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是中共十七年持续内讧内斗的大爆发和总爆发
历史的事实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开始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起，便开始了以嗜杀为特征的无休止内讧。特别是江西肃反、富田事件、川康分裂和延安整风，曾屡造翻船之险。及至造反成功，建立政权，新的内讧遂激烈开张。从毛泽东对各路“开国元勋”削藩夺兵权，到整倒高岗、饶漱石集团始，历经数次党内斗争，直至一九五九年彭黄“反党”集团罪名成立，毛泽东固然因此而维护了自己在党中的领袖地位，刘、周、邓等人亦于合纵连横之中，或助毛以灭高、饶、彭、黄，或为己而与毛暗中对抗，或拳脚相连以共同迫害人民与知识分子。一九五九年后，盖因毛的三面红旗造成旷古奇冤，饿死人民数千万，刘、邓遂趁收拾大跃进残局，逼毛退居二线，夺权之心益盛。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省党魁已逐渐为刘、邓所安插，“毛主席三天不学习就会赶不上刘少奇”的中央指示，也已口头传达到基层党支部。中共党内遂有“毛家天下刘家党”之论，从而造成了毛的大权旁落，亦导致了更大内讧与全面内讧的必然爆发。此尤不论，十七年间，特别是中共一旦“兴内讧于内”，便必然要“张外斗于外”，从而交相呼应，迭呈“中共领袖内讧、普通党人遭殃、无辜人民横尸”的凄惨局面。就内讧而言，毛、刘、周、邓等斗倒了高、饶、彭、黄，便以所谓“高、饶、彭、黄分子”为罪名，施以大清洗。就外斗而论，自合作化至文革前，凡党内起风，便民间有难。一九五七年，中国大陆知识界因此而招致百万知识分子的劳改、劳教和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毛在刘、周、邓等支持下，为斗倒彭德怀，尤不惜饿死人民数千万，虽饿殍遍野却不愿与闻。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刘、邓为自保，而两度转移“四清”和文革的大方向，变斗当权派而为斗群众，瞬间便使人民冤命连城、血肉横飞。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唯一贫下中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因革命成功而兴胡、蓝之狱，不过诛杀其党人二万有余；与毛泽东同为乡村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洪秀全，为兴内讧而尽杀杨、韦二党，亦同样不过三万之众，则中共十七年内讧、外斗之株杀、迫害、连坐其党人，再加上被枉送掉性命的无辜民众，矗不知有几百万几千万之多。
应该说，正因为十七年内讧外斗不止，才会有文革的全国奉旨恶斗。前者为后者的准备，后者为前者的必然。文革中，毛泽东就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斯诺说，他五九年就已经想搞掉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他又因刘趁其退居二线攫取党权，而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以便将不抓阶级斗争的罪名祸于刘少奇一身。一九六四年，毛一边指使江青在上海建立势力，借批判“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以暗示“党内有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一边发动“四清”运动，首度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五年一月，毛在最后作出搞掉刘少奇的决定之后，又立即指使江青及其上海帮拉开了对刘、邓进行反攻倒算的序幕。一九六六年盖因阴谋就绪，毛乃迫使政治局发出“五一六通知”，斩却了刘少奇的四员大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文革遂轰然而起。
但是，文革与十七年持续内讧的不尽相同之处，一是十七年的内讧虽与外斗交相呼应，但外斗毕竟只是内讧的曲折外化，并非中共将内讧公开化所使然。二是十七年中共的每一次内讧，因能自讧自消，固只需要公布内讧结果，而不公开内讧经过，对外仍讲“团结一致”。三是十七年内讧毛泽东皆因权、威具在，或尚在，稳操胜券，而不必非求助于“民力”不可。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后，其权力与权威的迅速弱化，尤其是刘少奇党中势力的日渐崛起，已使他颇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因而，他既不能够稳操胜券，尤不敢掉以轻心，遂决意“利用自己在党内国中的神秘领袖地位”，决策“发于外而攻于内”，实际上已经是“拼死一搏，以求奇效”。同时亦因刘、邓党中势力，特别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势力过大，从而又使毛决心于文革爆发后，诱使对方犯错误，即“权付刘、邓”，自己却抽身事外。待到刘、邓果如其料，依十七年内讧外斗的老例，更为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而大派工作组，大兴外斗，大整群众，并已造成全国血泪交迸之时，他才突然回到北京，公开抛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开声明“此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指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由是刘、邓因整群众而获罪于群众，毛泽东则因“解救”群众而获得群众拥护。这样，一场“由内谋内和由外攻内、以上诱下和以下攻上、以党杀民和以民攻党”的更大内讧和内乱，才算是真正爆发。毛因此而旗开得胜，文革由是而显示了它与中共十七年内讧外斗的巨大不同之处，便是“中共内讧的全盘公开化”和“借民之力以助党讧”局面的形成，以及“全党奉旨恶斗和全国奉旨内乱”的发生。
二、文革使中共从一党专制复辟走向了毛氏君主专制复辟
