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留下“科学、民主、伦理”的6字遗言后，蒋介石“崩逝”，“风雨飘摇”的台湾不久即被狼狈赶出联合国。面对内外交困，蒋经国力排众议，强力发动台湾社会变革，直接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腾飞民主转型。当蒋经国的苏联同学邓小平还在“摸着石头”时，蒋经国已经深刻地洞见，民主之桥才是通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是民主，使台湾变了，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
1985年，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一年之后，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开放党禁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选票体制下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这种“反革命”行为刺激了许多权贵阶层，蒋经国忠告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党内大佬沈昌焕警告蒋经国：“你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平静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经历坎坷的蒋经国生活之简朴更胜于其父，而他的清廉更是有口皆碑。蒋经国外出视察，饿了就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吃；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蒋经国改革铺张陋习，倡导五菜一汤的“梅花餐”，使吃喝风大为收敛。虽然都是好莱坞电影发烧友，蒋经国也没有金正日那样的私人影院，他带着家人看电影，跟一般市民一样要排队买票；蒋经国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蒋经国堪称勤政的模范。据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中统计，从1978年到1981年的4年里，蒋经国共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甚至为一条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发生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亲自前去“送温暖”。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10年之后终见成效。从1951-1988年30多年间，台湾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蒋经国留下一个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台湾，更为难得的是从未出现贫富分化。在中国这块长期由专制帝国制度统治的古老土地上，蒋经国堪称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的第一人。在一次国民党内高层会议上，蒋经国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蒋经国与金正日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金正日继续以独裁者终老，而蒋经国却在晚年亲手埋葬了专属一家一姓的蒋氏王朝，还政权于公民，还权力、权利于民众，还政治于正义。这对素有暴力恶习和厚黑传统的东方宫廷政治来说，无疑是例外中的例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蒋经国认识到在历史大势面前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并加快了还政于民的改革步伐，台湾的未来可以没有他蒋经国，但不能没有民主。
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而朝鲜因为有了金正日，才成为地球的孤儿，甚至是人类世界的反义词。金正日成功地将两千万朝鲜人塑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朝鲜大饥荒中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朝鲜人依然相信，虽然他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他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他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他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他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坚信：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朝鲜人还认为，中国仅次于他们，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美国则倒数第一，全世界就数它最不幸。
民国77年（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落寞中病逝于台北。在此之前2个月，蒋经国下令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结束了近40年两岸同胞不相往来的局面。
作为蒋经国的遗产，“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在台湾被废止；两千万台湾人终于在正义的抗争中，从被奴役和蹂躏的“老百姓”成长为拥有选举权的现代公民。在后蒋经国时代，遍布台湾的蒋介石巨像被悉数拆除；在后金正日时代，无数新的太阳神巨像正在拔地而起。在一种典型化的对比中，2400万现代公民的台湾被布什誉为“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2400万原始奴隶的朝鲜被布什称为“邪恶轴心”。虽然遭遇外交封堵，但台湾人与美国人日本人一样拥有100多个国家的免签证优待。朝鲜护照免签国家数量居世界倒数第一，仅仅中国为其网开一面。即使如此，每年因为“北逃”被军人乱枪打死在鸭绿江中的朝鲜人不计其数。对无数朝鲜人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去中国成为一个“贱民”，正如中国精英的愿望是成为美利坚公民。唯一的不幸是，他们来到中国时总是变成一具具布满枪眼的尸体。
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朝鲜曾是一个文明极其古老的东方古国，相对而言，台湾的文明发展历程不过区区300多年。60多年前，朝鲜与台湾同时摆脱日本军事帝国的统治。60年时间，台湾已经是世界最为富裕文明的地区之一，而朝鲜则沦为世界的乞丐国，靠敲诈与乞讨过活。与台湾相比，作为骨肉同族的民主韩国更加成为金氏朝鲜的反衬，60多年所形成的霄壤之别，这种反差足以使人有时光隧道之感。中国人均收入是台湾或者韩国人均收入的1/10左右，而朝鲜又是中国的1/10，如此算来，朝鲜人与韩国人的富裕程度相差百倍，当然金正日家族仍是世界首富。作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国，朝鲜饥荒几乎发展到以粒为单位发放粮食的程度。无论鸭绿江里飘来多少朝鲜人的尸体，“唇亡齿寒”的中国都义无反顾地对金氏暴力集团每年进行大量无偿援助，有时候甚至连运送援助的火车都有去无回。据说朝鲜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毒品来源地，正如台湾是中国外来投资的最大来源地。
蒋经国结束专制历史的同时，也结束了“蒋家王朝”。中国几代人曾以“推翻蒋家王朝”为理想，这个理想最终被蒋经国轻易“成全”。蒋经国之后，台湾政治渐入佳境，其长孙蒋友柏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信息管理系，与胞弟蒋友常创立橙果设计公司，远离台湾政治。2007年，外形俊朗的蒋友柏直言“我家人曾经迫害台湾人民”，对蒋氏父子的专制统治提出毫不避讳地批判与反省。事实上，早在半个世纪前，蒋介石就曾公开检讨：“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对金氏父子来说，这种反省与原罪感则是完全缺失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成为无坚不摧的“伟大的人类元老”。
