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是比较胡适与鲁迅的，主要比较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文学观点，一个激进无比，一个宽容有加。比较之后，知道了文人的千姿百态、丰富多彩，至于你是想做胡适还是鲁迅，各自选择吧！也无什么好坏优劣。这篇文章也是比较，是将胡适之与郭沫若比较，不比学问，不比观点，专比人格，非常有趣了。如果想做官，胡适之肯定比郭沫若做得大，曾经有贵为总统、行政院长之邀都被拒绝了，郭沫若最大的官就是一个副总理。可是，各自对于两位专制独裁者的态度差别之大，简直就是天地之别，胡适之表现了对蒋介石的应有尊重，但对蒋的专制独裁从来都是公然批评与顶撞的；那个郭沫若，对待毛泽东的专制独裁，除了一幅十足的奴才嘴脸外，什么都没有了。二者比较，我时时想，是不是那个儒教主义的专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专制主义，抚育的两个专制独裁者的差别所致——要是胡适落到毛泽东手里如何？要是郭沫若落到蒋介石手里又如何？是不是郭沫若具有了胡适之的人格，胡适之有了郭沫若的人格呢？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共产专制是要比儒教专制可怕十倍的专制，胡适之落到毛的手里，不是人格不保，而是性命不保；相反，郭沫若落到蒋的手里，大不了当不成官，你的学者兼批评家的使命是剥夺不了的。
也许是都为《新青年》撰稿的缘故，人们常常把胡适与鲁迅相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是朱学勤的说法：“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适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适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似乎还说过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这样的话，意思是胡适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可我最近越来越感到，胡适和郭沫若更有可比性。他们都是五四前后出现的文学大师，都是新文学的开创者，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胡适出生于1891年，郭比他晚生一年。胡适1962年死于台湾，郭1978年死于大陆。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学习哲学；郭早年留学日本，学医。在创作上，胡适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郭出版了有影响的诗集《女神》；胡适有独幕剧《终身大事》，郭则有《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胆》、《蔡文姬》；在学术上，胡适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郭则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他们不但都能创作，而且都能翻译，还都是学术界的领导者。1949年之后，郭一直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胡适则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成就相似，地位相似，更有一点相似的是，他们都和最高统治者有较为密切的来往，这一点是鲁迅无法与之相比的。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二人显示出了个性的不同。如果说郭在创作上有时要胜胡适一筹，在做人上胡适则胜郭不止一筹。
胡适是美国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主张由好人组成政府，他不愿直接做官，更愿为帝王师。他主张专家治国，反对蒋介石的“军人治党”。他曾在1932年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意在要蒋介石去人治，讲法治，当好总导演，不必事必躬亲，以制度之优越，无为而治天下。蒋介石经常与胡适共进晚餐，探讨国事，但他却拒绝任职。他的理由是做一个诤友、诤臣比在政府中说话更方便。因此，汪精卫让他当教育部长他不干，蒋介石让他当考试院院长他坚辞不就，只是留恋北大做他的学术。在他一生中有多次做大官的机会，包括行政院长直至总统，但他都放弃了。只是在抗战时为了共赴国难不得已当了驻美大使，当完之后，立刻回到北大搞他的《水经注》研究。当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说：“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郭沫若就不同了，这只要看一下他的履历表便可了然：1926年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投笔从戎，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抗日战争时出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还不是全部，一些不重要的职务还没列在里面。郭也不是没有推辞过官职。那是在1938年，陈诚任政治部主任，让他当第三厅厅长，他看给他安排了复兴社的人当副主任，又在《政治部组织大纲》中看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提法，就怪陈诚不尊重他，跑到长沙躲了起来。后来周恩来为了国共合作派于立群这个“特使”，叫他再走兰台，告诉郭陈诚服了，第三厅是他组阁领域了，他才走马上任。当然，说起这些丝毫没有责怪郭沫若的意思，官总还是要有人当的，能人当总比蠢才当强。
胡知、郭沫若都与蒋介石、毛泽东两位领袖人物打过交道，胡与蒋打交道多些，郭与毛打交道多些。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派董必武争取胡适，后来，又通过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代向老师胡适问好。胡适不但不买帐，还对共产党劝降，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让共产党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党，令毛泽东气而不理。在围困北京时，毛泽东曾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他逃走后，我党立即宣布胡适为战犯。
