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是公元1279年2月，在广东江门崖山海域，南宋残军与元军展开最后厮杀，结果宋军大败，陆秀夫背着9岁的少帝投海自尽。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将数百艘战舰自行凿沉，超过10万众的南宋军民，包括太后、丞相、官员、士兵、妇女、百姓，不愿服从残暴的蒙古政权，纷纷蹈海自尽……元朝所编的宋史客观的记载了这段史实：“七日之后，海上浮尸以十万计……”。此役为南宋最后一战，大汉民族、大宋帝国的精英阶层丧失殆尽。此役之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不复存在；政治意义的中国，也从此消失；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也由于汉族主力的消亡，而消失了。揆诸史实，这种说法有理，却稍嫌过分——因为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亡国，也可以说是亡种，但尚未亡教，因为此后，无论是文化载体的书籍、文人，还是文化土壤学校和文化符号的文字，都还能延续下来。
真正的“崖山”，恐怕还得再等将近七百年，到“四人帮”猖獗的文革时期才足以当之。
按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其著作《日知录》中的定义：“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文革就是一场“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时代，也是将真正文明礼义的中国人便成野兽的时代。
这场持续的十年的政治运动切断了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其历史的联系。这场运动过后，中国大陆成了一片文化的瓦砾场，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中华文明的痕迹，这是一种文明的戛然而止。从表现上看，文革对文化的摧残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是影响更深远的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文革把美丽的变成丑陋的，高贵的变成低贱的，独立的变成附庸的，思想的变成盲从的。文革把中国人从文化上变成了野蛮人，变成了不受道德和伦理约束的人群。这场运动过后，中国人从此和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失去了文化上的联系。在场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的人们失去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权力，中国人被在思想上阉割了。对文化思想的阉割如此，对文化硬件的毁灭也触目惊心：首先是焚书，在“破四旧”的运动中，旧文化当属被清除之列，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承载“旧文化”的书籍，那时候除了“雄文四卷”语录、“红宝书”、马恩列斯著作之外，不属于四旧之书普天之下还找不出几本。文革中究竟烧了多少书，至今没有个准确数字。仅以宁波为例：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的书画家大部分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籍就有八十吨之多。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遭到了空前的厄运。其次是坑儒：文革中，文化领域的大批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田汉、赵树理、盖叫天、周信芳等人被迫害至死，邓拓、吴晗、范长江、翦伯赞、严凤英、老舍、杨朔、马连良等几十名文化界名人因不堪迫害，含恨自杀。教育、科学领域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很长时间里学校关闭，学生停课，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文革使一代人的教育被耽误，使国家的人才队伍出现了断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建国后无论文学艺术，还是科学技术，都没有象元朝那样有世界级水平的成果。基于此，广东名作家秦牧对文革后果有这样的描述：“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而历史学家周予同就更直截了当：“五千年祖国的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湮没了！”谓之“亡教”，不亦宜乎？
除了对文化载体知识分子进行定点清除外，文革还对文化的土壤学校进行了近乎连根拔起的毁灭。按官方说法：1966年5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左”倾错误论点，炮制了一个教育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17年的教育工作。此后，于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直接操纵下编造的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对17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荒谬的“两个估计”：一是所谓教育部门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二是说什么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教育领域在十年动乱中，成为重灾区。除了对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特别是一些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外。最骇人听闻的举措当数学校停课与大学停办。