金氏朝鲜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解放”比他们富裕文明几百倍的韩国。一个民主化的台湾不仅在富裕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也从道义上消解了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合法性——对拥有充分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台湾公民来说，既然不存在依靠暴力强加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又何来“解放”呢？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明保持最为完好的台湾，也为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暴力化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文明方向。
从二战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极权和威权体制在全世界次第崩塌，专制国家从当年的56%减少到如今的10%；这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使人可以断定，所有的极权专制都无法避免最后覆灭，唯一的区别是时间与方式。从20年前的苏联帝国覆灭开始，民主潮流更加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哈维尔说过，“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在现代文明社会，家族世袭早已为世人不耻。金家王朝之所以对开放充满恐惧，不过只是为了一己之利，一家之利。
二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倍感庆幸地说：“幸亏希特勒没有原子弹。”果然，有原子弹的斯大林将世界带入一场等待末日审判的“冷战时代”。人们无法想像拥有原子弹的希特勒，却看到了拥有原子弹的斯大林。从这一点上，金正日与卡扎菲的区别就在于他有三大法宝：主体思想、中国和核武器。在中国为金正日吊丧之时，美国公布的新军事战略已经将全球军事重点转向亚洲，目标就是中国。作为冷战的产物，一个微不足道的流氓金氏朝鲜，很有可能将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大国”再次带回一个冷战时代，中国再一次扮演起“老大哥”的角色，“与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作斗争”。
陈独秀曾说：“只有大众政权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能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少数人的专制。”斯大林时期的血腥暴政足以说明这一切，甚至连斯大林本人最后也难免死后的权力清算。
蒋经国最终走出了父亲的影子，从这一点上，他比蒋介石更加伟大。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蒋经国毅然决定将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让阳光下的选票替代黑暗中的暴力和阴谋，让人民来选择他们的“仆人”。
作为蒋经国精神的继承者，马英九说：“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他的2012年元旦献词洋溢着真诚与谦卑，“站在百年与百年的分水岭上，我深深体认到一己的微小、短暂，只愿更谦卑地面对下个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裡，每个人、每一代都是沧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后辈，都是谦虚的学生。”国家不是家国，国家不应是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社团的私器。蒋经国的选择是为了忠于台湾民众，却放弃了自己的儿子。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在这个意义上，蒋经国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终结者”，他结束了专制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民主的政体。丘吉尔说过，“资本主义公民的问题是幸福的不均，社会主义人民的问题则是痛苦的平均化。”如今，朝鲜民众继续向中世纪的地狱深处跌落，而台湾民众则跳出苦海，来到了现代世界的天堂。
1985年，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一年之后，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开放党禁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选票体制下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这种“反革命”行为刺激了许多权贵阶层，蒋经国忠告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党内大佬沈昌焕警告蒋经国：“你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平静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经历坎坷的蒋经国生活之简朴更胜于其父，而他的清廉更是有口皆碑。蒋经国外出视察，饿了就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吃；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蒋经国改革铺张陋习，倡导五菜一汤的“梅花餐”，使吃喝风大为收敛。虽然都是好莱坞电影发烧友，蒋经国也没有金正日那样的私人影院，他带着家人看电影，跟一般市民一样要排队买票；蒋经国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蒋经国堪称勤政的模范。据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中统计，从1978年到1981年的4年里，蒋经国共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甚至为一条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发生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亲自前去“送温暖”。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10年之后终见成效。从1951-1988年30多年间，台湾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蒋经国留下一个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台湾，更为难得的是从未出现贫富分化。在中国这块长期由专制帝国制度统治的古老土地上，蒋经国堪称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的第一人。在一次国民党内高层会议上，蒋经国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蒋经国与金正日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金正日继续以独裁者终老，而蒋经国却在晚年亲手埋葬了专属一家一姓的蒋氏王朝，还政权于公民，还权力、权利于民众，还政治于正义。这对素有暴力恶习和厚黑传统的东方宫廷政治来说，无疑是例外中的例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蒋经国认识到在历史大势面前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并加快了还政于民的改革步伐，台湾的未来可以没有他蒋经国，但不能没有民主。
