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过不少事例，人类社会会因为错过一位历史人物，而留下无穷遗憾。错过以事功为主的历史人物，比如张居正，人们会因万历中期之后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发出“世间再无张居正”的感叹，但对那些想从思想上扳历史道岔的人，世人很难认识他的价值。
这是我读《中国人胡适之》这本书的感受。
胡适与陈独秀：中国现化代的两大路标
关于胡适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有不少，但这年头静下心来认真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刘乃顺与田崇雪二位作者将胡适的一生写成长篇文学纪实剧本，就是想通过电视剧这一形式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胡适、了解胡适。由于作者本着再现历史的宗旨，因此这本书绝不是戏说之类，所言大抵皆有所本。对于那些对历史有兴趣但不想花太多精力的当代中国人来说，这本书不失为一个好的普及读本。
我对书中再现胡适与陈独秀这两位道不同，但友谊之弦却始终未断的“恩怨之交”很感兴趣。
陈独秀晚年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元培）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此语诚然不错，但是，就思想影响的后果来说，应该说是陈氏甚大，因为在1910-1920年代，当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一齐涌进中国之时，无论是当时还是其后的20余年间，中国青年当中的知识者，大都选择了全世界风行的左倾思潮，即社会主义思潮。
胡适所生活的时代，正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徘徊于十字路口的时期。这个“十字路口”，是中国知识精英对西方两大政治思潮进行取舍之时。其时，崇尚英美制度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崇拜法国大革命加上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潮同时进入中国，影响的不仅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更影响到中国后来政治路径的选择，即选择以英美为代表的稳健型发展模式和以法俄为代表的激变型发展模式。
胡适留美10年，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深受自由主义的浸染，终身都对美国民主政治顶礼有加，一直将美国视为近代化成功的典范，对浪漫主义情怀贯彻始终的法国大革命则持批评态度，斥责“浪漫病”为“懒病”，不懂“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直到晚年，胡适还不改初衷：“美国开国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能在三百多年中，开拓了那么大的地域，成为文化最高，人民生活最安乐，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实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一生与胡适过从甚密的陈独秀，则是法国大革命的狂热崇拜者，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他写道：“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陈独秀不独推崇法国人的革命精神，还特别推崇法国文学，在《欧洲文艺谈》中将法国文学艺术的各个流派，诸如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介绍到中国，引发了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兴趣。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陈独秀热情洋溢地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国民之觉悟》，盛赞“这次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断言“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关键。”
胡陈二位，对1910-20年代中国青年一代影响甚巨。胡适笃信自由主义，推崇美国民主，他在“五四”时期大力宣传实验主义，表面上看是在传播其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理论，但实际上是在挖掘美国民主制度的理论精髓。因此，在向中国人介绍美国民主制度时，胡适特别强调美国民主的精粹乃是民治，这恰好是当时以及后来研究美国民主制度的人士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
陈独秀则从法国的大革命走到俄国的十月革命，从卢梭的激进民主主义走到列宁的社会主义，并成为中共创始人及第一任总书记，在于他深信只有效仿法俄，用革命手段破坏一个旧世界，用强力推行一种新制度，才能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至于陈独秀晚年历尽沧桑，重新反思苏联经验，那只是完成他退隐之后的个人思想修炼，对中国社会思潮几乎未产生影响。
《中国人胡适之》因为是纪实文学剧本，处理胡陈二位思想交锋的场景很灵活，二人晤谈，朋友宴饮、讨论杂志事务，时见二人激烈辩论。五四之后，陈独秀三度入狱，胡适均奔走营救。陈出狱之后二人刚见面，立即就政治观点争论不休。对二人这种恩怨相缠的友谊，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言做了最好的概括：“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这种君子之交，让我们这些身处今天的知识界后辈看了既感动，又深为羡慕，如今，激进日益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志，一言不合，激进者即在政治上宣判主张改良者“被中共收买”，期望招安，友道荡然，交谊无存。
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
胡适的政治理想，要言之，主要包括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好人政府”、民治等三方面。
