，中国必须要实施君主立宪才有未来，否则将有混乱及亡国的危险。
尽管后来的历史果然应验了这些话，但是当袁世凯自己称帝后才发现，国人治理确实需要专制，但不能接受皇帝。称帝成为了袁世凯政治生涯中最大败笔。
袁世凯的一生与日本斗争最多，从战场到谈判桌，曾经多次当众痛斥日本使者，他的自挽联这样写道：“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日本人也视袁世凯为最大威胁，很多日本人对袁世凯充满敬畏之情。
后来，袁世凯被自己部下气死，他誓言的抗日梦也随着他百日皇帝梦而灰飞烟灭，临死前说，“吾死不足惜，吾为天下人心惜”。
人心反复无常都因为不知道珍惜现有的一切，特别在一个全新的大时代里，人们总以为改变就会更好。
只是可惜了历经劫难初建的民国。袁世凯死后，民国果然再无强人，从此陷入混乱，国力日益衰弱，直至日本侵华，几乎亡国。
哎——
袁世凯遗书：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