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明的线索
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发明。但是由于发明和想象，与真实相互重叠的缘故，所以在今天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投影。这个投影中间包括一部分真实，也包括一部分想象，它们构成了混合体，自己有了一定的生命力，有了自己的思路和逻辑。其实从本质上讲这是无法认知而又必须认知的物自体。我之所以说，依靠史料的历史是靠不住的，就是因为你所依靠的史料，必须在一个特定的体系中间加以排列组合，才会显示出它的意义。而你排列和运用史料的方法，事先就已经决定了它的意义，否则如果你肯跳出你的体系，重新设计一个体系的话，将原有的史料打碎了重组一下的话，马上就会显出完全不同的意义。一般人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因为他们终生都不会超出自己所掌握的那一点碎片史料的范围，在那个小小的范围之内，他不一定考虑这些事情，就像一个专门制作瓦片的人，他不会去考虑建筑整个结构一样。但实际上他的瓦片和别人的砖石，同样是那样一堆，在不同的建筑师手里面会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果你一定要问，什么是绝对真实的面貌？那么答案应该是，“真实的面貌”是不可信的。历史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或者说是，重构历史的过程，本身就是制造历史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它其中最微妙的东西。你可以用量子力学原理来看，就是说，观察者本身会影响到观察对象。由于你的观察的存在，使原来的不确定性系统、存在着有多个可能性的系统发生坍缩，而坍缩以后的系统，将会确定到你事先没有意料到的一个比较固定的态势上面。每一次在接近历史节点的时候，你认识历史的方式，本身就会决定历史本身。因此在这种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反复循环之中，就形成了一个类似格式塔（Gestalt）式的巨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区别逐步趋于消失。
我们回顾所谓的华夏，或者说所谓的中国存在的过程，那么必须上溯到人类文明产生的真正历程。汉语世界的大多数人——不仅包括大陆上的人，也包括南洋在六十年代以后重新推行普通话教育，用华文教育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基本上他们的体系是一个层累造成的结果。层累造成的结果中，最深一层是在晚清张之洞时代，在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形成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创造了我们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说法。它的基本背景是在当时强势的西方基本上已经征服了世界的情况下，把中国放在印度、波兰、犹太或者是其他古老文明之列，然后教育晚清的中学生和刚刚进入新教育的群体，告诉他们，波兰、印度、犹太这些古老文明都已经灭亡了，而唯有大清还没有灭亡，大清原有的地位其实跟印度这些是比较相近的。因为唯有我们没有灭亡，所以我们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只有我们才能跟近代西方平起平坐。再本着这个精神，产生了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说法。
梁启超把这种说法加以总结，于是就产生了后来的中国、新中国这一系列的概念连环体系。有了这套概念连环体系，然后才产生了所谓的建设新中国、不同类型的新中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诸如此类的叙事体系，国耻教育、反帝教育，或者说是中国和帝国主义、中国和世界体系的种种说法。其实这些说法有许多细节上的差别，例如，现在还有人吵得没完没了，什么抗战、狼牙山五壮士之类的东西，其实它全都在这一个体系之内才有意义，你如果打碎了或者是超越了原有的、这个寿命本身才一百一十年的体系，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就会失去意义。
现在我们来回顾人类文明最初的起源。为什么我非要破除四大文明古国这个体系？就是因为，一方面，它在实证方面的正确性跟非洲中心论是差不多的，它是为了挽救当事人的自尊心而不惜歪曲史实的做法。你要明白，历史解释是有层次性的。首先，所有事实都是可以做不同解释的，而且完全可以解释到立意完全相反。但是，你不能够抹杀或者是推翻已经知道的事实。而非洲中心论的学说或四大文明古国的学说，都是严重破坏了已知的无法推翻的考古学和遗传学的事实。从现在我们发现的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没有四大文明古国或者是非洲中心论所暗示的那种各文明一律平等、多元文化一律平等的依据。文明明显是有等差性的，它像一个同心圆，从一个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而且，中国，或者说东亚这个地区，在这个蔓延的过程中是明显落在后方的。这个落后性，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几千年都没有改变。
具体说就是，最早的文明产生在现在以色列北部和叙利亚西部的那个地方，然后蔓延到两河流域，然后蔓延到埃及，接下来蔓延到印度和希腊，最后才进入到中国、非洲和美洲。中国的地位明显比印度河流域要晚，而印度河流域又要比美索不达米亚要晚。中国比谁早呢？它只是比中美洲和非洲的文明要稍微早一点。论时间来说，比希腊稍微晚一点，比印度晚得更多，比苏美尔（即两河流域下游）和埃及是晚得更彻底的多。在这个基本格局之下，谈论四大文明古国基本上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例如像是湖北和河南现在出土的那些半坡村之类的那些地窑就可以看成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像中亚的谋夫（Merv）古城（位于土库曼斯坦）那些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成片沙漠的地方，甚至在乌克兰草原的斯基泰（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居住地从东欧一直延伸到内蒙古和鄂尔多斯）那些地方，存在着比它早得多、繁盛得多、艺术造诣高得多的文明实体。
如果抹去这些乱七八糟事后建构的说法，真实的次序——从各地以陶器出现为标志，文明不断向东扩张的顺序——大致上有两条线索（见下图）。一条线索从两河流域越过中亚，从塔里木盆地渐渐向中原蔓延。这一条线索非常重要，因为它带来了许多核心技术，例如战车和祭祀的技术。殷商王国的战车技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战车技术是极度相似的，而且这个王朝在它刚刚建立的初期，就是凭着它的战车技术威震周围的各邦，而各邦似乎没有相应的技术，而到殷商王朝的晚期，至少周人已经掌握了大规模战争动员能力，从而打破了殷商的战车垄断。这些事实，如果按照技术扩散的一般规律来说，等于是暗示，要么殷商本身有西来的来源，要么它通过间接传播的方式，优先于其他部族接受了来自于两河流域的文明成果，使它比更东方的和四周的各个文明群体占有了极大的优势。这条线索的路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走，因为古地中海延伸的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在史前时代，地中海往东，里海、咸海这一系列咸水湖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当时的喜马拉雅山没有像现在这样高，中亚的气候没有像现在这么样干旱，通过塔里木盆地这条路线也不像现在这样难走。
第二条路线，我们知道的具体情况要少得多，但是重要性甚至可能更大一些。材料少得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条线路所代表的文明线索走了一条可能是非国家化或者是非组织化的道路。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缺乏大规模的武士团体和有效率的国家组织。这条线索始于印度，通过喜马拉雅山南麓，通过缅甸，通过西南夷，通过红河谷流域和南洋，延伸到巴蜀和长江以南的各山地。我们都知道，在古老文明中，现在人口聚集最多的平原地带实际上是瘴夷之地，是最不适合于居住的地方，因为排水很困难，洪水非常频繁。最早的人类居住地，既不是在高地，也不是在低地，而是在相当于半山坡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洪水淹不到的地方，没有蚊子和疾疫，不需要有很高的技术就能开发。在文明技术进一步提升以后，组织性大大提高以后，他们才会从高地进入低地，排干三角洲和沼地的水，把这些地方变成肥沃的土地。所以在古代，江南、巴蜀这些地区的文明线索，基本上都是从山地向平原扩散，最早的部族实际是在山地的。
最早开发的稻种，来自印度的稻种，基本上是旱稻。仅仅是稻种这一项，就足以使南方的各个群体比中原地区的各个群体享有极大的优势。因为高古时代，也就是殷商时代，中原的各个群体基本上是依赖效率很低的尾稃草属(Urochloa)植物，就是直到孔子时代大家还在吃的黍米，一种很接近于小米的植物。这种植物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它产生出的种子蛋白质的含量是很低的。相反，南方的水稻产量比它高出大概二十倍甚至更多。仅仅是这一项，南方的各个群体在经济、生活方面就要富裕得多。
