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建国十五年的南宋王朝迎来一件大喜事——根据不久前绍兴和议达成的协议，宋金两国终于化干戈为玉帛，金国将徽钦二帝的棺椁归还南宋，同时释放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韦太后。
上一年（公元1141年），宋金和谈终于达成一致的意见：南宋向金称臣，“世世代代，谨守臣节”；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两国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金国不仅拥有了黄河流域，而且向南逼近到淮河流域，南宋王朝不仅变成了属国，而且失去了中原之后，它几乎称不上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
宋高宗忘记了，所谓的和平协议，不过是一张废纸。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自己的和平才能得到保证。为了这份协议，宋高宗支付了高昂的成本——他杀掉了岳飞，使宋朝永久失去了原来北宋的山西和关中的马场，从此岳家军的一万骑兵成为绝唱，这个王朝只能靠步兵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骑对阵，他们的和平，从此不再设防。
然而，这份屈辱的和约，却让宋高宗心满意足。在他看来，所有的“历史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韦太后的归来，就是对宋金“修好”的证明。
根据史书的记载，当韦太后终于将丈夫宋徽宗棺椁运回大宋的时候，身为儿子的赵构亲自到临平[1]主持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宫廷画院的一名画家描绘了当时的场面。这幅重大政治题材的绘画作品，名叫《迎銮图》。
长卷上，我们可以看到浩大的护送队伍，排成人字形，骑马走在最前面的，应是南宋太尉曹勋——绍兴和议的宋方代表，在他身后分开的扈从使者和金国使节，簇拥着一辆十六抬的大轿，有华盖遮在上面，这幅画的主角——韦太后，应该坐在轿子里，并没有露面，紧随其后的，是宋徽宗、郑皇后（宋徽宗的皇后，此时已为太后）以及宋高宗的邢皇后的棺椁。画的另一端，是浩荡的迎接队伍，宋高宗端坐在轿里，一副望穿秋水的悲戚表情，两侧的官员持笏肃立，还有人扭头，观察着皇帝的一举一动。
但是无论怎样繁华的典礼，都换不回宋徽宗的性命了。
此时，他静静地躺在棺椁里，对外面的喧闹无动于衷。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在经过了长达16年的囚徒生涯之后，宋徽宗、韦太后，终于与儿子赵构团聚了，却为时已晚，一家人，已然分隔在阴阳两界。
当儿子赵构“喜极而泣”[2]，恭恭敬敬地把韦太后迎接到慈宁宫，阴间里的宋徽宗一定会觉得，他周遭的世界，比五国城还要冰冷。
（二)
或许，宋高宗赵构是有着仇父情结的。
首先，他那个皇帝爹，本身就是一个声色犬马之徒，这一点，已经在《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里写过。
其次，他那个爹，对赵构的生母也不怎么待见。
这一点与第一点有关，因为宋徽宗沉湎于歌舞酒色，所以在他的后宫里当妃子，必然是一件悲苦的事，更何况赵构生母韦氏的相貌，也毫无过人之处，假若不是乔贵妃与韦氏过从甚密，劝说宋徽宗临幸韦氏，韦氏也不会有机会生下一位皇子，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就是这样诞生的。
从此，宋徽宗几乎再也没有到韦氏的宫里来过，也几乎遗忘了这对母子。
所以，赵构自小是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中长大的。直到赵构6岁那年，他的父亲才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面对韦氏，说：“韦娘子，你不认得朕了吗？”韦氏大喜过望，泪水夺眶而出，因为那一天，正是韦氏的生日。
没想到酒席宴间，宋徽宗说了这样一句话：要不是乔娘子提醒，真记不起你的生日了。
话音落处，韦氏的表情突然凝住，这酒宴，不知如何延续。
