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gif动图风靡各大社交网络，有关印度人“开挂”的种种趣图就层出不穷，令人叹为观止。“开挂”一词源自电脑游戏，作弊程序一般以独立窗口的形式附挂在游戏窗口旁，所以俗称“外挂”，而“开挂”则是指玩家利用这些作弊程序，获得超群的能力。久而久之，人们开始用“开挂”这种戏谑说法表达惊讶之情，表达“由于太不可思议而怀疑使用了外挂”。
推车工利用斜坡，娴熟的控制摩擦力，使一大排购物车按制定的方向滑行，而他自己也在滑行中尽显潇洒本色，丝毫没有常人推车时的疲态。
搬运工为我们展现了独特的搬砖技巧，虽然头上已然叠满了一堆砖块，可他还是义无返顾的继续往上抛砖，一转身深藏功与名。
售货员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包装手法，顾客一不注意他就把货品包装完毕。这让原本想退货的你也因他拔群而自信的手法而放弃了这个愚蠢的念头。
服务员驾驭杯具的能力超群，不仅能一手快速而均匀的沏茶，还能不借助托盘批量运输，简直是多功能、全天候的杯具专家。
洗碟工手速极佳，APM（Action Per Minute）直逼职业游戏玩家，以超高的效率完成洗碟这一简单重复的愚蠢操作。
厨师唏嘘的眼神透着坚毅，他手中的勺子均匀而有力的做着高速运动，一颗颗鲜嫩的丸子以绝佳的角度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然后准确的落到锅中接受滚油的洗礼。
这些动图中的印度人个个身怀绝技，拥有超群的灵活性、平衡感、熟练度以及胆量，简直令人怀疑他们是开了外挂才获得了如此拔群的能力。那么严肃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么多印度人让人感觉“开挂”？难道他们真的是骨骼清奇、爱好高难动作的所谓“开挂民族”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有关“开挂”的动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角都是印度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并不是职业杂耍艺人；而他们的“道具”也极为简单，只是他们日常使用的劳动工具，也没有特别的机关和设置。这表明，所谓“开挂”用欧阳修笔下"卖油翁"的话说就是“无他，惟手熟尔”，这些普通劳动者只是把他们日常从事的简单工作做到了极致，获得了非常高的劳动熟练程度。如此一来，问题就变成，为什么印度劳动者会特别追求简单劳动的熟练程度？表面上令人捧腹大笑、眼花缭乱的高难度动作的背后是印度冷冰的经济社会现实：首先，印度工业化程度低，资本存量低，劳动代替工具和大机器生产极不普及，这导致工人只能通过提高劳动熟练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次，印度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大量劳动力竞争少量就业岗位，这使劳动熟练度高的“开挂”工人极具市场竞争力，反过来促进产生了更多的“开挂”工人；第三，印度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劳动力流动性较低，这使得劳动技能常常变为一门手艺，有利于“外挂”实现代际传递。
曾几何时，中国的劳动大军中也有很多“开挂”的牛人，当年全国闻名劳模张秉贵就是其中一位。张秉贵最出名的两个技能就是“一抓准”和“一口清”。所谓“一抓准”就是指他能够一把就能抓准分量，不多不少，而“一口清”则是他令人称奇的算账方法和速度，比如顾客要购买不同斤两的几种甚至十几种糖果，他也能一边称重一边用计算，迅速报出准确价格。劳模张秉贵的效率要远高于其他普通售货员，在没有先进工具帮助的情况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要培养张秉贵这样的高效售货员并不容易，因为个体之间也有天资禀赋的差异。然而，随着计算器和专用量器在中国商场普及，很多既没有天资也不刻苦练习的售货员也获得了从前只有劳模才拥有的效率，如此一来，也就没有了在产生“开挂”售货员的土壤。
工业化的车轮在中国滚滚向前，而印度的工业化进程却甚为落后，节省劳动力的工具极不普及。其实很多“开挂”的行为，只要利用工具就能轻松达到。比如说，上图中炸丸子的厨师虽然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技能，但是他的效率其实并比不过一台东莞生产的廉价自动炸丸子机。
这台东莞生产的自动丸子机，售价3000人民币，单人操作机器可以日产丸子500斤左右，生产效率远超拥有特殊技能的印度厨师。同理，搬砖工人看似厉害的“顶砖大法”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传说，因为这种神技带来的效率提升或许还比不过一辆手推车甚至一副扁担。从根本上说，是否使用省力的劳动工具的关键因素在于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比率——印度缺资本，而劳动力过剩，因此雇主宁愿多雇一个的劳动力，也不会给现有的工人配置一辆手推车。
在劳动工具相对昂贵的情况下，印度工人就在自身的劳动技能上动脑筋下功夫，通过长期大量的重复练习提高个体的生产效率。而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严酷练习的最终就成了我们所见的“开挂”神技。
然而，仅仅从省力劳动工具缺失的角度并不能完全解释印度频出的“开挂”现象，毕竟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工具普及程度不及印度，但是却没有大规模出现“开挂”现象。从这个角度上说，印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极端激烈的就业竞争和极不平均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印度人口众多，但是最能吸收就业的劳动密集制造业却远非发达，而经过绿色革命而饱和的农业也已经难以容纳更多的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劳动力就进入了门槛较低的服务业——餐饮、酒店、城市交通、零售等等，而更多的人则受雇于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处于半失业状态。