但是很奇怪的是，在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方面，南方的各个群体确实明显落后。你从浙中地区出土的那些古迹就可以看出，它比二里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或者大汶口（山东泰安岱岳区大汶口镇）的古迹、同时代的那些古迹要富裕得多，他们的玉器更多，雕琢更精致，墓葬也要更多，阶级分化不那么明显。墓葬中间的财物如此丰富，而且雕琢精细，显示出当地的工匠非常发达，而且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享受文明生活的余暇。但是它的武士集团不多，因为出土的戈矛之类的东西不太多，而且身首分离或者是四肢不全的残肢断体非常少。你从他们留下来的那些不完整的尸体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邦国或者群落，规模是不大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似乎顶多就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死亡，缺乏进行长时期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和意志。
而在大汶口或者二里头，物质生活实际上还不如南方，但是他们在同一时期就出现了极其可怕的阶级分化：大的墓主拥有大批的戈矛和殉葬品；小的墓葬——显然是属于穷人的，除了极少数武器以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而且，不仅戈矛之类的东西出土的要多得多，而且经常出现大规模的，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尸体，而这些尸体明显是死于非命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尸体中间甚至是不分性别的。像在陕西南部出土的墓葬中间，就包括十几岁的少女，按现在的说法是少女，在当时肯定已经是壮年女子，是可以承担最重的体力劳动的那种女人，明显是死于暴力，是在战争中被钉头锤之类的武器打死的，身上负伤多达几十处，说明了战争的激烈程度。而南方出土的那些尸体，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人的尸体是不全的，而那些尸体骨骼上面留下的伤痕是非常少的。好像是，死都是因为在意外事件中才送命的。而北方这些人，哪怕是包括男女两种性别的武士，显然是在极其激烈的战斗中死亡，或者是在被俘以后遭到酷刑折磨而死。这个战斗的激烈程度一定是要求你轻伤不下火线，你必须打到粉身碎骨，自己已经变成一滩烂泥，爬都爬不动的时候，才能死在战场上。根本就没有像南方那种，只是偶然被一块飞石打死了，其他人都身首完整地自动撤离战场的情况存在。
最后，在高古时代，基本上是南北方相平衡，甚至南方在物质生活上略占优势的这种文明，在殷商时代及其以后，渐渐变成了北方独占优势的一种文明。其中起最大作用的，很明显就是北方这种野蛮的战争伦理和它提前产生的军事、祭司、贵族团体。这个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团体使它能够形成人口和资源汲取能力大得多的组织，足以对物质生活比较繁盛，但是组织能力比较差劲儿的其他各邦形成巨大的压力。
在南北方这种基本格局形成的过程中间，还有两条线索从远东跳出。我们刚才提到，东亚地区南北两地的文明，其实都是西来的，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两河的：北方是直接通过两河、中亚来的；南方是间接经过印度，然后从中南半岛上的缅甸传入的。然后传入东亚以后，又有两条线索从东亚伸出。一条线索，可能是陆上或者是近海的，首先形成一个环渤海圈的文化圈，然后形成一个环北太平洋的文化圈。也就是后来有些人说的是，玛雅殷商的文化共同体。他们的祭祀仪式是极度相似的，把玉器当作一种巫术仪式，而且尤其接近的是有一个神权贵族武士集团，大规模地在祭祀和墓葬中使用活人殉葬，在战争中实行极其残忍的屠杀。这是整个环渤海圈和环太平洋共同的特点。我们在殷商墓当中看到的那些特点，其实也适用于阿兹特克人，在美洲保存的时间，也许比在太平洋西岸还要保存得更久一些。
另一条线索则是南方福建沿海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他们从海路，渐渐迁移到太平洋各岛。最后，今天这个语系的主要后代已经是位于从太平洋到马来亚到马达加斯加这一线，而在大陆留下的就很少了。他们迁移的动机到底是简简单单的生态学的原因，就是说一个群落会自动地向人口较少、资源较丰富的地方去自动迁移，无需有意识驱迫，还是因为在大陆上遭到其他族群压迫，现在还不好说，也没有充分证据。但可以肯定就是，当时东亚大陆上的族群结构，比现在要复杂得多，仅仅是殷商这一隅，现在发现的许多骨骼就包括很多按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讲不属于黄种人的东西，有红头发的、身材很高的、像巨人一样的种族，也有身材非常矮的种族。
殷人，从他们的甲骨文造字法来看，似乎不大把这些体质上跟他们相差甚远的部族当作人类。不要说别的，就是建立齐国的羌人部落，在甲骨文中就是半人半羊。甲骨文是一个类似绘图的文字，它不是像现在经过简化以后，变成一个象征性的结构，它画出来的图像，就是一个怪物一样的形象，像希腊人所描写的半人半马一样，羌人就是一个半人半羊的形象。而他们在祭祀中，经常出现这样可怕的记录：今天的祭祀，杀了三十头牛、二十头羊和四十个羌人。考虑到祭祀以后的祭肉，大多数情况下是吃掉的，而原始人类也浪费不了那么多肉，几十头几十头的牛羊大概不可能祭祀完就直接扔掉，所以你可以合理地假设，那些羌人弄不好就是跟牛羊肉混在一起，被殷人吃掉了。这一点当然不可能有任何考古学证据，但是有一个侧面证据是确凿无疑的：殷人在他们的首都有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用人和动物的骨头制作各种工具。如果人的骨头和动物的骨头一起被利用作了工业原料的话，那么骨头上面附带的肉的下场，恐怕也不会比动物骨头上附带的肉的下场要好多少。
这种极其冷酷的对俘虏进行残杀的做法，就可以暴露出当时东亚平原上的人口结构。当时的基因多样性比现在要大得多。其中有许多种族，因为现在进化论的主流观点解释不了这些东西，经常把它予以忽略，实际上包含着很多种从生物学角度来讲都很难解释的特殊种族，以至于在神话中遗留下来许多关于什么防风氏（《国语•鲁语下》：“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或者其他巨人或者矮人的传说。至于说仅仅是红头发或者是肤色不同，那都是一个比较小的区别。这个巨大的基因多样性是怎样删减的，怎样形成一种比较接近于现在这样一致性比较强的人种，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是依靠类似种族屠杀的方式来完成的。因为当时的部落规模不太大，而殷人田猎的方式是，对待失败的部落、逃跑不太快的部落，就像是对待野兽一样，把他们彻底消灭和利用。可以想象，有许多规模不太大的部落，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是遭到了灭族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东亚地区的人口结构的多样性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到孔子时代，当时的记载还有很多特殊的传说，说是什么什么太行山境内或者现在大巴山境内的地方，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巨人族或者是其他的特殊种族，偶尔作为奇闻异事进入诸子百家的视野。到三国时代，还有些从血统上讲好像应该是土库曼族的特殊人群，有着特殊的肤色和面貌。但是越往后，这些记录就越少。大概到魏晋以后，再出现肤色和面貌跟黄种人不同的那些人，一般来说都是从中亚、鲜卑或者是西域一带重新阑入的蛮族。
(二) 殷周与隋唐
开始的时候是蛮族部落；接下来是很廉价的封建骑士；在它的最高峰时期，是由官僚组织和常备军建立的朝廷；最后朝廷因为负担不断增加，会把自己压垮，在压垮的过程中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和屠杀，导致至少王朝的核心地带、以首都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十室九空，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结果很可能又使边塞地区仍然有强有力部落组织和战斗力的蛮族再度阑入，重演这个故事。
殷商，按照他们的贵族武士结构形成的这个体制，造成的主要后果就是，在它建国的这一段时间内，使东亚地区的文明繁复性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削减。如果你按照正统的史观来说，说殷商是一个文明的进步，但实际上从人口和其他方面来看，殷商时代比起以前文字还没有产生出来的高古时代，大多数地区，特别是环绕殷商周围那一个地区的大规模聚落面临着一个极大的损失。可以说，本来是一大片难分伯仲的文明体，构成一个连续的东亚文明地带，甚至超出了亚洲的范围，一直延续到美洲，在殷商兴起以后，变成了一个以殷商为中心的一个文明中心，在周围只剩下一系列破碎的小部落地带。在这个过程中间，周边地区小部落的人口和文明的复杂程度都大大削减了。你可以合理地假定，由于战争酷烈程度的升级，那些来不及产生出强大武士团体的部族，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了毁灭，只有规模比较小、能够逃避殷商打击的部族，和另外一种，根据殷商的打击重新调整自己生活方式的新蛮族部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生存下去。在这个过程结束以后，东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都出现了永久性的分离。具体来说就是，组织能力所在的地方和经济中心所在的地方永久性地分离了。生产能力最强的族群，从此以后再也不是组织能力最强的族群，而组织能力最强的族群在生产和经济利益上始终是掠夺者和征服者。
蛮族的二度生成是在殷商中后期形成的。我们所知的游牧民族在高古时代其实是不存在的。所有部族，多多少少都是兼业几种生活方式，其中可能包括猎取和驯化牲畜，但是很少有人专业这么做的。专业的牧民是在定居文明已经兴起后几百年甚至更久以后才重新产生的，它的产生，很可能就是，拒绝接受书面文字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文明群体的生活方式、又不愿意被消灭的那些群体，重新改变了自己的生产结构。单纯的游牧民族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需要从定居的民族引进许多生产物资，因此一开始就有战争和共生方式。战争就是世界秩序的支付方式。而他们重新组织，强化他们驯养牧群的技术，从而产生了另一种不同于定居民族的武士团体。这样的武士团体能够对抗中原地区的武士团体，构成长期战争的格局，而通过战争的方式让双方之间交流物资，凡是不能够进行这种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调整的部族，或多或少，早晚都会被两者之一吸收掉。
