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遇罗克的妹妹，现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在沉寂了二十年后，将这部六十万言的传记小说《一个大童话》呈现于读者面前。
1966年文革红八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横行一时，25岁的北京徒工遇罗克写下长文《出身论》，不仅向对联，而且向中共实行多年的阶级路线即出身歧视政策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发出了争取平等与人权的最强音。一个“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竟然在当时就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效应。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没有先例的。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中共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年仅27岁。
1978－79年，民主墙运动兴起，民间刊物《四五论坛》、《今天》与《沃土》等率先发表了颂扬与纪念遇罗克的诗文。这一年的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文为遇罗克平反。第二年夏天，官方刊物《新时期》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遇罗克的长篇报道，称遇罗克为“逆风恶浪中的雄鹰”、“划破夜幕的陨星”。在1980年第3期《当代》文学杂志上，遇罗锦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一个冬天的童话》，引起广泛好评。但紧接着，由于她那部刚发表就被禁止的小说《春天的童话》以及她的离婚案件，又把作者一下子卷入巨大争议的旋涡。作者受到来自官方的道德批判。1986年，遇罗锦应邀访问德国，并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1987年，台北的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作《爱的呼唤》。那以后，遇罗锦就在德国的一座小城安居度日，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二十年后，遇罗锦完成了这部传记小说《一个大童话》。这部作品涵盖了她早先两部《童话》和《爱的呼唤》的内容，并有大量的增删修改和补充。可以说这一本书写尽了她在中国度过的前半生。遇罗锦说：“我毕生只这一本书。”类似的话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种话的人，十之八九，早先都没想过当作家，而是怀抱别的志愿；然而，残酷的专制暴政无情地击碎了他们原有的人生理想，给他们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苦难和伤痛。这就刺激那颗不甘屈服的心灵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写下来，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让自己的苦难生涯成为一本书。因为人生只有一次，所以他们毕生只有一本书。
遇罗锦说，她并不想得罪人；她只想讲真话，可是讲真话就很可能得罪人。事实上，这是写传记写回忆录常常遇到的问题。我的朋友周舵早先就说过：“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他。’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如果你写的是公众人物或公共事件，事情要简单些；如果你写的是普通人，写的是私人性事件，事情就会比较麻烦。这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涉及到要不要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问题，更何况人的记忆可能有误差，可能有选择性，等等。我想，这大概是人之所以要发明小说这种虚构的文学形式的一个原因。事实上，有些小说其实是传记，而有些传记倒更接近于小说。
可是，遇罗锦这部书要写她的哥哥遇罗克，而遇罗克的故事是不可以虚构的。一个真实的英雄的故事是不可以虚构的。不错，小说家虚构的英雄很可以比真实的英雄更绚烂多彩。有哪一个真实的间谍能比得过007呢？因为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安排下任意多的场合与机会，让他／她得以充分地展现其各种各样的伟大品质，只要合乎情理即可。真实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就不会碰上这么多这么巧的机遇。但也正因为如此，成熟的人们总是更敬仰真实的英雄。因为任何英雄行为，无不意味着对人生的孤注一掷，而生命是没有替代品的。那种触及我们生命存在最深处的震撼只能来自一个真实的生命行为。
是故，遇罗锦把自己这本书叫“传记小说”。“为什么这本书叫传记小说？”遇罗锦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解释道，“有关遇罗克的文字，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是与‘小说’无关的；而有关我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一些人用了假名，一些单位用了假名，是用小说的手法，去挖掘生活的真相。”我建议读者把后一部分当小说读，不必追究它是否符合事实的真实，只看它是否符合情理的真实；不必把书中人物在现实中对号入座，只看在当时的情景下是否可能存在那样的人物和那样的故事。
二
这里，我要谈谈遇罗克。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读到遇罗克《出身论》时的那种喜悦与振奋。那是1967年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同学告诉我，他在他的一位外校同学那里见到一篇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文章，精彩极了。我立即和他赶往那位同学所在的学校。在一间昏暗而零乱的学生宿舍里，那位同学拿出了一份皱巴巴的《中学文革报》，上面以整整三版的篇幅登出《出身论》，作者落款“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我急不可耐地抓起就读，以一目十行的速度。我相信我没有漏掉文中的任何一个论点和论据，我对它们太熟悉了。我觉得我不象是在读别人的文章，而象是在读自己的思想。我也是黑五类子女，饱受出身歧视之苦，有过和遇罗克相似的经历和思考。我第一次发现在阶级路线的问题上还有别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而且表述得那样严谨、清晰、深入与精辟。我顿时感到信心倍增。这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因为与众不同而总是不够自信，如今，你无非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听到了同样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很可能也和你一样孤单，可是，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这就是理性的力量，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匆匆读完《出身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知道我绝不可能写得比它还好。接下来，我和同学们商量，办起了一份小报 那是成都市中学生的第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1968年秋，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被工宣队军宣队编入“学习班”受审查挨批判，那时给我加上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问题。事后我才得知，我这次被清理原来和当初转载遇罗克的文章大有关联。只是他们查不出我和那个北京的“反革命组织”有什么联系，所以没有定下更严重的罪名。