诚然，要想解开文革大乱，只乱了刘邓党人，只害了黎民百姓，却非但乱不了中共于十七年所复辟成功的专制制度，甚至还强化了这个专制制度，并将这个专制制度完全彻底地复辟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谜底”，就必须认清，正是“十七年”才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各个方面，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全面的历史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共全面复辟专制制度和架构教政合一极权制度的成功，和它对人民实行绝对专制和残暴统治的成功。由是，任何人一旦于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中获胜，尤其是获得了他个人对党的专制权力，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由一党专制走向一人专制，从而造成君主专制的复归。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文革发动后直至其死，乃成为千万党人和亿万人民的最高主宰和绝对主宰，毛泽东之所以敢于“捧后宫、兴阉党”，姬妾成群、荒淫无耻，非但造成“毛之不死，江乱不已”的局面，而且形成了“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要民亡，民不得不亡”的“帝王气派”，其专制的淫威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敢望其项背，就是因为他将中共一党专制变成了毛氏君主专制，从而在实际上走上了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和超级复辟。
三、文革使中共从坚持“马教”治国走向了坚持“毛教”治国
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虽然深感独尊“马教”对于巩固一党专制权力卓有奇效，却又感到对于巩固他个人的绝对专制权力依然大有问题。因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已经使毛意识到，是独尊马列，还是独尊毛思想、毛政策和毛权力，实已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焦点。毛甚至意识到，有人已经企图利用马列思想来排斥毛思想，诸如中共“八大”借反对个人崇拜而张党徒与他的对抗，实使他痛恨在心。此时，林彪因怀有个人野心，又深谙个中道理，遂于六十年代初即开始在军队“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甚至把毛泽东思想推崇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直至以编选《毛主席语录》的方式，将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神圣化和经典化”，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企图使之完全取代马列主义在党内和党外、甚至是在国内和国外的独尊地位。而文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动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思想已经比天高皇帝远的马列主义愈来愈具有实际上的权威性。由是，“毛泽东思想万岁”既成为文革时期最嘹亮的革命口号，“毛泽东思想”更从此成为统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高统治思想。而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亦从此成为最高罪行，而必须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讨之。从而把十七年间的两个最高统治原则，发展成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个人在文革开始后直到他死之前的绝对专制，由是而得到了全面保证和绝对保证。从而将中共教政合一之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推向了毛泽东兼“教主”和“君主”于一身的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的极端。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和君主专制历史上，就中国历代帝王从未实行过宗教统治和教政合一统治的事实而言，毛式宗教专制统治，即被“苏化和毛化”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统治，实在是对中国专制历史和专制政治的最高发展和极端发展。
四、文革使中共从专制的等级森严走向了反动的血统至上
在中国大陆，举凡亲身经历者，无不对文革前期血统论者的横行与暴行，以及整个文革期间血统论对于每一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虽然记忆犹新，却又不堪回首。但是，文革期间产生的血统论，自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十七年间中国大陆社会严酷等级划分和出身论猖行的罪恶结果和恶性膨胀。在它的前期，中共新贵族子弟因高喊血统论而私刑虐民和酷刑杀民，固已留下了血迹斑斑的罪证；其“老子革命儿革命、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疯狂叫嚣，就更是表现了这一伙掌权土贵族的无知、野蛮和颠狂。在它的中后期，血统论又始终作为一种残酷的政治原动力，而时刻压迫着整个的世道和人心。十七年间，因出身不好而薄冰难履者，至此已冰河难渡。而由出身不好、血统“低贱”所酿成的种种个人悲剧、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更是生生不已。“革命”派固因权力斗争的风云变幻，而造成了自身等级的暴起和暴落；“反革命”派则因文革无穷尽地扩大了它的“阵营”，连刘少奇也成了反革命，而使它的等级划分，由黑五类扩张到了黑九类。至于在文革造反风云中，因跳上窜下竟一时富贵、而终身作囚者，以及曾短暂掌权的“军宣队、工宣队、造反派”等时髦政治集团，亦在社会等级的巨大迭变中，尝足了上下翻滚的喜乐和哀怨。文革之后，即便是邓小平要借改革以救党，中共的出身论、血统论看似寿终正寝，但仅仅是在数年之后，中共“龙子龙孙”们又迅速展现出来的全面接班、掌权和抓钱的“革命风貌”，特别是那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来接班，我们最放心”的理论在现实中的猖行，不仅为中共的出身论和血统论另辟通途，大获成功，而且将中国自秦以后早已没落和绝迹的封建贵族政治，重新予以复辟和发展，直至造成了一派倒退和腐烂的社会政治景象。
