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中文名明恩浦）1872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写过一本有名的书：《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做过一件有名的事：劝老罗斯福总统把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的奖学金。用这笔钱兴办的留美预备学校于1911年成立，叫清华学堂，后来改为清华学校，再后来又改的名字大家就都知道了。这笔钱数额丰沛，给教授开出的工资远高于国内其他教育机构，于是重赏之下勇夫（或曰名师、大师）沓至，一举奠定清华在中国的地位。看清华这样疯狂纳士，别的大学也不好示弱。所以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工资普遍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准，一流教授月薪动辄数百大洋，这样繁荣的知识分子市场原来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炒作所致，其中有一笔账得算到明恩浦牧师头上。
按下清华不表，先说《中国人气质》。书中写到“1877-1878年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饥荒，几百万数不清的人们遭受的痛苦，让目击者久久无法忘怀。”这说的是“丁戊奇荒”。从1876年开始，中国北方大片土地连续两年罕见大旱，也连续两年颗粒无收，大约一亿人口受灾，据统计大约有九百万到一千三百万人饿死，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这里贴几张当时苏州桃花坞为宣传赈灾出版的木刻画册《河南奇荒铁泪图》中的几张。所谓“铁泪”，就是其状之惨，便是铁看了也会掉泪。
图一：“饿殍载途，争相脔割”。一具死尸匍匐在地，二人举刀分食其皮（皮和骨头之间已经没有肉）。树叶和树皮都已经被吃光。
图二：“道路孤儿，黑夜诱杀”。几个孤儿缩在野外，一个被诱去屠杀煮食。
图三：“妇女就鬻，生还绝望”。一家的妻子和另一家的女儿被卖掉。为何“生还绝望”？看下一幅。
图四：“持钱赎命，已受宰烹”。拿钱来赎回妻子女儿时，发现已经成了买主的盘中餐了。
看到饥荒的悲惨情景，明恩浦牧师发现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摧毁的地区流浪，也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要求救助。”自然，这是西方人的思维。西方人的观点是政府是服务于人民（或为人民服务）的机构，这是从希腊和罗马那里就流传下来的传统。明牧师和世界新霸主美帝国的老罗斯福总统之间是游说者和被游说者的关系。两个人都站在地上，没有谁比谁矮半截。中国人之间是一些骑在另一些脖子上的关系，而且是好多层叠起来的金字塔，最奇的是不管是哪一层的被骑者都显得很安稳，并无呲牙咧嘴不堪压迫之状。打个数学上的比方，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是平面上的，或二维的，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则又多了垂直方向的一维。二维世界中的简单动物当然理解不了三维世界的奥妙。
“当我们反复地、执拗地询问中国人，在大饥荒时为什么不采取那样的行动呢？‘不敢！’我们得到的答案始终是这个词。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与其饿死，还不如起来造反被杀死，管它正义与否呢。回答仍是同一个词：‘不敢，不敢。’”
（二）
看到这里，有几个感想：
1. 已经左右是个死，找官府还是“不敢”。人们身上的那根筋从小就被抽去了。这抽筋手术的成功率和一次治愈率遥遥领先于世界水平，比四大发明更该是我族的骄傲。