1970年初夏，我在四川农村插队当知青时，一位朋友告知，《出身论》的作者被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他的名字叫遇罗克。我异常悲愤，并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1978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入学不久就参加了民主墙运动，成为民刊《沃土》之一员。我从若干新朋友，特别是民主墙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关于遇罗克的很多故事。1980年暑假，我探亲回到成都家中。这天，母亲拿出她收存的那份登有介绍遇罗克事迹的《光明日报》对我说：“要是你那时候在北京，恐怕也和他是一样的命运。”在这一年年底北京大学举行的自由竞选活动中，一批中文系同学向竞选者提出一份问答表，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最敬佩谁”，我毫不犹豫地写下“遇罗克”。
三
诚如徐友渔先生所说，在人类历史上，一身兼思想家与烈士二任者寥若晨星，而遇罗克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要理解遇罗克，理解《出身论》，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环境之中。《出身论》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句平实的陈述，作者便把批评的锋芒不只局限于文革初期的“对联”，而且也毫不含糊地指向了文革之前中共就实行多年的所谓阶级路线。现在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在当年，出身歧视问题有多严重多荒谬多恶劣，恐怕也很难理解遇罗克发表《出身论》需要怎样的智慧和勇气。
有西方汉学家说，民主墙时期出现的朦胧诗人，是“在宇宙飞船时代独立地发明了自行车”。诚然，倘从人类思想史着眼，遇罗克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新颖原创之处。但是，遇罗克是在极端黑暗、极端闭塞的环境中独立获得这些思想的，他的思想能力无疑是相当强大、相当富于原创性的。不错，在当年，也有一些人 包括一些黑五类子女 认识到阶级路线的不公正，但是他们未能把此一认识提升到人权与平等的高度并予以透彻的阐发，更未能象遇罗克那样敢于发出不平之鸣，并善于利用机会，把平等与人权的理念传到亿万中国人的心中。和文革期间很多名噪一时的文章相比，《出身论》离当年中国流行的那套政治文化比谁都远，可是，它离当年中国的社会现实比谁都近。时隔四十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期间那些轰动一时的具有异端色彩的文章中，《出身论》无疑是最杰出的。遇罗克是我最敬佩的英雄。就像很多57年右派最敬佩林昭一样。这不仅仅是敬佩，而且也是认同。遇罗克属于我们。他是为我们而呼喊，为我们而牺牲的。正像林昭不只属于右派，遇罗克也不只属于所谓黑五类子女。因为遇罗克呼吁的是普遍的人权与平等。遇罗克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十年前，我写文章呼吁：一切感念、崇敬遇罗克的人们，自己募款，自己设计，为我们的英雄建立一座雕像，以作为永恒的纪念。不久前，万润南也写文章纪念遇罗克。他把遇罗克和发表《我有一个梦》的马丁·路德·金相提并论。万润南说：“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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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遇罗克
1968年1月5日，《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离家出门的那个清晨，除了冷之外，实在太过平常，以至于不管遇罗文还是遇罗勉，无论怎么面对本刊记者努力回忆，也找不出有任何预示意味的特别之处。“大哥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骑上自行车走了。”现在59岁的遇罗勉说。在上班的路上，遇罗克便被抓走了。全家人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诀别。离家那天，遇罗克的书桌上，还放着他刚刚写完的《工资论》。
其实很早就有苗头了。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此后，“我家附近已经有人在盯梢”，在美国接受越洋电话采访的遇罗文回忆。若干年后遇罗勉则奇怪，那时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但这至少证明还有一个系统仍在运作，“我虽然还很小，但都知道谁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则照例叮嘱大儿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多少办法。
仍旧每天继续读书、写文章的遇罗克发现，每当他外出时，总是有人在跟踪。他预感到他将要遭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进行检查了。”
1月6日，遇罗克被一辆囚车带进了牢房。遇罗文说，遇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但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得知弟弟遇罗文也被关进监狱时，他更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遇罗文得到解脱。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家事
遇罗克从小是个很优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们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我们仨来演。”遇罗文回忆，有时遇罗克还用一张16开的白纸，用钢笔和铅笔又写又画，给他们编小报。遇罗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后来还有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的本领。遇罗文、遇罗勉至今提起哥哥还是钦佩不已的口吻：“因为他聪明好学，一直很受宠，从小学到中学都属于响应号召，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父亲遇崇基是东北人，后来以“满洲国”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用“罗茜”的笔名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他给几个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罗”字，而不是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我有一次问过他，他说‘罗’拆开是‘四’、‘维’两字，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遇罗勉说。母亲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优裕，曾自费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后来，父亲遇崇基开办了“大业营造厂”，母亲王秋琳和同伴合开了一个“理研铁工厂”。