殷商的体制，照我们现在看来，涸泽而渔的性质是相当强的。像纣王，照史书上的记载，所谓的俘虏亿兆东夷人（《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这种事情就隐含着许多不妙的线索。因为照殷人对四夷的划分方法，只有东夷是人，西方和北方的什么戎狄之类了，从他们的造字法就可以看出，殷人是不把他们当人的。而“夷”呢，在甲骨文当中是人的别称，就是说，殷人是一个泛渤海圈文明的一个突出成就者，它和泛渤海圈文明中东夷这一方是一家，而跟周人所在的西戎、南蛮之类的不是一家。而最后的结果是，纣王俘虏了亿兆东夷人，而因为纣伐东夷而陨其身，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殷商的人口开发结构，经过中后期的涸泽而渔以后，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了，已经不得不把原先的同盟军和依附对象当作人口掠夺的目标了。
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系统已经到了内循环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这就像西班牙征服者来临之前的阿兹特克人，他们通过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征伐，不断地掠夺周围各部落的人口，他们用几十万人几十万人的规模进行活人人殉和献祭，以至于在西班牙人来的时候，墨西哥这个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孤独地处在其中，而周围只有许多原始部落。原先曾经存在过的、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玛雅城邦已经彻底没落，而周围的原始部落，把西班牙人当成自己的解放者和救星。当殷商灭亡，周人来临的时候，殷商周围的族群似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对于他们来说，殷商的灭亡，等于是摆脱了极度残酷的战争和人口损失，使他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周人，被孔子所崇拜的周礼，尽管有很多是儒家学者后来的涂脂抹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说，它确实很有效的收缩了战斗范围。周礼把战争严格的限制在极少数精英分子中，在整个西周和春秋初期，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殷商时代经常出现过的那种女武士参加战争甚至在君王死后和男武士一起被殉葬的情况。甚至男性武士的人殉也变得很少见了，变成遭到谴责的对象，像《诗经•秦风•黄鸟》就是描绘秦穆公因为违反了周王朝的礼法和游戏规则，在他身后按照野蛮的习俗把三良殉葬，遭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春秋时期的宋国，是殷人的直系后代，在他自己的公室被烧毁、需要做一个大动作的时候，他也顶多是祭了一匹马，而为了献祭这一匹马，还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正常的祭祀，最高的级别就是献祭一头牛，比较次级的祭祀，也就是献祭一头羊。人殉这件事情，在周王朝的政治伦理中是遭到严厉谴责的，被儒家分子谴责为不人道的（《左传•襄公九年》：”九年春，宋灾……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杜预注：“……用马祀盘庚，皆非礼。”）。
你从《诗经•豳风•七月》这些诗篇就可以看得到，周代的村落，与殷商时代不同，是高度和平的。他们只需要向领主交纳一定的土特产之类的，就可以在领主的保护之下获得和平的生活，基本上不承担什么军事义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末期，新的军国主义国家崛起以后，才重新出现把全国领土投入战场的局面。西周和春秋时期，休养生息了几百年，很可能是东亚历史的又一个小阳春时代。在这几百年积累的资源，最后形成了非常灿烂的春秋文化，而春秋文化也就是殷商联合移民团向各地的土族传递信息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混合体制。在混合的初期，双方的隔离还是很明显的；到混合的后期，也就是到了春秋中后期，他们和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地方色彩很明显的各种文明，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齐楚秦晋各个文明群体。所谓的诸子百家时代，最辉煌的时代，就是在这样的长期积累和建设的基础上才可以产生的。
但是战国末期的军国主义战争和全民动员体制，又以预支的方法，破坏了这些文明群体的延续性。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期，可以说是物质生活和文化多元性的又一次大毁灭时期。从政治上来讲，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官僚制度的发育和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在地方经济和文化上的特点就是，春秋末期繁盛起来的这些地方文化共同体逐渐变得越来越单调，最后变得越来越统一。征服者所在的秦晋这些地方，在文化上遭到被征服。遭到破坏较少的东方——齐楚这些地方的残余文化和他们的巫术方术体系向西向北蔓延，最后征服了秦汉中心地带——关中。但是他们的征服也是昙花一现的，他们的力量很快就衰竭了。在西汉末期，中原地区的墓葬和日常生活被中亚和北印度引进的体系渐渐地替代。到东汉末年，可以说，甚至公卿和皇室也都沉迷于对北印度文化的引用之中。北印度文化阑入，有一个侧面的效果，就是中国古代的诗歌，由诗经时代的四言诗逐步变成了汉魏时代的五言诗，而且增添了很多韵脚的内容。如果没有这次蛮族文化的阑入，这些东西都是不会出现的。
汉魏时代等于是一个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趋于僵化和简单化的时代。僵化和简单化的结果就是使生育率和生活乐趣都极度简化了。东汉末年普遍出现田荒、人荒这样的局面，以至于朝廷用了极大的努力来维持人口，但是赋税人口仍然不断减少。像杨震（杨震，东汉名儒，官至太尉。他曾上疏汉安帝说：“方今灾害发起，弥弥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赡。”）这些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已经公开谈论田荒、人荒的问题。过去只是凉州（今甘肃一带）或者幽州（今河北北部一带）这样的边区地带人口减少，而现在冀州这样的靠近京师的人口最繁盛的地区也开始日益荒凉。边界的蛮族不断阑入，以至于西部地区找出一个能读孝经和儒家经典的人都变得非常困难。东汉晚期的士大夫开始担心，关西还能不能够算是儒家文明的组成部分。但这个趋势是无法逆转的，从东汉晚期到三国魏晋，尽管朝廷上层表面上看仍然是东汉的残余体系，但是整个过程一直是狄、羌、鲜卑人口不断向核心地带蔓延，最后通过永嘉之乱（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开启了“五胡乱华”局面）基本上替代了北方的人口。永嘉之乱以后的初期，北方人口损失的情况是难以做精确统计的。但是等到北魏重新整顿北方的人口的时候，原有的汉魏人口，照他们当时的统计，就是说，重新建立宗主督护制，统计华北地区的人口的时候，他们认为是，迁移来的人口是占了八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只占两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甚至也不能认为是汉魏时期原来的残余，因为已经包括了石虎、苻坚经过多次迁移以后，多次掺杂过的后裔。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唐代初期。唐代初期，关中地区的墓葬群仍然充满了四个字、五个字的鲜卑姓名。只有像唐太宗或者长孙无忌这样的上层——尽管出身其实也是鲜卑人——才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为汉字。再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近百年太平盛世当中，关中地区的胡族人口才缓慢地把他们的名字改变成汉名。这样给后来的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是汉唐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隋唐又重新恢复了秦汉时期的古典文明。但从人口结构来说，显然不是这样。至少北方的人口已经经历了一次大换血。这个换血甚至充分体现在他们的骨骼结构上面。上古时代，从周到汉的人口是有延续性的，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关中华北地区的人口已经是被重新洗过一遍了。这个洗过一遍的彻底程度，大概至少相当于伦巴第（在意大利北部）这些地区，尽管他们仍然自称为意大利人，甚至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马略和苏拉时代的罗马建设者，但是实际上，他们更有可能是北方日耳曼人消灭当地土著居民的结果。隋唐时期，东亚的人口结构大致上也就是这个样子。
隋唐时期的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第一个模型，它代表了以后经常出现、一再出现、时间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的蛮族替代模式。这个替代模式，第一步是边界之外的、组织力较强的胡人部落，阑入组织力较弱、濒临崩溃的中原社会；第二步是，他们在由游牧转为定居的过程中，将他们原有的部落结构自动变为封建结构。这一步其实是很好走的。因为真正的封建，无论是西周的封建和日耳曼的封建，其实也是部落组织在进入定居文明以后的转换过程中的一个变形期现象。部落的长老和武士自动地就会变成封建体制下的领主，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于他们由游牧转为定居了。在转为定居的初期，他们仍然能够部分地维持他们的部落组织和部落的军事传统，因此他们的战斗力，虽然远不如部落时代，但仍然比高度腐化和软弱的帝国顺民要强得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部族传统作为社区核心也在不断地削弱。最后一步是，朝廷将会重新拿起儒家士大夫的衣钵，掩盖自己的蛮族出身，重新用官吏来统治顺民。在这个过程中间，原先的武士，能够加入官僚体制的，就会变成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加入官僚系统的，就会被削弱，变得跟其他顺民没有什么区别。