1966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发出通知，高考推迟半年，大中学生“停课闹革命”。于是先从城市，后达农村，全国中小学大学一律停课闹革命。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里，到处都是一队队“破旧立新”的红卫兵。红卫兵们先对人们的衣着穿戴和“陈规陋习”实行“革命”，西装、领带、高跟鞋、喇叭裤，统统在革除之列。随后，学生们便开始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没有人敢阻拦学生的运动。谁阻拦，谁就是反对红卫兵小将。反对红卫兵小将，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是担当不起的罪名。学生们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到哪儿就把“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到哪儿。直到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通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返校复课，学校恢复招生，“边上课边闹革命”。学校才恢复上课，然而，上的也只是阶级斗争这门课。高校就更是重灾区：文革开始，高等学校由1965年的434所减为1971年的328所，减少106所。其中原有政法院校6所被全部撤销，原有财经院校18所被撤销16所。被撤销、裁并、搬迁的院校都遭到严重损失。在十年动乱中，高等学校有四年停止招生(1966～1969)，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便是在血雨腥风的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也没有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来！1970年和1971年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只招4.2万人。后来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招收的学生大多数只有相当初中甚至不到初中文化水平。学制由“文革”前的4～6年缩短为2～3年。学生在校期间主要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开门办学，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所以也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
最后来看看对文化符号文字的破坏。著名作家流沙河有言：“每一个正体字都可以证明自身的存在，而每一个简体字都没有证明其存在的理由。”历史上，汉字由繁入简，皆基于自身内在演变，有迹可循，一目了然。近代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由一批冀望全盘欧化改变中国的激进者做推手的，喧闹妄为，令人侧目。对中华文化园抱有信心的政府，是不会听之任之的。民国时期的简体字萌动，是在遵从正体字地位前提下的微小变动，正体字仍为标准规范汉字，繁简都作为规范汉字使用。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列出324字，当年十月，教育部颁发训令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第二年即停止执行此令。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中华文化仍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拒斥那种一味追求效率的所谓改革。建国后强行推行的简化字却将文字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近乎荒唐。例如：“愛”由“心”而生，无“心”岂能有“爱”？“聽”靠的是“耳”，无“耳”怎么能“听”？“廟”是朝拜之地，“由”怎么能引出“廟”？“說”是由“口”而出，无“口”靠什麽“說”？“義”之内涵是“将羊当做礼物无私奉献给朋友”，而“义”却怎么也体现不出“義”的含义……。于是因为使用简化字，我们已经很难明白古人的真实意思，传统文化因此发生断裂，比如研究古文字学的“小学”失传。简化字阉割汉字和汉语，造成字与意的断裂，将意象丰富便于识别的汉字，弄成了准拼音化的字符，意义皆由外力所强加，学会此种文字根本无法阅读古籍，也无从体会汉字之美，中国文化品格的养育更无从谈起。几年前，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提出正体字申遗的主张，认为正体字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断代式的大陆简体字使汉字的象形、会意等汉字之美的特质与意蕴消失殆尽。
“崖山之后无中国”，稍嫌过分；“文革之后无中国”，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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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崖山”，恐怕还得再等将近七百年，到“四人帮”猖獗的文革时期才足以当之。
按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其著作《日知录》中的定义：“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文革就是一场“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时代，也是将真正文明礼义的中国人便成野兽的时代。
这场持续的十年的政治运动切断了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其历史的联系。这场运动过后，中国大陆成了一片文化的瓦砾场，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中华文明的痕迹，这是一种文明的戛然而止。从表现上看，文革对文化的摧残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是影响更深远的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文革把美丽的变成丑陋的，高贵的变成低贱的，独立的变成附庸的，思想的变成盲从的。文革把中国人从文化上变成了野蛮人，变成了不受道德和伦理约束的人群。这场运动过后，中国人从此和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失去了文化上的联系。在场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的人们失去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权力，中国人被在思想上阉割了。对文化思想的阉割如此，对文化硬件的毁灭也触目惊心：首先是焚书，在“破四旧”的运动中，旧文化当属被清除之列，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承载“旧文化”的书籍，那时候除了“雄文四卷”语录、“红宝书”、马恩列斯著作之外，不属于四旧之书普天之下还找不出几本。文革中究竟烧了多少书，至今没有个准确数字。仅以宁波为例：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的书画家大部分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籍就有八十吨之多。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遭到了空前的厄运。其次是坑儒：文革中，文化领域的大批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田汉、赵树理、盖叫天、周信芳等人被迫害至死，邓拓、吴晗、范长江、翦伯赞、严凤英、老舍、杨朔、马连良等几十名文化界名人因不堪迫害，含恨自杀。教育、科学领域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很长时间里学校关闭，学生停课，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文革使一代人的教育被耽误，使国家的人才队伍出现了断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建国后无论文学艺术，还是科学技术，都没有象元朝那样有世界级水平的成果。基于此，广东名作家秦牧对文革后果有这样的描述：“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而历史学家周予同就更直截了当：“五千年祖国的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湮没了！”谓之“亡教”，不亦宜乎？