2. 这清末的让铁人掉泪的情景让我想起在杨继绳《墓碑》中记录的情景。两次饥荒相距八十多年，情景却何其相似。两次饥荒扫荡之处都是千万量级的人饿死，却都没有引发任何重大社会动荡，也何其相似。中华民族的传统五千年来代代传承，一点没有走样。照这样预计，将来中国再发生这么大的天灾或人祸，该是还会见到同样的一幕。这听起来让人心寒，也让人热切梦想我族该是在进步，所以这样的事说不定就虽然空前却绝了后。现在的我族跟这两次饥荒时的我族相比，物质拥有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哪些人格气质方面真有天翻地覆的进步，明恩浦牧师的书有百分之几的内容严重过时，我对此乐观不起来。一个证据是《铁泪图》中人物那凄惶的神态，跟今天在中国街头乞丐的凄惶神态还是一模一样。他们不仅筋被抽了，脊梁骨也被打折了。我不得不佩服晚清桃花坞艺术家的功力，给后代丈量我族的进化刻下了一个绝佳的原点坐标。
3. 最悲惨的是最弱势的群体——妇女和儿童。受灾者宁肯饿死也不敢挑战比他们强势的官府，只敢欺负比他们弱小的人群，包括孤儿，包括自己的至亲骨肉。骑在他们脖子上的人残忍，他们自己也一样残忍。《中国人气质》中有跟《铁泪图》类似的记载：“早几年，很多灾区，妇女儿童就像牲口一样公开买卖，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不用牵到集市上去。1878年的大灾荒几乎席卷了整个东三省，并向南蔓延，当时出现了一种由妇女和姑娘推拉的车辆，这些妇女和姑娘就是被卖往中部省份的。因为那里的一些地方很难雇到马车，于是就全部由新买来的女人拉车，到转卖他们的地方去。”
4. 这“不敢”二字何其耳熟。在我的老家，长辈跟晚辈说不能做某某事（比如，不能在外边乱说话）时，便现出惊恐的表情，道：“可不敢在外边到处乱说呀！”我便是在父母经常现出的惊恐表情中长大的。常在惊恐之中，自己便被悄悄抽了筋而不觉得，直到多年以后已是身在万里之外时才突然觉察到这种生活状态的荒谬。从我自己觉察被抽筋之难来看，我相信筋被抽掉而到死都不会察觉到的人是绝大多数。后来看电视里的古装戏，一句总听到的台词是“小的/下官/奴才不敢！”喊得底气十足，是真心实意的不敢。
（三）
对于这“不敢”，明恩浦的分析是：“一是他们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凭着一种本能，他们感觉到这么做是徒劳的，因此，他们不可能进一步联合起来；二是他们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最悲惨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能够轻易地夺取富人装不下的粮食，但是人们都不那么做，偏偏让自己默默地饿死。”
这段话用上了一大堆概念，可见美国来的明牧师理解中国问题的吃力，所以值得拆开来讨论。首先是我们这“最讲究实际的民族”。这该给明牧师印象很深，因为他从小受的教育是“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分明是只靠面包活着的。当然，给中国人展示面包以外的一些东西也正是支持明牧师在中国传教五十年的动力。
其次，为什么饥民“感觉到这么做是徒劳的”。这是因为同情心在中国是个不常见得到的东西。铁人见了饥民会掉泪，但官府不会。官府眼里的老百姓是挤奶和割肉的对象，也是怀疑和防范的对象，但不是同情的对象，所以到官府闹事是没有好果子吃的。默默忍下去，倒或许还有拣条命回来的希望。并且饥民自己也没有同情心：能卖掉老婆孩子换饭吃，知道老婆孩子可能就会成了别人碗里的饭。他们的词典里本没有同情心这个词。没人有同情他们，他们也就无路可走，只能看着自己慢慢灭亡。
再往下看，“不可能进一步联合起来”说到了点子上。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同情心，所以愿意放下自己利益而为大家做事的人极少。偶尔出来那么几个，也不能被从没见过同情心的大家理解，于是被孤立、然后打掉。想起新老两个例子。老的是鲁迅的《药》：“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牢头）是去盘盘底细的，他（被捕的革命者夏瑜）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新的是最近《华夏文摘》上方倚戈这篇文章《雾霾——源自中国人的内心》：“……相当多的人并不关注柴静片子的积极意义，也不去思考自己应该为消除雾霾做点什么。人们更关注的是柴静的背景，柴静的动机，关注柴静为什么去美国生孩子，关注柴静女儿的肿瘤是由雾霾还是抽烟导致的……人们看不到柴静的责任感和勇气，更极少有人反思自己。极少有人这样反思——如果我们自己也像柴静一样负起一点社会责任，付出我们自己的勇气，雾霾还会发生么？”新老两篇文章相距正好百年，给百年来中国人气质人格并无多少进步再补上一个证据。
