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和他的两个儿子.1957年6月8日的夜晚，心情烦闷的章伯钧独自一人到史良家中做客，为的是表达对当天《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不满。他说了很多，最后说了一句：“将来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后才有定评……”
储安平真的成了历史人物。一是因为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发表了“国共民主多少与有无”的看法（原话为“老实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无’的问题了。”）。二是1957年6月1日，他在中共整风座谈会上，提出了震惊朝野的“党天下”的观点。这在1957年短暂的春季是中国知识分子“飙”出的最高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是最高音。
6月11日，章伯钧来到刚递上辞呈的储安平家中。两个人都是岌岌可危，他们谈到未来。章伯钧说：“老储，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时间已然过去六十载，回顾往事，可谓百感交集——
一方面，深感储安平果真是个历史人物。自民国以来，特别是自1949年以来，从大陆范围来看，能站得住、又让人记得住的文人，有几个？陈寅恪是一个，储安平是一个，还有呢？有的人还是很不错的，但出于各种情况或被淹没，或被淡忘。而储安平和他说过的话，连同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死亡，像云一样在天空飘散，如河一般在大地流转，被越来越多的人咀嚼、记忆和怀想。我在“往事”一书里形容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万不想这七个字在网上也是千百万次转发，不可思议的神奇和美妙！并非是我写得好，储先生就是这个样子。有样子的人，历来不多。
另一方面，深感中国的诸多问题依旧，有的好像还更严重了。这里只引用资中筠大姐的一句话：“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话说得让一些人很反感，但说对了。
请愿学生到了南京，集中在中央军校大礼堂。蒋委员长莅临训话，要学生或返校读书或去孝陵卫当兵，不得再生事端。眼看事情就要告一段落，这时突然有个学生跑到讲坛，指手画脚地讲了一通，抨击政府不抗日……没人知道他是谁，只有光华的学生认出来了，他叫储安平。
储安平不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他乃报人，是真正意义的报人。储安平一辈子的生活和命运都与报刊、出版、新闻、言论相联系。朝于斯，夕于斯。因它而声名鹊起，因它而“一败涂地”。这里，有必要对其从业履历做一个简要介绍——
1932年7月光华大学毕业。
1933年7月进入《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公园”，从事编辑工作三年。继“中央公园”之后，开辟“文学周刊”。
1936年编辑出版文学期刊《文学时代》。
1938年1月从英国归来，6月重回《中央日报》创办《平民》副刊。
中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在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任教期间，1943年与夫人端木露西创办袖珍书店。
经历婚变，储安平奔赴桂林，1943年冬进入《力报》，任主笔。
1945年7月在湖南辰溪县受聘于《中国晨报》，任主笔。两月后离任，赴重庆。
1945年10月在重庆创办《客观》。
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至1948年12月被查封。
1949年11月《观察》在北京复刊，1952年停止经营。
1952年4月担任新华书店总店第二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1957年4月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被撤职。
这里，我先问一句：何谓报业？报界前辈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一书里，有精辟的阐释。戈氏认为：它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就是以揭载新闻为主，反对报纸的党派性，除军事上有时必须保守秘密，其他一切消息皆可开诚布公的宣布于民众之前，使多数人“能了解政治问题，能自下而上的判断，进而监督报纸，强制政治家，使自觉其责任的重大。”它于国家的进步，自是有非常重大关系。也正是基于报业的这个本质，当年的傅斯年才对胡适说：“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储安平非但深谙此理，且为终身之志，通过公共论坛干政。国民党执政他无情揭露国民党，共产党执政他尖锐批评共产党，恪守报业“中立、客观、理性”的宗旨和“独家，独特，独到”的本性，以及报人必须具备的魄力、眼光、担当等职业精神和素养。这是一个很高又极严的从业标准，远远超过加入某党、某派的条件。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储安平始终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别看他先后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其实他也游离在民主党派之外。无涉军政，不党不派，他的心只守着一个“社会公共”空间，并在此安身立命。胡愈之搞报纸、搞出版，他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不是报人。储安平搞报纸、搞出版，他是报人，不是新闻工作者。说句大不敬的话，任何党派（包括强大的党派）对储安平自由主义灵魂和报人的天职本性来说，都太窄，也太矮。说他有政治野心，那才是活天冤枉！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储安平是把一张报纸、一份期刊，当作清寒艰苦的事业干的，以此启迪民智，以此振兴国运，以此实现人生理想。这就是储安平。
办报，要有办报的头脑、胸襟、能力及手段。储安平样样具备，要啥有啥。
