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中国北部重要的海港工业城市，距北京仅半个多小时的高铁车程。中国政府最近启动的超级城市计划，即以它和北京为中心。世界500强企业有大约100家前来投资，据称，天津将因此崛起，成为未来中国超级城市的典范。
但是，8月12日晚间的一声巨响，给这梦想抹上了一层浓厚的血色。这是天津开发区瑞海危险品仓库大爆炸的巨响，附近建筑皆沦为废墟，爆炸导致100多人死亡，数以千计的当地居民流离失所，其中很多人仍对政府的不力应对感到愤怒。
这只是此起彼伏的化工爆炸的一环：此前一周，有江苏常州新东化工爆炸；此前两周，有常州燕京石化爆炸；此前三周，有山东日照化工爆炸。据媒体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化工爆炸已达13起，造成至少10人死亡，92人受伤或送医。
其他工业灾害也不在少数。中国劳工通讯制作的《中国安全事故地图》显示，前七个月灾害总数已达314起，平均每天1.5起。其中，仅建筑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三项，即因事故死亡至少750人。
这种不断循环的人为灾害是体制失败的直接结果。
中国不是没有安全生产制度，但缺乏铁齿钢牙，往往被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利益集团架空。中国的地方政府早已经公司化，普遍追求最大利益。
架空安全生产制度的另一只手，则是腐败。仍以天津大爆炸为例。中国媒体本周报道称，瑞海的两名主要股东利用亲属关系获得了在该仓库储存危险品的许可，这明显违反了禁止在距离居民区不到1000米的区域兴建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规定。
问题众所周知，却受到体制的强力庇护。七年前的汶川大地震，记者还可以深入现场采访。很多医院和学校的建筑在地震中倒塌，记者对豆腐渣工程及建筑法规执法不严的现象提出质疑。当局似乎吸取了教训：如今，记者的灾难现场报道已经很少见。
两个多月前，中部城市武汉发生死亡434人之巨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官方更第一时间布下层层封锁线，把所有自发前往现场采访的记者成功拦截在外。中国的维稳和文宣体系已经发展成世上最强大的真相粉碎机，任何灾害事件一旦发生，第一反应就是封口。
此次天津大爆炸，政府明显把媒体当作比化学品更可怕的敌人。本地媒体集体沉默长达十多个小时。网管部门更以打击谣言为名，下狠手封杀自媒体，永久性和临时性关闭360多个微博微信账号。此举制造了恐慌，甚至导致网上出现更多针对政府的评论和批评。
拒绝真相，目的是拒绝反思，拒绝问责。这是中国特色之更大特色。即追求无限权力，但不愿负任何责任。
天津市长黄兴国在上周三出席新闻发布会，并迈出重要一步，公开道歉：“作为天津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个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还承认天津市没有做好与媒体的沟通工作。
但如果政府继续隐瞒调查真相，惩处替罪羊，而不是那些真正应该负责的人，这种公开自责的表态就没什么意义。
说中国完全没有问责，也不合事实，中国曾广泛推行的一票否决，就是一种有效的问责制。但此类问责，仅限保卫国家政权等领域，如维稳、如强制计生。任 何地方首长在这些领域稍有懈怠，都会立遭“否决”即无条件免职。实际是以这种畸形的问责制，自上而下地绑架整个官僚机器，迫其集体作恶。结果导致官员们不 遗余力地隐瞒事故或伪造数据以保住官位。
所有这些特色，最终都指向中国体制之最大特色，即不对人民负责，尤其不对生命负责，而只对权力负责。
这么一个政权为本、人民福祉为轻尤其生命为轻的体制，如何可能把防灾尤其防止各种工业灾害当重中之重呢？这就注定了中国政府很难具备与其经济高增长尤其工业高增长相匹配的防灾决心与能力。
解决之道则是老生常谈，即还权于民。必须当人民有权，才能够真正监督政府，问责才会落到实处，政府才不敢懈怠，不敢轻贱生命。经济高增长尤其工业高增长带来的风险，也才可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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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国家就是这样：草菅人命，人命不值钱。
