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师生关系，潘光旦有句名言：“学校，犹水也，师生，犹游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先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学生跟随老师从游，这是知识薪火相传的有效方式。从游过程中，老师做学问的方法以及不言之教，都会潜移默化的熏陶学生，给学生以深刻的启迪。而老师与学生的这种互动，仅靠课堂上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颇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去老师家，在跟老师的闲聊请教中，思想的火花很可能不期而至。著名学者陈平原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涯时，曾多次强调，其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去王瑶先生家跟他闲聊漫谈的时光。
民国时期就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更让人慨叹的是，这一时期的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极为密切，密切到衣食住行都呆在老师家的程度。
其中颇有名的是罗尔纲与胡适的故事。
罗尔纲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学生。当时胡适是校长。1929年春，为了激励学生求学的热情，胡适颁布了奖学金条例，奖励全校学业最优的五名学生，罗尔纲是其中之一。虽然此时的罗尔纲沉默木讷，但胡适还是记住了他。罗尔纲快要毕业的时候，决定从事历史研究，冒昧写信给胡适，请求胡适帮助。
收信后，胡适盛情邀请罗尔纲去他家，帮助他整理胡传的日记。与此同时，也顺便辅导胡适两个儿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功课。后来，由于跟国民党“约法与人权”的论争，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前往北大教书，罗尔纲也跟着胡适前往北平。这一时期，胡适正致力于考证《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而罗尔纲则是胡适的学术助手。在帮胡适查找资料的过程中，罗尔纲领悟到了胡适关于考据学的方法。后来，罗尔纲还从杨复吉的《梦阑琐笔》中找到了《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蒲松龄的间接证据。
这一时期，罗尔纲曾回广西短暂教过书。限于环境因素，热衷学问的他最终决定重回北平。得知罗尔纲的意愿后，胡适给罗尔纲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你觉得家乡环境不适宜你做研究，我也赞成你出来住几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要求：
（一）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
（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辞。
（三）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你这一年来为我做的工作，我的感谢，自不用我细说。我只能说，你的工作没有一样不是超过我的期望的。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22页。）
这一段话很可以看出两人的师生情谊。后来，胡适甚至帮助罗尔纲将他的妻子也接到了北平，他们一度一起住在胡适家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罗尔纲在胡适的指导下，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国的学术道路。
除了胡适与罗尔纲之外，周作人与废名之间的师生情谊也让人动容。
1921年，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冯文炳（废名）还在武昌当小学老师，由于热衷新文学，遂冒昧给新文学运动的文艺理论家周作人写信请教。两人遂有了通信往来。
一年后，废名考上北大预科，恰好周作人是北大教师，两人遂有了更密切的往来。不过，这一时期两人的思想并不合拍，作为青年，废名更加理想主义，对现实的态度也更激烈，而此时的周作人则冲淡平和，隐士的色彩更浓。不过，随着废名对现实理解的加深，他最终认同了周作人的思想主张。
1927年，身在北平却穷得揭不开锅的废名只好求助于自己的老师周作人。接到废名的信之后，周作人盛情邀请废名跟他一起居住。这一住，就是大半年。而就在这大半年的同吃同住的过程中，两人往来如亲属。在如此近距离而又长时间的接触之后，废名对周作人的思想主张有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在《药堂杂文•怀废名》中，周作人曾说，废名“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而周作人对废名的才华也称赏不已，对废名的每一部文学作品，周作人都写过序。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金岳霖与殷海光的身上。
1930年代，殷福生（殷海光）高中毕业之后，打算去北平学习，却遭到了家人的坚决反对。没有经济来源的殷福生一筹莫展，只好向金岳霖写信求助。在此之前，他因为爱好逻辑，曾跟金岳霖有过书信往来。
接到殷海光的求助信之后，金岳霖让张东荪给殷海光找个工作。张东荪答应了，于是金岳霖写信让殷海光来北平半工半读，结果张东荪并没有给殷海光找到工作。这种情况下，金岳霖自己负担了殷海光的生活费。不仅如此，金岳霖还跟他约好，每周吃饭一次，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谈学问。
抗战开始之后，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大学前往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这一时期，殷海光一直跟随金岳霖读书思考。
后来，在给林毓生的信中，殷海光充满深情地写道：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突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版）这一段话，最可以看出殷海光与金岳霖的师生情谊，第155页）
通俗而美好地说，他们的故事都是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在千里马人生困窘的时刻，伯乐充分体现了惜才之心，给予其力所能及的帮助。而在大师身边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学生。
另外，民国时期的胡适、周作人、金岳霖等人之所以能“养”学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很优裕的经济条件。这也从侧面反证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地位。
不过，不论是胡适与罗尔纲，还是周作人与废名，抑或是金岳霖与殷海光，他们的师生情谊都遭遇了现实政治的考验，结果也都为他们的师生情谊蒙上了一层阴影。
抗战期间，周作人落水成了汉奸，废名只好远离自己曾经尊敬过的老师。1949之后，胡适去了美国。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罗尔纲写下了《两个人生》，全面批判并检讨了自己所受胡适的影响。与之类似，由于殷海光最终跟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金岳霖也不得不批评殷海光。1952年，金岳霖在《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中写道：“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就是我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转引自谢泳《大学旧踪》，第113页）
写到这里，我不仅想起了顾颉刚的一则日记。张旭东在《顾颉刚在五十年代》一文中披露了大陆版顾颉刚日记中被删节的一则史料。1969年8月5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
“闻白寿彝在北京师大亦已被定为‘三反分子’。此人在解放前靠我周济渡日，垂二十年，解放后即若不相识。以拍陈垣，得任师大历史系主任。以拍尹达，得为历史所兼任研究员。以回民故，得为全国人大代表。以拍吴晗，得为‘历史小丛书’编辑委员。”
从这则史料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作为老师的顾颉刚的寒心和激愤，读之让人慨叹。可以说，特殊年代里鼓励学生批判老师的做法，严重破坏了师生间的融洽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破裂与疏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