中国是自私为大气候的社会，但其中也一定有一些不那么自私、愿意为大家做事的人，也就是鲁迅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在丁戊奇荒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救助灾民最力的一批江南士绅望族。《河南奇荒铁泪图》便是当时苏州著名慈善家谢家福组织刻制。但他们的救助活动只能是小心翼翼，甘居支流，处处注意保全官府的面子，虽然当时的官府对外腐败无能、对内视百姓为草芥。
这还算是好的。八十多年后，在中国那次更大的饥荒中，连民间救助的影子都没见到。从这里来看，晚清时中国人的高贵气比当代还要多一点。
所谓中央集权，便是不允许有除了他们定下的秩序之外的别的秩序，所以中国的现有秩序最有动力做的事就是鼓励自私、打击愿意为大家做事的人，因为为大家做事就意味着建立不一样的秩序。《中国人气质》中记载：“一些节欲者团体的集会，比如有名的三星会，会遭到地方政府的禁止。虽然它只不过是想禁止鸦片、烟和酒，搅散衙门里贪得无厌的‘虎狼’的筵宴，并不是企图谋反。但官方不这么认为，而认定为他们是要谋反了。”衙门里贪得无厌的筵宴、认民间组织为谋反——听起来好耳熟呀。
这也就解释了中国社会的自私传统如何能不走样地代代传下去：它是维稳的重要精神支柱，最为官府所乐见、鼓励、赏给茁壮成长的机会。钱理群说现在的清华北大培养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和培养这样人的大学才是让官府放心的。“精致”二字用得好：清华北大出产的标准产品们外观看起来国际一流，可是把装潢揭去，里头的瓤跟《铁泪图》中被打折脊梁骨的饥民一模一样。
对了，此精致利己的清华就是彼庚子赔款的清华，彼大师摩肩接踵的清华就是此“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清华。明牧师百年前给老天朝悄悄拉开了个小伤口，百年后被新天朝悄悄愈合了。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强劲生命力。
最后，明牧师眼里的中国人“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是举世无双的抽筋手术的结果。饥民接受自己的命运只是个表面现象，在更深层发生的事是他们早已接受了世界的这种运行秩序：自己饿成这样、怕成这样，是因为世界本来就该是这样。所以即使知道自己马上是命去黄泉，也不会后悔在前几天还能走得动的时候没到衙门口要救济。他们说“不敢”时底气十足，没有任何羞愧或觉得不够爷们的意思。
（四）
饥民对骑他们脖子者的这种敬畏让我想起基督徒对神的敬畏。两种敬畏应该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同之处是两个神的“神格”不同。基督徒敬畏的神是“爱世人”的温暖的神，饥民敬畏的骑他们脖子者是没有爱、没有同情心的冷酷的神。因为基督徒的神是温暖的，基督徒们是神的真心实意的追随者，比如在落后不堪的中国传教五十四年的明恩浦牧师。因为中国饥民的神是冷酷的，他们对这神并没有敬，只有畏，或“不敢”，所以脸上常现出一副鲁迅说的“家畜性”。饥民宁肯饿死也不敢去找官府，因为家畜无论如何也不会生出自己跟主人平等的想法。
不过如果平素把他们踩在脚底下的大人物一旦落难，他们就突然来了劲，当起了老大，就像农民在土改中、造反派在文革中一样，压抑了半辈子的残忍兽性终于有了发作的机会。兽性发作完毕，乖乖接着当新主人的家畜。
神是冷酷的，世界是冷酷的；别人的自私天经地义，所以不会有人同情我；我的自私天经地义，所以我没有义务同情别人。这就是五千年来中国人民的基本世界观，是我族的不去教堂、寺庙和道观的宗教。中国人这宗教我想就是理解明恩浦牧师难以理解的景象的钥匙。一个人的宗教一经形成，便难得改变，因为人的一生很短，难得遇上一两次闻道的机会，就算闻到了也没多少人有听得异己之见的容量。一个国家的宗教一经形成也难得改变。我们今天的贪腐、有毒食品、雾霾、污染、富人纷纷逃离，都是这冷酷加自私的宗教的效果。有权者自私，便贪腐。农民自私，便种出酿出有毒食品。大家所有人一起自私，便造出雾霾污染。大家所有人一起起来毁坏了大家所有人的生存环境，有能力逃离的便纷纷逃离。