在北魏，这个过程就激起了严重的六镇叛乱（524年）。六镇叛乱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魏孝文帝所谓的改革。他的改革的实质就是，把鲜卑人和常见的部族组织改变成为汉魏晚期的官僚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的鲜卑贵族只要跟着皇帝一起走、跟着皇帝做官的，都变成新的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原先镇守边塞和没有跟着皇帝做官的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骑士身份，变得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后者当然非常不满，凭着他们的武力优势掀起了叛乱。这就是所谓的六镇之乱，导致了北周和北齐的建立和洛阳朝廷的瓦解。可以说北魏的失败，就是在官僚化、建立吏治国家、抛弃封建传统的过程中，因为步骤没有掌握好而把自己毁灭的一个典范。但是它的毁灭并不能改变整个程序，实际上后来的北周和隋唐两朝，走的也是同样的路径。
唐代初年的战斗力靠的什么？靠府兵。府兵是从何而来的？依靠西魏和北周的继承。西魏和北周的府兵是从哪儿来的？答案是，来自于武川镇（位于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北朝时防卫柔然的六个军镇之一，宇文泰、杨坚之父杨忠、李渊祖父李虎都出自武川镇）的鲜卑杂胡士兵。这些士兵在宇文泰的率领之下，进入残破的关中，然后宇文泰没有能力征收货币税收，没有能力给他们支付官僚系统的常备军常见的固定薪饷，只能用土地来代替薪饷，把他们分封到各地，他们在那里就自动构成了劫后农村的一个秩序中心。因为他们有最强的武力，其他武力不够强的、没有能力自己备马上阵的残余居民就会依附他们、团结在他们周围。因为在府兵制形成的初期，能够参加府兵是一个阶级特权的表示：第一说明你原先是从龙入关的那些部族武士的后代，就相当于是清朝跟着顺治多尔衮一起入京的八旗后代，所以身份比较高；第二，你能够参加军队，能够立战功，而战功就是任官资格的一个主要考绩，没有这个资格，你很难担任高级职位的。所以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之下，府兵在最初，地位是高于普通农户的。
但是随着官僚化的日益强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府兵必须自费跟随皇帝出兵打仗；而普通的农户则可以逍遥地自己在家里面种田。而打仗的开支越来越大。在西魏和北周只掌握关中一隅的情况下——这种格局跟春秋封建的格局相差不远，每一个封国的骑士只需要自备武装到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去打仗；但是一旦帝国统一了以后，他们就必须裹粮做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远征，到边境地区去打仗，很可能就不会活着回来了。这样的远征，在经济上是极大的负担，很容易使人倾家荡产。结果就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现象：原先作为一种特权阶级的府兵，在唐太宗一朝征高丽、征突厥以后，却变成了一种倒霉的象征，因为你需要自己带着粮食去，一直到辽东那么远的地方去，多半就没有办法活着回来了，那还不如不当府兵呢。朝廷给你的那些可能的利益，还赶不上你自己因为倾家荡产当兵受到的损失。因此唐太宗就痛感过去的府兵制正在崩溃中，原先踊跃当兵的人不存在了。尽管朝廷给了很多优惠政策，愿意当兵的人还是越来越少。
他没有办法扭转这个局势，最后结果是导致了武后玄宗朝用朝廷金帛招募的雇佣兵完全取代了府兵。雇佣兵和官僚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它都表示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开支是极小的。无论文武官制，文武官其实是不分的，都由贵族免费担任，担任官职是一种特权，非贵族阶级没有资格做官，也无需承担这样的负担。而官僚机构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平等的，向所有顺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做官或者是当兵。但是做官和当兵只是为了待遇，做官可以得到俸禄，当兵可以得到饷银。因此它的开支是极高的。这个巨大的开支必须由那些不当兵也不做官的顺民来承担。
从封建制度到官僚制度的演变，就意味着顺民负担的极大加重、财政的急剧膨胀和官僚机构与常备军的迅速扩大。同时由于在封建主义下，因为出将入相，贵族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所以不存在军队叛乱的可能性；而依靠金帛招募的这些雇佣兵却是很容易叛乱的。所以帝国官僚制度发展到后期的话，终归会出现财政危机。一方面是朝廷无法支付军饷，另一方面是雇佣来的军队早晚会发动叛乱。同时，顺民因为是单方面支付财政压力，负担越来越重，逐步也会变成流民和难民。所以这个过程像是一个系统自动崩溃，是无法改变的。这个系统，开始的时候是蛮族部落；接下来是很廉价的封建骑士；在它的最高峰时期，是由官僚组织和常备军建立的朝廷；最后这个朝廷因为负担不断增加，会把自己压垮，在压垮的过程中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和屠杀，导致至少王朝的核心地带、以首都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十室九空，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结果很可能又使边塞地区仍然有强有力部落组织和战斗力的蛮族再度阑入，重演这个故事。
唐代末期所谓的藩镇之乱，骨子里面就是唐朝政府从中亚招募蛮族武士补充它原先已经丧失战斗力的旧军队，这些蛮族武士形成了朝廷难以控制的藩镇，但是也延长了朝廷的寿命。这些藩镇在内地日久，逐步也丧失了它的战斗力，于是新一批蛮族又必须阑入。在安史之乱时期为朝廷平叛的朔方军，后来在中原日久就渐渐地就失去战斗力，在黄巢之乱的时候就已经抵挡不住了。于是朝廷又必须进一步招募更加野蛮的沙陀人，把他们安置在太原一带。而这个太原军事集团，就是后来五代中四代的起源。而这个军事集团在进入中原、承平日久以后，又渐渐地抵挡不住外来的契丹人、女真人和其他集团。于是这个蛮族阑入的过程中，一波一波地进入。中原地区的居民，首先变得驯化和安全，在安全的环境中间创造出极大的繁荣以后，最后在战争中被消灭，然后又被新的蛮族所替代。这个替代的最后一步就是辽、金、元的相继入侵。
(三) “天朝”的末路
王朝在打破南方这些小族群的过程中，毁掉了东亚地区仍然保存着最后一批基因多样性的宝库，这一次最后的释放得到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支持元明清三朝帝国度过了最后五百年的剩余时光，然后步入最后的衰亡。
元代建立了一个世界帝国的体系，可以说是再一次重新洗过了自隋唐以来所建立的整个体系。从世界史的层面说，元代对东亚的意义就是重新打开了通向中东和中亚的道路，把中东和中亚地区比较先进的天文学和各种技术引进到东亚地区。从儒家士大夫的角度来看，元代是一个不规范的朝代，但这实际上恰好是它的力量所在。经过元代的震荡以后，北方，甚至江淮一带就变成一个马赛克镶嵌的路径，嵌满了远及高加索、东欧和西亚阑入的各种族。而大汗在大都的朝廷中，则布满了来自于中亚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天文学家和其他学者。没有这一次巨大的震荡，那么晚近时期东亚的整个文明体系可能都建立不起来。像是元明时期，所谓郭守敬编制的历法和整个明代编制的历法，骨子里是元代从中亚穆斯林那儿引进的。在元代后期和明朝初期，逐步普及到东亚全地；后来变成苏淞地区主要经济基础的棉纺业，也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安南路线，从海道，从南方引进的。有一点可悲之处就在于，吏治国家庞大的官僚组织在技术创新这方面是非常乏力的。他们甚至在最贴近日常生活的饮食和医疗这一方面，都严重地依靠那些比它小得多、而且被贬称为蛮族的小族群。像是棉纺品取代亚麻这件事情，明显就是跟南方的百越部族和印度支那半岛那些小邦有关。后来在宋元明清四朝，逐步取代原有稻种和作物的占城稻、双季稻和三季稻，其实也是从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的山越人那儿引进的。
宋元以后，南方的朝廷对山越人的征服是一个很奇特的过程：一方面它是一个征服者通过建立男性家长制为核心的少数大家族的堡垒，逐步吸收和同化原有部族酋长，通过伪造历史吸收南方山地各族群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这些族群在他们瓦解的过程中，把他们积累的技术成果向中原地区扩散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杀鸡取卵的过程，王朝在打破南方这些小族群的过程中，毁掉了东亚地区仍然保存着最后一批基因多样性的宝库，这一次最后的释放得到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支持元明清三朝帝国度过了最后五百年的剩余时光，然后步入最后的衰亡。
以后的技术输入，就要依靠更远的——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输入。在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东亚上层社会在文化创立这方面的枯竭已经很明显了。甚至明成祖的神机营这样明显的保卫皇帝的最核心部队，他们所依赖的，都要依靠安南的火枪手。安南并不是什么火器的发源地，而他们的火枪居然能够比元明政府掌握的火枪更先进，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就暗示着，在朝廷本身不重视的正史之外的秘密渠道，士大夫体制压迫下的整个暗渠还有一个通向西方的技术输入源。这条技术输入源很可能是阿拉伯人开辟的那条南洋运输线。