郭沫若也曾经在权势面前无所畏惧。但那是自己1927年3月写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蒋骂了个狗血喷头，蒋介石下了对他的通缉令。后来他从日本归来参加抗战，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在会见中蒋介石对郭表现得和蔼可亲，关心他的甲骨文研究，并请郭多多做些文章，并要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郭回答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蒋介石立即许愿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
可谁能想到，当年敢痛快淋漓骂蒋介石的人，在晚年竟那样小心翼翼，甚至变得卑微，对最高统治者曲意逢迎。这也许和郭走进了官场有关。官场是一个哈哈镜馆，谁进到里面都要走形。在专制下的官场，不仅心灵扭曲，外形都要扭曲，或是挺胸腆肚做不可一世状，或是摧眉折腰，做卑躬屈膝状。官场是个绞肉机，什么原则、感情、什么尊严、人格，统统要被绞碎。
郭曾写了大量解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在一篇叫《红旗跃过汀江》的文章中，他写道：“主席并无心成为一个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明明写错了还要加以赞美，就像封建时代的佞臣面对皇帝的顺口溜大加赞赏一样。用王元化老先生的评价是肉麻，如果让后人评价，可能就不止是肉麻了。
光肉麻也就罢了，还要自我贬损。1966年，林彪、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几十年来的文艺成就。郭在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时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的说，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番讲话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及时提供了理由，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至今3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能把这些话背下来，可见影响多么巨大。
只是逢迎最高统治者也还罢了，他竟然连最高统治者的夫人江青也逢迎起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的讨论会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致闭幕词，他说：“请允许我把我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在诗中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不知郭老在念这些句子时是否有些难为情。即使当时风黑浪恶，他不去这样谄媚江青，江青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他总是急于表态，惟恐表得晚了上面怪罪。九大召开，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反右倾翻案风时，他又骂“邓小平，复辟狂。”当然，四人帮倒台时，他也表了态：“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但到底哪个是他的真感情呢？
也许，激进的人容易变得保守，狂热的人容易变得冷漠。可这个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呢？政治的高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没有政治的高压，谁肯轻易丢掉尊严？政治的高压让人心灵扭曲，无法做一个正常意义的人。寒风刺骨的严冬，大地一片肃杀，这并不奇怪。
人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不得不给自己涂点保护色。可郭的所作所为，有时超过了保护自己的范畴。在这些问题上他暴露了自己人格上的缺陷。人格高尚，可以拒绝名利的诱惑，在高压下保持沉默；人格低下，往往汲于名利，拍马逢迎，甚至为虎作伥。
在高压下，人难免违心地表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可我们不必谄媚，不必曲意逢迎，更不必落井下石。这是一个做人的底线。可惜郭有时竟没守住这个底线。
尽管他和毛泽东有过诗词唱和，可在人格上他与唱和者并不平等。在所有的史传中，没有看到他对毛泽东劝戒的记载。相反，毛泽东一点点对他不满的表示，都让他战战兢兢。郭曾对秦始皇写过批评文章，题目叫《十批判书》，后来，毛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他知道后，仿佛末日来临一般。
在这一点上，胡适与他完全不同。在关于胡适的传记中，屡有对蒋介石劝戒的记载。有时甚至当大家的面反驳蒋介石的话。说起来，蒋介石对胡适是够器重的，经常请他共进晚餐，几次提名让他当副总统，甚至拿自己的稿费为胡适买房安家。最高统治者如此厚爱，一般人，早就在思想上完全缴械，在人身上完全投靠了。可胡适没有，他自始至终，保持了他自由主义的高贵品格。在为蒋介石70寿辰所写的文章中，他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介石学老艾的榜样试试《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58年4月10日，台湾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开幕式，蒋介石到会赞扬胡适品德高尚，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的道德力量。一般人对此可能会感激涕零，回敬无数好话。可胡适似乎不明白这些礼数，当面反驳了这一提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份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没有一丝谄媚，没有一点吹捧，甚至连官场上的应酬话都没有，只是依照自己的心愿讲自己想说的话。据说，听了这些话，蒋介石怫然变色，别人也都目瞪口呆。