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胡适崇尚欧美的个人主义，认为源自欧洲18-19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就了无数爱自由甚于爱面包、爱真理之人，然后才有欧美的文明世界。因此，当北洋政府号召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换求国家的自由”之时，胡适针锋相对地对青年大声疾呼：“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反观今天，经过几十年中共意识形态教育，国家与个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大多数中国青年一代那里，已经被搅成一锅粥，个人主义被当作自私自利加以批判，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被视为不容辩驳的“真理”。
胡适的“好人政府”主张，使胡适至今仍被事功的学者们所嘲笑。2012年，《人民日报》文史论坛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政之殇”系列中，专写一篇《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称“‘好人政治’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破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遭遇惨痛失败，……不打倒军阀，空谈‘好政府’，反而会起到掩盖和粉饰军阀黑暗统治的作用”。
胡适真有那么幼稚么？历史上真有过“好人政治”的实践么？
1922年5月13日，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第二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该文是一份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署的政治提议。
这一提议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应该以“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提议”对今后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是：“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现在的具体主张是：“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等。
随后，胡适等16人草拟一份《政治计划》送呈吴佩孚征求意见，吴应承将考虑请部分社会名流组织一个新的“好人内阁”，以辅佐国政。吴佩孚这一考虑其实是买椟还珠式的采纳，完全忽视了制约权力与塑造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根本，将吸纳部分贤能组建“好人内阁”当作建立“好人政府”的全部。
即便在今天来看，胡适的主张除了第三点是针对当时政治局势的主张因而具有时效性之外，其余的主张仍然是今天中国那些宪政主张者努力谋求而无法达到的目标。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强调的其实是权力制约，只有将权力置于监督制约之下，才能出“好人政府”，以今人的理解力，估计只要不是有意曲解，一般都不会再误解这一点。
（《中国人胡适之》，田崇雪、刘乃顺著，上、中、下三册，台湾远景出版社2015年出版）
胡适对“民治”的孜孜讲求
胡适一直将开启民智当作首要事务，认为“民众素质的提高是实现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亲力亲为创办多本杂志，以承担思想传播重任。
胡适一直强调：政治如果没有人民的参与，一定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因此，胡适主张，首先要争取公民自由的权利，其次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二者不可偏废。
更可贵的是：胡适将民主的实践放在与民主理念的传播同样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在民治国家里，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引导民众参与政治。他笃信民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教育，针对政客们以民众智识不足为由拒绝或延缓实行民治反驳道：“人民参政不需要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经验。……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或不敢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是怎样引导鼓励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或敢于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次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素质训练。”类似言论在《胡适日记全集》（台湾联经，2004年版）里随处可见。
与官方研究者很不相同，《中国人胡适之》的两位作者在书中对胡适关于民治、人权的表述可谓浓墨重彩，让人得窥胡适思想底蕴。
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中国始终“不合时宜”？
胡适终生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方向性的大问题，坚持中国应该走以民治为特点的美式民主道路，在各种压力与时髦政治思潮中的推挤下，他始终未改其志。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对白话文运动的黄侃曾讽刺胡适说：“你不应该叫胡适，你应该叫‘往哪里去’”。中国古文中，“胡适之”是“何往”之意，黄侃的这一讽刺歪打正着，对概括胡适的一生很有象征意义。