五、文革使中共的残酷镇压走向了镇压的“无法无天”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不止一次地狂言过“我就是秃子打伞——无发（法）无天”。但就事实而论，自文革前至文革后数年，无非是毛泽东无法，国家人民无天。诚然，毛泽东无法，乃是从中共十七年法守虚陈而来。国家人民无天，亦是从十七年中共对大陆人民迭行残酷镇压所致。换言之，若没有十七年中共残酷镇压人民的“丰富”历史经验和“宝贵”政治手段，文革绝不会一开场便腥风贯日，血雨连天。其种种荼毒人民直至自己党人的手段，更是纷至沓来、交相并作，直至“展陈而出新”。因为，对于“法守虚陈、革命即法”的十七年而言，文革所扫荡掉的，不过是中共一整套完全虚假的法制而已；对于十七年“运动即法”这个中共最根本的法制要害而言，文革恰是中共“运动即法”的最高体现；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所创制的种种残酷镇压人民的手段而言，文革不过是各种残酷手段的公开大亮相和公开大表演；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迭造冤狱以无端整肃人民及其少数党人而言，文革无非是将“冤狱遍中华”扩张成了“中华即冤狱”和“冤狱遍中共”罢了；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为残酷镇压人民而创建的多重监狱制度而言，文革无非是将它的狱外之狱――“群众专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更何况中共十七年专制残暴统治，早已使得中华大地到处都有为划清界限而拒不为“反动父母”裹尸送葬的不肖子孙，却再也没有所谓“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中华壮夫”，由是而将我们古老民族重情、重仁、重孝、重节和尚侠好义的种种优秀民族性格破坏罄尽。此无疑为毛氏“运动群众”，发动文革，造就了先决的“人性恶化”条件。而毛泽东和中共在文革中无法无天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既连“法”的任何虚假形式都不再顾忌，又空前地发展了他的“裂民而治”手段，无限地扩张了“群众专政”的范围，史无前例地迫害人民，草菅人命，从而在实际上将整个中国大陆完全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大监狱”。如前所述，仅在文革数年之中，被毛泽东诱以造反，挑以武斗，衅以互斗和大规模镇压而致死者，就达两千万之多，几与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期间被害中国军民的数目相等。
六、文革使中共从架构权力经济走向了毁灭国民经济
文革和文革后数年，毛泽东和中共亦在经济上将中国大陆推向了国空民绝的境地。这虽是毛泽东以革命破坏经济，以政治压迫经济，直至为了权力而不惜毁灭经济的一个恶果，又是十七年所架构的专制经济形态所必然要造成的结果。文革前，相对于毛泽东重权力、轻经济和不懂经济、却又好大喜功而言，刘、邓一路似因权力斗争的启示，而心存发展经济的要求。文革开始后数年，相对于毛泽东唯权是问的心态而言，周恩来似乎因“当家之难”而不敢歧视经济为无物。是故，毛、周两大政治集团间的长期斗争，便使得整个文革和文革后数年的经济，处于无休止的“毁灭性震荡状态”。周恩来既要紧跟毛泽东干革命，又不得不抓生产；江青为了革命夺权，干脆连生产也不给抓。及至一九七四年邓小平上台，虽痛言“积重难返”，却又因权力到手，而要整顿经济。然而，事不过一载，江青四人帮已唆使造反派喊出了“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口号。邓小平的二度政治前途，遂在毛所点燃的“批林批孔”烽烟中，再度毁于一旦。专制经济，由是而在中共一党之长期内讧内斗中走向了死地。由十七年所建成的专制经济形态，不仅成为文革和文革后数年中毁灭经济的薮渊，而且成为邓氏经济改革的强大反制力量，至今难逃其臼。
七、文革使中共从公开否定民族历史文化走向公然毁弃民族历史文化
一个应有的共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一个外来的政党，中国共产革命从来就是一个外来的革命，中共北京政权从来就是一家用外来的马列洋教在中国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残暴政治集团。所以，这个党，这个革命，这个政权，不仅从来就将“文化”当作他们夺取政权和实行统治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从来都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信条，一意效法前苏联，鼓吹意识形态“革命”，强化思想文化统治。
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共产党虽然明明知道“共产党宣言”乃是诞生在封建的德意志邦国时代，却又蓄意要以马克思的“反封建口号”为武器，将中国数千年历史，特别是秦汉以后早已“废了封建、置了郡县”的历史，即早已从“封建贵族政治”走向了“君主平民政治”的历史，统统都纳入到“封建历史”的范畴，从而在马克思“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号召下，非但要和我们数千年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实行决裂，而且要对我们数千年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以为中共在中国建立一个只“认宗马教、传承苏俄”的“马列中国”，奠定思想和文化的基础。犹如孙文所言，“要想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