技术落差的线路大概是从欧洲到奥斯曼帝国，到波斯，再到印度，然后通过中南半岛到明朝。你从郑和船的结构就可以看出，整个技术是近东地区模仿欧洲产生出来的先进技术；然后波斯地区再模仿近东地区产生相对先进的技术；这个技术传到莫卧儿的时候，已经是不那么先进了，但对于印度各邦来说，来自于中亚和波斯的征服者仍然是可怕和难以抵挡的；但这些东西再进一步传到东亚，相对于明朝政府原先掌握的那些技术来说，仍然是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方面的歧视链，或者说是流通链，是一直延续到清朝前期都没有改变的。
由于东亚帝国广土众民的性质，所以往往会给人一种误解，就是说，如果你征服了大片土地或者杀戮了大量人口，造成伤亡数十万人的重大战役，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你的战斗力仿佛非常强。但是真正比较起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从明朝末年的战争你就可以看出，极少数的、来自澳门的黑人火枪手可以轻而易举地抵挡为数数万的清军。郑成功在对荷兰的战争中培养出来的那些极少数藤甲兵，是清朝在对付北亚哥萨克人时唯一的凭据。清军对明军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但是康熙帝用了全国绝大部分大炮来包围雅克萨那些为数只不过一百多人的哥萨克非正规军，竟然经年累月攻不下这座城市，死亡的哥萨克大部分都是由于疾病和寒冷或物资缺乏造成的，很少有人真正死于清军的进攻。而这些哥萨克人如果放到欧洲去的话，也只有资格当辅助部队。俄罗斯帝国的部队在面临着波兰和瑞典军队的情况下，经常是几万人打几千人，而且还不一定打得赢。而波兰和瑞典人呢，他们的部队中间，最核心的部队，也就是从德国引进的少量雇佣兵。而这些德国雇佣兵，在尼德兰和西班牙战争中，明显不是西班牙和法兰西军队的对手。
这条线路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在欧洲的中心，尤其是在佛兰德（包括今天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法国的加来海峡省和北方省、荷兰的泽兰省）和伦巴第这两个战争最密集、小邦最多、军事金融革命来得最快的地方，军事技术演化是最为迅速的。然后这个技术中心向周围地区不断地输出技术。离核心地区越远，输入技术的时间越晚，输入的技术就越落后；越是接近于这个中心，你就可以越早地得到比较先进的技术。从中心地区派出的少量的人马，在边缘地区都会给人以一种极其可怕、极为强大的印象；而边缘地区的极为庞大的军队，实际上在技术上是非常落后的，差不多在中心地区的战争中只能充当观众的作用。
帝国最核心的成员，像雍正皇帝这种人，在清朝中叶的时候，已经感到了危机的存在。他跟俄罗斯帝国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俄罗斯人把伏尔加河上游的土尔扈特人放出来交给他。因为他在对准噶尔的长期战争中发现，原有的满蒙骑兵已经不大中用了。在他看来，土尔扈特人这支武装部队在他的帝国武装中仍然算是强者。但是在俄罗斯人看来，这些部队其实在对土耳其苏丹的战争中，顶多是当辅助军队的料。土尔扈特人在后来的乾隆朝当真向东方迁移的时候，他们面临的主要敌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没有费心去追他们，骚扰他们的都是一路上的巴什基尔人（主要生活在乌拉尔山脉南坡及附近的平原上）、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这些部族。但是他们在到达伊犁河流域的时候，仍然能够发挥乾隆皇帝所希望的那种作用：他能够有效地填补准噶尔败亡所留下的政治真空，有效地压制南方的穆斯林，有效地为日益衰退的满蒙八旗看守西北边境。
等到接近林则徐时代，道光朝初期的时候，南方各地的安南海盗在福建和广东附近的沿海横行。他们的力量也就是通过越南内战，能够得到法国天主教士和法国殖民者给他们提供一部分仿制的火枪。而仅仅是这一部分仿制的火枪，已经足以使他们打败广东的水师部队，使南方的贸易遭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葡萄牙人才能够镇压他们；而朝廷只能够采取招安和收买的方法，用封官许爵的方法把他们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之内。广东水师对付海盗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预示了未来鸦片战争的结局。鸦片战争不是别的，就是海路重新打开以后，欧洲核心区的军事技术突然越过了原先是逐步下降、坡度平缓下降的军事技术衰退的链条，突然由军事技术最先进的地区一下子直接接触到军事技术最落后的地区。以前，军事技术衰退是经过一系列传导链，每一级都只比上一级的技术稍微低一点。等到传导到亚欧大陆的最东端，阑入的武士集团只是比当地非常衰弱的大军稍微强那么一点点。现在海道打通以后，欧洲最核心地区的最先进军事技术会赤裸裸地直接面对着东亚而来，这样立刻就会造成摧枯拉朽式的打击。于是，辽金元清形成的整个天下帝国体系，在这样的打击之中陷入完全崩溃的状态。
此后的一百多年，东亚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西欧封建主义在几百年中演化出来、通过殖民主义向全世界播种的这个世界秩序，和自己原有的以内亚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融合在一起。这个过程创造了一个机会，使辽金元清以来长期在军事上不利、因此处在被压迫状态的华夏士大夫得到一个解放自己的机会。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地位很像是缅甸南部的孟族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从今天中国西南地区迁徙到缅甸，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王朝。但孟族王朝后来多次被缅族所灭，大部分孟族人被同化），或者是印度的印度教徒。在西方殖民者带着他们的世界秩序闯入以前，他们的地位越来越糟糕，被从内亚阑入的蛮族压制得越来越彻底。辽金元清最初看起来跟鲜卑人建立的隋唐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他们对于华夏传统的尊重却远不如隋唐：隋唐还愿意改姓李姓，假装自己是汉魏的后裔；而辽金元清呢，就要坚持自己的部族传统，公开把南方人贬低到帝国等级地位的底端，变成纯粹依赖性的奴隶劳工一样的人，把政权垄断在保留部族传统的核心成员手中。
这样的发展趋势如果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下去，在元清相继灭亡以后，如果准噶尔人或者其他什么中亚游牧民族，顺着原先的角度再一次入侵东亚的话，他们还会不会愿意延续儒家的文化就很成问题了。因为没落文明发展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按照埃及、波斯的先例，最初他们还能够以同化能力自居，指望进入自己境内的蛮族会接受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但是这只限于刚开始的蛮族。波斯以前的努比亚人（生活在今埃及南部、苏丹北部）和利比亚人还愿意冒充法老；波斯以后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了。大清帝国建立的这个内亚双重体系，很可能就是阑入部族愿意继续延续儒家士大夫传统的最后一代。
如果大清衰弱的时候，西方秩序还没有进入东亚的话，那么，软弱的江东士大夫阶级能不能够维持自己的身份是很成问题的。但是，西方秩序一来，可以说是更高的文明压制了原有的内亚体系，使得江东士大夫得到了解放自己的机会。这跟印度帝国的情况是很相似的。印度教徒本来已经快要被穆斯林消灭干净了，但是英国人赶走了穆斯林，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统统变成大英帝国的臣民。这种情况下，印度教徒可以凭借自己的人口优势，重新夺回对穆斯林的主动权，把印度重新变成一个印度教徒的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趋势的话，按照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以来的发展趋势的话，恐怕印度早晚会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的。江东士大夫在殖民主义体制之下的真实处境也就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面子，就发明了一个神话，把大清当成一个纯粹的中国，忽略了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内亚体系的事实，假定存在着一个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而且在西方秩序阑入以前，这个中华文明仍然具有天下体系的威仪，可以跟西方的体系平起平坐；然后假定南方的士大夫，讲汉语的士大夫，是这个文明的当然继承人，他们可以在驱逐西方势力以后，重新建立一个跟西方平起平坐的体系。这个神话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捏造出来的。道理很简单，就是，清政府的天下体系，主要就是中亚蛮族的体系。他们的主要语言，包括签署尼布楚条约的官方语言，始终是满语而不是汉语。明朝的十八省被拘束在礼部所管辖的这个狭小范围内。有清一代大部分外交活动是通过理藩院用满语进行的。满洲朝廷跟朝鲜、跟中亚各部族、跟俄罗斯人进行各方面交涉，并不受儒家那一套礼法的约束。而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才为大清帝国赢得了它最后的辉煌。在这个体系中间，江东的士大夫发挥的仅仅是一个奶牛的作用。
但是，这个体系只有在满蒙的骑士能够利用他们的中亚武士供应源维持东亚的秩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在西方秩序来临以后，维持秩序的主要力量很明显就变成大英皇家海军了。于是在僧格林沁败死以后，满蒙贵族自己变成了这个体系的多余人。而南方的士大夫阶级开始考虑，像法纳尔人（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大多数居住在法纳尔及加拉达区，被称为法纳尔人，他们往往充当文官，为奥斯曼苏丹效力）企图继承奥斯曼帝国和印度教徒企图继承英印帝国一样，准备根据西方殖民主义引进的新技术重新发明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用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顶替辽金元清以来的内亚世界帝国的概念，把这个新造的发明安置在东亚世界残余上，借用西方的力量驱逐满蒙内亚的势力，然后再反过来把西方驱逐出去，建立他的新体系。