除了对文化载体知识分子进行定点清除外，文革还对文化的土壤学校进行了近乎连根拔起的毁灭。按官方说法：1966年5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左”倾错误论点，炮制了一个教育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17年的教育工作。此后，于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直接操纵下编造的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对17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荒谬的“两个估计”：一是所谓教育部门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二是说什么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教育领域在十年动乱中，成为重灾区。除了对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特别是一些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外。最骇人听闻的举措当数学校停课与大学停办。
1966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发出通知，高考推迟半年，大中学生“停课闹革命”。于是先从城市，后达农村，全国中小学大学一律停课闹革命。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里，到处都是一队队“破旧立新”的红卫兵。红卫兵们先对人们的衣着穿戴和“陈规陋习”实行“革命”，西装、领带、高跟鞋、喇叭裤，统统在革除之列。随后，学生们便开始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没有人敢阻拦学生的运动。谁阻拦，谁就是反对红卫兵小将。反对红卫兵小将，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是担当不起的罪名。学生们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到哪儿就把“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到哪儿。直到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通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返校复课，学校恢复招生，“边上课边闹革命”。学校才恢复上课，然而，上的也只是阶级斗争这门课。高校就更是重灾区：文革开始，高等学校由1965年的434所减为1971年的328所，减少106所。其中原有政法院校6所被全部撤销，原有财经院校18所被撤销16所。被撤销、裁并、搬迁的院校都遭到严重损失。在十年动乱中，高等学校有四年停止招生(1966～1969)，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便是在血雨腥风的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也没有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来！1970年和1971年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只招4.2万人。后来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招收的学生大多数只有相当初中甚至不到初中文化水平。学制由“文革”前的4～6年缩短为2～3年。学生在校期间主要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开门办学，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所以也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
最后来看看对文化符号文字的破坏。著名作家流沙河有言：“每一个正体字都可以证明自身的存在，而每一个简体字都没有证明其存在的理由。”历史上，汉字由繁入简，皆基于自身内在演变，有迹可循，一目了然。近代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由一批冀望全盘欧化改变中国的激进者做推手的，喧闹妄为，令人侧目。对中华文化园抱有信心的政府，是不会听之任之的。民国时期的简体字萌动，是在遵从正体字地位前提下的微小变动，正体字仍为标准规范汉字，繁简都作为规范汉字使用。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列出324字，当年十月，教育部颁发训令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第二年即停止执行此令。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中华文化仍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拒斥那种一味追求效率的所谓改革。建国后强行推行的简化字却将文字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近乎荒唐。例如：“愛”由“心”而生，无“心”岂能有“爱”？“聽”靠的是“耳”，无“耳”怎么能“听”？“廟”是朝拜之地，“由”怎么能引出“廟”？“說”是由“口”而出，无“口”靠什麽“說”？“義”之内涵是“将羊当做礼物无私奉献给朋友”，而“义”却怎么也体现不出“義”的含义……。于是因为使用简化字，我们已经很难明白古人的真实意思，传统文化因此发生断裂，比如研究古文字学的“小学”失传。简化字阉割汉字和汉语，造成字与意的断裂，将意象丰富便于识别的汉字，弄成了准拼音化的字符，意义皆由外力所强加，学会此种文字根本无法阅读古籍，也无从体会汉字之美，中国文化品格的养育更无从谈起。几年前，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提出正体字申遗的主张，认为正体字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断代式的大陆简体字使汉字的象形、会意等汉字之美的特质与意蕴消失殆尽。
“崖山之后无中国”，稍嫌过分；“文革之后无中国”，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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