正在此时，有人来报，王贵妃要生了，宋徽宗抽身便走，赵构一把抓住父皇的衣襟，哀求他多留片刻，宋徽宗摸摸赵构的头，说去去就来，从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假如赵构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埋上了仇父恋母的种子，父亲在母亲生日那天的抽身离去，或许就是缘故。纵然没有人浇水施肥，那颗深埋在内心里的种子，也会随岁月而成长壮大。
至少，赵构当上宋高宗后，在对待父母的问题上，他没有一碗水端平。
当然，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是他舍不得他的皇位——那个位子，想上去不容易，想下来就更不容易。
倘徽、钦二帝归来，哪里还有他当皇帝的份儿？
岳飞不明白这一点，一再声言“靖康耻，犹未雪”，要“从头收拾旧山河”，还建议宋高宗赵构退位，干脆立太子继位，这样，他们父子三人就不必争了，没想到他的言论，句句都戳宋高宗的心窝子，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除此，宋高宗对父亲情感的冷淡，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言的原因。
6岁时父亲离去的身影，想必一直在他的内心里反刍，成为他成长岁月里一个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当父亲作为囚徒被押解到遥远的北国，赵构的心理或许会闪动着一个恶毒的念头：既然你当时走得决绝，就永远不要想再回来了。
只是，在宋徽宗那里，当年的薄情，早已成了本性，对这一切的发生，他无知无觉。
(三)
公元1142年，随着宋徽宗的棺椁和韦太后一起回来的，还有宋钦宗的一封信。
那时，宋钦宗还没有死。
宋徽宗死于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宋钦宗发现父亲咽气时，尸体已经僵硬。金人把宋徽宗的尸体抬到一个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再用水把火浇灭，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做可以使坑里的水做灯油。悲伤至极的宋钦宗想跳入坑中，被人拉住，说活人跳进去，坑里的水就不能做灯油了，因此，不准宋钦宗影响到油灯的产品质量。
没有了父亲的陪伴，他陷入了更可怕的孤独。
他只能一个人，栖身在五国城的“地窨子”里，苟延残喘。
他或许并不知道，他艰难苦熬的时光，在他的弟弟赵构那里，是那么的快而且乐。
韦氏出发前，宋钦宗曾跪在韦氏面前，请她替自己给弟弟赵构带封信，恳求他把自己赎回去。
两国之间的媾和谈判，竟然置被俘皇帝于不顾，哪里还谈得到国家的体面与尊严？
宋高宗赵构一再强调，他“屈己讲和”，都是为了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然而，对于自己的兄长、宋钦宗赵桓的殷殷企盼，他未予理睬。
赵桓的哀求，终于化作风中的碎片。
对待生母，赵构却是另一番态度。他曾面对金国使节这样陈词：“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今立誓言，当明方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
对于即将奉命前往金国的曹勋等人，他又叮嘱说：“朕北望庭闱，无泪可挥。卿见金主，当曰：‘慈亲之在上国，一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以至诚说之，庶彼有感动。”[3]
由此可见，亲情的浓度，取决于他的政治需要。
韦太后的车马启程之际，绝望的宋钦宗赵桓竟然死死地抓住车轮，哭喊道：“第（只要）与吾南归，但得太乙宫主足矣，它无望于九哥也。”[4]
太乙宫，不过是一个安置犯错官员的机构而已。宋钦宗的愿望，是何等的卑微。
他无意去抢皇位。
回答他的，却只有韦太后越来越远的背影，还有更加沉重的寂寞。
熬过16年的囚徒生涯之后，宋钦宗在五国城又苦等了14年，在57岁时，被马踏死。
见死不救，就等同于杀害。
所以说，赵桓是被他的弟弟赵构害死的。
(四)