由于印度经济结构问题，印度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低于中国，反映印度就业矛盾突出，就业机会不足。在雇主的角度说，由于劳动力供求极不平衡，大量劳动力竞争少数职位，这就使得雇主可以从庞大的劳力大军中遴选出那些技能熟练度高的工人，因为这些熟练工人能在缺乏工具的条件下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劳工的角度说，因为劳动力供应过度充裕，很多时候劳工的工资已经处于最低平衡状态（subsistence level，既劳工维持生计的最低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已经很难再低，因此工人想要增加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单项劳动的熟练度。然而，假设印度雇佣机会充裕，劳工有选择和更换职业的余地，那他们就会失去提高单项劳动的熟练程度的动力，毕竟对于一个厨师来说“顶砖大法”并没什么（卵）用。其实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工人身上就可以见到，由于大机器生产的普及和较为丰富的雇佣机会，中国普工往往离职率较高，没有也不需要掌握“开挂”的技能。
此外，印度的社会文化传统也是印度人“开挂”技能频出的一个补充因素。印度社会时至今日也没有摆脱种姓、宗教的强大影响力，个体的职业选择受到家庭背景的重大影响。某些固定人群只能从事某些固定职业，比如鞋匠的儿子只能作鞋，因为鞋子被认为是最低贱的部分，长年触碰鞋子的人不宜从事其他行业；而厨师的儿子只能烧菜，因为厨房血腥油腻容易玷污神圣，因此他们也不容易改换行业。因此很多人取得了极高的单项劳动熟练度后就会把这种手法当作遗产传给下一代，久而久之“外挂”就会变为进行代际流动的祖传之技。也许我们在动图中看见的神技就是由这些工人的祖辈开发而来。倘若印度的社会流动性极高，出生低微的鞋匠之子也登上上层社会的门槛，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神技很可能就会后继无人。
在难以置信的“开挂”神技背后是印度冰冷的社会经济现实，这些出神入化且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技法从根本上说只是前工业时代的余晖。当我们在谈论“印度开挂民族”时，此处不应只有肤浅的猎奇笑声，还应有观察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洞见。也许，中国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像张秉贵一般的“开挂”牛人已然默默退场，而千千万万的普工隆重登台.
推车工利用斜坡，娴熟的控制摩擦力，使一大排购物车按制定的方向滑行，而他自己也在滑行中尽显潇洒本色，丝毫没有常人推车时的疲态。
搬运工为我们展现了独特的搬砖技巧，虽然头上已然叠满了一堆砖块，可他还是义无返顾的继续往上抛砖，一转身深藏功与名。
售货员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包装手法，顾客一不注意他就把货品包装完毕。这让原本想退货的你也因他拔群而自信的手法而放弃了这个愚蠢的念头。
服务员驾驭杯具的能力超群，不仅能一手快速而均匀的沏茶，还能不借助托盘批量运输，简直是多功能、全天候的杯具专家。
洗碟工手速极佳，APM（Action Per Minute）直逼职业游戏玩家，以超高的效率完成洗碟这一简单重复的愚蠢操作。
厨师唏嘘的眼神透着坚毅，他手中的勺子均匀而有力的做着高速运动，一颗颗鲜嫩的丸子以绝佳的角度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然后准确的落到锅中接受滚油的洗礼。
这些动图中的印度人个个身怀绝技，拥有超群的灵活性、平衡感、熟练度以及胆量，简直令人怀疑他们是开了外挂才获得了如此拔群的能力。那么严肃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么多印度人让人感觉“开挂”？难道他们真的是骨骼清奇、爱好高难动作的所谓“开挂民族”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有关“开挂”的动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角都是印度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并不是职业杂耍艺人；而他们的“道具”也极为简单，只是他们日常使用的劳动工具，也没有特别的机关和设置。这表明，所谓“开挂”用欧阳修笔下"卖油翁"的话说就是“无他，惟手熟尔”，这些普通劳动者只是把他们日常从事的简单工作做到了极致，获得了非常高的劳动熟练程度。如此一来，问题就变成，为什么印度劳动者会特别追求简单劳动的熟练程度？表面上令人捧腹大笑、眼花缭乱的高难度动作的背后是印度冷冰的经济社会现实：首先，印度工业化程度低，资本存量低，劳动代替工具和大机器生产极不普及，这导致工人只能通过提高劳动熟练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次，印度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大量劳动力竞争少量就业岗位，这使劳动熟练度高的“开挂”工人极具市场竞争力，反过来促进产生了更多的“开挂”工人；第三，印度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劳动力流动性较低，这使得劳动技能常常变为一门手艺，有利于“外挂”实现代际传递。
