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北京将以阅兵的方式纪念抗战70周年。很多评论认为这是北京炫兵演武，我认为习近平的首要目标并不在此，主要在于他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对军队已达成完全控制，所谓“纪念抗战70周年”只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展示窗口罢了。
如果北京当局真要纪念抗战70周年，那就应该做三件事情，以显示纪念诚意。
一、还原抗战历史真相
一部八年抗战史，在中共的重重谎言堆积之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我读小学时，高小五年级教科书收有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节选，重点论述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老师要求学生全文背诵：“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摘桃子”成为1949年后中国语言中窃取他人果实的习用语，始于毛这篇“雄文”。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八年抗战，挑水的人是蒋介石，摘桃子的人是毛泽东。但与我同时代的中国人，多数人离开中小学后就未读过多少书，因此通过这篇文章与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接受了“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谎言，根本不知道在八年抗战期间，在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上，95%以上的主力都是国民党军队。那著名的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中，就有几十万国军将士阵亡；他们当然更不知道八年抗战当中，国军阵亡的将官有200多人，包括8位上将，45位中将，其中有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而自称抗战主力的共军只阵亡了两个少将。黄埔军校在大陆期间一共办了23期，其中1945年以前（含1945年）毕业的共有19期，计37000多人。这些黄埔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总共牺牲两万多人，60%至70%阵亡。
当时人用“一寸山河一寸血”来形容国军抗战之悲壮惨烈，实非虚言。
我是湖南邵阳人，但少年时居然不知抗日名将廖耀湘是我的前辈乡贤。1972年我去湘西修铁路，在芷江看到其时已成断垣残壁的受降纪念碑遗址，好奇心起，询问当地有文化的前辈老人，才算是推开了这段历史的一条门缝，知道了廖耀湘的身份除“国民党战犯”之外，还是抗日名将，以及他与芷江受降的渊源。廖耀湘与其统率的新六军在抗战中功劳卓著，蒋介石亲自点名廖耀湘的部队担任芷江和南京受降任务。待以后回邵阳后再问家乡老人，才知道那首儿歌“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是将国民党新六军征兵歌词的“新六军”篡改成“新四军”而来。
有了这些“实地考察”得来的历史知识，到复旦大学求学期间，听我的导师朱伯康先生谈他还是青年学子之时，参加过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他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共构筑的历史谎言被一点点撕碎，随着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真实的中国抗战史一点点地被民间还原，但距离全面还原，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比如最近的电影《开罗宣言》，制作者居然用从未出场的毛泽东巨幅影像做海报，说明中共篡改历史之恶习实在难改。
因此，纪念抗战的最好方式，就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从教科书开始正本清源。
二、设立一座抗日将士纪念堂，让忠魂有所依归
300万川军出川抗日的悲壮历史，已经有川籍作家邓贤那本《落日》记述其事。20年前，我初读此书，看到“喋血黄沙”一节时，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因为我知道湖南是八年抗战中战斗最多、最惨烈的主战场之一，侵华日军总兵力35%夹击湖南，国军正面战场总兵力计有四分之一集中在湖南抵抗，长沙、常德、衡阳、湘西4次大会战非常惨烈，衡阳之战，国军抵抗之激烈，让日军损失惨重，因此被日军称为“华南之旅顺之战”。