比之于年龄略小于胡适的另一位文化巨擘郭沫若，胡适的坚持更显其珍贵。我家乡有一位因划成右派而从北京某大学流放到籍贯所在地教中学的乡贤，曾在课堂上讽刺地谈到：“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郭老沫若先生，可谓认识错误迅速，改正错误坚决，一天一个观点”。这话可算是对郭沫若一生行状的至评。胡适与郭沫若二人，正好代表了中国文化人品格的两极。这位教师在文革中因各种“反动言论”而被学校的红卫兵批斗，绝望之下用铁丝穿耳自杀未遂，落下终身残疾，晚景凄凉。
十余年前，国内有人曾以“错过胡适一百年”为标题，评析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未能行之于中国所造成的历史遗憾。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接受什么思想，其实也有“路径依赖”，目前，中国执政者回归专制的倾向日益强烈，民间“回到革命”的呼声亦日见高亢，专制与革命这对基因相同的挛生兄弟再度君临中国。此时此刻，重温胡适思想及其为何不合中国的“时宜”，更能让人认清1840年以来直至今天的历史路径，洞察中国的未来走向。
胡适主张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在当时就“不合时宜”。如果说在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胡适还有一些追随者，到了“救亡压倒启蒙”之后，自由主义理念在中国已没有多少市场。30年代中期，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曾展开民主与专制的讨论，胡适的一些好友，如丁文江、蒋延黻、钱端升等纷纷认同“强人政治”，胡适捍卫美式民主政治的主张几成空谷足音。
更可悲的是，他的自由主义理念甚至未能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其次子胡思杜。胡适终生崇尚美国民主政治，坚决否认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性，因其政治主张与文学主张遭受鲁迅持之以恒并极其刻薄的批评，即使在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他仍然灵台清明，不象别人那样“西瓜偎大边”，投靠胜利者，而是在共产极权与国民党的威权政治当中，“两害相权取其轻”，毅然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但他的儿子胡思杜短短30多年的人生，几乎就是一位精神弑父者的一生，他受到时代潮流全面左倾的影响，迷恋于“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信仰共产主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无心读书，多门成绩不及格，遭到美国驱逐；对鲁迅礼敬有加；1949年拒绝与父亲同至台湾，选择留在大陆，最终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至今，中国执政者仍视“宪政”二字如洪水猛兽，就在今年7月26日，《人民日报》还刊发整版文章，揭露“美式民主的虚伪”，展示“美国民主的困境”。为了红色政治集团的一党私利，许多学者还在不断地贡献着各种绕开民主、绕开权力制衡的“顶层设计”。7月上旬，《南风窗》发表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淡宁《中国贤能政治的未来》，称贤能政治在中国有深厚的根源，调查一再显示，大部分人更支持“监护人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是自由民主话语。由监护人授权能干的官员承担起维护社会利益的责任。并明确提出：中央级政府领导人应通过贤能制度选拔，而下级政府领导官员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上层如此，那么底层如何？这点，我在《革命的一只鞋已经落地》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共几十年以来的意识形态教育培养了大批穷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社会不公来源于资产阶级的剥削，通过“剥夺剥夺者”的革命达成平等（其实就是结果均等），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良方。
身处专制与革命的夹缝之中，中国错过胡适，可能不是一百年，而是更长的时间。也许，再过20年，当地球上的“失败国家”名单中再增添几个国家时，比较政治研究会增加一个现在看来政治不正确的新课题，即有些国家为什么与民主无缘。
重温胡适，是为了中国有个光明的未来
这种制度选择上的“路径依赖”，其文化政治惯性之大，会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作用，作者在全书结尾处为胡适虚拟了一梦：与蒋介石、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在天国相遇时，胡适抱怨说自己说了一辈子话，没人听，教书教了一辈子，没人理；写书写了一辈子，没人看。这其实不仅是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过去”之概括，也是对其命运“未来”之预示。
财新网前一向刊登了丛日云一篇文章，认真剖析中国人对个人主义认识之谬，指出“个人主义不是中国语境下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在西方，它首先是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社会共同体的性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本体论认识。”看过这篇文章的读者，不少为其叫好。可惜他们不知，这是胡适先生在1910年代-1920年代就努力在普及的自由主义常识。
正因为发现中国人仍然踯躅在“专制与革命”这个怪圈之中，本书两位作者花时数年，倾注心血，写成了这本“不合时宜”的书，期望通过电视剧这种形式，将终生“坚持反（对）革命的社会变革立场”的胡适介绍给今天的中国人。刘乃顺先生是一位由作家而进入商界的成功企业家，审时度势是其强项。但他审的不是一己之身的时势，而是中国未来命运之时势，因此，在中国人革命思潮再起、中国出版界、影视界除商业化之外别无考量之时，逆势而上，推出了这本“不合时宜”之作。
在细读这本《中国人胡适之》之时，我能够体会到刘乃顺先生的一片苦心，他是在潜心思考“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如何才能上轨道——公开的、透明的、宪政的政府和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如同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对胡适的理解一样。