多数人已经彻底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们是中华博大精深文明的骄傲传承者。不过总会有少数人觉得这样的生活——比如这每日的“不敢”——有点不正常，因为这样的活法其实不就是家畜的活法。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活下来，但这样活着又有何意思。
如果不满这种生活，可以做的事是把这“意思”二字加入决策的公式里。所谓敢或不敢，必是在十字路口处，将可能失掉的现实利益和得到的“意思”两者权衡的结果：如果更看重所得的意思，便为敢；如果恐惧感占了上风，便为不敢。中国人是现实的民族，现实利益重于一切，所以一切权衡都是恐惧感占了上风。但公式里加入了“意思”时，人会发现原来很多时候冒险是赚钱的买卖。冒险不是非要做掉脑袋的事。所有偏离家畜生活轨道的事都需要冒险。开始了小打小闹的冒险，勇气和安全感便多起来，小时候被人抽掉的那根筋便慢慢长回来。
明恩浦牧师的同胞埃列诺·罗斯福说：“每天都要做一件让你害怕的事(Do one thing every day that scares you)。”冒险成功，收获愉悦和自信；失败了，也长一点智慧。每次冒点险，人失掉的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锁链，得到的是开始长回来的那根筋。这样的生活就是有点意思的生活了。
看看清末的《铁泪图》和《中国人气质》，再看看当代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精致学府，中国人这短短一百年来见证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几千万人头落地，人格气质却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并且还丢了本来就不多的一点高贵气。一边止不住地绝望，一边也明白这是我想太多了，都是小时候听多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虚假口号，信以为了真。要想给别人施舍，自己得先有钱；要想给别人的生活增加点意思，自己的生活得先很有意思。中国是太大，历史是太悠久，是又臭又硬，但是一个人管不了那么高远的事。人只能为自己短短和小小的一生负责。能察觉到“不敢”的不正常，能开始做几件让自己害怕的事，过上一种有筋的生活，就此生不枉了。如果不必骑在别人脖子上也能活出点意思，由此解放出一些同胞的颈椎，那就是我能给我们伟大残忍的民族拿出的最好礼物.
按下清华不表，先说《中国人气质》。书中写到“1877-1878年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饥荒，几百万数不清的人们遭受的痛苦，让目击者久久无法忘怀。”这说的是“丁戊奇荒”。从1876年开始，中国北方大片土地连续两年罕见大旱，也连续两年颗粒无收，大约一亿人口受灾，据统计大约有九百万到一千三百万人饿死，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这里贴几张当时苏州桃花坞为宣传赈灾出版的木刻画册《河南奇荒铁泪图》中的几张。所谓“铁泪”，就是其状之惨，便是铁看了也会掉泪。
图一：“饿殍载途，争相脔割”。一具死尸匍匐在地，二人举刀分食其皮（皮和骨头之间已经没有肉）。树叶和树皮都已经被吃光。
图二：“道路孤儿，黑夜诱杀”。几个孤儿缩在野外，一个被诱去屠杀煮食。
图三：“妇女就鬻，生还绝望”。一家的妻子和另一家的女儿被卖掉。为何“生还绝望”？看下一幅。
图四：“持钱赎命，已受宰烹”。拿钱来赎回妻子女儿时，发现已经成了买主的盘中餐了。