远的不讲，拿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来说，自跨进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的第一步，便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路数、理念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半是痴狂，半乃性情。他宣布《光明日报》不能机关化，要报舘化；党报工作经验已经过时，当回到从前旧报传统；年轻记者更要以1949年前的老报人为榜样；撤销了编辑室，所有的稿子直送总编室，自己都一一要看过。他明确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是写新闻，新闻就是要抢先，就是要独家；社论少写，那种歌功颂德、教条主义的社论不要再写。正值“大鸣大放”，储安平立即派八批记者，分三路到全国各地调查。得知清华大学在研究改变党委制的问题，他第一时间派人去采访。从5月7日到6月2日，《光明日报》均在头版刊发民主党派和高校关于取消党委制的报道，重量级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甩了出来……这是啥做派？这叫报人办报。要么不做事，要做就做成一流，储安平就在这短短八十天之内，让这张民主党派机关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才气过人，也傲气凌人；严于律己，也苛于待人。拙作“往事”出版后，我和《光明日报》的几位老编辑有些交往。吃饭，聊天，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储安平。
他们告诉我：储安平太能干，大家都佩服他，也都怕他。
我问：为什么？
答：头天布置任务，第二天就被叫去询问——做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管得太细，太严，手下人跟不上，也受不了。所以到“反右”阶段，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会议室被斗得要死。手下人恨他，当然，有的是假恨，有的是真恨。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老舍说的话：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最后，我想强调储安平是个作家，极为欣赏他写的《英国采风录》。自从国门大开，到英国留学、旅游、经商、访问，乃至移民定居的人无数。几十年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写下数以万计的访英散记、游记、札记、日记、笔记，这些文章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是在议论和描述英国和英国人。这样说，那样讲，写来写去，比来比去，依我看它们都不及储安平在抗战逃难岁月，用五个月的时间（1944年11月——1945年4月），于僻远的湖南溆浦县写下的《英国采风录》。书中，对英国王权的更迭，自由传统的特征，议会政治的源流，种族的历史以及贵族的形成，都做了详尽又风趣的介绍。作为研究者，它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作为读者，它则是爱不释手的佳作。储安平文字功夫了得！尤喜末尾几章，英人的性格、气质、习惯、性情，乃至雨伞、茶壶套，无不写得准确凝炼，但又是在娓娓道来，仿佛感受到从远洋飘来的微风与水气，让你获得满足和感动，这与我们那些浑浊僵硬的东西完全不同。显然，储安平被英国的经济发达、民主政治和良好社会风尚所深深吸引。那时的他对中国的落后与黑暗已然是痛心疾首，但是他能把愤世嫉俗的情绪掩藏起来，而采用理性的剖析和平静的讲述，太成功了！冷峻的美丽比汹涌的强悍，更令人过目不忘。时隔七十载，重读“采风录”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由于命运，由于个性，储安平的个人生活也很不幸，妻子已分手，子女多疏离。最后一个探视他的亲人是女儿储望瑞的丈夫熊荣光，“文革”爆发，红色恐怖扫荡北京城。这个在北郊农场工作的青年骑上自行车，揣着两个农场自产的水蜜桃，悄悄进城看望岳父——
所有门窗都是敞开的，任人出入。储安平静坐床边，室内空荡无物。熊荣光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则无话，遂将两个水蜜桃放在岳父的手心，不敢久留。出门回望，储安平一手捧着一个桃子，仍然静坐床边。这竟是他最后时光的人生镜头。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氏，五十七载斯文遂绝，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于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
作者： 章诒和，是民国时期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的女儿。
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
去年以来，我在编辑谢泳先生的学术专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谢泳在他的这部专著中，以客观、平实的笔触和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系统地介绍、论述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西南联大的发展历史，及其所孕育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命运轨迹，其中以四十年代创办《观察》周刊而名闻遐迩的储安平先生最为典型，其命运尤其令人难以忘怀。
谢泳在这本书中说：“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敢言‘党天下’，而终于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所谓“生死不明”即是历史悬案。而对于储安平的下落和生命结局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就是同一论者在不同时间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这就更使储安平的生死之谜成为“死结”，显得云遮雾幛，扑朔迷离。
戴晴在《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一书中，认为他于一九六六年在北京投河自杀。一九九三年《炎黄春秋》第一期刊载王逸馥、邓加荣的文章，猜测储在江苏某地出家。胡志伟在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上发表的《中共文化百人志》一文认为储“被迫落海”。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传记文学》登载徐铸成的文章《我的同乡》，也是“听说他在‘四人帮’最疯狂时，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了。”上述这些说法也都是“猜测”或“听说”，并无具体知情人或见证人，至今未能得到确证。