这其实也是我对历史的一点卑微祈求。我相信，还有不少明达之人也与我一般，抱持同样愿望。
（《中国人胡适之》，田崇雪、刘乃顺著，上、中、下三册，台湾远景出版社2015年出版）
这是我读《中国人胡适之》这本书的感受。
胡适与陈独秀：中国现化代的两大路标
关于胡适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有不少，但这年头静下心来认真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刘乃顺与田崇雪二位作者将胡适的一生写成长篇文学纪实剧本，就是想通过电视剧这一形式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胡适、了解胡适。由于作者本着再现历史的宗旨，因此这本书绝不是戏说之类，所言大抵皆有所本。对于那些对历史有兴趣但不想花太多精力的当代中国人来说，这本书不失为一个好的普及读本。
我对书中再现胡适与陈独秀这两位道不同，但友谊之弦却始终未断的“恩怨之交”很感兴趣。
陈独秀晚年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元培）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此语诚然不错，但是，就思想影响的后果来说，应该说是陈氏甚大，因为在1910-1920年代，当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一齐涌进中国之时，无论是当时还是其后的20余年间，中国青年当中的知识者，大都选择了全世界风行的左倾思潮，即社会主义思潮。
胡适所生活的时代，正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徘徊于十字路口的时期。这个“十字路口”，是中国知识精英对西方两大政治思潮进行取舍之时。其时，崇尚英美制度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崇拜法国大革命加上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潮同时进入中国，影响的不仅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更影响到中国后来政治路径的选择，即选择以英美为代表的稳健型发展模式和以法俄为代表的激变型发展模式。
胡适留美10年，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深受自由主义的浸染，终身都对美国民主政治顶礼有加，一直将美国视为近代化成功的典范，对浪漫主义情怀贯彻始终的法国大革命则持批评态度，斥责“浪漫病”为“懒病”，不懂“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直到晚年，胡适还不改初衷：“美国开国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能在三百多年中，开拓了那么大的地域，成为文化最高，人民生活最安乐，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实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一生与胡适过从甚密的陈独秀，则是法国大革命的狂热崇拜者，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他写道：“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陈独秀不独推崇法国人的革命精神，还特别推崇法国文学，在《欧洲文艺谈》中将法国文学艺术的各个流派，诸如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介绍到中国，引发了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兴趣。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陈独秀热情洋溢地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国民之觉悟》，盛赞“这次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断言“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关键。”
胡陈二位，对1910-20年代中国青年一代影响甚巨。胡适笃信自由主义，推崇美国民主，他在“五四”时期大力宣传实验主义，表面上看是在传播其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理论，但实际上是在挖掘美国民主制度的理论精髓。因此，在向中国人介绍美国民主制度时，胡适特别强调美国民主的精粹乃是民治，这恰好是当时以及后来研究美国民主制度的人士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
陈独秀则从法国的大革命走到俄国的十月革命，从卢梭的激进民主主义走到列宁的社会主义，并成为中共创始人及第一任总书记，在于他深信只有效仿法俄，用革命手段破坏一个旧世界，用强力推行一种新制度，才能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至于陈独秀晚年历尽沧桑，重新反思苏联经验，那只是完成他退隐之后的个人思想修炼，对中国社会思潮几乎未产生影响。
《中国人胡适之》因为是纪实文学剧本，处理胡陈二位思想交锋的场景很灵活，二人晤谈，朋友宴饮、讨论杂志事务，时见二人激烈辩论。五四之后，陈独秀三度入狱，胡适均奔走营救。陈出狱之后二人刚见面，立即就政治观点争论不休。对二人这种恩怨相缠的友谊，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言做了最好的概括：“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这种君子之交，让我们这些身处今天的知识界后辈看了既感动，又深为羡慕，如今，激进日益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志，一言不合，激进者即在政治上宣判主张改良者“被中共收买”，期望招安，友道荡然，交谊无存。
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
胡适的政治理想，要言之，主要包括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好人政府”、民治等三方面。