然而，无论华丽的轿舆、隆重的仪式，还是宫廷画家绘制的精美画卷，都不能抹去大宋皇室蒙受的耻辱与创伤。在中国历史上，还鲜有一个王朝，蒙受过大宋这样的耻辱。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初七，当金人粗暴地撕去裹在宋钦宗皇帝身上的那身龙袍，几乎所有的宋朝人都听到了这个王朝碎裂的声音。一个名叫李若水的大臣冲上去，紧紧抱住宋徽宗，试图用身体捍卫龙袍的尊严，却被卫兵拖出，先裂颈断舌，后凌迟处死。
行刑时，一位金国士兵说：“大辽亡国时，以死报国的大臣有十多人，而在宋国，为国捐躯官员居然只有李侍郎一位，可叹，可叹！”
李若水的肉体一片片消失的时候，赵宋后妃们的肉体正在金兵的怀抱里挣扎蠕动。此时的金兵，知道了什么叫为所欲为。他们想强奸谁，就可以强奸谁，哪怕她是王朝的金枝玉叶。对于那些不服从的身体，他们可以手起刀落，将她们一分为二。在金军的营帐里，他们一面纵欲，一面杀人，几乎忙不过来。根据史书的记载，有七名女子宁死不从，结果三名被斩首，三名被用铁竿捅穿了身体，扔在金营外面，直到流血而死，还有一名，抓起一只箭头刺向自己的喉咙，当场死亡。[5]
三月里，金军在焚烧了驻扎了四个月的营寨后，带着他们丰厚的战利品，起程了。那些战利品，除了大宋王朝历代积累的法驾、卤薄、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图书、地图、库府蓄积等以外，还有皇帝、大臣，和数不尽的宫廷美女。
对于金人来说，这些美女的品级、地位已经无关紧要，甚至连辈分都毫不在意（被俘宫妃中，有宋徽宗、宋钦宗两代后妃），至少在金人的眼里，她们是“平等”的，她们的身份只有一个——女俘。他们只在意她们的年龄和容貌。
所以，宋钦宗的朱皇后、朱慎妃和柔福公主，几乎是同时在途中遭遇凌辱的。凌辱之后，他们听说朱皇后和朱慎妃精通辞赋，工于填词，就强迫她们填词歌咏。
朱皇后唱道：
昔居天上兮，
珠宫玉阙；
今居草莽兮，
青衫泪湿。
屈身辱志兮，
恨难雪，
归泉下兮，
愁绝。[6]
果然，朱皇后后来投水而亡，“归泉下”了。
活下来的更惨，抵达金国后，她们有的被分赐将士，有的给贵族为奴，有的被卖到高丽、蒙古，甚至卖到西夏换马（十女才换一马），更多的，则被发往军营充当军妓，或者干脆被卖到洗衣院（妓院）。
这其中，就包括赵构的生母韦氏、妻子邢妃，还有宋徽宗的九位公主——赵构的九个亲姐妹。[7]
洗衣院里，她们所有的脸面都被撕去，赤身裸体地齐聚一堂，没日没夜地受到金国上层的淫污，比宋钦宗被扒去龙袍更加不堪。词人吴激写下《人月圆》一词，记下了他的哀伤：
南朝多少伤心事，
犹唱后庭花。
旧时王谢，
堂前燕子，
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
仙肌胜雪，
宫髻堆鸦。
江州司马，
青衫泪湿，
同是天涯。
宋徽宗的第十个女儿柔福公主被掳时只有17岁，还未出阁，却因父兄的无能而深蒙其羞。
更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公元1130年），她逃出金国，千里迢迢地回到临安。没想到韦太后归来后，不愿知道她那段不堪的历史，于是声称柔福公主是假公主，强逼儿子赵构拘捕了她，将他这个饱经劫难、终于死里逃生的妹妹青春俊美的头颅，一刀砍去。
(五)
至此，我们才知道什么叫“靖康耻”。
这份耻，不仅是这个帝国的太上皇、皇帝和太子三代，都被一网打尽，成了敌国的阶下囚；更在于皇室的女人们，都成了敌人们泄欲的对象。
大宋皇室的尊严，被金人彻底撕碎、踩烂。
我们也才知道，这份耻，为什么始终梗在岳飞的心里，不能说，也无法说。
“靖康耻”，就是难以启齿。
唯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才能抒解他的心头之恨。
所有女人的耻辱，归根结底都是男人的耻辱，因为皇帝是男人，将军、士兵是男人，朝堂上那些口若悬河的大臣们也都是男人，只有他们，向宗庙社稷负责。
我们说，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在这个国度里，女人差不多一天也没有被赋予过权力（中国朝代史上只出过武则天这一位女皇帝），也无须履行这样的义务。
政治是男人的事，却往往让女人遭受祸害，这与其说是女人的不幸，不如说是男人的无耻。
她们只是王朝荒谬政治的牺牲品——在走向金营之前，她们就被绑架了。她们不仅被金军所凌辱，她们的命运也被自己的帝王将相所玩弄，假如有人以“红颜祸水”为名，把帝国沦亡的罪过推到她们身上，那就构成了对她们的第三次玩弄。
因此，韦太后之耻，也并非只是她个人之耻，起码也是她老公宋徽宗和她儿子赵构之耻。