我们所知道的近代史，大体上是按照这种史观编写的。由于它实际上跟江东士大夫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并不相称，所以他们执行这个计划，到半成品状态的时候就出了大毛病。南方士大夫确实通过摘桃子的方式解散了大清帝国的天下体系，但是解散的结果并不能使他自动继承天下体系，而是导致了满蒙藏的边疆危机和列强干预的危险。因为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体系，多元体系解散了以后，原先的关外各个族群并不愿意自动地接受既成体系。最后在列强的压力之下，中华民国以一种非常类似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是日耳曼邦联的方式，继承了大清在条约体系中的位置。但是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就是，它虽然继承了大清的位置，但是它内部的宪法结构必须服从大清在其结束之前签署的条约体系所构成的这个构架，也就是说，国内的宪法结构必须服从条约体系的需要。中华民国名义上继承了关外的各个领土，但是它继承的方式使它必须把自己的内部结构改造成条约体系能够允许的联邦或邦联形式。允许这种政治实体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原有的政治个性，而且同时又要允许列强在这些特殊地区保留特殊的条约权利。
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格局是很难长期维持的。这样做等于是在东亚造成了一个类似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位于德国北部。荷尔斯泰因公国在中世纪属于神圣罗马帝国，1815年后属于德意志同盟，但丹麦国王是其君主；石勒苏益格公国北部居住的主要是丹麦人，而南部居住的主要是德意志人。1864年的普丹战争就是为此纠纷而爆发的。1920年，北石勒苏益格进行公民投票，决定与丹麦合并。1955年德国与丹麦之间再次签署条约）这样的复杂的多元邦国。这样的邦国，你很难说它是应该属于丹麦王国还是应该属于日耳曼邦国的，因为所有各邦都对它享有一定的条约权利和历史权利。而中华民国推翻满清以后，建立的这个新体系，也就留下了像东北、西藏这样类似荷尔斯泰因的这种邦国。许多列强和当地的族群都有各式各样相互冲突的地方性权利、历史权利和条约权利。要想同时满足各方的要求，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只是在列强调停之下达成了一个临时的维持现状的协定，希望时间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时间并不能解决问题。最终解决问题仍然只能是依靠战争。战争的主要后果就是证明，南方的士大夫无论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制造神话的本领多么高明，凭他们自己的资源和力量，他们无法完成建构现代国家的使命。真正能够建构现代国家的组织力量，仍然要依靠从苏联输入的列宁主义政党。
(四) 抉择时刻
一位东德的科幻小说家曾经描绘过一个特殊的外星文明：这个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内部——这个星球像一个空心的球体一样。他们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样想探索外太空，于是就凿穿了他们的星球。结果内部的空气全部泄漏到外太空去，整个文明就灭亡了。
北洋政府统治的最后十年，不仅是关外的其他的民族实体，而且关内的各个实体也明显处在解体的过程之中。像孙传芳、吴佩孚这种人，等于是渐渐地开始越过北京的外交部，跟苏联和日本推动事实的外交。而且各省之间开始相互达成具有准条约性质的攻守同盟和其他体系。北京的政府渐渐地被架空了，越来越依靠列强的海关支持和外交支持，维持一种空洞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和日本没有积极干涉，国共两党没有从苏联取得它的列宁主义组织机器的话，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的前途也就像美洲独立后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或者是墨西哥帝国一样，最后的结果还是进一步解体成为更加散碎的小邦。
无论是北京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的强人，虽然可以取得局部胜利，但是谁都没有表现出有能力和欲望完成重新整合这个体系的要求。能够完成这个体系重新整合任务的，也就是国共两党。而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和组织资源并不是中华民国内部所能产生的，仍然要依靠苏联来输入。它能够建国成功，仍然要依靠苏联、日本冲突造成的国际体系的演变。最后的结果，造成了一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托勒密式的体系（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43—公元前30年）实行相当极端的国家垄断制，矿业、盐、酒、香料、玻璃、陶器等都由国家专营，对外贸易、钱庄等商业活动也由国家控制）。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但是它却不是保存在华夏社会内生的力量手中，恰好相反，它必须依靠外来的列宁主义政党，而列宁主义政党汲取资源的方式恰好就是要粉碎华夏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
我们都知道，从孔子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门第取代贵族的过程；从唐代到宋明时代，又是一个士绅取代门第的过程。每一次取代过程都包含了两层：第一是原有居民的灭亡和人口替代；第二呢，就是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力和动员力方面，是不如原有的组织的。明清士大夫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的门第相比，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这些门第跟孔子时代的贵族相比，又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的主要后果就是，连这个极其软弱的存在——士绅和清朝末期重新成长起来的乡绅阶级，也彻底打碎了。把它们原有的组织力量和资源全部整合到列宁主义的集权主义国家之中。在完成了这次整合之后，列宁主义政党才有足够的资源建立它的新的国家体制。
于是这个国家自己就变成了托勒密式的自相矛盾：国家和社会是矛盾的。如果你要维持这个国家，那么你必须容许这个国家行使法外的权力粉碎社会，在粉碎社会的过程中间汲取资源来维持自身。这样一个国家，它能够实现社会原先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愿望，但它却要毁灭社会自身。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对你进行这个法外的榨取和破坏，那么，驱逐掉这个外来的组织因素以后，你原有社会产生出来的最强大的组织资源都不足以使你整合起来，你顶多能够制造一些小团体，一些宗族团体，一些地方绅商搞出来的军绅政权，但是你没有办法把整个东亚大陆整合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你面临的就是一个破碎的多国体系。你要推翻这个多国体系，重新恢复帝国的版图，那么你就需要引入一个本身社会所不能胜任的巨大的组织力量。
尽管苏联的干涉和列宁主义政党的引入多多少少具有偶然性，但是在这个偶然性造成既成事实以后，你就很难用一连串来自于西欧的政治语言的遁词去把它打发掉。因为欧洲的情况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列宁主义组织在东欧产生本身就是西欧秩序向东延伸的结果，它能够粉碎俄罗斯原有的社会结构，但却没有办法粉碎欧洲本身的社会结构；但是它进一步向东延伸，却能够粉碎东亚和第三世界的原有社会结构。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因为社会组织结构的顽强程度和自我维持的生命力本身就是一个秩序输出和输入的问题。很明显，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碰壁和输出的整个过程，就已经体现了世界秩序的实质问题。
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是在欧美和西方，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但有能力产生秩序维持自身，而且有能力产生秩序向外输出。因此在这个区间内，共产党主义的渗透是失败的。但是在外围地区，它的社会组织就要软弱得多，要单薄得多，因此共产主义渗透就能够成功了。对于欧洲，共产党主义是一个解构的力量，所以波兰或者东欧这种地方能够把列宁主义驱逐出去以后，重新回到它原有的基督教社会组织去，重新加入欧洲。但是在东方，像是在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地方，列宁主义组织，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尽管是西方叛逆者、仍然拥有西方组织力量的一种秩序输入。列宁主义的输入，强化了东方原来已经涣散而接近溃败的社会组织，使它能够在表面上捏合起来，变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尽管它的实质并不是国家。