对遇家人来说，1952年是后来一连串动荡乃至劫难的开始。那一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崇基因为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而被逮捕。“几个月后，事情不了了之，父亲被放回来了，但是他的厂子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躲避伤心地，遇家花3000元买了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举家迁到那里。遇罗克后来在《我的童年》作文里，详细写了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写到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罗文的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遇崇基因为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因为父亲有自己的想法，显得不随和，所以每次运动都躲不过去。”遇罗文回忆，“大哥非常尊敬父亲，父亲的遭遇对他触动很大。”不仅如此，“母亲仅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虽然“出身论”的荒谬在“文革”时达到极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经是盛行的一个政治标准。“同学们因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属于最底层的。”遇罗勉说，“家里出一个‘右派’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何况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其中一个还被劳教。”那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是：出身不好的人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心灵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罗勉如今回忆起来，仍有些痛苦。
1959年，遇罗克从北京65中毕业。虽然高考成绩优秀，但还是没有大学接收他，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遇罗勉解释说，那时上大学除了看出身，还要看“操行评定”——学校的操行评定分成“优良中差劣”五等，被评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学的，“差”者基本上要被开除。自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后，遇罗克的评定也由“优”变成了“中”。遇罗克不解，老师回答：“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遇罗克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两次进不了大学，让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的不公，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了解社会，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遇罗克显然认为是命运的新转机，“他接到通知就高兴地去迁户口，连春节供应的那些副食都放弃了，姥姥气得直叹气”。遇罗文说。
那时候，已经开始号召学生到农村去，但尚未像后来知识青年下乡那么大规模，“他也感到很新鲜”，遇罗文说。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把他们推到与人民相对立的另一个阵营里。但在农村，“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也更残酷。“他回来跟我们提过，在农村，一些地主和小孩子都被斗死，他们用很形象的语言，称之为‘连根拔’。”遇罗文说，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再联系到整个社会，遇罗克开始陷入深深的思考。
1964年，神经衰弱很严重的遇罗克回到城里。他曾经在小学做过一段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回到北京后，我们也长大了，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两个弟弟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哥的读书，“爱看书，什么书都看”。遇罗勉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房间里的灯总是亮着，“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姥姥唠叨他：不要整晚亮，你的电费是全院平摊的”。
遇罗克喜欢跟弟弟们分享他阅读的体验，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还有诸如“诡辩”一类的名词，“都是我从大哥那里听到的”。《流浪者》里的台词：“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里的：“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这些经典之语，都是遇罗克在和弟弟们讨论社会流行的“出身论”时提及的。
政治风暴中的“出身论”
“出身论”的命运，也涉及红卫兵的一段复杂历史。遇罗文解释：最早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此后，北大附中也出现“红旗”战斗队，以后各地方纷纷成立这种组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遇罗文说，后来通常用“老红卫兵”来划分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