按理来说，蒋介石对他如此高看，他应感恩戴德，对蒋介石的错处睁一眼闭一眼才是。可他似乎觉得感情是感情，原则是原则，不能混淆，对总统也不例外。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然而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这样的话，郭沫若不要说不敢说，他恐怕连想都不敢想。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文革开始时，他的儿子被人抓走，当晚他和周总理在宴会上见面，他连这件事都没敢提。结果，第四天，他的儿子被整死了。同样，胡适的儿子在胡适离开大陆后，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报纸登出这个消息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似乎并不领情，竟搬出了蒋经国在苏联时期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听说，蒋经国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两个人的行为所以如此不同，与他们接受的思想影响有关。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思想，而郭沫若头脑中更多的是中国明君圣主的东西。所以，遇到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他便相信自己遇到了古往今来难得一遇的明君圣主，不禁要顶礼膜拜。
除了思想背景、政治压力和个人品格不同的原因外，也许就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不同。胡适一直将自己视为统治者的诤友、诤臣，并不想在官场上混个什么头衔。他对最高统治者采取一种平视的角度，甚至俯视的角度。所以，在他的内心中，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由于对统治者的无所求，他想说就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顾及统治者的喜怒哀乐，也不用看他们脸色行事。你赏我官位，我可以拒绝。我不削尖脑袋奔着当官，凭学问一样吃饭，不必受制于你。这时，如果说统治者两句好话，统治者就像小孩受到老师表扬一样高兴。
而郭沫若从开始就把自己摆在词臣的位子上，对毛泽东采取一种仰视的角度。他对毛五体投地，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不敢去想毛泽东也会犯错误。在毛面前，他不但交出了思想的权力，也交出了感情和人格。而且，他将感情与原则混在一起，总是诚惶诚恐，完全失去了自己。所以，毛发动的历次运动，他都紧紧跟随，从反胡风到反右，到文革，他有时甚至比发动都走得还远。毛说要百花齐放，他就为一百种花写了一百首诗；毛喜欢李白，他就专门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大风卷走了杜屋上的三重茅，也被当作杜是大地主的证据，令人哭笑不得。他对毛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处处看毛的脸色行事，从不敢有丝毫拂逆。他把毛看作神，至死都没有觉悟。他病重期间，还把家人叫到身边，要他们记下他的话：“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这段遗嘱，可以解释他一生中的行为。盲目的信仰铸成了他晚年的悲剧，我们不能不为之叹息。
现在回头看两位大师，胡适始终是一个人，在权势面前从来没有失去尊严，形象越来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虽然很高，却显得像个侏儒，有时竟然像个小丑，想起他写《女神》和《屈原》时的风姿，实在叫我们这些晚辈心里难过。总结两位大师的一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对谁，不必仰视；无论什么时候，不能交出思考的权力，更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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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中国无耻文人的“丰碑”-郭沫若
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官方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他，年少时经历包办婚姻，享受五天性爱后，他便离家，此后68年，那可怜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随后，他在日本结婚，对方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于立群，其姐于立忱，早年竟也曾是这男人的情人，被抛弃后自杀。他有仨老婆，十几个孩子，情人数不清，嫖妓得过花柳，始乱终弃害女孩子自杀。一边骂政府腐败一边跑去做官，曾在共产党最困难时脱党，骂过蒋介石，后专程向蒋求饶，文革时说毛主席比亲爷爷还亲，写诗吹捧江青，没多久又跳出来欢呼粉碎四人帮。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民间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二者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让人们重新翻开历史的瞬间，来审视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及其带来的警示，才恍然大悟：郭沫若，原来是一座中国无耻文人的“丰碑”！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除学术作品和资历以外，郭沫若的品格和1949年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受到广泛的质疑。少年订婚，20岁时成亲，喝过交杯酒，掀起盖头一看，新娘相貌不尽人意。郭沫若大怒，掉头而走，东渡日本，狂追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家中寄来的钱，悉数交给富子，终于打动对方，生下孩子。而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安娜的感情，最能暴露其品格。安娜为他与父母断绝关系，并生下五个子女，负担全家开支，但郭沫若屡屡嫖娼并染病，后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安娜回中国。1949年后安娜来中国，毛周给她政协委员身份和副部级待遇，郭沫若却至死避之不见。郭沫若在1926年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十分急切，终于在1927年被批准入党，不到半年后当看到中共在秋收起义等武装运动后举步维艰时，立刻自动脱党。1937年脱党十年的郭沫若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刻出发。他还主动请求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这时周恩来在上海，当年求着入党的郭沫若却避而不见。