所谓“国破山河在”，对于赵构而言，纵然繁华汴京的九重宫殿已经灰飞烟灭，但毕竟还有半壁江山矗立在南域，有李纲这些主张的文臣，有威风凛凛的岳家军——
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就是“绍兴和议”一年之前，金军又开始了周期性的入侵，这一次，他们祭出了一种恐怖的战阵，名叫“拐子马”，这个战阵里，三匹马为一组，并排横连，如一团黑云，自草原上蔓延而来，似乎要把岳家军彻底荡平。
他们没有想到，岳家军个个不要命，他们手持砍刀，趴在地上，当金戈铁马冲过来时，他们就用手里的砍刀，剁掉马足。他们用一个士兵的命，换取一只马足。
完颜宗弼（金兀术）惊奇地看见马蹄一只接一只地翻滚到天上，眼前血迹交错飞舞，战马连带着扑倒，横七竖八地在大地上嘶鸣和抽搐，尘埃落定时，视线的尽头浮现出的，是岳家军绽亮的铠甲。
他仰天悲鸣：“（我军）自海上起兵，皆以此（拐子马）胜，今已矣！”[8]
孔子说：“知耻而后勇。”岳家军之所以如此勇猛，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有耻。那种深切的耻，把他们搅得坐卧不宁，最终化成不可匹敌的凶狠，在战场上迸发出来。
然而，随着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韦太后的归来，赵构心里的那份痛感也渐渐地归于平复。
按照赵构的说法，他“屈己讲和”，都是为了尽自己的孝道。
如今韦太后回来了，割领土，赔白银，杀忠良，签和约，就都有了正当的理由。
用宋高宗自己的话说：“和议既定，内治可兴。”[9]
对他和他的王朝来说，韦太后在慈宁宫里的幸福生活有着神奇的遮丑功效，他的苟且、软弱、无能，甚至罪恶，都被一笔勾销了。
剩下的，只有母慈子孝，天下太平。
(六)
宋高宗对浮华奢靡生活的热情丝毫不逊于他的父亲，无论帝国处于怎样的危境，都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享乐的雅兴，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
早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军大举南下，宋高宗赵构还搂着美女，在扬州城里醉生梦死。
这个在战场上胆小如鼠的皇帝，只有在床上才能展现出一剑封喉的本领。
直到金军兵临扬州城下，他才离开他的暖被窝，战战兢兢地换上铠甲，匆忙逃命。
说到逃命，这是赵构的长项，两年前，当金军大举南下，他就是这样从应天府[10]逃到扬州的，此时他又以同样的狼狈逃出扬州。
他选择临安为首都，也是为了逃跑的方便，因为这座城市，临江面海，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可以像孔子说的，“乘桴浮于海”了。
对于逃跑的这项本领，他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充满自信。这一次，这个马拉松运动员一口气跑到瓜州[11]，慌乱之中找到一条船，像摸到了救命稻草，立刻跳上去，摇摇晃晃地驶向镇江。
当赵构隔江看到金军在扬州城里燃起的大火，不禁在暗地里佩服自己逃跑的速度之快，敌人连追都追不上了。
尽管宋徽宗赵佶的艮岳已经变成废墟，汴京城的灯火阑珊都化作一场残梦，但南宋建立后，宋高宗赵构又让所有消失在汴京城里的事物在临安复活，而且变本加厉。
议和初成，他就按照汴京的规模，在这座“临时安定”的都城里大兴土木，建行宫殿、苑囿、宗庙、衙署，仅御花园，就有四十多座。
他还建起一座创库，云集天下奇物，库中有一个石池，里面装满的不是水，而是水银，晃动的水银上，飘浮着黄金制成的鱼和鸭，这样的“创造力”，恐怕连宋徽宗都会自愧弗如。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浮华奢靡这一点上，宋高宗赵构是做到了。至于这种奢糜的生活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他像他当年的父亲一样，无暇去考虑。
就在赵构逃出扬州这一年，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乘舟沿江而上，前往芜湖。经过顶羽横刀自刎的乌江，想到大宋帝国的山河破碎，李清照悲从中来，写了一首诗：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顶羽，