“老红卫兵”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因而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忠实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阶级分成几类：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注：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及其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而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则是红五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文革’一爆发，‘出身论’更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前，还说出身不好的还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一开始，我们就变成‘混蛋’了。”遇罗勉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八•一八”之后，“红卫兵”名声大振。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鼓动下，这些红卫兵们开始走出校园，冲上街头，在社会上开始有相当破坏力的“革命造反”活动。老红卫兵打死人的一些血腥传闻，让遇罗克有了写文章反驳“出身论”的直接动力。他很快就完成了《出身论》的初稿。
不久，红卫兵开始全国大串联，要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这时，遇罗文和弟弟遇罗勉也属于滚滚洪流中的两位。他们到广东串联，发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小报或印刷品，油印条件非常方便，于是他们试着写了几份反“出身论”的传单，又根据对哥哥《出身论》的回忆，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论出身》，印了几百份，贴在广州街头。落款是“北京呐喊战斗队”，没有写真名。
“我们住在一所小学里，很多串联的学生帮我们印、帮我们贴，有人在上面留言‘好文章’，有人写‘大毒草’，批注特别多。还有人把油印的重抄成大字报贴出来，反响特别强烈。我们觉得时机到了，广州毕竟远离政治中心，也应该在北京宣传。”遇罗勉回忆。
两个弟弟把油印的传单寄给在北京的哥哥，同时也告诉他这种简单的油印方式。很快，遇罗克《出身论》的定稿寄了过来，让他们在广州油印。同时，遇罗克和遇罗锦也用弟弟提供的方法，印了很多，贴到北京市委、国务院、清华、北大、地质学院等地。因为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
“文革”运动的发展开始迅速波及老干部，早期对出身有天然优越感的“老红卫兵”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1967年初，一部分人成立了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唯一的条件，他们公开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
当“中央文革”发现这部分红卫兵已经成运动阻力时，“联动”及其“血统论”也开始受打压。“但‘中央文革’是有分寸地反对血统论，打击老红卫兵，收买了很多人心，很多出身不好、长期受压抑的青年人，一下子开始活跃起来，也对‘中央文革’感恩戴德。”遇罗勉说。
这时，红卫兵不再是出身好的那些人的特权，“其范围已扩大到普通学生，都自称是红卫兵”，遇罗文称之为“新红卫兵”。当“联动”遭打压时，“新红卫兵”们也开始看到批判“血统论”的时机。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遇罗文，说他们看到贴在四中的《出身论》后深受感动，来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3个年轻人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几天之后，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3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当时中学生办报的人并不多，民办的报纸几乎没有。”遇罗勉说。所以尽管《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遇罗文说，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我们接到好多人来信，很多被出身影响的年轻人，觉得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声。”遇罗勉说。
在1966年末至1967年初相对失控的几个月里，遇罗克终于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连续写了《出身论》、《谈纯》等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抨击反动的血统论思想。这些文章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我们一直坚持办了7期，直到《出身论》被宣布为‘大毒草’。”遇罗文说。在这7期报纸中，遇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占总数的将近3/4。
其实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因为发表时的落款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慢慢的，我们这些办报的人都知道他了。”对于当年的举动，遇罗文坦率地说：“有的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中央文革’，想一炮打红。我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明白，这个风险非常大。出身的提法已经几十年了，怎么会因为我们的一份报纸而改变呢？”遇罗文说，“母亲当时就说：你们太冒险了。”事实果然被母亲言中。
永远的怀念
因为父亲是学工科出身的，“对问题从来不含糊，爱深究”，在思维方式上，遇罗文和遇罗勉都认为，大哥像极了父亲，“逻辑性强，严谨”。而在性格上，“遇罗克和遇罗锦的性格像母亲，他们小时候就很爱表达”，遇罗勉评价。他说喜欢《牛虻》一类作品的大哥，有种英雄主义情结，“为了正义与真理，他会觉得个人的牺牲是不足惜的”。
遇罗克的母亲出身富裕人家，爱美，姥姥告诉遇罗勉，当年日本人轰炸济南时，别人都裹着细软逃命，母亲却带了几本相册跑。那些曾记录了一个家境优越的少女无忧青春的相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
《出身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家里6个人，有4个被关进监狱。而原来娇生惯养的母亲却坚强地承担起一个家的责任，而且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敢与坚韧。1978年冬，王秋琳带着儿子的材料，找到《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为遇罗克的平反问题而奔走。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勉说，哥哥去世后，家里再也没人正式提起过他，无论是他的生日还是忌日，大家都心存默契地回避，“毕竟是一个太大的伤口”。不过，遇罗文说，如果有人做了什么大家不满意的事情，一句“这样做太对不起大哥”，就意味着最严厉的指责了。母亲也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及大哥，她内心的痛苦是她死后孩子才从她的日记里知道的。“母亲每天上下班经过‘工体’，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因为哥哥是在那里被宣判死刑的。”王秋琳是1984年去世的，那一年的日记就写到5月1日——那一天，是遇罗克的生日。