胡适与郭沫若初识时，前者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后者则刚刚出版《女神》，胡适无疑名气更大，郭沫若听说胡适读了几遍《女神》后，竟得意忘形到亲吻胡适。后来，郭沫若名声渐大，终与胡适分道扬镳，1949年后更是批判胡适的头号打手，凉薄如斯。
青岛有个公园，1949年后易名鲁迅公园，题字的是当年曾与鲁迅交恶的郭沫若。这二位交恶由来已久，尤以1928年为甚，当时郭沫若化名杜荃，写下《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攻击鲁迅，不过，他至死也未承认杜荃就是自己。1917年，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轰动一时。1923年秋，苏州的一位中学教师钱穆，历四、五载，共写成古史考辨文章160余篇，30多万字，取书名《先秦诸子系年》，后因此书，进入大学，当了教授。后来郭沫若抄袭此书取名《十批判书》，为学人不齿。1948年，郭沫若发表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干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从此与文学绝缘。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聪明过人，博闻强识，对老爹1949年后的文字和行为不以为然。他曾说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曾组建诗社并遭下放劳教。1968年4月，他因为与女友讲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农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强行扣押，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后坠楼而死，年仅26岁，落地时双臂反绑，自杀或他杀成谜。曾有人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沫若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父亲的背影对他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造反派绑架处境危险。晚上郭沫若要参加周恩来宴会，夫人于立群恳求他请周恩来救助，郭沫若坐在周恩来身旁，最终却没开口，儿子被迫害致死，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他沉默，沉默，最后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郭世英、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二子和第四子，文革中先后自杀，分别是26岁和24岁。表面上默默承受的郭沫若，深夜将郭世英生前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
著名学者、中国名博卫金桂教授说，作为文革红小兵，当年听到郭沫若郭才子发明的“政治流氓文痞”几个字佩服坏了。以后接触有关郭沫若氏的资料，觉得“政治流氓文痞”最适合他自己。有意思的是，中国国学网上依然将郭沫若列为国学大师。与其说这是对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几部著作的肯定，不如说国学网是匍匐在郭沫若氏的头衔之下，也和郭沫若一样，“迷狂”了政治权力。坊间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单纯的流氓有文化，比起政治流氓有文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普通流氓，文化只可以作为工具和表现形式，但政治流氓的文化就可以拿来杀人。这套把戏郭沫若一直很熟悉。1955年他作为文化界的掌门人在对胡风集团的结论中说：“胡风伪装革命混到革命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直继续到现在，并日益变本加厉。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罪大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严厉制裁。”他的扩大化栽赃，将一大批作家置于死地。卫金桂说，郭沫若能够在殊荣中入土，是个奇迹。他的人品文品，从来不被看好。如果说，创造社时期的争论仅仅限于笔墨官司，不牵涉掉脑袋坐监狱，则1949年以后他的脚跟不稳，也足以有他翻船的充分根据。比如，所谓胡风集团里，聚集了相当多的著名作家，他们交换意见，给郭沫若的共同定义是“近百年中国文化的罪恶的产儿”。
郭沫若氏不倒，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权力的“迷狂”，从而无条件跟风。只要有利于自己向上爬，人格骨肉；友情正义……都可以出卖。比如，政治地位远高于他的康生奚落他的字：我用两根脚趾头夹着毛笔，就能写出郭沫若的字来，他竟然忍辱负重和康生结好；自己的两个儿子遭难于文革，他却于1976年5月12日写下《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攻击，肉麻地吹捧文化大革命：“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这首所谓词发表5个月后，“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他的另一首《水调歌头》闪亮登场，对前面的狗屁诗如得了健忘症一样：“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多/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勿庸讳言，郭沫若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仅仅如此认识，就辜负了众多知识份子的气节。在政治高压下，知识份子为了活命，为了饭碗，违心做事和表态，乃不得已而为之。但如郭沫若这样身居高位的，不需要再用多写一首诗的方式出名。他如此行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恶劣的人品和丑陋的政治操守，拍马和迫害已经成了他骨子里的无意识习惯。