不管中共如何在纸面上虚构历史，直到上世纪70年代，抗日的不少历史遗迹还留存了不少，最多的就是抗战阵亡将士的埋骨之所。在湘西修铁路时，邵阳分指挥部的民兵连曾平掉一座坟山，从遗物如水壶帽徽等来看，就是国军抗日将士的遗冢，因为附近发生的雪峰山之战，就是抗战期间以湘西为战场的最后一场大战。岳麓山后山曾有一座国军将士集体纪念堂，我70年代末去湖南师大读书时，在后山上还见过遗址与破损的骨灰坛。据50年代就在湖师工作的教师说，这是抗战时期长沙之战时阵亡将士的一个埋骨之所，文革之前尚算完好，文革时成了红卫兵“破四旧”的目标，被砸坏毁损。
这些阵亡的国军抗日将士，为保卫这块土地而捐躯，但只因他们服务的军队隶属当时的国民政府，死后连一块安息之地也被毁损、这是一个什么国度？从此，我开始留心观察中日战争后参战者的命运，包括死后的哀荣。
1999年我曾接受日本外务省邀请访日，瞒着同行之人，悄悄去了一趟靖国神社。在那里，我看到了历次日本对外战争中死亡将士的灵位，东条英机这位甲级战犯的灵位当时放在第四排的灵座当中。在密密麻麻的灵位当中，我还发现一些中国名字，了解到那是在日治时代参加日军作战并战死的台湾人。当时因时间匆忙，看得仓促，心有不甘，其后两次去日本，我都再去靖国神社。2003年，发现神社内已开设了一个战争史馆。
由于靖国神社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摩擦点，我曾问过日本朋友，日本人祭拜靖国神社，是基于什么心理。这位朋友回答说，不管这些对外战争是否正义，但阵亡者都是为这个国家死的，发动战争的责任不应该由他们来负。
日本人对待阵亡将士的心情，我可以充分理解。多年来，萦绕我心头的一个愿望就是：中共政府应该摆脱意识形态桎梏，在国土上建立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堂，将所有能够找到的忠魂名字镌刻在墙上——既让忠魂有所依归，也可以让国人了解这段历史。
三、抚慰仍然在世的国军老兵，还他们荣誉与尊严
与百战余身的将士相比，抗日阵亡将士的命运也许不算悲惨。因为那些百战余身者，之后不是死于国共三年内战，就是进入1949年之后的中共治下的中国，在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的苦海中挣扎。隶属“国民党军队”这个政治符号，注定了他们的一生极为悲惨。
这些人先是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列为与“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同等待遇，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政治贱民；“反右”之后，“四类分子”多了右派这个类别，变成了“五类分子”，但他们还是“国民党反动军人”；到了文革，《公安六条》将他们列入要专政的“二十一种人”，“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中的“军”指的就是他们，轻则被斗争羞辱，重则被褫夺生命。从记事开始，我的街坊、同学家长中就有这类人，他们饱受歧视与摧残。我父亲在医院的同事中，有位前国民党上校军医，叫何其武，医术精湛，高大英俊，是业务骨干，但每有运动，必将波及到他。文革中，他与他那漂亮的妻子及一双儿女被下放至邵阳县农村，1968年那里发生过屠杀“二十一种人”的“黑杀风事件”，从此我再也没有他们任何消息。
那些无一技之长，只能回到农村的国军老兵，命运就更悲惨。《抗战老兵只求国家发件衣服》这篇文章中记载的孙赞高老人，只是抗战老兵当中的普通一员，他的命运就是国军抗战老兵命运的缩影：一生饱受歧视，大多数死于贫病交加与社会歧视之中。少数命长的人到最近几年才被列为五保户，有了一些微薄的生活保障。这些活着的老兵们的唯一期盼，就是他们能够领到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
日本军人及撤到台湾的国军士兵，其命运远比留在中国大陆的国军将士要好。首先，他们不必蒙受“反动军人”这种屈辱。其次，经济待遇不错。日本士兵每月有日本天皇的“恩给”（约为十几万日圆），再加上“定年”（退休工资），生活无忧。那些到了台湾的国军老兵，也有“终生俸”，可以一次领取，也可每月领取，最少的每月约为6万台币。
还原历史真相，是最好的抗战纪念方式。中国国军抗战将士在大陆遭逢的凄惨和不公平遭遇，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页。如今，中国还有不到2000位抗战老兵仍然在世，中共政府应该尽快还原抗战历史真相，将荣誉与尊严还给那些浴血奋战的国军抗战将士。这不仅是对生者与死者在天之灵的抚慰，更是执政者展现智慧、良知和政治胸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