不肯过江东。
（七）
以宋高宗的奢靡腐败，南宋王朝竟然挺了一个半世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缔造这奇迹的，不是南宋，而是它的对手大金帝国。
与南宋王朝的奢靡腐败相映成趣，大金帝国在见识了汴京的绮丽繁华之后，也被历史的病菌所传染，渐渐病入膏肓。
所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个铁血王朝，也被北宋的“文化”所“化”，整个皇室贵州阶层都沉湎于烟柳繁华、灯火阑珊，只是抚琴叩曲之间，他们的北方口音显得无比的突兀。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时代，大金王朝早已让莺歌燕语、罗裿香泽蚀透了筋骨，满朝上下，已经找不出一个干净的官员。
他们大肆摧残被俘的北宋佳丽的时候，自身的元气也正被淘空。
尽管南宋的执政者们，同样被临安的园林美景遮住了眼，曲水流觞、停云问月之间，没有人放眼塞外，挑战那已然弱不禁风的大金，但维扬姝丽令人销魂的身体，还是成为摧毁敌人精神的绝佳武器，成为无坚不摧的红粉军团。金军在撕去她们衣裳的时候，也撕去了自己的庄严和意志。
她们的屈辱里，暗含着对金国的致命咒语。
金国的灭亡，竟比南宋还要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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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临平，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系杭州市三大副城之一。
[2][元]脱脱等：《元史》，第717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3][元]脱脱等：《宋史》，第717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4]《说郛》，卷二十九，《朝野遗记》。
[5]《南征录汇笺证》，见[南宋]耐庵、确庵：《靖康稗史笺证》，第14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6]《青宫译语笺证》，见[南宋]耐庵、确庵：《靖康稗史笺证》，第1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7]《青宫译语笺证》，见[宋]耐庵、确庵：《靖康稗史笺证》，第19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8][元]脱脱等：《宋史》，第三册，第903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9][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三册，卷一四六，第23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
[10]今河南商丘，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即皇帝位，建立大宋，就在这里。北宋时，为都城汴京的陪都；南宋初建时，赵构曾以此城为都城。
[11]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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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为什么必须死？
南宋初对岳飞等武人的整肃，在文化上和理念上其来有自，可以说实属常规。
上月下旬，西非内陆国家马里突然发生军事政变，月底又有两批分别支持及反对政变军人的民众示威，结果引发冲突。这场政变除了让“马里”这个小国在国际新闻里火了一把之外，也令人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军人在政治生活中应当充当什么角色。