看到饥荒的悲惨情景，明恩浦牧师发现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摧毁的地区流浪，也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要求救助。”自然，这是西方人的思维。西方人的观点是政府是服务于人民（或为人民服务）的机构，这是从希腊和罗马那里就流传下来的传统。明牧师和世界新霸主美帝国的老罗斯福总统之间是游说者和被游说者的关系。两个人都站在地上，没有谁比谁矮半截。中国人之间是一些骑在另一些脖子上的关系，而且是好多层叠起来的金字塔，最奇的是不管是哪一层的被骑者都显得很安稳，并无呲牙咧嘴不堪压迫之状。打个数学上的比方，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是平面上的，或二维的，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则又多了垂直方向的一维。二维世界中的简单动物当然理解不了三维世界的奥妙。
“当我们反复地、执拗地询问中国人，在大饥荒时为什么不采取那样的行动呢？‘不敢！’我们得到的答案始终是这个词。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与其饿死，还不如起来造反被杀死，管它正义与否呢。回答仍是同一个词：‘不敢，不敢。’”
（二）
看到这里，有几个感想：
1. 已经左右是个死，找官府还是“不敢”。人们身上的那根筋从小就被抽去了。这抽筋手术的成功率和一次治愈率遥遥领先于世界水平，比四大发明更该是我族的骄傲。
2. 这清末的让铁人掉泪的情景让我想起在杨继绳《墓碑》中记录的情景。两次饥荒相距八十多年，情景却何其相似。两次饥荒扫荡之处都是千万量级的人饿死，却都没有引发任何重大社会动荡，也何其相似。中华民族的传统五千年来代代传承，一点没有走样。照这样预计，将来中国再发生这么大的天灾或人祸，该是还会见到同样的一幕。这听起来让人心寒，也让人热切梦想我族该是在进步，所以这样的事说不定就虽然空前却绝了后。现在的我族跟这两次饥荒时的我族相比，物质拥有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哪些人格气质方面真有天翻地覆的进步，明恩浦牧师的书有百分之几的内容严重过时，我对此乐观不起来。一个证据是《铁泪图》中人物那凄惶的神态，跟今天在中国街头乞丐的凄惶神态还是一模一样。他们不仅筋被抽了，脊梁骨也被打折了。我不得不佩服晚清桃花坞艺术家的功力，给后代丈量我族的进化刻下了一个绝佳的原点坐标。
3. 最悲惨的是最弱势的群体——妇女和儿童。受灾者宁肯饿死也不敢挑战比他们强势的官府，只敢欺负比他们弱小的人群，包括孤儿，包括自己的至亲骨肉。骑在他们脖子上的人残忍，他们自己也一样残忍。《中国人气质》中有跟《铁泪图》类似的记载：“早几年，很多灾区，妇女儿童就像牲口一样公开买卖，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不用牵到集市上去。1878年的大灾荒几乎席卷了整个东三省，并向南蔓延，当时出现了一种由妇女和姑娘推拉的车辆，这些妇女和姑娘就是被卖往中部省份的。因为那里的一些地方很难雇到马车，于是就全部由新买来的女人拉车，到转卖他们的地方去。”
4. 这“不敢”二字何其耳熟。在我的老家，长辈跟晚辈说不能做某某事（比如，不能在外边乱说话）时，便现出惊恐的表情，道：“可不敢在外边到处乱说呀！”我便是在父母经常现出的惊恐表情中长大的。常在惊恐之中，自己便被悄悄抽了筋而不觉得，直到多年以后已是身在万里之外时才突然觉察到这种生活状态的荒谬。从我自己觉察被抽筋之难来看，我相信筋被抽掉而到死都不会察觉到的人是绝大多数。后来看电视里的古装戏，一句总听到的台词是“小的/下官/奴才不敢！”喊得底气十足，是真心实意的不敢。
（三）
对于这“不敢”，明恩浦的分析是：“一是他们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凭着一种本能，他们感觉到这么做是徒劳的，因此，他们不可能进一步联合起来；二是他们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最悲惨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能够轻易地夺取富人装不下的粮食，但是人们都不那么做，偏偏让自己默默地饿死。”
这段话用上了一大堆概念，可见美国来的明牧师理解中国问题的吃力，所以值得拆开来讨论。首先是我们这“最讲究实际的民族”。这该给明牧师印象很深，因为他从小受的教育是“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分明是只靠面包活着的。当然，给中国人展示面包以外的一些东西也正是支持明牧师在中国传教五十年的动力。