中国著名文学家沙叶新在其“粪土当年郭沫若”回忆说：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贲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悯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藉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旦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人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
1949年后知识份子的很多举动，如当吹鼓手如洗脑专家，都是大可悲悯的。将他们以前的那些言论发掘出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在道德上比他们优越，而是藉此反省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时也藉此观察现在，这些使人变得愚蠢的洗脑言论是否已经绝迹。以多年对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的的关注，变化是有的。洗脑方式稍有改变，以前语文课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2002年小学的第一课是说上学了，到最后一句是“长大为人民立功劳”。“毛主席万岁”的不稽和洗脑功用，现在一般均可以看出来，但“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的忽悠，恐怕就不一定能够立马感觉到问题。这就像不少人看不出“科教兴国”、“国富民强”这些口号里面的问题一样，因为洗脑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使得许多人已经没有常识，当看到一句话的时候，分辨不出那些是背离常识来忽悠老百姓利益的。
郭沫若是有才华的，他的才华不在他的诗歌写作，不在他的剧本写作，而在他尚有问题的史学研究中。相对共产党来说，国民党反动派还是有雅量的，至少保持一定意义上的学术中立，所以1948年，已经左相毕露的郭沫若还能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郭沫若辉煌与屈辱，除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外，他的“与时俱进”使他成了共产知识份子的“楷模”。任何需要表态的时候，他必然出来率先垂范，明知是火坑也要表演着让学生往其中跳，帮着坑害青年人而让其成为官方“接班人”，成了郭沫若1949年后的主要工作。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949年9月，郭沫若写了《四川人，起来》：“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
1949年，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春。而且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而且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你是无穷尽，你永远无穷尽！”
“主席的智慧正在转坤旋干，高峡出平湖，为时已不太远。料想巫山神女，在暗中喜欢，看到主席的精神真是饱满。”——郭沫若《毛主席在江峡轮上》1958年5月6日（《诗刊》1958年第6期）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摘自《郭沫若文选》第12卷。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即席向江青献诗。……
郭沫若在关于“又红又专”之讨论时，写给青年同学的一封信，以导师面目来洗脑，可达事半功倍之效。节录郭沫若《讨论红专》如下：
“我倒替同学们耽心。那就是时代太好了，可能反而发生些不好的作用。你们没有受过艰苦环境的锻练。一不注意，你们可能成为温室的花草，经不起风霜。这是值得警惕的。养成重视劳动并从事劳动的习惯十分必要。近年来有些青年朋友，急于想成为专家，只抱著书本子啃，连科学实验也不肯做，那是大错而特错！那种大少爷作风当然红不起来，也绝对专不起来。自己不动手做实验的科学家，以往不曾有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有的同学问我：红到底以什么为标志，是不是以党员为标志？我的看法是应该以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忠于祖国、忠于党为标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全心全意地在党的领导下献出自己的一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可以算作红的标志。
成为党员是最光荣的事，我希望每一个青年同学都鼓足干劲，使自己有资格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但如果不能成为党员也不要灰心，我们总要永远以普通劳动者自处，有一份能量，放一分光热。”
读着郭沫若在1949年后写下的诗文，人们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视，而是内心的沉重。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毛泽东在建政后对知识份子的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个人的悲剧痛苦，这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反思这段历史，是为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个才华横溢、原本应该“文以载道”的知识份子，尤其在1949年后，郭沫若被专制党权打造成一个自甘堕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这是郭沫若悲剧人生带给人们的最大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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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真的是不折不扣的一条天狗、哈巴狗，疯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