这个问题困扰过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在民间的军事英雄叙事里，名气最大的莫过于关羽和岳飞，而自明清以来，由于中原政权外患日亟，而岳飞又是抵抗来自北方的征服浪潮的代表，所以，其声名大有后来居上，超越关羽的模样。
岳飞之特别受推崇，跟其悲剧的落幕有莫大关系，按照过去忠奸的政治伦理观念，岳飞之死被直接描述为内部投降势力阴险的叛卖，言外之意是，假如岳飞不死，则宋金历史竞争进程将被改写，这种压倒性的美好愿望几乎代替了一切理性思维。
值得考虑的是，在南宋初年的内部政治斗争背后，实际上隐含了军人、皇家和文臣三种基本支柱性力量关系问题，从这种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角度观察岳飞之死，颇有可观的发现。
中国古代皇朝开国，大多由于军事胜利，而其殒灭则是由于军事的失败。北宋的灭亡正是军事上被金人打败所致，这一失败也标志着，宋初所建立的军事制度 及国家军事效能完全失效。换言之，南宋国家不是北宋的自然延续，而是建立在新兴武人枪杆子上的新国家，理解这一点，人们才能明了南宋初年皇家和朝廷文官集 团主战与主和等政治路线斗争背后的权力含义。
人们看到，在皇朝获得相对稳定之前，武人与皇家的合作十分顺畅，作为证据之一，则是高宗赵构与岳飞本人的推心置腹关系。这一阶段，作为国家治理者的 文官集团相比皇家和武人，所处的地位是很从属的，因而也没有严重的冲突。然而，随着皇朝根基进一步稳定的要求凸显，握有强大武力且占据一方行政资源的武 人，就成为必然的障碍。他们因为自我力量的意识，上对国家的最高政治议题提出强硬和明确的要求，对下则有不可遏止的继续自我扩张的冲动，这在岳飞对于立储 问题的固执建言和坚持北伐的军事路线上可见端倪，因而事情并非简单的主战主和或忠奸可以概括。
新国家要将武人集团置于制度化的皇朝政治管理之下，则皇家与武人的政治博弈基本上就是零和的状态，因此，文官集团地位上升，成为皇家的第一合作者，实属情理必然。无论北宋初年的军制设计与实践，还是南宋绍兴和议前封四大将为枢密的做法，原理均出一辙。
战史的考察表明了一点，以南宋初年的宋金作战而言，在金国占据了华北地区之后，其骑兵为主的军事力量与南宋步兵为主的部队作战，双方南北军事地理的 限制，要说宋军有收复北国的可行性，实在是夸张的。尤其考虑到双方内部治理的情形就更是如此。金人为新兴屡胜之国，在战略上有强大后方，对于黄淮之间的地 区则实行傀儡统治，以作为缓冲，并逐步消化征服成果，同时以战养战；南宋则承继灭国之痛，国家新立，文武不协。但无论如何，彼时武人要巩固自身地位，则主 战的大义路线是不可能放弃的。
以中国历来没有军国主义的传统，岳飞等武人如何修正自我意识，在政治上融入新确立的国家体制，这是他们共同的第一致命课题，撇开历史的忠奸纷争，从 这个角度看四大将的作为，无疑人们会发现，岳飞是对新体制抵触最强烈的，也是对新体制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的命运也是最富于悲剧性的。这是他必须死的政 治层面的逻辑。
如果我们视野更开阔一些，应该可以看到，两宋之前的漫长混乱时期里，五代十国，天下自立者基本是拥兵自重的武人。而在中国古代治理的其他时代里，当 天下鼎定，武人的政治地位一直是从属的，武人之获得崇高的政治地位，只是战争初起时的特例。因而，南宋初对岳飞等武人的整肃，在文化上和理念上其来有自， 可以说实属常规。进一步，从这个意义来说，只要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土壤存在，则岳飞式的悲剧英雄必然代代不绝，这一粗浅的结论，人们从后世的于谦、袁崇焕等人的 遭遇中，应该不难得到初步证明。
相关帖子： http://briteming.blogspot.com/2014/02/blog-post_85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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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奸相
南宋的秦桧，从历史上看，一般来说，他是有叛变投敌的嫌疑，但按照现代法律精神，没有证据和口供，一切指责都是民间的揣测和推论，即使有证据，也没 有经过当时的权威部门，宋朝政府的鉴定和认可。所以我们首先有理由相信，秦桧投敌卖国、害死岳飞的情节很可能使一小撮有预谋的人为了反宋朝政府捏造出来 的。而秦桧本人，并没有被定罪，是无罪的。