其次，为什么饥民“感觉到这么做是徒劳的”。这是因为同情心在中国是个不常见得到的东西。铁人见了饥民会掉泪，但官府不会。官府眼里的老百姓是挤奶和割肉的对象，也是怀疑和防范的对象，但不是同情的对象，所以到官府闹事是没有好果子吃的。默默忍下去，倒或许还有拣条命回来的希望。并且饥民自己也没有同情心：能卖掉老婆孩子换饭吃，知道老婆孩子可能就会成了别人碗里的饭。他们的词典里本没有同情心这个词。没人有同情他们，他们也就无路可走，只能看着自己慢慢灭亡。
再往下看，“不可能进一步联合起来”说到了点子上。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同情心，所以愿意放下自己利益而为大家做事的人极少。偶尔出来那么几个，也不能被从没见过同情心的大家理解，于是被孤立、然后打掉。想起新老两个例子。老的是鲁迅的《药》：“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牢头）是去盘盘底细的，他（被捕的革命者夏瑜）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新的是最近《华夏文摘》上方倚戈这篇文章《雾霾——源自中国人的内心》：“……相当多的人并不关注柴静片子的积极意义，也不去思考自己应该为消除雾霾做点什么。人们更关注的是柴静的背景，柴静的动机，关注柴静为什么去美国生孩子，关注柴静女儿的肿瘤是由雾霾还是抽烟导致的……人们看不到柴静的责任感和勇气，更极少有人反思自己。极少有人这样反思——如果我们自己也像柴静一样负起一点社会责任，付出我们自己的勇气，雾霾还会发生么？”新老两篇文章相距正好百年，给百年来中国人气质人格并无多少进步再补上一个证据。
中国是自私为大气候的社会，但其中也一定有一些不那么自私、愿意为大家做事的人，也就是鲁迅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在丁戊奇荒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救助灾民最力的一批江南士绅望族。《河南奇荒铁泪图》便是当时苏州著名慈善家谢家福组织刻制。但他们的救助活动只能是小心翼翼，甘居支流，处处注意保全官府的面子，虽然当时的官府对外腐败无能、对内视百姓为草芥。
这还算是好的。八十多年后，在中国那次更大的饥荒中，连民间救助的影子都没见到。从这里来看，晚清时中国人的高贵气比当代还要多一点。
所谓中央集权，便是不允许有除了他们定下的秩序之外的别的秩序，所以中国的现有秩序最有动力做的事就是鼓励自私、打击愿意为大家做事的人，因为为大家做事就意味着建立不一样的秩序。《中国人气质》中记载：“一些节欲者团体的集会，比如有名的三星会，会遭到地方政府的禁止。虽然它只不过是想禁止鸦片、烟和酒，搅散衙门里贪得无厌的‘虎狼’的筵宴，并不是企图谋反。但官方不这么认为，而认定为他们是要谋反了。”衙门里贪得无厌的筵宴、认民间组织为谋反——听起来好耳熟呀。
这也就解释了中国社会的自私传统如何能不走样地代代传下去：它是维稳的重要精神支柱，最为官府所乐见、鼓励、赏给茁壮成长的机会。钱理群说现在的清华北大培养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和培养这样人的大学才是让官府放心的。“精致”二字用得好：清华北大出产的标准产品们外观看起来国际一流，可是把装潢揭去，里头的瓤跟《铁泪图》中被打折脊梁骨的饥民一模一样。
对了，此精致利己的清华就是彼庚子赔款的清华，彼大师摩肩接踵的清华就是此“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清华。明牧师百年前给老天朝悄悄拉开了个小伤口，百年后被新天朝悄悄愈合了。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强劲生命力。
最后，明牧师眼里的中国人“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是举世无双的抽筋手术的结果。饥民接受自己的命运只是个表面现象，在更深层发生的事是他们早已接受了世界的这种运行秩序：自己饿成这样、怕成这样，是因为世界本来就该是这样。所以即使知道自己马上是命去黄泉，也不会后悔在前几天还能走得动的时候没到衙门口要救济。他们说“不敢”时底气十足，没有任何羞愧或觉得不够爷们的意思。