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胡适崇尚欧美的个人主义，认为源自欧洲18-19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就了无数爱自由甚于爱面包、爱真理之人，然后才有欧美的文明世界。因此，当北洋政府号召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换求国家的自由”之时，胡适针锋相对地对青年大声疾呼：“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反观今天，经过几十年中共意识形态教育，国家与个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大多数中国青年一代那里，已经被搅成一锅粥，个人主义被当作自私自利加以批判，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被视为不容辩驳的“真理”。
胡适的“好人政府”主张，使胡适至今仍被事功的学者们所嘲笑。2012年，《人民日报》文史论坛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政之殇”系列中，专写一篇《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称“‘好人政治’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破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遭遇惨痛失败，……不打倒军阀，空谈‘好政府’，反而会起到掩盖和粉饰军阀黑暗统治的作用”。
胡适真有那么幼稚么？历史上真有过“好人政治”的实践么？
1922年5月13日，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第二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该文是一份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署的政治提议。
这一提议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应该以“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提议”对今后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是：“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现在的具体主张是：“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等。
随后，胡适等16人草拟一份《政治计划》送呈吴佩孚征求意见，吴应承将考虑请部分社会名流组织一个新的“好人内阁”，以辅佐国政。吴佩孚这一考虑其实是买椟还珠式的采纳，完全忽视了制约权力与塑造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根本，将吸纳部分贤能组建“好人内阁”当作建立“好人政府”的全部。
即便在今天来看，胡适的主张除了第三点是针对当时政治局势的主张因而具有时效性之外，其余的主张仍然是今天中国那些宪政主张者努力谋求而无法达到的目标。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强调的其实是权力制约，只有将权力置于监督制约之下，才能出“好人政府”，以今人的理解力，估计只要不是有意曲解，一般都不会再误解这一点。
（《中国人胡适之》，田崇雪、刘乃顺著，上、中、下三册，台湾远景出版社2015年出版）
胡适对“民治”的孜孜讲求
胡适一直将开启民智当作首要事务，认为“民众素质的提高是实现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亲力亲为创办多本杂志，以承担思想传播重任。
胡适一直强调：政治如果没有人民的参与，一定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因此，胡适主张，首先要争取公民自由的权利，其次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二者不可偏废。
更可贵的是：胡适将民主的实践放在与民主理念的传播同样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在民治国家里，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引导民众参与政治。他笃信民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教育，针对政客们以民众智识不足为由拒绝或延缓实行民治反驳道：“人民参政不需要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经验。……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或不敢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是怎样引导鼓励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或敢于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次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素质训练。”类似言论在《胡适日记全集》（台湾联经，2004年版）里随处可见。
与官方研究者很不相同，《中国人胡适之》的两位作者在书中对胡适关于民治、人权的表述可谓浓墨重彩，让人得窥胡适思想底蕴。
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中国始终“不合时宜”？
胡适终生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方向性的大问题，坚持中国应该走以民治为特点的美式民主道路，在各种压力与时髦政治思潮中的推挤下，他始终未改其志。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对白话文运动的黄侃曾讽刺胡适说：“你不应该叫胡适，你应该叫‘往哪里去’”。中国古文中，“胡适之”是“何往”之意，黄侃的这一讽刺歪打正着，对概括胡适的一生很有象征意义。
比之于年龄略小于胡适的另一位文化巨擘郭沫若，胡适的坚持更显其珍贵。我家乡有一位因划成右派而从北京某大学流放到籍贯所在地教中学的乡贤，曾在课堂上讽刺地谈到：“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郭老沫若先生，可谓认识错误迅速，改正错误坚决，一天一个观点”。这话可算是对郭沫若一生行状的至评。胡适与郭沫若二人，正好代表了中国文化人品格的两极。这位教师在文革中因各种“反动言论”而被学校的红卫兵批斗，绝望之下用铁丝穿耳自杀未遂，落下终身残疾，晚景凄凉。