既然他无罪，那么再来看看他的政绩如何？
秦桧是大宋经济起飞的有功之臣，积极主动开拓了与辽国（大金）的技术交流和货物贸易，促进了中华文明大家庭的加速融合，并且在他的努力下，辽国也成为中华 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东北辽宁省地界。他成功的辅佐了赵构陛下，使宋朝在外交军事双失利的情况下，在丢了半个江山的前提下还能混出来一个“高宗”的庙 号。
秦桧主管国家经济建设，按现在的话说是国务院总理，政治局委员，国家经济领导小组书记，是著名经济学家，规划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真的是秦桧设计在 非法的情况下杀害了中央军委统战部部长岳飞，不过是治国策略的政治斗争，和制裁刘青山、张子善等持权自傲的官员性质一样，不带有任何个人色彩，完全是合理 合法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秦桧杀岳飞，杀的对，杀的好，杀的英明。
秦桧的经济政策非常具有战略高度，切实有效，秦桧说：“中国人但着衣吃饭，徐图中兴”。意思就是说中国人先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先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再慢慢 谋求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有朝一日不受外国（辽国）统治。这和当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把蛋糕做大的路线是高度一致的。
当时的世界，就是中原大陆，“全球化”程度非常之高。当时辽国的比较优势是铁浮图（一种重装甲骑兵），大宋的比较优势是绢。秦桧大力发挥大宋的比较优势，发展绢的生产，然后与大金交换铁浮图，当然不是真的交换，而是以市场换技术，在竞争中孕育优秀的民族工业。
在“绍兴和议”中，大宋每年给辽国25万两白银，25万匹绢。如果发展自己的铁浮图，就不是这点钱绢所能解决的。人民经历了十余年的战乱，生活困苦，非常 需要修养生息。在大宋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伟大的秦太师教导我们说，战乱可以结束了，和平来临了。辽国已经和我们成为经济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只要在鼓励出口 贸易，把他们要的收拾好了送过去，他们非但不过来杀人，还会给我们辽国的货币，我们有了这些外汇，就能去买辽国的优秀技术，富国强兵了。
现在有一个别有用心的战争狂军阀岳飞，总是破坏辽国与我们建立的平等合作关系，我们是不是该弄死他? 宋朝政府各部委公务员齐声欢呼“弄死他”“弄死他”，数百年后，一个叫袁崇焕的军阀也这样死于“民意”。
大宋选择秦太师的比较优势经济路线，有着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背景。
宋高宗主义秦桧思想是非常合理正确的选择。对中华文明的信心来源于，我们有着可以同化任何侵略者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在饱受侵略时反而能够更加 发达的迷人前景，中华文明一向习惯在殖民地统治下浴火重生，辽国打赢了我们成了东三省，元国打赢了我们成为内蒙古，清国打赢了我们成为就了现在的版图，我 们可以放眼去想，八国联军如果赢了，那现在的中国将包括欧洲的版图，日本要是赢了，现在中国将多了一个大省，这是多么伟大的力量！！
秦桧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指引下，大宋的经济非常繁荣，迎来了中兴盛世，有诗为证“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以至于“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秦桧主动迎合辽国，积极合作，为中华文明开出更鲜艳灿烂的花朵，奉献了一生，秦桧思想，是民族的救星，永远闪耀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