这样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问题。你可以冒充这个实体是一个国家，但是它不具备国家的性质，它是外来的，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外来组织对本土社会的征服。如果你用国家的标准去衡量它，就会许多很多荒诞的、不合理的理论，例如说它是专制主义或者是其他什么什么主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言外之意就是，它是一个国家，是由社会本身产生出来的，只是在社会产生政治组织的过程中出了偏差，你加以纠正就可以做到。但是它恰好是不能加以纠正的。如果你成功地纠正了它在这方面的错误，或者说是成功地迫使它同意了这些纠正，那你就等于是杀了它。因为它正是依靠这些武断的做法才能够维持。一个外来的寄生性的组织，如果失去了行使武断权力、榨取资源的能力，它很快就会死亡。而在它死亡的过程中间，也会使没有能力自己组织现代国家的这个社会露出它自己应有的本相：一个破碎而溃败的社会。你不能够假想自己的社会跟波兰人或者是匈牙利人一样，原先是完整的，只不过是暂时被外来征服者掩盖了一部分；而恰好相反，在外来征服者侵入你以前，你本身已经是处在注定要产生张献忠或者诸如此类人物的那种状态中，一旦失去了这个外来的组织输入以后，旧日的王朝末日、文明解体即将出现的那种场面，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你面前。
如果要用缓慢和自发生长的方式重新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么你真正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在巨大的汲取压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保护这些新的小团体，不让它在襁褓之中、在最脆弱最幼弱的阶段遭到掠夺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力。那么这个答案应该就是，你不能让这个实体承担一个真正国家的使命，不能让它去加入西方国际体系所习惯的那种列强争霸的游戏，因为它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负担。如果承担这样的负担的话，无论直接和间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它最终仍然不得不加强它对社会的榨取程度。而这个汲取的过程，又将重新破坏你勉勉强强生长起来的这些非常脆弱的小共同体。然后留下的是一个更加散碎的社会，这个社会比原先更加无法完成你打算完成的使命。
这里面整个的问题，其实从最根本上就是这一点。你用神话来替代历史，误解自己的真实地位，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位东德的科幻小说家曾经描绘过一个特殊的外星文明，这个外星文明的人，不是生活在星球的表面上，而是生活在星球的内部。这个星球只有薄薄的层，像一个空心的球体一样。他们也像其他星球的人一样想探索外太空，于是就凿穿了他们的星球。凿穿星球的结果就是，星球内部的空气全部漏到外太空去，整个文明遭到灭亡了。之所以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在他们的科学体系中，他们不肯承认自己这个体系的特殊性，坚持要把他们这个体系当成一个普通星球，跟其他星球一样的普通星球来对待。但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错误定位的结果就是，你不可避免地要根据你自己的错误定位作出错误决策，最后把自己毁掉。
我们回顾最近这一百年的历史，西方秩序入侵以后，依据这个秩序，重建东亚文明体系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的毁灭都是由于误解了自身的实际地位所造成的。国民党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依靠列宁主义秩序重新整合东亚各地的一种工具，那么它绝不会是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后代，绝不会认为自己有力量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占据独立的地位，能够既抗击苏联又抗击西方帝国主义。如果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依附地位，在苏联势力集团和西方势力集团之间，能够作出一个明智的决断的话，能够安于依附地位的话，也许它现在还不会毁灭。
然而，这一点却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既然已经制造了这个神话，又把自身的合法性寄托在重建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的复兴、建设新中国这一类的说辞之上，它就不得不承担自己的组织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这个巨大任务。承担这个巨大任务的结果就是把它打回原形。共产党在它执政的最初阶段，承认了自己的地位，首先安于做苏联的小兄弟，然后又安于做西方的依附者。但是这个地位对于它来说是不体面的，很难为它自己在夺取政权中采取的各种手段做辩护。如果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个地位的话，那么它夺取政权的种种手段就显得是太不合法了。因此它必须为自己安置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国民政府曾经为自己安置的那个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从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整体地位。这样一个巨大的震荡，从性质上来讲，实际上不仅是超出了清末以来远东国际体系的整个震荡，而且已经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国解体以来，整个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许的程度。
如果大家不能够整体上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结构，把东亚作为一个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把东亚地区的政治实体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真正位置理顺一下，我想，在不算太远的未来，我们就会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冲突和非常危险的结局。有一个笑话是，有很多问题是翻译造成的，例如，封建的翻译、资本主义的翻译，都是因为当初引进西学的时候翻译不用心，给它一个错误的定义，于是后来人必须根据这个错误的定义重造自己，结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的情况其实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跟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关系、只跟极少数学者有关系的历史理论，已经变得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历史必须负责为中国完成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重新解释一下中国是什么东西，而且这个解释必须符合东亚在过去两千年时间内形成的文明演变，和它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如果你的建构是错误的，或者说你以为这个建构需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你就完全可以在现在吹一个大牛，等到遥远的将来你的子孙后代去承担后果，那么你会发现，在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的时候，国际体系会有自身的生命力，把你放在一个极度危险的位置上去，使你面临着：要么你承认你过去的神话必须整个修改；要么你必须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的前景。
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的历史体系是什么呢？就是：一半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体系，也就是说，全世界都是错误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正确的这个体系；另一半呢，则是由梁启超时代发明出来的这个大中华体系，就是说，我们原先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一部延续的历史和延续的种族，是最古老的民族，早晚要实现民族统一的。现在的历史体系是根据这两种基本框架糅合而成的。所有的具体的研究和具体的考据都是像瓦片一样，无论你搞成什么样子，都要嵌合到这个原有的体系之中才能发挥作用。这些实际上是于事无补的。如果你不打算从根本上，把上述的这两种神话体系加以破坏的话，那么我们未来，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的东亚，就要面临着极大的考验了。我很有把握的说，它是经不住这个考验的。
至于说要想避免这个考验，重构历史体系，你首先就要打破你错误的虚荣心，要承认，即使是在非常遥远的时代、在文明初创的那个时代、在孔子时代、在华夏曾经处在它最佳状态的时代，它比起较早产生、更加核心地区、在东地中海的文明中心来说，它的地位也是比较边缘的。在以后的长期演变之中，我们曾经认为是非常自豪的汉唐文明，实际上它大多数时候是处在文明输入的、而不是输出的状态。中亚、外伊朗地区和印度对东亚地区的文明输出，比起反方面的文明输出要多得多。正如东亚地区对朝鲜和日本的文明输出，比起日本、朝鲜对中原的文明输出要多得多。虽然交流是双方面的，但是你给我的东西和我给你的东西是不对等的。中心地区，在最近六千年来，始终是输出得更多，输入得更少；而边缘地区始终是输入得更多，输出得更少。