但是，8月12日晚间的一声巨响，给这梦想抹上了一层浓厚的血色。这是天津开发区瑞海危险品仓库大爆炸的巨响，附近建筑皆沦为废墟，爆炸导致100多人死亡，数以千计的当地居民流离失所，其中很多人仍对政府的不力应对感到愤怒。
这只是此起彼伏的化工爆炸的一环：此前一周，有江苏常州新东化工爆炸；此前两周，有常州燕京石化爆炸；此前三周，有山东日照化工爆炸。据媒体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化工爆炸已达13起，造成至少10人死亡，92人受伤或送医。
其他工业灾害也不在少数。中国劳工通讯制作的《中国安全事故地图》显示，前七个月灾害总数已达314起，平均每天1.5起。其中，仅建筑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三项，即因事故死亡至少750人。
这种不断循环的人为灾害是体制失败的直接结果。
中国不是没有安全生产制度，但缺乏铁齿钢牙，往往被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利益集团架空。中国的地方政府早已经公司化，普遍追求最大利益。
架空安全生产制度的另一只手，则是腐败。仍以天津大爆炸为例。中国媒体本周报道称，瑞海的两名主要股东利用亲属关系获得了在该仓库储存危险品的许可，这明显违反了禁止在距离居民区不到1000米的区域兴建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规定。
问题众所周知，却受到体制的强力庇护。七年前的汶川大地震，记者还可以深入现场采访。很多医院和学校的建筑在地震中倒塌，记者对豆腐渣工程及建筑法规执法不严的现象提出质疑。当局似乎吸取了教训：如今，记者的灾难现场报道已经很少见。
两个多月前，中部城市武汉发生死亡434人之巨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官方更第一时间布下层层封锁线，把所有自发前往现场采访的记者成功拦截在外。中国的维稳和文宣体系已经发展成世上最强大的真相粉碎机，任何灾害事件一旦发生，第一反应就是封口。
此次天津大爆炸，政府明显把媒体当作比化学品更可怕的敌人。本地媒体集体沉默长达十多个小时。网管部门更以打击谣言为名，下狠手封杀自媒体，永久性和临时性关闭360多个微博微信账号。此举制造了恐慌，甚至导致网上出现更多针对政府的评论和批评。
拒绝真相，目的是拒绝反思，拒绝问责。这是中国特色之更大特色。即追求无限权力，但不愿负任何责任。
天津市长黄兴国在上周三出席新闻发布会，并迈出重要一步，公开道歉：“作为天津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个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还承认天津市没有做好与媒体的沟通工作。
但如果政府继续隐瞒调查真相，惩处替罪羊，而不是那些真正应该负责的人，这种公开自责的表态就没什么意义。
说中国完全没有问责，也不合事实，中国曾广泛推行的一票否决，就是一种有效的问责制。但此类问责，仅限保卫国家政权等领域，如维稳、如强制计生。任 何地方首长在这些领域稍有懈怠，都会立遭“否决”即无条件免职。实际是以这种畸形的问责制，自上而下地绑架整个官僚机器，迫其集体作恶。结果导致官员们不 遗余力地隐瞒事故或伪造数据以保住官位。
所有这些特色，最终都指向中国体制之最大特色，即不对人民负责，尤其不对生命负责，而只对权力负责。
这么一个政权为本、人民福祉为轻尤其生命为轻的体制，如何可能把防灾尤其防止各种工业灾害当重中之重呢？这就注定了中国政府很难具备与其经济高增长尤其工业高增长相匹配的防灾决心与能力。
解决之道则是老生常谈，即还权于民。必须当人民有权，才能够真正监督政府，问责才会落到实处，政府才不敢懈怠，不敢轻贱生命。经济高增长尤其工业高增长带来的风险，也才可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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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国家就是这样：草菅人命，人命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