遇罗克的妹妹，现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在沉寂了二十年后，将这部六十万言的传记小说《一个大童话》呈现于读者面前。
1966年文革红八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横行一时，25岁的北京徒工遇罗克写下长文《出身论》，不仅向对联，而且向中共实行多年的阶级路线即出身歧视政策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发出了争取平等与人权的最强音。一个“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竟然在当时就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效应。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没有先例的。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中共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年仅27岁。
1978－79年，民主墙运动兴起，民间刊物《四五论坛》、《今天》与《沃土》等率先发表了颂扬与纪念遇罗克的诗文。这一年的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文为遇罗克平反。第二年夏天，官方刊物《新时期》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遇罗克的长篇报道，称遇罗克为“逆风恶浪中的雄鹰”、“划破夜幕的陨星”。在1980年第3期《当代》文学杂志上，遇罗锦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一个冬天的童话》，引起广泛好评。但紧接着，由于她那部刚发表就被禁止的小说《春天的童话》以及她的离婚案件，又把作者一下子卷入巨大争议的旋涡。作者受到来自官方的道德批判。1986年，遇罗锦应邀访问德国，并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1987年，台北的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作《爱的呼唤》。那以后，遇罗锦就在德国的一座小城安居度日，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二十年后，遇罗锦完成了这部传记小说《一个大童话》。这部作品涵盖了她早先两部《童话》和《爱的呼唤》的内容，并有大量的增删修改和补充。可以说这一本书写尽了她在中国度过的前半生。遇罗锦说：“我毕生只这一本书。”类似的话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种话的人，十之八九，早先都没想过当作家，而是怀抱别的志愿；然而，残酷的专制暴政无情地击碎了他们原有的人生理想，给他们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苦难和伤痛。这就刺激那颗不甘屈服的心灵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写下来，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让自己的苦难生涯成为一本书。因为人生只有一次，所以他们毕生只有一本书。
遇罗锦说，她并不想得罪人；她只想讲真话，可是讲真话就很可能得罪人。事实上，这是写传记写回忆录常常遇到的问题。我的朋友周舵早先就说过：“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他。’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如果你写的是公众人物或公共事件，事情要简单些；如果你写的是普通人，写的是私人性事件，事情就会比较麻烦。这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涉及到要不要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问题，更何况人的记忆可能有误差，可能有选择性，等等。我想，这大概是人之所以要发明小说这种虚构的文学形式的一个原因。事实上，有些小说其实是传记，而有些传记倒更接近于小说。
可是，遇罗锦这部书要写她的哥哥遇罗克，而遇罗克的故事是不可以虚构的。一个真实的英雄的故事是不可以虚构的。不错，小说家虚构的英雄很可以比真实的英雄更绚烂多彩。有哪一个真实的间谍能比得过007呢？因为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安排下任意多的场合与机会，让他／她得以充分地展现其各种各样的伟大品质，只要合乎情理即可。真实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就不会碰上这么多这么巧的机遇。但也正因为如此，成熟的人们总是更敬仰真实的英雄。因为任何英雄行为，无不意味着对人生的孤注一掷，而生命是没有替代品的。那种触及我们生命存在最深处的震撼只能来自一个真实的生命行为。
是故，遇罗锦把自己这本书叫“传记小说”。“为什么这本书叫传记小说？”遇罗锦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解释道，“有关遇罗克的文字，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是与‘小说’无关的；而有关我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一些人用了假名，一些单位用了假名，是用小说的手法，去挖掘生活的真相。”我建议读者把后一部分当小说读，不必追究它是否符合事实的真实，只看它是否符合情理的真实；不必把书中人物在现实中对号入座，只看在当时的情景下是否可能存在那样的人物和那样的故事。
二
这里，我要谈谈遇罗克。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读到遇罗克《出身论》时的那种喜悦与振奋。那是1967年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同学告诉我，他在他的一位外校同学那里见到一篇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文章，精彩极了。我立即和他赶往那位同学所在的学校。在一间昏暗而零乱的学生宿舍里，那位同学拿出了一份皱巴巴的《中学文革报》，上面以整整三版的篇幅登出《出身论》，作者落款“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我急不可耐地抓起就读，以一目十行的速度。我相信我没有漏掉文中的任何一个论点和论据，我对它们太熟悉了。我觉得我不象是在读别人的文章，而象是在读自己的思想。我也是黑五类子女，饱受出身歧视之苦，有过和遇罗克相似的经历和思考。我第一次发现在阶级路线的问题上还有别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而且表述得那样严谨、清晰、深入与精辟。我顿时感到信心倍增。这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因为与众不同而总是不够自信，如今，你无非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听到了同样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很可能也和你一样孤单，可是，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这就是理性的力量，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匆匆读完《出身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知道我绝不可能写得比它还好。接下来，我和同学们商量，办起了一份小报 那是成都市中学生的第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1968年秋，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被工宣队军宣队编入“学习班”受审查挨批判，那时给我加上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问题。事后我才得知，我这次被清理原来和当初转载遇罗克的文章大有关联。只是他们查不出我和那个北京的“反革命组织”有什么联系，所以没有定下更严重的罪名。