这个格局不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才临时形成的，也不是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不是说帝国主义名义上撤出东亚以后，你就能够获得原有的地位。实际上恰好相反。帝国主义撤出东亚的直接结果，就是切断了或者至少是大大削弱了历史核心区对边缘地区的输出。这样最大的受害者恰好是你本身。这个过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是怎么样造成的，它就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和中华民国的精英阶级在错误的历史理论指导之下，以为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战胜国资格这个机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然后中国就可以获得跟欧洲国家相匹敌的地位。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华民国尽管自身没有力量，但是依靠着美国的支持和威尔逊主义的理想，实现了它的目的：强迫英国人和日本人，尽管有实力，但还是从东亚大陆撤退。撤退的直接结果就是放进了苏联的势力。在英国人和日本人撤退的地方，苏联迅速地派了它的代理人。而英国人和日本人保持克制和不干涉的结果，就是导致条约体系在远东的全线解体和国民党、中共制造的长期革命。
这样的长期革命从秩序输出的角度上讲是什么呢？就是说，帝国主义的殖民秩序撤出以后，中华民国的宪法体制自身就无法维持了。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如果在没有殖民主义的状况下，大清解体会发生什么？答案肯定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和多尔衮这样的人来，要么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这种人来，也许两种人会一起来。无论如何你是不会有什么宪法的，哪怕是一部拉美式的、不完美的宪法都不可能有。中华民国之所以能够有一部好歹是拉美式的、好歹还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和象征性的宪法，靠的就是殖民主义在东亚的余威还在，能够遏制内外恶秩序重新浮出水面。一旦你主动把这种秩序赶了出去，那么在你自己的内部秩序来得及生长以前，比殖民主义秩序更加危险、更加糟糕的列宁主义秩序，就迅速地渗透到东亚，最后把你自己带入到毁灭的边缘。
秩序，像大自然一样，是不能容忍真空的。你排除一个秩序之后，到来的绝对不是什么理想王国或者几千年盛世，你一定会使另外一种秩序继承原有秩序的地位。所以你在考虑选择什么秩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着哪几种秩序？有可能产生哪几种秩序？新生的秩序是不是已经足够强大，足以击垮原有的秩序？如果你出于虚荣心，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在根本没有新生秩序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强行驱逐了原有的秩序，那么你就会发现，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以后，在中华民国领土上出现的情况很快就要重演。
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你按照革命史观来说，是民族主义者驱逐帝国主义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推翻压迫者的历史。但是如果从秩序输出和文明输出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殖民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了严重削弱以后，撤出了远东。远东真正的利益是什么？不是驱逐殖民主义，而是依靠殖民主义秩序输出，通过模仿和引用，逐步地建立自己的秩序。而殖民主义的撤退，打乱了这个模仿和学习的过程，这样做才使它迅速地落入了共产主义之手。而现在我们的情况，其实不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限制了我们独立或利益，而恰好相反，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和国际社会的原因的双重作用，使得殖民主义的秩序输出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以至于在世界秩序的边缘难以产生良好的秩序。在殖民主义笼罩之下，这一点本来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我们坚持所谓殖民主义邪恶、必须驱逐诸如此类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以及不限于中国的这种自身秩序还不成熟的地方，肯定要面临类似伊斯兰国之类的恶秩序的威胁了。秩序是不能承认真空的。威尔逊主义世界体系有一个弱点就是，它假定世界上所有地方的自发秩序都已经足以维持自由的宪法了，然后形成一个共同体，可以通过集体安全体制维持在一起。但是在自发秩序本身不够强的地方，如果没有外来的强有力的秩序输入的话，那它很可能会出现连最起码的国家门面和象征性的文明体系都没有办法维持的那种狼狈局面。1920年以后的中国，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地陷入了这样的局面。你企图驱逐殖民主义的结果，实际上是切断了整个输入源。输入源切断以后，自己产生秩序的能力又不足，又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真空状态。真空状态，要么是恶变产生出自己的破坏者，要么是会吸引其他的破坏者进行征服。
现在看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在西方以外，能够自发产生出自由和宪政的条件还存在吗？西方产生出自由和宪政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它在历史的早期，在相当于中国的孔子时代或者封建时代的时候，通过多国体系的相互博弈，在各邦国之间和各邦国内部的各阶级之间，幸运地形成了权力平衡，然后这个权力平衡体制不断地演变和扩大的结果。中国的问题，不是说是它太落后了而没有发展到自由和宪政阶段，而是它太先进，它已经越过了这个阶段，或者说错过了机会窗口，已经进入了各阶级和各邦国都被大一统权力结构整体毁灭的状态。在这种缺乏分化、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唯一的制衡力量和唯一的秩序产生者只能来自于外部。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的社会是一袋马铃薯，它没有自组织能力的，一旦失去自上而下的管制，哪怕这种管制是武断的，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听任社会解体，听任无政府状态出现，然后听任各种暴力团伙相互之间进行残杀。
所以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在的处境，那么我们就必须违心地接受话语体系为我们指出的那个前途。但这个前途，实际上是只适用于跟我们情况完全不同的其他社会。而我们使用错误的话语体系，就会给自己吃下毒药。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好像还没有几个人愿意真正承认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尽管所有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在你运用这个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你把自己推入了一种越来越矛盾的情况，不得不采取修正词语含义、不断地打各种补丁的方法，勉勉强强自圆其说。对于制造理论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就像是托勒密体系的本轮和均轮（托勒密的宇宙论中用来解释太阳、月球和行星在视运动中的速度和方向变化的几何模型）一样，把你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了。而你所在的社会，因为得不到适当的解释体系，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都会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积累的资源都会渐渐引入到毁灭自身的途径上去。
过去的几十年内，大家都采取拖延问题、等待以后发展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在可以预想的未来，这个拖延是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如果继续拖延的话，你能够指望的最好结局，顶多也就是赖过去，错过时机，然后返回原有的位置上。甚至连这一点都不能指望。能够通过不影响整个话语体系、通过局部修正、通过用钱、通过非正式的潜规则交易解决的问题，在过去十几年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的问题，你实际上面临着：要么整个推翻话语体系，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定义自己，重新定义自己的使命和任务；要么呢，你就要顺着你自己也知道不可靠、站不住脚的那个话语体系，把自己引向绝对危险的境地。
这就是你为什么必须重新认识历史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考据式的历史、仅仅拼凑史料的历史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原因。这就好像说是，一个房子，在最初本来是只能承受一个小茅屋的，在建立的过程中越建越高，它的承重墙已经支持不住了，而你却在讨论制造房子的砖块或者瓦块的质量问题。其实问题不在于砖块或瓦块，而在于你设计的这个建筑的基本结构，在设计的时候出了严重的问题。按照它设计的蓝图，它是不能承担现在即将承担的这个巨大重量，而你又处在停不下来的状态中。所以你必须坦率承认，枝枝节节地去讨论砖块本身的质量问题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你必须把整个历史整合起来，把东亚地区的局部历史重新放到世界史的框架中去，重新找回自己应有的问题，在自己的社会内部重新发掘产生秩序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