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而朝鲜因为有了金正日，才成为地球的孤儿，甚至是人类世界的反义词。金正日成功地将两千万朝鲜人塑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朝鲜大饥荒中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朝鲜人依然相信，虽然他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他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他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他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他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坚信：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朝鲜人还认为，中国仅次于他们，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美国则倒数第一，全世界就数它最不幸。
民国77年（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落寞中病逝于台北。在此之前2个月，蒋经国下令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结束了近40年两岸同胞不相往来的局面。
作为蒋经国的遗产，“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在台湾被废止；两千万台湾人终于在正义的抗争中，从被奴役和蹂躏的“老百姓”成长为拥有选举权的现代公民。在后蒋经国时代，遍布台湾的蒋介石巨像被悉数拆除；在后金正日时代，无数新的太阳神巨像正在拔地而起。在一种典型化的对比中，2400万现代公民的台湾被布什誉为“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2400万原始奴隶的朝鲜被布什称为“邪恶轴心”。虽然遭遇外交封堵，但台湾人与美国人日本人一样拥有100多个国家的免签证优待。朝鲜护照免签国家数量居世界倒数第一，仅仅中国为其网开一面。即使如此，每年因为“北逃”被军人乱枪打死在鸭绿江中的朝鲜人不计其数。对无数朝鲜人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去中国成为一个“贱民”，正如中国精英的愿望是成为美利坚公民。唯一的不幸是，他们来到中国时总是变成一具具布满枪眼的尸体。
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朝鲜曾是一个文明极其古老的东方古国，相对而言，台湾的文明发展历程不过区区300多年。60多年前，朝鲜与台湾同时摆脱日本军事帝国的统治。60年时间，台湾已经是世界最为富裕文明的地区之一，而朝鲜则沦为世界的乞丐国，靠敲诈与乞讨过活。与台湾相比，作为骨肉同族的民主韩国更加成为金氏朝鲜的反衬，60多年所形成的霄壤之别，这种反差足以使人有时光隧道之感。中国人均收入是台湾或者韩国人均收入的1/10左右，而朝鲜又是中国的1/10，如此算来，朝鲜人与韩国人的富裕程度相差百倍，当然金正日家族仍是世界首富。作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国，朝鲜饥荒几乎发展到以粒为单位发放粮食的程度。无论鸭绿江里飘来多少朝鲜人的尸体，“唇亡齿寒”的中国都义无反顾地对金氏暴力集团每年进行大量无偿援助，有时候甚至连运送援助的火车都有去无回。据说朝鲜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毒品来源地，正如台湾是中国外来投资的最大来源地。
蒋经国结束专制历史的同时，也结束了“蒋家王朝”。中国几代人曾以“推翻蒋家王朝”为理想，这个理想最终被蒋经国轻易“成全”。蒋经国之后，台湾政治渐入佳境，其长孙蒋友柏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信息管理系，与胞弟蒋友常创立橙果设计公司，远离台湾政治。2007年，外形俊朗的蒋友柏直言“我家人曾经迫害台湾人民”，对蒋氏父子的专制统治提出毫不避讳地批判与反省。事实上，早在半个世纪前，蒋介石就曾公开检讨：“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对金氏父子来说，这种反省与原罪感则是完全缺失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成为无坚不摧的“伟大的人类元老”。
金氏朝鲜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解放”比他们富裕文明几百倍的韩国。一个民主化的台湾不仅在富裕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也从道义上消解了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合法性——对拥有充分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台湾公民来说，既然不存在依靠暴力强加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又何来“解放”呢？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明保持最为完好的台湾，也为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暴力化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文明方向。
从二战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极权和威权体制在全世界次第崩塌，专制国家从当年的56%减少到如今的10%；这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使人可以断定，所有的极权专制都无法避免最后覆灭，唯一的区别是时间与方式。从20年前的苏联帝国覆灭开始，民主潮流更加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哈维尔说过，“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在现代文明社会，家族世袭早已为世人不耻。金家王朝之所以对开放充满恐惧，不过只是为了一己之利，一家之利。
二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倍感庆幸地说：“幸亏希特勒没有原子弹。”果然，有原子弹的斯大林将世界带入一场等待末日审判的“冷战时代”。人们无法想像拥有原子弹的希特勒，却看到了拥有原子弹的斯大林。从这一点上，金正日与卡扎菲的区别就在于他有三大法宝：主体思想、中国和核武器。在中国为金正日吊丧之时，美国公布的新军事战略已经将全球军事重点转向亚洲，目标就是中国。作为冷战的产物，一个微不足道的流氓金氏朝鲜，很有可能将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大国”再次带回一个冷战时代，中国再一次扮演起“老大哥”的角色，“与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作斗争”。
陈独秀曾说：“只有大众政权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能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少数人的专制。”斯大林时期的血腥暴政足以说明这一切，甚至连斯大林本人最后也难免死后的权力清算。
蒋经国最终走出了父亲的影子，从这一点上，他比蒋介石更加伟大。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蒋经国毅然决定将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让阳光下的选票替代黑暗中的暴力和阴谋，让人民来选择他们的“仆人”。
作为蒋经国精神的继承者，马英九说：“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他的2012年元旦献词洋溢着真诚与谦卑，“站在百年与百年的分水岭上，我深深体认到一己的微小、短暂，只愿更谦卑地面对下个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裡，每个人、每一代都是沧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后辈，都是谦虚的学生。”国家不是家国，国家不应是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社团的私器。蒋经国的选择是为了忠于台湾民众，却放弃了自己的儿子。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在这个意义上，蒋经国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终结者”，他结束了专制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民主的政体。丘吉尔说过，“资本主义公民的问题是幸福的不均，社会主义人民的问题则是痛苦的平均化。”如今，朝鲜民众继续向中世纪的地狱深处跌落，而台湾民众则跳出苦海，来到了现代世界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