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郭沫若结缘是在1921年夏天，那一年两人初次见面。
当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正在日本留学，他们都对文学有着强烈兴趣，并做过一些创作的尝试。1921年3月，成仿吾接到在上海泰东书局任职的同乡来信，邀他回国担任书局文学主任。成仿吾听后非常兴奋，立即与郭沫若启程回国，准备以泰东书局为阵地实现他们的文学梦想。然而到上海后，却得知此事原系子虚乌有，成仿吾一气之下不辞而别，郭沫若留下一边改编书稿，一边与书局经理赵南公商量创办一份刊物。
后来书局同意为他们出版刊物，这对郭沫若等人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随即在日本成立了创造社。因为这个缘故，郭沫若后来一直将泰东书局称为“创造社的摇篮”。
1921年7月16日，胡适应商务印书馆之邀来上海考察。此间，胡适与郭沫若有了第一次接触。
两人见面后彼此的印象如何呢？
胡适8月9日的日记如此记载：“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胡适显然对郭沫若的印象不佳，他在日记中说：“沫若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回忆说：“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里请吃晚餐。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博士，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商务编译所的几位同学是同座的，伯奇(郑伯奇)也是同座的。”
两人的记述有偏差，仅时间一项就相差一个月。《创造十年》是郭沫若时隔多年后根据自己的记忆所写，与之相比，还是胡适日记的可信度高一些。
郭沫若也在文章中谈到对胡适的印象，只是文字里满怀嘲讽：“这要算是我们自有生以来的最大光荣的一天，和我们贵国的最大的名士见面，但可惜我这个流氓，竟把那样光荣的日期都忘记了。”他还揶揄说：“大博士进大书店(指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显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
创造社是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团体，成员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文人(新月社当时尚未成立，在此姑且称之)有很大的不同。后来成为胡适好友的梁实秋曾与创造社作家们在上海有过接触，他们请梁实秋上街喝酒，从四马路的这头一直喝到另一头，还去声色场所胡闹。他们的举止让梁不胜惊骇，留下了深刻印象。生活经历和境遇的不同，使梁实秋无法理解创造社作家精神上的苦闷，更不同意他们以颓废的方式反抗社会。
正是由于这些认识上的差异，使得郭沫若等人不久便与胡适发生了一场论战，论战是由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引发的，所以又叫“夕阳楼之争”，关于这场论战的始末，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展开。1923年5月，胡适主动致信郭沫若和郁达夫要求和解，他在信中说：“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郭也随即回信说：“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
话虽如此，但这场争执毕竟是横隔在他们之间的一大障碍。
1923年10月，胡适与徐志摩赴海宁观潮途经沪上时，曾一同去拜访郭沫若，同行者还有他们的好友朱经农。对于这次会见，《志摩日记》中有着详细的记录：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
从徐志摩的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双方话不投机，郭沫若、田汉皆极冷淡，田汉甚至拂袖而去，场面非常尴尬。
两天后，郭沫若回拜了胡适。当晚，郭做东请客，在座的有胡适、徐志摩、成仿吾、田汉等人，这是双方和解后第一次杯酒相见，据胡适当天日记云：“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看来双方话甚投机，不知是否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