十余年前，国内有人曾以“错过胡适一百年”为标题，评析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未能行之于中国所造成的历史遗憾。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接受什么思想，其实也有“路径依赖”，目前，中国执政者回归专制的倾向日益强烈，民间“回到革命”的呼声亦日见高亢，专制与革命这对基因相同的挛生兄弟再度君临中国。此时此刻，重温胡适思想及其为何不合中国的“时宜”，更能让人认清1840年以来直至今天的历史路径，洞察中国的未来走向。
胡适主张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在当时就“不合时宜”。如果说在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胡适还有一些追随者，到了“救亡压倒启蒙”之后，自由主义理念在中国已没有多少市场。30年代中期，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曾展开民主与专制的讨论，胡适的一些好友，如丁文江、蒋延黻、钱端升等纷纷认同“强人政治”，胡适捍卫美式民主政治的主张几成空谷足音。
更可悲的是，他的自由主义理念甚至未能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其次子胡思杜。胡适终生崇尚美国民主政治，坚决否认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性，因其政治主张与文学主张遭受鲁迅持之以恒并极其刻薄的批评，即使在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他仍然灵台清明，不象别人那样“西瓜偎大边”，投靠胜利者，而是在共产极权与国民党的威权政治当中，“两害相权取其轻”，毅然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但他的儿子胡思杜短短30多年的人生，几乎就是一位精神弑父者的一生，他受到时代潮流全面左倾的影响，迷恋于“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信仰共产主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无心读书，多门成绩不及格，遭到美国驱逐；对鲁迅礼敬有加；1949年拒绝与父亲同至台湾，选择留在大陆，最终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至今，中国执政者仍视“宪政”二字如洪水猛兽，就在今年7月26日，《人民日报》还刊发整版文章，揭露“美式民主的虚伪”，展示“美国民主的困境”。为了红色政治集团的一党私利，许多学者还在不断地贡献着各种绕开民主、绕开权力制衡的“顶层设计”。7月上旬，《南风窗》发表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淡宁《中国贤能政治的未来》，称贤能政治在中国有深厚的根源，调查一再显示，大部分人更支持“监护人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是自由民主话语。由监护人授权能干的官员承担起维护社会利益的责任。并明确提出：中央级政府领导人应通过贤能制度选拔，而下级政府领导官员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上层如此，那么底层如何？这点，我在《革命的一只鞋已经落地》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共几十年以来的意识形态教育培养了大批穷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社会不公来源于资产阶级的剥削，通过“剥夺剥夺者”的革命达成平等（其实就是结果均等），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良方。
身处专制与革命的夹缝之中，中国错过胡适，可能不是一百年，而是更长的时间。也许，再过20年，当地球上的“失败国家”名单中再增添几个国家时，比较政治研究会增加一个现在看来政治不正确的新课题，即有些国家为什么与民主无缘。
重温胡适，是为了中国有个光明的未来
这种制度选择上的“路径依赖”，其文化政治惯性之大，会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作用，作者在全书结尾处为胡适虚拟了一梦：与蒋介石、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在天国相遇时，胡适抱怨说自己说了一辈子话，没人听，教书教了一辈子，没人理；写书写了一辈子，没人看。这其实不仅是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过去”之概括，也是对其命运“未来”之预示。
财新网前一向刊登了丛日云一篇文章，认真剖析中国人对个人主义认识之谬，指出“个人主义不是中国语境下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在西方，它首先是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社会共同体的性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本体论认识。”看过这篇文章的读者，不少为其叫好。可惜他们不知，这是胡适先生在1910年代-1920年代就努力在普及的自由主义常识。
正因为发现中国人仍然踯躅在“专制与革命”这个怪圈之中，本书两位作者花时数年，倾注心血，写成了这本“不合时宜”的书，期望通过电视剧这种形式，将终生“坚持反（对）革命的社会变革立场”的胡适介绍给今天的中国人。刘乃顺先生是一位由作家而进入商界的成功企业家，审时度势是其强项。但他审的不是一己之身的时势，而是中国未来命运之时势，因此，在中国人革命思潮再起、中国出版界、影视界除商业化之外别无考量之时，逆势而上，推出了这本“不合时宜”之作。
在细读这本《中国人胡适之》之时，我能够体会到刘乃顺先生的一片苦心，他是在潜心思考“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如何才能上轨道——公开的、透明的、宪政的政府和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如同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对胡适的理解一样。
这其实也是我对历史的一点卑微祈求。我相信，还有不少明达之人也与我一般，抱持同样愿望。
（《中国人胡适之》，田崇雪、刘乃顺著，上、中、下三册，台湾远景出版社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