1970年初夏，我在四川农村插队当知青时，一位朋友告知，《出身论》的作者被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他的名字叫遇罗克。我异常悲愤，并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1978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入学不久就参加了民主墙运动，成为民刊《沃土》之一员。我从若干新朋友，特别是民主墙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关于遇罗克的很多故事。1980年暑假，我探亲回到成都家中。这天，母亲拿出她收存的那份登有介绍遇罗克事迹的《光明日报》对我说：“要是你那时候在北京，恐怕也和他是一样的命运。”在这一年年底北京大学举行的自由竞选活动中，一批中文系同学向竞选者提出一份问答表，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最敬佩谁”，我毫不犹豫地写下“遇罗克”。
三
诚如徐友渔先生所说，在人类历史上，一身兼思想家与烈士二任者寥若晨星，而遇罗克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要理解遇罗克，理解《出身论》，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环境之中。《出身论》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句平实的陈述，作者便把批评的锋芒不只局限于文革初期的“对联”，而且也毫不含糊地指向了文革之前中共就实行多年的所谓阶级路线。现在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在当年，出身歧视问题有多严重多荒谬多恶劣，恐怕也很难理解遇罗克发表《出身论》需要怎样的智慧和勇气。
有西方汉学家说，民主墙时期出现的朦胧诗人，是“在宇宙飞船时代独立地发明了自行车”。诚然，倘从人类思想史着眼，遇罗克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新颖原创之处。但是，遇罗克是在极端黑暗、极端闭塞的环境中独立获得这些思想的，他的思想能力无疑是相当强大、相当富于原创性的。不错，在当年，也有一些人 包括一些黑五类子女 认识到阶级路线的不公正，但是他们未能把此一认识提升到人权与平等的高度并予以透彻的阐发，更未能象遇罗克那样敢于发出不平之鸣，并善于利用机会，把平等与人权的理念传到亿万中国人的心中。和文革期间很多名噪一时的文章相比，《出身论》离当年中国流行的那套政治文化比谁都远，可是，它离当年中国的社会现实比谁都近。时隔四十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期间那些轰动一时的具有异端色彩的文章中，《出身论》无疑是最杰出的。遇罗克是我最敬佩的英雄。就像很多57年右派最敬佩林昭一样。这不仅仅是敬佩，而且也是认同。遇罗克属于我们。他是为我们而呼喊，为我们而牺牲的。正像林昭不只属于右派，遇罗克也不只属于所谓黑五类子女。因为遇罗克呼吁的是普遍的人权与平等。遇罗克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十年前，我写文章呼吁：一切感念、崇敬遇罗克的人们，自己募款，自己设计，为我们的英雄建立一座雕像，以作为永恒的纪念。不久前，万润南也写文章纪念遇罗克。他把遇罗克和发表《我有一个梦》的马丁·路德·金相提并论。万润南说：“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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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遇罗克
1968年1月5日，《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离家出门的那个清晨，除了冷之外，实在太过平常，以至于不管遇罗文还是遇罗勉，无论怎么面对本刊记者努力回忆，也找不出有任何预示意味的特别之处。“大哥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骑上自行车走了。”现在59岁的遇罗勉说。在上班的路上，遇罗克便被抓走了。全家人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诀别。离家那天，遇罗克的书桌上，还放着他刚刚写完的《工资论》。
其实很早就有苗头了。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此后，“我家附近已经有人在盯梢”，在美国接受越洋电话采访的遇罗文回忆。若干年后遇罗勉则奇怪，那时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但这至少证明还有一个系统仍在运作，“我虽然还很小，但都知道谁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则照例叮嘱大儿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多少办法。
仍旧每天继续读书、写文章的遇罗克发现，每当他外出时，总是有人在跟踪。他预感到他将要遭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进行检查了。”
1月6日，遇罗克被一辆囚车带进了牢房。遇罗文说，遇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但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得知弟弟遇罗文也被关进监狱时，他更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遇罗文得到解脱。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家事
遇罗克从小是个很优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们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我们仨来演。”遇罗文回忆，有时遇罗克还用一张16开的白纸，用钢笔和铅笔又写又画，给他们编小报。遇罗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后来还有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的本领。遇罗文、遇罗勉至今提起哥哥还是钦佩不已的口吻：“因为他聪明好学，一直很受宠，从小学到中学都属于响应号召，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父亲遇崇基是东北人，后来以“满洲国”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用“罗茜”的笔名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他给几个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罗”字，而不是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我有一次问过他，他说‘罗’拆开是‘四’、‘维’两字，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遇罗勉说。母亲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优裕，曾自费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后来，父亲遇崇基开办了“大业营造厂”，母亲王秋琳和同伴合开了一个“理研铁工厂”。