（四）
饥民对骑他们脖子者的这种敬畏让我想起基督徒对神的敬畏。两种敬畏应该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同之处是两个神的“神格”不同。基督徒敬畏的神是“爱世人”的温暖的神，饥民敬畏的骑他们脖子者是没有爱、没有同情心的冷酷的神。因为基督徒的神是温暖的，基督徒们是神的真心实意的追随者，比如在落后不堪的中国传教五十四年的明恩浦牧师。因为中国饥民的神是冷酷的，他们对这神并没有敬，只有畏，或“不敢”，所以脸上常现出一副鲁迅说的“家畜性”。饥民宁肯饿死也不敢去找官府，因为家畜无论如何也不会生出自己跟主人平等的想法。
不过如果平素把他们踩在脚底下的大人物一旦落难，他们就突然来了劲，当起了老大，就像农民在土改中、造反派在文革中一样，压抑了半辈子的残忍兽性终于有了发作的机会。兽性发作完毕，乖乖接着当新主人的家畜。
神是冷酷的，世界是冷酷的；别人的自私天经地义，所以不会有人同情我；我的自私天经地义，所以我没有义务同情别人。这就是五千年来中国人民的基本世界观，是我族的不去教堂、寺庙和道观的宗教。中国人这宗教我想就是理解明恩浦牧师难以理解的景象的钥匙。一个人的宗教一经形成，便难得改变，因为人的一生很短，难得遇上一两次闻道的机会，就算闻到了也没多少人有听得异己之见的容量。一个国家的宗教一经形成也难得改变。我们今天的贪腐、有毒食品、雾霾、污染、富人纷纷逃离，都是这冷酷加自私的宗教的效果。有权者自私，便贪腐。农民自私，便种出酿出有毒食品。大家所有人一起自私，便造出雾霾污染。大家所有人一起起来毁坏了大家所有人的生存环境，有能力逃离的便纷纷逃离。
多数人已经彻底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们是中华博大精深文明的骄傲传承者。不过总会有少数人觉得这样的生活——比如这每日的“不敢”——有点不正常，因为这样的活法其实不就是家畜的活法。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活下来，但这样活着又有何意思。
如果不满这种生活，可以做的事是把这“意思”二字加入决策的公式里。所谓敢或不敢，必是在十字路口处，将可能失掉的现实利益和得到的“意思”两者权衡的结果：如果更看重所得的意思，便为敢；如果恐惧感占了上风，便为不敢。中国人是现实的民族，现实利益重于一切，所以一切权衡都是恐惧感占了上风。但公式里加入了“意思”时，人会发现原来很多时候冒险是赚钱的买卖。冒险不是非要做掉脑袋的事。所有偏离家畜生活轨道的事都需要冒险。开始了小打小闹的冒险，勇气和安全感便多起来，小时候被人抽掉的那根筋便慢慢长回来。
明恩浦牧师的同胞埃列诺·罗斯福说：“每天都要做一件让你害怕的事(Do one thing every day that scares you)。”冒险成功，收获愉悦和自信；失败了，也长一点智慧。每次冒点险，人失掉的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锁链，得到的是开始长回来的那根筋。这样的生活就是有点意思的生活了。
看看清末的《铁泪图》和《中国人气质》，再看看当代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精致学府，中国人这短短一百年来见证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几千万人头落地，人格气质却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并且还丢了本来就不多的一点高贵气。一边止不住地绝望，一边也明白这是我想太多了，都是小时候听多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虚假口号，信以为了真。要想给别人施舍，自己得先有钱；要想给别人的生活增加点意思，自己的生活得先很有意思。中国是太大，历史是太悠久，是又臭又硬，但是一个人管不了那么高远的事。人只能为自己短短和小小的一生负责。能察觉到“不敢”的不正常，能开始做几件让自己害怕的事，过上一种有筋的生活，就此生不枉了。如果不必骑在别人脖子上也能活出点意思，由此解放出一些同胞的颈椎，那就是我能给我们伟大残忍的民族拿出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