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必然会导致政治不稳定，这可没办法让政府更有动力开展改革。
极权主义政权或许善于部署资本和劳动力，以实现粗犷的经济增长。但专制国家并不擅长培育创新和创造力，它们也很少能在没有思想或言论自由的地方兴起。尽管“要经济增长，不要示威游行”在过去似乎行得通，但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官僚主义的指挥和控制结构，在应对公民更复杂的诉求时就会遇到困难。
“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创新，为移居城市的人口提供更多服务，”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说。“它还面临着环境压力，人口构成也在剧烈变化，需要扶养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劳动人口的比例却日渐萎缩。
很容易出差错。农村地区对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投入很少。尽管城镇地区的学校取得了进步，但农村教育质量的低下却说明，随着在发展阶梯上攀升，中国可能会面临严重缺乏技术性工人的问题。
中国一连串的五年计划只给地方政府官员立了一个目标：增长。这让他们开始大量举债，兴修从公路到工业园的一切设施。这些项目往往会让地方官员及其家人拿到丰厚的回扣。
“在带来投资和增长方面，地方政府一直非常成功，这是中国取得非凡增长的原因之一，”杜大伟写道。“另一方面，在环保或社会服务等公共领域，他们并未投入同样多的努力。”
为理解中国的困境，杜大伟将中国的经历与一些最有名的故事进行了比较。这些故事讲述的是过去半个世纪里，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一些国家。它们分别是在70年代初达到中国当前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日本、在80年代初跨过这道门槛的台湾，以及在1990年前后达到这个水平的韩国。
最明显的地方不是这三个国家全都都遵循了类似的道路，而是中国偏离了它们的轨迹。
在这三个国家，家庭支出一直是主要的需求来源。但当它们变得大致和眼下的中国一样富裕时，家庭支出逐渐降低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一半。在发展初期大幅上涨的投资率，也在同期达到顶峰，大致占GDP的35%。
按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颠倒了：家庭的消费支出只占GDP的35%，处于全世界最低的水平。而投资率却非常高，接近GDP的50%，但这种投资的生产率却相当差。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中国在管理经济时的威权主义控制方式。由于向城市的合法迁徙受到限制，产生了一个由没有城市合法居留地位的务工人员构成的底层，他们辛苦劳作，但却工资微薄。这抑制了消费支出，阻碍了城市发展。国有垄断企业把大量利润用来再投资，而不是让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接近零的存款利率为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贷款，却不利于储户。
这意味着中国的转型会复杂得多。日本、台湾和韩国开始转型时，都存在大量贸易逆差。投资率下降时，它们的逆差才变成顺差，带动了增长。和它们不同的是，中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巨额的顺差。但依然脆弱的世界经济，无法再吸纳更多的中国出口。
还有民主的赤字。中国目前所需的改革，要求让民众富裕起来，因为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说穿了，其实就是“让利于民”的意思）。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中国高层才反复承诺要改革并且“再平衡”倾斜的经济，但却没有做出多少实际行动。正如IMF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的，在大部分领域，中国的进展“只是减缓了脆弱性上升的速度”。
金融市场或许正是因此而受到惊吓。“中国也不确定十年后的经济和社会将是什么样的，”李侃如说。
如果中国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