对遇家人来说，1952年是后来一连串动荡乃至劫难的开始。那一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崇基因为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而被逮捕。“几个月后，事情不了了之，父亲被放回来了，但是他的厂子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躲避伤心地，遇家花3000元买了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举家迁到那里。遇罗克后来在《我的童年》作文里，详细写了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写到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罗文的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遇崇基因为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因为父亲有自己的想法，显得不随和，所以每次运动都躲不过去。”遇罗文回忆，“大哥非常尊敬父亲，父亲的遭遇对他触动很大。”不仅如此，“母亲仅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虽然“出身论”的荒谬在“文革”时达到极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经是盛行的一个政治标准。“同学们因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属于最底层的。”遇罗勉说，“家里出一个‘右派’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何况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其中一个还被劳教。”那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是：出身不好的人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心灵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罗勉如今回忆起来，仍有些痛苦。
1959年，遇罗克从北京65中毕业。虽然高考成绩优秀，但还是没有大学接收他，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遇罗勉解释说，那时上大学除了看出身，还要看“操行评定”——学校的操行评定分成“优良中差劣”五等，被评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学的，“差”者基本上要被开除。自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后，遇罗克的评定也由“优”变成了“中”。遇罗克不解，老师回答：“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遇罗克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两次进不了大学，让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的不公，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了解社会，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遇罗克显然认为是命运的新转机，“他接到通知就高兴地去迁户口，连春节供应的那些副食都放弃了，姥姥气得直叹气”。遇罗文说。
那时候，已经开始号召学生到农村去，但尚未像后来知识青年下乡那么大规模，“他也感到很新鲜”，遇罗文说。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把他们推到与人民相对立的另一个阵营里。但在农村，“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也更残酷。“他回来跟我们提过，在农村，一些地主和小孩子都被斗死，他们用很形象的语言，称之为‘连根拔’。”遇罗文说，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再联系到整个社会，遇罗克开始陷入深深的思考。
1964年，神经衰弱很严重的遇罗克回到城里。他曾经在小学做过一段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回到北京后，我们也长大了，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两个弟弟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哥的读书，“爱看书，什么书都看”。遇罗勉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房间里的灯总是亮着，“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姥姥唠叨他：不要整晚亮，你的电费是全院平摊的”。
遇罗克喜欢跟弟弟们分享他阅读的体验，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还有诸如“诡辩”一类的名词，“都是我从大哥那里听到的”。《流浪者》里的台词：“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里的：“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这些经典之语，都是遇罗克在和弟弟们讨论社会流行的“出身论”时提及的。
政治风暴中的“出身论”
“出身论”的命运，也涉及红卫兵的一段复杂历史。遇罗文解释：最早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此后，北大附中也出现“红旗”战斗队，以后各地方纷纷成立这种组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遇罗文说，后来通常用“老红卫兵”来划分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