为此，十七年中，中共发动了一系列的历史批判和文化镇压运动，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清算，对中国社会的各界知识份子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马列中国篡立不过数年，整个中国知识界就已经在刀光血影之下，逞现一派“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事必奉马列”――这样一种“族无前例、史无前例”的荒唐可怖景象。而中共在知识界文化界的得手，不仅为它架构“教政合一政制”和强化“专制复辟统治”，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础；而且为他数度从文化和文化界入手，以发动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镇压运动，找到了制造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穴位和法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协助建立马列毛思想统治，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彻底掌控对马列毛思想的“独家解释权”；从诱发、扩大反右派斗争以全面建立思想文化专政，到一二再、再而三地在文化界、特别是文学界“逼良为娼”，要文学和艺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更要为中共所一再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服务；可以说，文化在中共的手中，早已成为一个动辄得咎的“玩偶”。而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就更是在十七年间，被凄惨地批判和否定了。
这既是毛泽东欲发动一场史无前例之政治夺权运动，便要从文化入手的由来；又是这一场世无前例之政治夺权运动，竟然被定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来由；更是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一开场，就对我们民族文化首先进行了一场狂风暴雨般大扫荡和大毁灭的真正原因。当然，也是毛泽东要他的“江皇后”和他的“林副统帅”早自六十年代初，就要从文化、文学、文艺界、甚至是国戏京剧下手，以为他发动一场政治浩劫做足舆论准备和玩够政治阴谋的真正缘由。
可以说，毛泽东发动的这一场“大革文化命”运动，和由他的接班人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的要“破四旧和立四新的革命号召”，委实将两千年前的秦始皇惊得目瞪口呆，尤令二十世纪的德国法西斯们望洋兴叹。中华民族的历史，终于遭遇了中共建党以来所给予的最大浩劫；中华民族的文化，终于遭遇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最疯狂的践踏和焚烧。
虽然自从中国出现了共产党，“焚书坑儒”便早已不是秦始皇的“专利”；但自毛泽东发动了文革，“焚书坑儒”便被扩大到了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和各个方面。文革之中，中国人民盖因黄陵被砸、家谱焚尽，而再难与闻自身之“根所由来”；中国人民盖因佛堂被毁、庙堂抄尽，而从此不敬鬼神、不畏神明；中国人民盖因“四旧”蹈火、文明毁弃，而从此视传统的文化、优秀的道德、应有的修养犹如仇雠；中国人民盖因从此只能规规矩矩地做马列子孙，而绝不许再做中华儿女，因而，就算是其后因所谓改革开放而“衣食足了”，却非但不是“礼仪兴了”，而是“礼仪崩了”！今日中国大陆社会道德之沦丧、物欲之横流，人心之腐蚀、文化之崩坏，就是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种下的根子，和中共发动文革所制造了恶果。
一言以蔽之，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批判和否定了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文革十年中，中共更是全方位地焚烧和毁弃了我们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中共对我们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所犯下的重罪与奇罪，实谓“罊竹难书”。
结语
总而言之，上述种种无非证明了一条真理，即﹕没有中共十七年在中国大陆的专制复辟统治，便没有文革的爆发。换言之，十七年固是文革发动的历史准备，文革则不过是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大曝光。进而言之，就对中共数十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认识而言，在中国大陆，早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文革前十七年的专制复辟统治较之文革开始后十年的更加黑暗性，和文革开始后十年较之前十七年的更加疯狂性。而也正是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迅速建立及强化，和文革开始后十年的疯狂倒行逆施，以及其后二十年为自救而推行的两度专制改良，才真正地凸现了中共整个专制复辟统治迅速由兴而衰的历史三阶段。
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来论证毛泽东时代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了。因为，当太阳过于灿烂的时候，你的眼前常常会一片漆黑。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不曾存在过这样一个“太阳最红”、但“人间最黑”的时代。因为这个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时代，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黑暗，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血醒，确实是史无前例地好话说尽和坏事做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