如果我们摆脱传言的主观臆断，客观、冷静分析，就会发现上述说法都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试想：一九六八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几经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毒打，遍体鳞伤，在青龙桥跳河自尽未遂又被红卫兵抓回批斗管制，岂能逃到天津塘沽跳海自杀？谁又目击过他在塘沽跳海自杀？既无确凿旁证，此说从何而来？至于说储安平在江苏某寺出家做了和尚，就更属无稽之谈！这种说法大概是受到李自成出家修行，苏曼殊、李叔同遁入空门这类民间传说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多少带有点传奇色彩。试想：“文革”时期举国动乱，“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的风暴席卷中华，储安平这样的“专政对象”根本没有行动自由，怎么可能逃离魔掌，跑到离京遥远的江苏某寺出家崇佛，隐居林下？再说动乱之秋，佛门不静，全国各地寺庙都遭冲击和破坏，成为“破四旧”的对象，又有哪一个寺庙敢于收留一个像储安平这样来历不明的落难异客？而且，“文革”时期专制统治严于铁桶，当时的公安机关焉能追寻不到储的下落和隐居之处？
据储安平的公子储望华纪念其父的文章《父亲，你在哪里？》回忆：“父亲失踪，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的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经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到了一九八二年六月的一天，那天储望华正要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待向送行的朋友告别坐进汽车前往机场时，忽见他原来所在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匆匆跑来，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向他宣布“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储望华沉痛地写道：“在父亲失踪十六年之后，在全国范围上上下下几度调查无结果之后，而在我即将离别多灾多难故土的瞬间，竟以获得父亲的‘死讯’来为我离国壮行送别，心中猛然泛起一种莫可言状的感慨与伤痛……”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在储望华去国离乡远渡重洋这样特殊的时刻，通知其父储安平的“死亡结论”是多么冷酷无情和违悖常理，只说这个“死亡结论”，也是含糊其词、讳莫如深的。既然储安平确已死亡，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到底是自杀身亡，还是虐杀毙命？
据当时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邓加荣在《寻找储安平》一文中透露：“笔者奉命去寻找，处处碰壁。”如何“处处碰壁？”是哪些部门哪些人在设置障碍？为什么会设置障碍？邓加荣先生虽然语焉不详，但“处处碰壁”四个字却是很令人思索和寻味的。
那么，储安平的生死之谜是不是就真的解不开了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认真研读了一些有关储安平生死问题的现存材料，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初步追索，竟意外地获得了一点线索。这个线索是现在湖南省政协工作的雷逸湘先生提供的。
雷逸湘先生很负责任地告诉笔者，储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杀，更不是出家隐居，而是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雷逸湘先生的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朋友即一直居住北京的孙毅斌女士。孙毅斌女士原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早已退休，已经七十多岁。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农业部土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孙毅斌女士有一结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在北京一个街道所属的小工厂当会计。“四妹”与打成右派后的储安平一直来往，有很深的感情关系，了解许多事实真相。储安平解放前与前妻离婚，鳏居十四年后，与原籍上海的易女士结婚，共同生活仅四年，即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名声、地位丧失殆尽，易女士立即与他离异，后来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并已移居美国纽约。储安平在潦倒困苦的境遇中，结识了上述这位“四妹”。两人同病相怜，相濡以沫，两颗破碎的心灵碰撞出苦涩的爱情火花，但慑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他们未能结婚，只能暗中来往。四妹将她与储安平这种关系告诉了她的知心好友孙毅斌女士。据孙毅斌女士对雷逸湘先生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四妹忧心如焚，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储安平遭受不测。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四妹与储安平的生离死别，是她心灵难愈的伤痛，也是时代的伤痛。从孙毅斌女士所说的情况来看，储安平乃是被人虐杀。这样的惨剧在“文革”时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和著名电影剧作家海默便是被活活打死的。
当时的知情人孙毅斌女士和她的“四妹”，现在虽然都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如果有关部门想弄清事实，她们人还在，是可以寻访到她们并予以确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