曾几何时，中国的劳动大军中也有很多“开挂”的牛人，当年全国闻名劳模张秉贵就是其中一位。张秉贵最出名的两个技能就是“一抓准”和“一口清”。所谓“一抓准”就是指他能够一把就能抓准分量，不多不少，而“一口清”则是他令人称奇的算账方法和速度，比如顾客要购买不同斤两的几种甚至十几种糖果，他也能一边称重一边用计算，迅速报出准确价格。劳模张秉贵的效率要远高于其他普通售货员，在没有先进工具帮助的情况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要培养张秉贵这样的高效售货员并不容易，因为个体之间也有天资禀赋的差异。然而，随着计算器和专用量器在中国商场普及，很多既没有天资也不刻苦练习的售货员也获得了从前只有劳模才拥有的效率，如此一来，也就没有了在产生“开挂”售货员的土壤。
工业化的车轮在中国滚滚向前，而印度的工业化进程却甚为落后，节省劳动力的工具极不普及。其实很多“开挂”的行为，只要利用工具就能轻松达到。比如说，上图中炸丸子的厨师虽然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技能，但是他的效率其实并比不过一台东莞生产的廉价自动炸丸子机。
这台东莞生产的自动丸子机，售价3000人民币，单人操作机器可以日产丸子500斤左右，生产效率远超拥有特殊技能的印度厨师。同理，搬砖工人看似厉害的“顶砖大法”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传说，因为这种神技带来的效率提升或许还比不过一辆手推车甚至一副扁担。从根本上说，是否使用省力的劳动工具的关键因素在于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比率——印度缺资本，而劳动力过剩，因此雇主宁愿多雇一个的劳动力，也不会给现有的工人配置一辆手推车。
在劳动工具相对昂贵的情况下，印度工人就在自身的劳动技能上动脑筋下功夫，通过长期大量的重复练习提高个体的生产效率。而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严酷练习的最终就成了我们所见的“开挂”神技。
然而，仅仅从省力劳动工具缺失的角度并不能完全解释印度频出的“开挂”现象，毕竟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工具普及程度不及印度，但是却没有大规模出现“开挂”现象。从这个角度上说，印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极端激烈的就业竞争和极不平均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印度人口众多，但是最能吸收就业的劳动密集制造业却远非发达，而经过绿色革命而饱和的农业也已经难以容纳更多的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劳动力就进入了门槛较低的服务业——餐饮、酒店、城市交通、零售等等，而更多的人则受雇于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处于半失业状态。
由于印度经济结构问题，印度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低于中国，反映印度就业矛盾突出，就业机会不足。在雇主的角度说，由于劳动力供求极不平衡，大量劳动力竞争少数职位，这就使得雇主可以从庞大的劳力大军中遴选出那些技能熟练度高的工人，因为这些熟练工人能在缺乏工具的条件下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劳工的角度说，因为劳动力供应过度充裕，很多时候劳工的工资已经处于最低平衡状态（subsistence level，既劳工维持生计的最低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已经很难再低，因此工人想要增加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单项劳动的熟练度。然而，假设印度雇佣机会充裕，劳工有选择和更换职业的余地，那他们就会失去提高单项劳动的熟练程度的动力，毕竟对于一个厨师来说“顶砖大法”并没什么（卵）用。其实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工人身上就可以见到，由于大机器生产的普及和较为丰富的雇佣机会，中国普工往往离职率较高，没有也不需要掌握“开挂”的技能。
此外，印度的社会文化传统也是印度人“开挂”技能频出的一个补充因素。印度社会时至今日也没有摆脱种姓、宗教的强大影响力，个体的职业选择受到家庭背景的重大影响。某些固定人群只能从事某些固定职业，比如鞋匠的儿子只能作鞋，因为鞋子被认为是最低贱的部分，长年触碰鞋子的人不宜从事其他行业；而厨师的儿子只能烧菜，因为厨房血腥油腻容易玷污神圣，因此他们也不容易改换行业。因此很多人取得了极高的单项劳动熟练度后就会把这种手法当作遗产传给下一代，久而久之“外挂”就会变为进行代际流动的祖传之技。也许我们在动图中看见的神技就是由这些工人的祖辈开发而来。倘若印度的社会流动性极高，出生低微的鞋匠之子也登上上层社会的门槛，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神技很可能就会后继无人。
在难以置信的“开挂”神技背后是印度冰冷的社会经济现实，这些出神入化且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技法从根本上说只是前工业时代的余晖。当我们在谈论“印度开挂民族”时，此处不应只有肤浅的猎奇笑声，还应有观察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洞见。也许，中国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像张秉贵一般的“开挂”牛人已然默默退场，而千千万万的普工隆重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