“老红卫兵”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因而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忠实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阶级分成几类：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注：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及其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而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则是红五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文革’一爆发，‘出身论’更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前，还说出身不好的还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一开始，我们就变成‘混蛋’了。”遇罗勉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八•一八”之后，“红卫兵”名声大振。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鼓动下，这些红卫兵们开始走出校园，冲上街头，在社会上开始有相当破坏力的“革命造反”活动。老红卫兵打死人的一些血腥传闻，让遇罗克有了写文章反驳“出身论”的直接动力。他很快就完成了《出身论》的初稿。
不久，红卫兵开始全国大串联，要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这时，遇罗文和弟弟遇罗勉也属于滚滚洪流中的两位。他们到广东串联，发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小报或印刷品，油印条件非常方便，于是他们试着写了几份反“出身论”的传单，又根据对哥哥《出身论》的回忆，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论出身》，印了几百份，贴在广州街头。落款是“北京呐喊战斗队”，没有写真名。
“我们住在一所小学里，很多串联的学生帮我们印、帮我们贴，有人在上面留言‘好文章’，有人写‘大毒草’，批注特别多。还有人把油印的重抄成大字报贴出来，反响特别强烈。我们觉得时机到了，广州毕竟远离政治中心，也应该在北京宣传。”遇罗勉回忆。
两个弟弟把油印的传单寄给在北京的哥哥，同时也告诉他这种简单的油印方式。很快，遇罗克《出身论》的定稿寄了过来，让他们在广州油印。同时，遇罗克和遇罗锦也用弟弟提供的方法，印了很多，贴到北京市委、国务院、清华、北大、地质学院等地。因为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
“文革”运动的发展开始迅速波及老干部，早期对出身有天然优越感的“老红卫兵”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1967年初，一部分人成立了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唯一的条件，他们公开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
当“中央文革”发现这部分红卫兵已经成运动阻力时，“联动”及其“血统论”也开始受打压。“但‘中央文革’是有分寸地反对血统论，打击老红卫兵，收买了很多人心，很多出身不好、长期受压抑的青年人，一下子开始活跃起来，也对‘中央文革’感恩戴德。”遇罗勉说。
这时，红卫兵不再是出身好的那些人的特权，“其范围已扩大到普通学生，都自称是红卫兵”，遇罗文称之为“新红卫兵”。当“联动”遭打压时，“新红卫兵”们也开始看到批判“血统论”的时机。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遇罗文，说他们看到贴在四中的《出身论》后深受感动，来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3个年轻人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几天之后，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3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当时中学生办报的人并不多，民办的报纸几乎没有。”遇罗勉说。所以尽管《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遇罗文说，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我们接到好多人来信，很多被出身影响的年轻人，觉得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声。”遇罗勉说。
在1966年末至1967年初相对失控的几个月里，遇罗克终于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连续写了《出身论》、《谈纯》等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抨击反动的血统论思想。这些文章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我们一直坚持办了7期，直到《出身论》被宣布为‘大毒草’。”遇罗文说。在这7期报纸中，遇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占总数的将近3/4。
其实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因为发表时的落款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慢慢的，我们这些办报的人都知道他了。”对于当年的举动，遇罗文坦率地说：“有的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中央文革’，想一炮打红。我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明白，这个风险非常大。出身的提法已经几十年了，怎么会因为我们的一份报纸而改变呢？”遇罗文说，“母亲当时就说：你们太冒险了。”事实果然被母亲言中。
永远的怀念
因为父亲是学工科出身的，“对问题从来不含糊，爱深究”，在思维方式上，遇罗文和遇罗勉都认为，大哥像极了父亲，“逻辑性强，严谨”。而在性格上，“遇罗克和遇罗锦的性格像母亲，他们小时候就很爱表达”，遇罗勉评价。他说喜欢《牛虻》一类作品的大哥，有种英雄主义情结，“为了正义与真理，他会觉得个人的牺牲是不足惜的”。
遇罗克的母亲出身富裕人家，爱美，姥姥告诉遇罗勉，当年日本人轰炸济南时，别人都裹着细软逃命，母亲却带了几本相册跑。那些曾记录了一个家境优越的少女无忧青春的相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
《出身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家里6个人，有4个被关进监狱。而原来娇生惯养的母亲却坚强地承担起一个家的责任，而且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敢与坚韧。1978年冬，王秋琳带着儿子的材料，找到《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为遇罗克的平反问题而奔走。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勉说，哥哥去世后，家里再也没人正式提起过他，无论是他的生日还是忌日，大家都心存默契地回避，“毕竟是一个太大的伤口”。不过，遇罗文说，如果有人做了什么大家不满意的事情，一句“这样做太对不起大哥”，就意味着最严厉的指责了。母亲也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及大哥，她内心的痛苦是她死后孩子才从她的日记里知道的。“母亲每天上下班经过‘工体’，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因为哥哥是在那里被宣判死刑的。”王秋琳是1984年去世的，那一年的日记就写到5月1日——那一天，是遇罗克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